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经济学”的新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本文试图以演进经济学的不同传统为基础，简要说明其所关注的主要论题，并勾勒出它们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差异。
虽然演进经济学中具有许多分支，但是它们的一个共同见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最优适应性、单一均衡及代表性个体行为都不适于解释经济变迁的内生原因。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进步的演进经济学框架。他发展了一套关于资源重新组合和扩张的创新理论，并用“内生性变迁”和“创新推动的自我转换过程”来纠正马歇尔经济学在市场均衡分析方面的缺陷。此后，熊彼特分别在1939年的《经济周期》和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著作对上述理论加以发挥和运用。
沿着熊彼特开辟的研究方向，西方学者对产业竞争、市场过程、长期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等层面的问题作出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在经济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由于在演进经济学的旗帜下存在许多学说流派，因此很难看到像主流理论那样严谨而统一的理论框架。然而，下述分析主题却构成演进经济学的共同理论特征：（1）经济变迁及其原因；（2）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3）经济变迁得以实现的进程及其结果。
由于“内生性变迁”可以发生在诸多不同领域和层次上，因而，关于经济演进的分析可以从不同层面展开，其中，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1）受创新过程影响的宏观总体经济活动的变迁；（2）竞争性创新过程中产业部门和厂商的运作；（3 ）演进视野中的市场作用和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4）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5）生产技术的变化及它对人口和长期福利的影响；（6）从个体行为的层面出发探讨推动变迁的深层力量是什么。
演进经济学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当然，由于经济变迁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关于经济变迁的许多问题依然是当今经济学中的未知领域。
“熊彼特传统”
熊彼特理论的最初用意在于解释经济周期中繁荣与萧条的循环运动。他发展了一个企业家创新的理论，并据此认为经济波动源于特定时间企业家活动的不同型态。他把企业家所运用的资源的创新性组合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发动机，并提出了经济变迁是由经济内部所系统地造成的论点。
1.“创新”与经济波动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所谓企业家，并不是指一种职业或工作，而是创造性地运用资源组合的独特能力，即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经济体系。熊彼特确认的五种创新情况包括：（1 ）引进一种新产品；（2）引进一种新生产方法；（3）开辟一处新市场； （4）开辟一项新的供给来源；（5）实现一种新的企业组织， 就像创造一种垄断地位那样（Schumpeter，1934）。
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而所谓“经济发展”实际上也就是整个经济体系不断实现上述创新和新组合的过程。“创新”是一个“内生因素”，“经济发展”也不过是经济体系自身内部具有的创造性所导致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类似于生物学上的突变理论，即不断从体系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地破坏旧的并创造新的结构的“产业突变”构成了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恰恰是这些“创新”、“新组合”、“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企业家的活动就是一系列创造性行为。正是它们造成了不间断的竞争性经济重组活动和经济增长。因为，创新的引入不是一个连续平稳过程，相反，它有时密集，有时稀疏。恰巧是创新引入的时高时低，造成了商业循环或经济周期波动。于是，按照熊彼特的这一解释逻辑，经济体系变迁的内生性主要动因就是一群特定的经济行为主体（即企业家）的特殊个体动机。换言之，企业家心理的变化导致创新活动的变化并进而导致总体性经济波动。（注：熟悉宏观经济学的读者或许很快会联想到凯恩斯《通论》中关于有效需求决定因素中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这些解释实际上也都强调了经济行为人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参见《通论》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既然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周期波动，那么，后者是如何发生的呢？熊彼特认为，在创新扩散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困难，而这又要求不同的企业家才能加以应付。惟有那些最具才能的企业家才会作为一个先驱者克服一个全新的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一旦这些初始困难被克服，就不太需要过多的企业家才能了，因为，更多的人会通过模仿效应（即模仿创新性企业家的行为）而完成此任，并且，这种模仿行为会通过“乘数效应”而使总体经济趋于高涨。当创新周期消退后则会出现一个稳定状态或静止状态（Schumpeter，1934）。为了摆脱这一静止状态，创新性企业家就会利用自己的独特能力进行一轮创新。如此一来，经济体系又会重复上述从高涨到稳定状态的周期性波动。
2.熊彼特理论的局限性
首先,不难发现,熊彼特的这种解释受到了关于企业家心理动机和社会背景这样一个假说的影响,而该假说又受到了迈克莱兰德（Mcclelland）自我实现动机的心理学理论的支持。从理论渊源来看，熊彼特对心理因素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其求学经历的影响。熊彼特早年曾经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他曾是奥地利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门生。作为“边际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众多流派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奥地利学派独立地提出了所谓边际效用论并强调主观价值论思想。例如，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就是从主观心理基础出发，阐述了以边际效用论为核心的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则。门格尔断言，“人类意志决定着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人类欲望和自由支配满足欲望的资料，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目标。”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维塞尔则在《论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一书中提出了“边际效用”一词并沿用至今。奥地利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则是经济学史上第一个利用边际效用理论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家，这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和《资本实证论》（1889）上。
其次，熊彼特早期理论因将企业家阶层的作用过分地推到不适宜程度而带来了一些令人费解和难以接受的误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熊彼特过分夸大了大型创新的作用而忽视了小规模创新的积极意义。实际上，技术与产品的重大创新活动与小规模创新活动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互替代性；（2 ）熊彼特对企业家角色的过分宣扬易导致对市场制度的忽视，并且他也未能详析市场结构和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3 ）熊彼特理论中所暗含的新知识随处可得的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经济变迁的最终来源，而且也未能很好地解释新知识究竟如何产生和为何产生。
熊彼特理论的上述偏差为随后的新古典理论的“入侵”和重新诠释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今天以“熊彼特竞争”为标题的汗牛充栋的著述企图对熊彼特遗漏的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作出详析。然而，这些文献大多数是以新古典理论的核心概念（如均衡投资、最优速度等）为分析对象，从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基本上与演进经济学无关，这显然也与熊彼特当初试图纠正新古典理论在解释经济变迁上的局限性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这或许是演进经济学的一大遗憾！
“自然选择”与产业层次的创新
熊彼特强调了大企业规模在创新上所具有的优势。例如，熊彼特指出，大的企业规模在R&D支出、管理上的规模经济、 风险分散能力及财务方面上都比小企业具有优势。这就是熊彼特所谓的“组织的垄断水平”。根据这一分析，熊彼特在其后期理论分析中曾经认为，产业创新活动的累积将必然产生垄断（Schumpeter，1942）。
后来的新古典理论家试图修正熊彼特的这一学说。他们认为，决策者对创新的趋向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们能够以最优的方式去适应之。这一最优化思路引起了关于自然选择问题的争论。
这一源于50年代关于厂商理论生物学类比分析的“经济的自然选择”的争论提出了如下问题：在何种程度上，那些不是充分地以利润为目标的组织形式将被市场力量驱逐出市场之外？弗里德曼将其转化成下述问题：最优行为是否具有较其他企业行为方式在选择和生存方面的优势，而这能否证明新古典理论最优化分析方法的正确呢？ （Fridman ， 1953）。
分析表明，对此所作的肯定回答不具有普遍适用性。阿尔奇安则对此提出了一个弱公理判断，即无论企业通过何种方式获利，追求充分赢利性应为企业的唯一生存准则（Alchain，1950）。
尼尔森和温特则提出了一个吸收了自然选择理论和企业组织行为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Nelson and Winter ， 1982 ）。 循着由西蒙（Robert Simon）等人发展的“有限理性”概念，尼尔森等人认为，企业是以日常行为规则、惯例等为基础的，因而，诸如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和开发基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前述熊彼特分析中并没有分析企业家创新作用在被大公司的专家团队和分部机构取代后这些分支机构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尼尔森等人的上述研究恰恰对这一理论空白提供了理论基础。
尼尔森等人的上述解释大体上（虽非严格对应地）将习惯性行为方式对应于自然选择理论中的“种的类型”。假设，对企业利润增长有所助益的规则保持不变，则实际的扩张过程就可以被理解为是那些“基因的相对频数”的增加，与此同时，那些导致企业绩效恶化的规则不会产生扩张，相反却会激发规则的改革，即类似于生物学上的“变异”。
尼尔森和温特构造了一个行业模型。具体内容如下；
（一）模型基本假设：（1）许多企业生产同质产品；（2）在任何时间里，企业都运用最佳技术，且技术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固定投入系数的特点；（3）企业的R&D支出具有两种方式，即创新性支出政策和模仿性支出政策；（4）企业的R&D支出是一个两阶段的随机选样过程；（5）企业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业处于非均衡状态。
（二）模型正规表达结构：
（1）企业i在时间t的产出等于它的资本量乘以技术生产率，即
Q[,it]＝A[,it]K[,it]
（2）行业产出为各企业产出之和，而且价格取决于行业总产出，即
Q[,t]＝∑Q[,it]＝∑A[,it]K[,it]
P[,t]＝D（Q[,t]）
（3）企业资本利润等于产品价格乘以单位资本产出， 减去单位资本的生产成本（包括资本资金）， 再减去单位资本的模仿性和创新性R&D支出成本（分别为r[,im]和r[,in]），即
π[,it]＝（P[,t]A[,it]－C－r[,im]－r[,in]）
（4）企业的R&D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随机过程（或者是模仿或者是创新）而产生新的生产率水平，引入独立的随机变量d[,imt]和d[,int]，则有
P[,r]（d[,imt]＝1）＝a[,m]r[,im]K[,it]
P[,r]（d[,int]＝1）＝a[,n]r[,in]K[,it]
（5）在进行模仿或创新性R&D支出后，企业在随后时期内的产出就取决于下式）
～
A[,i(t+1)]＝Max（A[,it]，A[,t]，A[,it]）
～
（6）企业进行投资扩大生产的能力受以下因素影响；赢利可能性、价格—成本比例P／（c／A）、R&D支出、生产成本（包括折旧率），即
Q[,T]A[,t] Q[,it]
K[,i(t+1)]＝I（─────，───，π[,it]）+（1－δ）K[,it]
c Q[,t]
其中，δ是折旧率，I（·）是投资函数。假定limI（1,s,0）＝0，
s＝0即如果企业价格等于单位成本，则其利润率将为零，R&D支出为零， 从而净投资将为零。
以前述分析为基础，尼尔森和温特对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做了模拟实验，其方法支持了与熊彼特相反的假说，即一个产业趋于垄断态势的集中程度是产业内部创新率过高的结果，而不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其主要结论是；
（1）在模型界定的随机动态系统中，若企业发现较好的技术后， 随着时间推移，生产率水平上升，单位成本趋于下降，这将引起行业总产出上升，价格下降。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成功地跟踪新技术的获利企业实现扩张和增长，而亏损企业则进行收缩。企业衰落则造成技术陈旧和进一步衰落。在这一过程中，竞争过程本身所产生的日益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
（2 ）一个具有更强竞争性结构的行业（即行业内企业数目较多）比一个较为集中的行业（即行业内企业数目较少），生产率较差。
（3 ）行业初始集中度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变量，即行业最高生产率和行业平均生产率之间的差距。若行业资本较为零散，则最高生产率就与平均生产率的差距就大，反之则反。
（4）从行业产出集中度的测量来看， 一开始就具有高度集中结构的市场结构运行具有维持现行集中程度的趋势；而在初始结构不集中的运行中，则有集中程度明显增加的趋势（Nelson and Winter，1982）。
（5）技术进步迅速的行业标志是R&D的高平均密集度，而到该行业趋于成熟时，其行业集中度则要比技术进步缓慢的行业集中度高。
近期文献又对尼尔森和温特的以惯例（规则）为基础的演进方法作了拓展，而且达尔文概念的类比运用再度兴起。这主要是由于生物学的巨大进展，如渐变与突变的争论影响到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
恰如马休斯所指出，如果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及信息的理性运用是纯主观性的，则“竞争性选择”将是产生惯例（规则）的唯一影响力量，如此一来，演进经济学就必须发展一个完善的竞争性选择理论（Matthews，1984）。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视角下的市场过程
用演进方法解释市场过程包括以下思路：第一，在个体如何获得和运用知识的理论基础上探知市场过程和市场制度，这需要心理学的支持；第二，从群体角度探析竞争性选择的作用及市场规则；第三，将市场作为一种分散化的信息处理装置和检验制度去考查其作用和效率（Hayek，1978）；第四， 分析竞争过程中合作与非合作倾向的交互作用（Witt，1985）。
从个体角度来看，个人面临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知识的背景，那么，个体如何改变已有状态呢？如果遵循新古典理论假设，即人们遵循“贝叶斯法则认知过程”的话，（注：即经济行为人的决策过程是在概率已知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那么主观认识最终将收敛（趋同）于真实情形。此条件如果成立，则所有经济主体将必然学会合作性行为，因为如果不进行合作则将始终存在社会困境和理性陷阱的可能性。由此所推导出的将是一个预期全部得到实现的新古典一般均衡图景。
但是，这一新古典论证思路的问题在于，这种一般均衡框架通常只能将经济变迁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冲击，而难以解释经济变迁的内生原因。
作为解释由经济行为主体所创造的内生变迁的理论，演进经济学就必须反对那种将决策者面临的环境或状态空间视为外生给定的假设，转而承认决策者能够创造和拓展其状态空间的特征，并进而解释新思想的创造和知识的扩张。这就需要探究个体层次上的行为动机这一心理因素。在个体行为层次上，经济行为人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相互作用而将一系列约束条件施加给对方。哈耶克认为，上述选择过程的强有力形式就是市场（Hayek，1978）。通过竞争性市场过程， 经济行为的多样性能够转化成可观察的特性，如成本差异、质量特征、市场渗透措施等。于是，人们就可以通过上述特征的总体变动来对创新性活动进行理论考察。
不难发现，哈耶克的上述思想与生物学的“群体理论”颇为相似，这有别于马歇尔所运用的“有代表性个体”的分析方法。
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相反，演进理论认为合作性和非合作性行为可以同时并存于市场过程之中，因而，市场过程是一个以“非均衡状态”为常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行为主体一方面有适应性调整和学习行为，另一方面也有创新行为，并且会导致经济体系持续地远离均衡状态。
路径依赖，制度与社会演进
近期，市场过程中个体经济行为的合作问题得到了关注。从非线性动力学中引出的“路径依赖性”构成了演进的重要特性。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假定存在多元局部稳定均衡，则一个系统的未来发展路径就将取决于该系统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的选择域。路径依赖决定了经济体系的未来演进方向。
在具体层次上，哈耶克设定了三个层次的演进。第一层是遗传学演进。 第二层是人类智力和知识产品的演进。 第三层是“文化演进”（Hayek，1988）。
在哈耶克看来，文化是一种介于本能和推理之间的东西，它既不是以遗传学为条件，也不是理性设计的，它是一种“行为规则”的传统。这些规则是通过一种文化传播过程而传承下去。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究竟哪些规则能够生存保留下去呢？这将由文化演进中的选择过程所决定。
哈耶克同时还认为，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文明演进得益于交易和市场体制这一自发秩序的出现和推广。市场体系这一“自发秩序”的基础是一个非人格化交易规则体系（如私有产权、契约自由、法律规则等），而演进的基础则是“群体性选择”。
理论分析表明，自然选择并非只是选择那些相互竞争的物种，它也在相互竞争的人类群体中进行选择。因此，作为文化规范的载体，人类群体就必须适应社会成员间交互作用（社会互动）的要求。这一见解为自发秩序理论提供了新的基础。
其实，这一社会互动中的惯例性假说早已由边际主义理论家门格尔独立提出过。例如，门格尔曾经指出，所有个体行为的加总会自发地形成合作性协调行为，这将有利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且，如果社会管理与行为规则能够保持稳定并得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遵守，那么，整个社会将形成一种普遍的秩序，每个人都将对未来发展持有较强信心。这将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与社会性摩擦（Menger，1963）。
实际上，受博弈论启发，近期关于经济制度演进的研究已经遵循了这一线索，而且已经证明了“路径依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