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系列英译研究探析
黄晓华
(西藏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 莫言的《红高粱》和《红高粱家族》自问世以來，在当代文学界影响巨大，后经过邓世午、于大波和葛浩文三位译者相继翻译成英文版出版发行，为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分析近年来研究《红高粱》系列作品翻译的成果，从译本概况、研究内容、误译研究三个方面对国内关于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英译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四点思考：(1)应重视由我国译者主译的《红高粱》首个英译本；(2)译者参照的底本值得考究；(3)误读误译应探究其根本原因；(4)研究质量有待提高，提倡方法、观点创新。
关键词： 《红高粱》；英译；首个英译本；葛浩文译本
莫言1981年公开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共发表长篇小说11部，中篇小说27部。1986年3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同年，莫言写完了其他几个中篇《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与《红高粱》合并后成为《红高粱家族》，于1987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红高粱家族》是莫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英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着重进行研究。
一、译本和底本
1.《红高粱》和《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介绍
1989年12月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ar Fiction )英文版，《红高粱》(Red Sorghum )包括在该作品选中，译者是新华社英文部的邓世午和于大波，新华社英籍专家保尔·怀特(Paul White)和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胡志挥负责英文校对、润色、定稿。这是目前所见《红高粱》的首个英译本。
红河州建水（个旧）至元阳高速公路项目红河特大桥是项目的控制性工程，全桥孔跨布置：7×40m预应力混凝土T梁+6×50m钢混组合梁+700m悬索桥+2×40m预应力混凝土T梁，全长1366m。元阳侧主塔基础为分离式承台，中间采用系梁连接，左右幅承台下各设置9根φ2.8m灌注桩，单根桩长40m，共720m，按照九宫格形式居中布置，横向间距6m，纵向间距6.5m。
这部由中国译者主译，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红高粱》英译本没有引起重视，目前只有马世奎一人发表过该译本的研究论文。马世奎以葛浩文译本(以下简称葛译本)为参照深入考察了该译本的出版过程、译作特点及其接受状况，其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文化元素有所流失；(2)小说地域文化特色明显稀缺；(3)读者意识存在欠缺；(4)文学表现力稍显不足[1]。
1993年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译的Red Sorghum：A Novel from China(《红高粱家族》)，在英、美两国的出版社同时发行。 1994年入选“企鹅现代经典丛书”，由企鹅出版社再版，2003年由Arrow出版社再版。《红高粱家族》英译本自1993年出版至今在国外的销量近两万余册。
综上，《红高粱》和《红高粱家族》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译本数量相对较少，希望能有更多译本出现。
2.底本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出版的首个《红高粱》英译本参照的底本是莫言198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红高粱》，葛浩文英译的《红高粱家族》参照的底本为1988 年台北洪范书店出版的莫言《红高粱家族》中文版。
台北洪范书店出版的《红高粱家族》中的《红高粱》比《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红高粱》内容要多，所以要研究葛译本，必须参照台湾洪范书店的译本。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研究者参照的底本大多是201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高粱家族》，研究者在底本的选择上存在误差，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公允。
底本问题在翻译中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红楼梦》英译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因此要提高底本意识，避免犯低级错误。
二、研究内容
对于《红高粱》英译内容的研究主要分为《红高粱家族》英译语言词汇研究、《红高粱家族》英译策略研究两大部分。
适当的注释不仅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译文，还有助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作为一名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家，莫言的语言瑰丽丰富，富有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研究者对葛译本的英译语言进行了大量研究。相关论文有10篇。
(1)方言词汇英译研究
方言是作家极具辨识度的标志，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突出这种标志，使作家的风格得到凸显。
表1显示，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而不同优惠形式所产生的税收减免也显著不同，且样本数据显示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千差万别，有利于对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进行全面的分析。
综上，葛浩文采用灵活翻译方法，较好的忠实了原文又有所变通。
刘晓萌、卢卫中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指导，发现葛浩文采用了喻体对应、喻体转换、喻体移植、喻体合并、喻体舍弃这四种翻译方法，认为译者采用非标准语处理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导致“文化缺失与文化矮化”现象，但仍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4]。何丽、王筱依运用霍恩比(Hornby)的“综合法”理论从语言和文化两个维度综合分析方言英译的特点。通过研究得出的方言翻译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化缺失和传递矮化，以及英译特色方言词汇句法未能体现原著中所传达的高密文化特点或文化氛围。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建议译者在翻译前需对源语文化和源语文本进行深入学习和分析，此外，可改变“方言—普通话—英语”的翻译顺序，直接建立方言和英译的关联[5]。丁小芝、武宁从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的前景化理论出发，从对等翻译、重构翻译、淡化翻译三个方面，分析葛浩文如何再现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方言词汇变异”这一前景化语言现象[6]。杜晶洁以超常规色彩词搭配为例，探究译者翻译前景化语言所采用的策略，通过分析指出译者采用直译、改写、半常规划、省略、常规化的方法来处理前景化语言的翻译，创造性的改写了前景化语言[7]。陈保红以《蛙》和《红高粱家族》为个案研究方言土语英译，借助语料库工具ParaConc进行检索，通过对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发现在方言土语的处理上，较之于《蛙》而言，《红高粱家族》多采用意译，突出信息传递[8]。
(2) 文化负载词
2.1 粒度分析 经激光粒度分布仪进行粒度分析，由图1可看出，香菇普通粉的中位粒径D50为348.438 μm；由图2可看出，香菇超微粉的中位粒径D50为22.247 μm。经过超微粉碎后的香菇普通粉平均粒径降低15.8倍，且粒径范围较为集中。
文化负载词最能体现语言所承载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传达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以促进文化交流。姚伟采用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对于文化的“5 分 法”， 将文化负载词进行分类，然后通过对葛浩文译文中5类文化负载词进行梳理，认为文学作品中文化负载词，因其高度的文化依赖性和抗译性已成为译者翻译文学作品的最大障碍[9]。
综上，研究发现《红高粱家族》中方言词汇、文化负载词英译中，译者采取了归化异化兼用的策略和灵活的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作家的风格，传达了语言承载的信息，值得学习借鉴；但方言英译也存在一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2.《红高粱家族》英译策略研究
自磨机排矿经直线筛筛分后，3 mm以上的矿石返回自磨机再磨，3 mm以下的矿石泵送到Φ3.2×5.4 m球磨机排矿泵池，输送到一段Φ350 mm×8旋流器组进行分级，沉砂进入球磨再磨，溢流进入一段弱磁机选别，弱磁尾矿经圆筒筛隔粗后给入一段强磁，强磁选尾矿直接抛尾，弱磁和强磁混合粗精矿进入Φ2.7×3.6 m球磨机排矿泵池，输送到二段Φ350 mm×8旋流器组分级，沉砂进入球磨再磨，溢流进入二段弱磁机、强磁、摇床选别，改造后工艺流程见图2。
国内对于葛浩文在《红高粱家族》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研究较多，尤其是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对于葛译策略的研究居高不下。本节共收录《红高粱家族》英译策略研究相关文献12篇。
(1)归化异化
无线传感网络子系统中的环境感知模块能够对农业种植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如在智慧大棚中，传感器能够对大棚内的土壤环境和大气环境进行监测，并基于相关协议，利用自组织无线传感器网络实现，具有传输速率低、功耗低、低成本等优势[4]。其节点数量较多，主要包括协调器和感知节点，其中，感知节点能够感知数据并将获得的数据通过多条传输途径汇集到协调器节点，然后协调器将数据向上层系统传输，从而实现对环境的监测。此外，可以在大棚中设置多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以实现对室内环境温度、湿度、气体浓度、光照度以及土壤pH等指标的动态监测。
抽烟男不可思议地看了看自己的腹部，一股又一股鲜红的血液涌了出来，喷溅在地上，他“啪”的一声摔倒在血泊中。
蒋骁华通过分析认为葛浩文英译《红高粱家族》的策略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归化翻译策略，最大的特点是删节(包括删除与节译)和改写，较之于其他译本《红高粱家族》的删节和改写也最为明显，最能代表葛译的特点。作者认为葛氏“以读者为中心”的归化翻译策略更容易赢得读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应多在选材、阅读习惯差异、审美差异方面用心思，下功夫。虽然葛译本取得了成功，但是蒋认为从长远上来看，它不应是中国文学英译的常态[10]。何鹏发现由于中西不同的意识形态，译者立足于美国文化大语境和价值取向主要采取了归化翻译的策略，使莫言的作品得到了新生[11]。梁兰芳、于善志分析了宗教文化信息的处理、政治文化信息的处理、社会文化信息的处理，总结了影响译者对异化和归化策略选择的客观和主观因素，概括了在此英译本中文化信息处理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12]。
综上，研究发现葛译本采用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
(2)注释策略
支持农村商业银行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成为特色鲜明、服务领先的区域性农村商业银行。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支持国有企业参股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农村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优化股权结构，提高资本实力，更好地发挥“三农”金融服务主力军的作用。
1.《红高粱家族》英译语言词汇研究
董凤霞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青衣》三部作品为例分析译本如何实现文外注释的使用，并对选取此种注释策略的原因进行归纳总结，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翻译注释观念不再适应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需要，应加以调整[13]。合理的使用和调整注释策略，以便更好地为读者和原文服务，这也是当代文学外译应该研究的一个重点。
突然听见这样的故事，在我心里引起一阵觳觫。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一种情境，脑筋转得飞快好像一架即将失去控制的飞轮。忽然，我想起叶霭玲向我转述的那个白丽筠大战李夫人的段子，自以为发现了她的破绽。我说，算了吧，我已经听说过你跟李夫人斗嘴的那个段子了，你说，李夫人床上功夫不如你，李夫人问是不是李老板说的，你说是隔壁邻居家的季大哥说的。这就说明你早就睡过季经理嘛。
(3)陌生化风格的翻译策略
莫言善于运用新奇的语言，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对于译文陌生化风格是否得到凸显值得探究。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协方差结构分析方法，运用总体或样本的协方差矩阵进行模型估计，用于分析潜在变量间的假设关系，属于多变量统计，整合了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同时检验模型中包含的显性变量、潜在变量、干扰或误差变量间的关系，进而获得自变量对依变量影响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或总效果[8]。
俞航在考查葛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时，发现葛浩文主要通过合理的阐释、灵活的文化负载词翻译以及创造性叛逆等策略，“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陌生化风格[14]。马雪颖通过对《红高粱》中陌生化语言的分析并与葛译本对照赏析,发现译者在处理陌生化语言时主要采用了直译法、意译法和省译法,这些译法所达到的翻译效果是不同的,直译法最佳、意译法次之,而省译法因无法再现陌生化语言,故应尽量避免[15]。葛浩文通过灵活的翻译方式和不同的翻译方法较为合理的再现了原文的陌生化风格。
(4)“忠实”的翻译策略
王老师：也许这项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其实能够给我们一线教师带来更大帮助的，是听示范课，是分享某个特级教师的教学经验，是几个人一起集中讨论下节课的导入环节怎么设计。这些借鉴、讨论和思考对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很有帮助，但写论文就达不到这样的促进效果，更不要说那种炮制论文的行为了。
笔者在查阅《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过程中，发现一部分专家学者对葛译本存在的“翻译失当”颇有兴趣，对于葛氏在《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误读误译研究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笔者便将误译研究从研究内容部分单列出来，以期给予研究者更加直观、清晰的参考价值。本节共收录相关文献4篇。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方言、词汇误译；第二是误读与误释。
归化还是异化？对于葛译本归化异化策略之争，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了探究。
王淑玲从文学翻译变通的角度看葛译本，深层次剖析了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红高粱家族》的英译，发现葛浩文的译作脱离了呆板的硬译死译，逾越了翻译的桎梏与障碍，以忠实为第一准则，在不同的情境下灵活变通，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既传达了原文的“形”与“神”，又非常易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是忠实与背叛的完美结合，这种变通的翻译方法为人们重新认识翻译中不完全的忠实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较科学的解释[16]。严明经分析发现，在英译中国文学过程中，葛浩文尝试在“忠实”与“通顺”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实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17]。
王文强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葛浩文采用借用英语俗语，异化翻译方言词汇，利用自造词，以及标准英语释义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再现了高密方言的艺术功效。但译文中也存在误译、漏译方言词的问题，这种情况削弱了原文的艺术效果[2]。赵羲以《红高粱家族》中的习语翻译为例，探究葛浩文习语翻译方法，发现在对习语的处理上葛浩文通过直译生动再现原文意象，采用同义习语借用法，通过省略法和增译法增强译本的可读性，通过还原法使读者感觉亲切[3]。
(5)“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王振宇就读于合肥市第五十中学天鹅湖校区，这是一块养料丰富的土壤。学校大力开展各种社团活动，班主任和各科老师也是相互联动，发展每一个学生的兴趣，发现每一个学生的特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王振宇能接触到各个领域的新鲜知识，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个爱动脑筋、热爱发明创造的科技“小达人”，将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仅是“仆人”的角色，译者是具有主体性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便会产生“创造性叛逆”。
甘露认为葛浩文在翻译《红高粱家族》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主体性，以读者为中心，以忠实为基础，合理运用适应性改写理论和创造性叛逆，以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为旨归，以跨文化交流为最终目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诗学观[18]。孙瑾以葛译本为例深入解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创造性叛逆的运用，认为首先必须明确运用创造性叛逆不意味着放弃原文，并不等同于背离原文；其次，创造性叛逆有可取之处不应舍弃；最后，创造性叛逆运用的关键在于把握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度”[19]。夏冬冬探讨了葛浩文在《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和隐蔽，在整个翻译活动中作者认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一方面受其翻译思想、翻译目的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译者的主体性是译者主观能动性受动性的辩证统一[20]。张越以葛译本为范例研究文学翻译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认为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发挥恰当，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有效传播[21]。
综上，研究发现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和主体性的发挥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
三、误读误译研究
研究者较为关注葛译本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于原文，以及如何忠实于原文。
在数据存储层，对不同的数据进行不同的技术手段存储，对于用于数据、安全信息、电器信息等数据固定且数据量较小的数据使用MySQL数据库进行存储，对于大量的负荷信息及天气信息使用Hadoop进行分布式管理，通过并行运算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
(1) 方言、词汇误译
研究者对葛译本中方言、词汇误译较为关注，并将方言、词汇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对等成为评价译者翻译得当的标准之一。宋庆伟提出由于方言作为特色词汇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对外翻译过程中很难实现源语与译语的完全对等。作者发现在《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葛氏将“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的父亲”(《红高粱家族》)中“精湿”一词翻译成dew-soaked，作者认为不是十分恰当，建议增译为utterly dew-soaked，作者把这种翻译归为不恰当的翻译(该处理方式容易造成汉语特有文化意译的亏损、缺失)，因为在山东方言中“精湿”意味着完全湿透，译者将副词省略不译，没能将高粱被露水完全打湿的形象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实属憾事[22]。罗瑜珍从词汇层面研究了葛译本英译之误，探讨概念意义、情感意义 、语体意义和语用意义等方面的误译现象，分析误译的原因，主要包括理解偏差、过分追求直译、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等[23]。
综上，研究者更注重字面上的忠实，对于误译研究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上，未有更深入的开掘。
(2) 误读与误释
按变压器铁心和绕组的配置来分类，可分为心式和壳式两种。心式结构的特点是绕组露出外侧，而铁心在内侧，从绕组绝缘上考虑，这种结构适用于高电压，壳式结构的特点是在铁心内侧安放绕组，从外侧看得见铁心，这种结构适用于低电压大电流的场合。
莫言的作品再版次数较多，再版时删改也不少，但是，在翻译研究中由于所用版本不同存在着大量的误读与误释现象。
胡湲通过美国学者葛浩文翻译的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所著《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中部分文化误读例子,讨论文化误读存在的必然性及其产生原因[24]。安芳通过案列分析，指出莫言小说英译研究中因对原文理解不足、例证无解释力度、引证不足、考证不严、以偏概全、牵强附会、泛意识化等引起的对译者、原文、译文的种种误读[25]。作者表明，葛译莫言小说有时以台湾版本为依据。《酒国》、《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都是完全或主要依照台版翻译的。较之于大陆版，台版的《红高粱家族》也有删节之处。台版的《红高粱家族》删节之处尤其是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如将“共产党”、“国民党”、“八路军”、“毛主席”等敏感的政治字眼几乎全部删除。由于《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是根据台版翻译的，这些与“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敏感词汇”并不是葛浩文本人采取的“文化省译”[26]。(吕敏宏，2011:234)
综上，葛译本中的删节、误读、误释与参照底本不同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发现，有些评者的评论并不得当，比如，dew-soaked，已经表达出了“精湿”的意思，再加上utterly似没必要。
四、结语
通过对莫言《红高粱》英译本研究成果的全面分析，发现国内学者多集中于对葛氏译本的研究，对于国内首个《红高粱》英译本的研究甚少，两个译本的对比也只有马世奎一人研究，应加大对比研究，以便更清晰的显现两个译本的异同以及优缺点；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应该多加重视中国人自己翻译的更具中国特色的译本以便更好地表现中国文化；对葛译本的研究也多集中于翻译语言、翻译策略、创造性叛逆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其中误译研究值得深究。研究者应该具备像宋庆伟这样对待文本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但也需要正视翻译过程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出于理解，葛氏的某些所谓误译是可以接受的。
莫言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版本也很多，安芳从葛氏参照版本入手探究所谓的“文化省译”的真正原因值得学习。对于科学研究，一定要本着严谨且实事求是的态度，当大多数人都发现葛译本中几乎对关于意识形态的词汇采取不译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是不是葛浩文所参照的版本就已经把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词汇删节掉了，对于译本所参考的底本问题应该加以重视，提高底本意识。
《红高粱》英译研究的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较少，说明文章的质量有待提高。在这一方面，应开阔视野，在观点和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使研究更加深入；在研究队伍上多为国内高校的老师、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少部分出版社人员。虽然研究队伍人员较多，由于受自身学养的局限，还不具有全球眼光，故有分量的研究不多。
最后，对于莫言获诺奖所带来的莫言作品英译研究的“繁荣现象”应冷静淡定，不骄不躁，研究者们对学术要保持一以贯之的严谨科学的态度，建议研究者增加对数据库、语料库等的使用，认真研读文本，亲自探本究源，坚持创新与发现，在《红高粱》的英译研究领域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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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ranslation of Red Sorghum Series
HUANG Xiao-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nxi 712000, China)
Abstract : Mo Yan’s Red Sorghum andRed Sorghum Family have had a great influence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ircles since being published. Deng Shiwu, Yu Dabo and Howard Goldblatt successively translated them into English for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y have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Mo Yan’s work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eries of Red Sorghum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 Yan’s Red Sorghum series of novel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 mis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four considerations:(1)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 of Red Sorghum mainly translated by Chinese translators;(2)The source text referred to by the translator is worth studying;(3)Misreading and mistranslation should explore its root causes;(4)The quality of research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innovations in methods and viewpoints should be advocated.
Key words : English translation; Red Sorghum ;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 Goldblatts’ translation
收稿日期 ：2019-04-10
作者简介 ：黄晓华(1995-)，女，山东高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作品翻译与比较。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44X(2019)5-0099-05
责任编辑：陈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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