越界的冲动——论巴赫金的边界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边界论文,冲动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巴赫金研究中，对话理论、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参与性和外位性等等，都得到我国学者的深入探讨和广泛应用，然而，作为巴赫金思想重要构成的边界思想却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尽管巴赫金没有专题讨论边界问题，但实际上边界思想贯穿于巴赫金思想整体，甚至可以说，它渗透于巴赫金思想的深处，成为巴赫金观察世界的重要的立足点和思想方法，成为上述种种理论的基础。
对于巴赫金有关边界问题的思想，有学者颇不以为然，认为：“既然提出了‘边界’问题，就势必诱导人们去寻找边界。不过，文论史上的经验教训表明，这种人为划界和寻找边界的努力，精神可嘉，成效颇差……为了避免走入概念的死胡同，或许放弃‘边界’、‘边缘’一类提法是走向深层而多方位比较的第一步，不要在寻找‘边界’的徒劳中耽搁时间。”①边界不可寻，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因此放弃“边界”、“边缘”的做法却不可取。其实，强调“边界”即强调“差异”，强调“多元”。在人类文化实践中，充满着“划界”和“越界”活动，由此创造出丰富多样的灿烂的人类文化。没有划界，也就不存在语言、符号以及建立在语言符号活动之上的文化；没有越界，语言、符号以及文化也就固化了，僵死了。正是永不止息的划界和越界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变化，为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使它永葆鲜活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整部文化发展史就是不断划界和越界的历史。巴赫金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巴赫金的边界思想的实质并非在于引导人们去寻找一道确定的边界，在他看来，划界与越界相互交织，这就决定了边界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固定的界线是无法寻找的。他所强调的是要正视文化实践的这一根本特征，充分重视边界和边缘，立足边界和边缘来研究发生在边界、边缘上的事件，研究种种对话、交流、融合、变化，从而在更深层次上理解认识人类文化实践。
巴赫金认为：“某一文化领域(如认识、道德伦理、艺术等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所构成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这一领域的边界问题……不应把文化领域看成是既有边界又有内域疆土的某种空间整体。文化领域没有内域的疆土，因为它整个儿都分布在边界上，边界纵横交错，遍于各处，穿过文化的每一要素……每一起文化行为都是在边界上显出充实的生命，因为这里才体现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离开了边界，它便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就要变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死亡。”②这就是说，凡是活态文化必定是多元的，它的每一个文化领域都是多种文化元素的交织，是杂语，是多声部。于是，这些文化领域就必然因为多种元素相互接壤而展开纵横交错的边界，根本就不存在“内域疆土”。各种元素、语言、声部充溢着文化领域，相互共生、冲突、对话、交换，并因此构成这一文化领域的生命力。相反，一旦某一文化领域形成“内域疆土”，它就必定会因单一化而失去内部矛盾，失去动力源，停止活动变化，开始僵化了，在事实上它已经退化为一种凝固的、死的“文物”。巴赫金对边界有着特殊敏感并情有独钟，他总是能够在我们毫不留意的地方指出边界的存在，并深刻揭示发生在边界上的种种文化行为和文化事件。由于边界是不同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因素的交接处，它必定是最为丰富、最活跃易变的场所，巴赫金抓住边界问题，也就抓住了关键，找到一个探寻文化奥秘的入口。
在巴赫金看来，边界并非封闭的、不变的，而是敞开的，并由此造成事物的未完成性。一方面，边界区分事物，边界使相毗邻的事物分隔开来，使它们的比较成为可能，使各自的特点得以彰显，使事物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得以安顿。譬如，边界使“我们”与“他者”在相互对峙又彼此依存的情况下暂时固定下来，设若没有“他者”，没有“我们”与“他者”的边界，“我们”也就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边界又联系着事物，总是将某些不同的事物连接在一起，相互关联。从这方面说，边界总是朝向外部世界，朝向和自身不同的另一方。因此，可以把边界视为一个双语的领域，它同时属于两种文化，属于两种相互毗连的界域。边界成为各界域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在谈到怪诞形象时，巴赫金指出，怪诞形象之所以怪诞，就在于它将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结合在一起而具有双重性。在这些形象身上同时体现着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其中一方总是转向另一方，直接成为另一方。这种亦此亦彼的双重性穿越了理性所构建的边界，颠覆了理性秩序，让自身成为违逆理性的怪诞形象；而新旧、生死、始末的合一，则又突破了时空秩序和时空的确定性，让怪诞形象重返混沌，进入无始无终的变化之中，处于内在的无限性和向世界开放的未完成状态。因此，巴赫金说：“怪诞的人体不与外在世界分离，不是封闭的、完成的、现成的，它超越自身，超出自身的界限。被强调的部位，或者是人体向外部世界开放，即世界进入人体或从人体排出的地方，或者是人体本身排入世界的地方，即是凹处、凸处、分支处和突出部……这是永远非现成的、永远被创造和创造着的人体，这是人类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确切些说，这是相互衔接和相互深入的两个环节。”③怪诞人体既独立于世界，有自己的身体边界，又突破身体界限而与世界紧密相连。怪诞人体把世界吸纳到自身体内，它吞咽着世界，使自己变得充实，趋向无限，同时，也让世界接纳自己，吸收自己，使人与世界的界限消弭了。它隐喻着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隐喻着人与自然相互生成，隐喻着人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而不是人征服自然或人被自然征服。
虽然巴赫金受到康德和索绪尔二元区分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他恰恰是以此为起点，在承认差异、承认区分、承认边界的同时，更注重发生在边界上的种种打破边界、超越边界的行为和事件。认识文化的多元性，承认边界的历史性，关注发生在边界的行为和事件，肯定越界的合法性，这就是巴赫金看待世界、看待文化的重要方式。巴赫金所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感受方式。他之所以看重怪诞风格和怪诞形象，其原因就在于它蕴含着拆除边界、颠覆世界秩序的潜能。其他如笑、诙谐、贬低化、狂欢化等等，也都包含着越界行为。通过越界，颠覆既成的世界秩序，以一种开放的、变动不居的眼光重新审视一切：“使虚构的自由不可动摇，使异类相结合，化远为近，帮助摆脱看世界的正统观点，摆脱各种陈规虚礼，摆脱通行的真理，摆脱普遍的、习见的、众所公认的观点，使之能以新的方式看世界，感受到一切现存的事物的相对性和有出现完全改观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④
在谈到审美活动时，巴赫金说：“审美文化就是边界的文化，所以，它要求有拥抱生活的充分信任的温馨氛围。而为了自信地又有据地创造和加工人的内外边界，他所在世界的边界，前提是要有外在于此人的坚定而可靠的立场；处在这一立场上，精神能长时间地驾驭自己的力量而自由行动。”⑤巴赫金认为，审美活动要勾勒世界、描绘形象，就必须限定对象的边界，比如时间和空间的边界、人物仪表相貌和内心世界的边界，这才可能赋予形式，创造和加工出栩栩如生的审美对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首先取决于作者的立场，要求他必须处在对象的外位立场，因此，巴赫金批评了“移情说”。他指出，许多美学家强调移情的重要性，将移情视为审美活动的本质，这种观点实际上背离了审美对外位立场的要求，背离了审美实践。移情令作者与主人公相互重合而处于相同的境遇之中，这就只有两种可能，或一起坚持共同的价值，或相互敌对，因此也就取消了审美事件，开始代之以伦理事件。因为在身临其境的现实境况中，作家不得不跟主人公一样来考虑利害关系，表达自己的伦理态度。审美不能只有一种价值态度、一个绝对的意识，它必须在有两个参与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它要求有两个各不相同的意识。换言之，作家必须处于主人公的外位，他的价值态度和意识之外；必须设立主人公的边界，他的价值态度和意识的边界，并处于边界之外，才可能有审美事件。
当然，巴赫金并没有否认移情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性，相反，他极力主张作家和欣赏者的参与性，主张通过移情，从对象的内部，置身其间感受对象内心的细微变动，感同身受地深入体验生活，真正了解主人公，只不过巴赫金更强调与移情相对的客观化。他认为，在移情过程中还需要另一种客观化的行为态度。作者或欣赏者把通过移情所理解的个体置于自己身外，使个体与自己分开，使自己复归于自我，从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自我意识、自我价值立场出发，对通过移情捕捉到的个体赋以审美形态，使之成为统一的、完整的、具有审美特质的个体。在审美实践中，移情与客观化两者并非截然割裂、纯然分开，两个因素在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时间先后之别，移情过程与客观化过程两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我积极地移情于个体，因而也就一刻都不完全忘掉我自己和我在个体身外所处的唯一位置。不是对象突然控制了消极的我，而是我积极地移情于他；移情是我的行为……通过移情可以实现某种东西，这既是移情对象所没有的，也是我在移情行为之前所没有的；这种东西丰富着存在即事件，存在已不是原样了。”⑥在审美活动中，“我”始终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创造的主体，而非失去主体性的消极的“我”。“我”积极地移情于个体深入体验，而“我”又没有因此被对象所控制，没有消融于对象之中而失却自我，“我”维护了“我”的外位立场，维护了独立的“我”自己，并从“我”的独特的位置、独立的立场出发来完成客观化，建构一个完整的审美世界。审美活动所建立的正是“主体间性”关系，是两个主体间的相互交往、交相生发。而这种移情与客观化相互交织、渗透的活动只能发生在“我”与世界、“我”与他人的边界上，发生在“我”与他人躯体的边界上，“我”与他人心灵的边界上。“作者作为积极的创造者，应该处在他所创造的世界边缘上，因为一旦他闯入这一世界，就会破坏它的审美稳定性。”⑦
巴赫金以游戏与艺术的区别来说明审美活动的独特性。他认为，游戏从根本上不同于艺术之处，就在于原则上不存在观众和作者，它不要求游戏之外有观众在场。在游戏中，参与者只不过是想要亲身参与这一事件，分享不同角色，从中体验这种生活。游戏参与者同生活的这种关系还仍然不是审美关系。游戏要真正开始接近艺术，而且是接近戏剧演出，必须存在一个新的因素，一个旁观者，一个无关利害的观众。观众的立场处在游戏之外，观众与游戏之间存在一道边界，正是这道边界为从容的欣赏提供了可能，为审美转化提供了契机。尽管现代戏剧时常要打破这道边界，穿越这道边界，但毕竟边界没有完全消解。设若演员与观众间的边界消失，观众完全等同于演员，那么戏剧也就重新蜕变为游戏或仪式了。
同样，我们在自己内心所体验的痛苦，并不具有悲剧性，因为生活不可能从自身内部把自己表现为悲剧。即便对他人痛苦生活的体验，也只会促使我们采取伦理行为，帮助他，安慰他，或感染他的痛苦，或进行认识性思考，而不可能构成审美行为。审美活动真正开始，是在我们从移情中摆脱出来，回归自身并占据了外位于痛苦者的自己的位置之时，也即处在他人的边界、痛苦的边界之时，把所体验的痛苦作为观照的材料，把他人身体的痛苦状态变成为一种纯粹描绘性的价值，并最终完成所要表现的痛苦。这时，痛苦就具有了悲剧性，痛苦生活转化为悲剧了。
显然，巴赫金从行为哲学角度对审美活动所作的阐释是极其深刻的，弥补了“移情说”存在的片面性。尼采也曾经谈到审美活动的非单一性，他认为，艺术，特别是悲剧应该是酒神因素和日神因素相互渗透、交融，似乎像两位神灵的兄弟联盟。巴赫金之后，佩尔尼奥拉则在《仪式思维》中阐述了“过渡”和“中介”的意义。在他看来，人类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建立起正常的秩序和纪律，另一方面，各种越界行为也相应出现，划界与越界、正常状态与违反常规两个方面同时并存。这两种行为的过渡和中介就构成了一道边界、一条通道、一个空隙，“人类生活就在这个空隙中展开了”⑧。无论是性爱还是艺术都处在这样一个中间地带上，处在边界上，其间交织着不同方向的运动，交织着划界与越界。这些理论都深入揭示了审美活动的特征，但比较而言，巴赫金对审美活动复杂性的阐述更为充分，也更为深刻。正如佩尔尼奥拉所说的“过渡”，审美活动就是在移情与客观化之间交相过渡，它处在这一中间地带，处在边界。如果说，人类理性更倾向于不断划界，那么感性则蓬勃着越界的冲动。相对于以理性为中心的现代文化，以感性为特征的审美文化又是被边缘化的，而恰恰是这种边缘地位让它保持着复杂和多元，保持着越界的冲动，从这一角度来看，审美文化也即“边界的文化”。
俄语中“граница”一词除了包含“边界”的意思，同时还含有“边缘”之意；而汉语中“边界”与“边缘”的意义虽有所重合却有很大分歧，“边界”一般指“交界”，强调不同双方相区分、相交接之处；“边缘”则与“中心”相对，强调的是非中心性。⑨
任何边界的划分都隐含着权力，或是政治权力，或是文化权力。划界不仅对不同对象作出区分，并且包含着权力对差异双方的评骘，肯定一方的合法性，常常意味着否定或贬抑另一方。边界则因处在不同双方的交界而具有暧昧性，相对于界域中心，它也就被处在中心立场的权力视为边缘，并与中心形成不平等关系。由于权力运作的隐蔽性，也由于权力常常借助于传统的力量，边界的区划、中心与边缘等级秩序的确定就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巴赫金强调文化边界和边缘问题，其目的在于揭露隐蔽在边界区划以及中心与边缘区分中的权力关系，阐明其中的不合理性，颠覆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秩序。
“文化是社会等级区分的标志，文化的区分体系与社会空间的等级在结构上同源，文化从来都不能断绝与社会支配权力之间的姻亲关系。”⑩在不平等社会，掌握社会权力的官方社会往往同时控制着文化资源，因而也掌握着文化权力。由于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和文化的集权化，这就造成不同文化消费群体之间的区分，造成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区分，官方文化被视为正统文化，民间文化则受到贬低和鄙视，被目为边缘的、粗俗的文化。因此，布迪厄说：“对低级的、粗鄙的、庸俗的、腐化的、卑下的——一言以蔽之，自然的——快乐的否定，建构了文化的神圣空间(sphere)，这一否定意味着确认某些人的优越性，这些人能够满足于永远将粗俗拒之门外的升华的、精致的、非功利的、无偿的、高贵的快感。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和文化消费总被预先安排好——且不论是否是有心和故意为之——要去实现让社会差异合法化的这种社会功能。”(11)
巴赫金深刻认识到文化区分与权力之间的实质性关联，认识到这种区分的不合理性。他深入阐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并认为，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成果就在于民间文化对边缘地位的穿越，民间文化对所谓正统文化的冲击和冒犯，它从民间深处带着民众的语言闯入正宗文学和意识形态领域，在创作诸如卜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小说、塞万提斯的小说、莎士比亚戏剧等世界名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官方文学与非官方文学之间的界限在这个时代必定消失，这部分地是由于，在意识形态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这些界限是按照语言——拉丁语和民间语言的分界线来划分的。文学和意识形态某些领域向民间语言的过渡必定暂时消亡，或者，无论如何这些界限也要弱化。”(12)在巴赫金看来，处在中心地位的官方文化既自以为神圣和尊贵，又因处在权力的中心，受到权力的严厉掌控，必定是严肃的、独白的、专横的、死板的；与此相反，民间文化则因为处在边缘，远离权力中心，甚至受到忽略，也就显得更为活跃、富于生机并得到健康自由的发展。
“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领域的封闭的特性中。”(13)狂欢节广场文化就是处在边缘地带的民间文化。在这里，种种界限被自由穿越，种种权力遭到蔑视，习以为常的世界秩序经受解构和颠覆，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和变化的，没有不可克服的东西，没有不可争议、不可动摇的东西，永恒不变的“真理”受到质疑，神圣威严的东西遭逢亵渎和贬谪，那些严肃的、高贵的、愚蠢的、片面的、专横的，甚至是恐怖的东西都在狂欢节的世界里变身为“滑稽怪物”，遭到尽情戏弄。民间诙谐文化所产生的怪诞风格，则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以这种或那种手段表演着向黄金时代的大地的回归，表演着向人本身、向人的肉体的回归，表演着这种回归的活生生的可能性。这种处于边缘的民间文化所揭示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世界秩序、另一种生活制度的可能性”(14)。这是一种最为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是一种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生活，也是被中心视为卑下、叛逆的不正规生活，而实际上恰恰是真正属人的生活，是人应该如此生活的生活。强调边缘的重要性，就是强调民间以及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强调居于非统治地位的新世界观的重要性，要求改变人们认识、评价世界和人自身的方式。
边缘不是一个划一的地带。它远离权力中心，尚未经受权力的严厉规训，尚未被权力整合、接纳到统一的整体之中，因此，在这里就势必活跃着多种因素，纵横交错着不计其数的边界，同时也蓬勃着种种穿越行为。没有多种不同的因素，就没有边界，也就不存在越界，不存在对话和狂欢。民间文化是被边缘化的文化，然而，它却是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这里蕴蓄着越界的冲动，蕴蓄着颠覆权力的潜能，蕴蓄着文化的理想和文化的未来。巴赫金竭力为狂欢节民间文化正名和鼓吹，其意就在于清除文化领域内的等级关系，打破主流与边缘间的隔阂，承认民间文化的合法性，使其成为文化传统的最为丰沛的重要源流，从而改造文化整体，改变由权力所塑造的单一化、贵族化的文化传统。
巴赫金十分赞赏狂欢节广场语言，他说：“广场话语是一个具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广场赞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反讽的，正反同体的。它处于辱骂的边缘；赞美中充满了辱骂，其间无法划出一道明确的界线，也无法指明，赞美在哪里结束，辱骂又从何处开始。广场辱骂也具有这样的特征。虽然赞美和辱骂在语言中泾渭分明，但在广场言语里两者似乎属于某个统一的一体双身，这个一体双身夸中带骂，骂中带夸……这种正反同体性制约着从赞美向辱骂或从辱骂向赞美有机的、直接的过渡，也制约着这种赞美和辱骂的对象的某种不确定性和非现成性。”(15)巴赫金认为，愈是官方语言，对褒贬语调就区别得愈细致，其中反映着已经确立起来的社会等级和官方评价等级，官方观点深深渗透在语言中，并为语言建立起静态的、不容逾越的界线，一切都必须中规中矩、文质彬彬，这势必导致语言的死板和僵化；而言语愈是非官方的，愈是狎昵的，它就愈是经常地把这些语调融合为一，褒贬之间的界线也就愈是不明显，愈不受尊重，愈容易被打破。物品之间、现象之间、价值之间稳定的官方界线开始移位，变得模糊不清。狂欢节广场语言就是一种挑战静态界线、挑战官方评价等级、挑战权力的语言。广场言语，这种在语言中被边缘化了的言语，以赞美来代替辱骂，以辱骂来表达赞美，那些由权力所构建的界线，那些确定的、习惯了的等级关系，在这里被自由地超越了，破除了。权力渗透于文化、语言的每一个角落，蛮横地作出区分，划定界线，巴赫金则立足边缘、立足民间、立足狂欢节广场，从中汲取越界的智慧和力量，并借此挑战权力、中心和理性，努力重返平等和多元。本维尼斯特指出：语言“对世界的认识是由这一认识本身所能接纳的表达方式所决定的。语言重新生成世界，但却使世界受制于语言自身的组织结构”(16)。人只能透过语言来看世界，官方语言恰恰是以强权和偏见来扭曲和限制人看世界的方式，于是，世界只能呈现出一副统一的、死气沉沉的面貌。广场语言以狂欢的姿态撕裂官方语言，搅乱官方语言的严整体系，为业已扭曲、僵死的世界重新复原生机勃勃的景象，带给人以崭新的世界感受。它以一体双身的广场语言将世界看作同时既在死亡又在诞生，竭力捕捉正在更替的因素，捕捉从旧事物向新事物、从死亡到诞生的过渡本身。广场语言破除了一般语言中的界限，破除了一般语言中的清规戒律和繁文缛节，也就摆脱了规则和束缚，清除了人与人之间虚伪的礼仪，弥合了尊卑之别，改变了人被异化的关系，顿时将人相互拉近了。因此，“这样的言语还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不拘形迹地进行交往的群体，一个在言语方面坦诚直率、无拘无束的群体”(17)。
边界思想在巴赫金思想整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可以说，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等，就是建立在边界思想上的。
一切对话都是在“我”与“你”之间进行的问答活动，任何话语也都为“你”而发，因而在言语形式上具有了对话的性质。在真正的对话结构中，“我”从“我”的立场出发来表达“我”的意思，“你”则根据“你”的位置来发表“你”的看法，这就决定了我的话语与你的话语之间存在着边界，存在话语意义的边界、价值的边界以及话语形式的边界，对话就依赖于边界，凸显边界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对话就转变为独白了。因此，话语的边界即位于对话主体相互更替处，对话则发生在不同主体，也即“我”与“你”的边界上。另一方面，对话的目的又是要打破“我”与“你”之间僵硬的边界，它使“我”的思想越界而进入“你”的疆域，也让“你”进入了“我”的疆域。正是在首先接触“我”的边界的“你”那里，“我”了解到总从“中心”位置出发的“我”所了解不到的“我”的边界，“我”也感知、了解了“你”的思想，进而丰富和拓展了“我”的精神领域。巴赫金说：“话语，是连接我与别人之间的桥梁。”“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18)这座桥梁、这块共同的领地，就是说话者和对话者之间的边界，是两个主体、两种思想的交接、交换处。对话就建立在承认边界，同时承认越界的合法性的基础上。对话交换了对话双方的思想，对话实现了对话双方平等自由的交往。钱中文在概括巴赫金思想时指出：“交往的、对话的哲学、语言学思想，使巴赫金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特征，而这种复调小说又深化了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理论。”(19)可以说，巴赫金对边界问题的敏感和重视，以及对越界的渴望，则又为他的交往对话思想提供了基础。正因如此，巴赫金才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每一思想中表现出了一个人，在对话交锋的边缘上，又‘预见到不同思想的组合，新的声音的诞生，预见到思想、声音的变化。’”(20)就如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的评价，由于巴赫金立足边缘，有着鲜明的边界意识，从而“使他对此时此刻的世界有着异常敏锐的感受：在别人只看到一种或千篇一律事物的地方，他却能看到众多而且丰富多彩的事物。别人只看到一种思想的地方，他却能发现、能感触到两种思想——一分为二。别人只看到一种品格的地方，他却从中揭示出另一种相反品格的存在。一切看来平常的东西，在他的世界里变得复杂了，有了多种成分。在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在每一个表情里，他能看出消沉的精神，并立刻准备变为另一种相反的表情。在每一个手势里，他同时能觉察到十足的信心和疑虑不决；在每一个现象上，他能感知存在着深刻的双重性和多义性”(21)。
当对话不再限于两个主体，而是趋于多元、摆脱了权威、释放出被压抑的自由的时候，对话也就向狂欢转化了。文化的中心即权力的中心，它总是从权力中心，即官方出发来统一文化，从而造成大一统的、独白的文化。只有在边缘，在民间，在权力所不及或权力被弱化的地带，文化才可能保留着多元性和狂欢化。因此，狂欢化在本质上是边缘的和民间的。狂欢节的生活，是脱离了生活常轨的“第二种生活”。“狂欢节的庆典活动是集体的，也是世俗的；等级制度被彻底颠倒了过来……一切权威的、不可改变的、严肃的东西都被颠覆了、打散了、嘲笑了。这一在民间流行的、具有解放力量的社会现象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有构成性影响。”(22)在狂欢节的世界里，越界赢得了合法性而成为最为普遍的行为，越界的冲动成为狂欢节最根本的动力，加冕与脱冕、生与死、夸与骂、智与愚，全在狂欢和越界中更替变换。在狂欢节的世界里，各种各样的法令、禁令和限制终于被取消了，生活的规范和秩序被突破了，现存的权威和现成的真理成了被颠覆的对象，生活于是重新焕发着生机和活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狂欢化即发生在文化边缘的对界线的穿越，而只有立足民间、立足边缘，才能赋予狂欢化以合法地位和文化价值。
巴赫金说：“在这多种语言相互阐释的过程中形成的生动的现代性，即全新的、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物品、新概念、新观念，给人一种非常强的意识，它们清楚地触及到时间的界线、世界观的界线和生活的界线……意识是在时代和世界观的界线上感到自己的存在的。”(23)边界、边缘是含蕴最为丰富的文化地带，是多元文化交错杂陈的地带，种种对话、冲突、变化、转换、替代、狂欢就发生在这里，因此，立足边界和边缘，关注边界和边缘，从边界和边缘的立场看待世界，这就会给予我们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和世界感受。巴赫金思想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立足边界和边缘，从边界、边缘的独特的视点出发来考察世界，对文化、文学、语言、权力，以及生活世界重新作出认识和批判。“边界”是巴赫金建构自己的理论、展开文化批判的出发点。
在人类文化实践中，划界和越界是相互交织的。如果说，现代时期划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心握有绝对权威的话，那么，后现代时期越界则逐渐取代划界、边缘日益扩充地盘而夺取了主导权。或许这也是巴赫金在当前获得许多文论家青睐的原因。
注释：
①吴晓都：《巴赫金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第43页。
②巴赫金：《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3-324页。
③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李兆林、夏忠宪等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④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40-41页。
⑤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第300页。
⑥巴赫金：《论行为哲学》，贾泽林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第18页。
⑦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第288页。
⑧马里奥·佩尔尼奥拉：《仪式思维》，吕捷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6页。
⑨《巴赫金全集》主要翻译者、著名巴赫金专家白春仁教授认为：俄语中边界边缘义有多种表述，但巴赫金常用只一词，即граница。通译“边界”，用时或强调“非中心”，义近汉语之“边缘”；或强调两物之区别，如不同民族文化以边界区分，文学与哲学也以边界区分，文化边界之外已属非文化、野蛮、无序。事物之变化往往起于边界。故巴氏认为边界是个重要范畴。主编钱中文先生认为，巴赫金著作中不少地方，使用“界限”、“边界”、“边缘”、“边沿”，甚至“界线”，大体源于俄语граница(复数границы)一词，上述中译除“界线”外，其他几个译法都可使用。
⑩张意：《文化与区分》，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4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11)皮埃尔·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朱国华译，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4辑，第13页。
(12)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84页。
(13)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5页。
(14)(15)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57、187-188页。
(16)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王东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2页。
(17)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214页。
(18)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张杰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第436页。
(19)(20)钱中文：《交往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论巴赫金的意义》，《钱中文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456、458页。
(2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22)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德·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50页。
(23)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543-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