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职能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化与论文,职能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主权国家的职能变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不仅是指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而且包含着某些国际关系行为体出于其利益与理念的考虑而人为推动的因素。如，欧洲一体化既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及其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们多年来人为推动、苦心经营的结果。可见，全球化作为一种动态历史进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向度，即主观向度和客观向度。但不论是主观的推进还是客观的进程，全球化的规模正在日益扩大、速度空前加快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方面，全球化为人类创造了交流、创造、互补的条件和机遇，加强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的相互联系，有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不利于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主权国家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最基本单位，是最主要的行为者。它历经300 多年的发展一直影响着国际政治局势。在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主权国家主要有两种职能，即对内主权职能和对外主权职能。一般而言，“对内主权指的是对整个民族国家范围内一切事务的最高政治统治权，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排他性。对外主权则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有独立自主地决定其外交方针、处理国际事务、并享有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的权利”（注：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国家主权，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才能真正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参加国际交往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日趋多元化及其职能作用的变化，不仅增加了人类共同生存与发展的脆弱性，而且对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提出了挑战。导致了国际关系的日趋微妙。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力逐渐越过了一国的国界，向全球范围内扩展，尤其是二战以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才日益活跃起来并呈现出日益多元化之势。仅以国际组织为例，据统计：一战前夕大约有5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170 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到1940年国际组织的数量也不超过600个；而90年代初， 全球国际组织就增至近5000个（注：参见.Charles W.Kegley.Jr,Eugen R.Wittkopf:World Politics:Trend and Transforma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P155。）。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不仅大大拓展了国际社会的空间，而且对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关系的国家行为体提出了挑战，从而加速了国际社会的分化。但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仍旧居于最主要的地位，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随着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出现，作为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主权国家开始把一部分对外主权的职能分让给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间的事务，从而使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的唯一行为者了。但是，主权国家的这种职能分化或曰“让度”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主权要求的弱化或“国家无能”，而是非国家行为体的职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应加强。
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职能问题历来是一个争论的热点。最常见的观点是全球化的深化势必导致国家主权职能的弱化。持这种“国家无能论”观点的人多见于西方国家的学者与政客，他们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贬低甚或否定主权地位，以人权的普遍化为由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行非人道之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为期78天的狂轰滥炸就是这一理论的演练场。但是，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以主权国家的产生为历史发展前提并伴随着国家交往的日益密切而发展的，也就是说，主权国家是构成国际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者，因而，科索沃战争同时也向世人表明了美国想利用其全球化所暂时加强了霸权地位挑战主权国家体系（联合国）的战略意图不得人心。就战争的结局而言，尽管北约狂轰滥炸两个多月，但在南联盟人民的英勇抵抗以及包括俄、中等主权国家在内的国际力量的干预下，在主权方面还是确认了比朗布依埃协议对南联盟较为有利的内容，即规定科索沃问题由双方通过政治谈判解决，解除主张分裂的科索沃解放军的武装并将其解散等。因此，进驻科索沃的北约军队不得不打起联合国的旗号。这也进一步说明建立在主权基础上的联合国的既定秩序还是不可超越的，主权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所不可抹煞的主题。这可以说是对“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某种否定，是全球化进程中“主权回归”的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自然经济的社会里各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一般局限在一国领土范围之内，土地与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化冲破了国界，摆脱了国家疆域的束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在下降，而科技、信息、货币等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国家既不能防止外部世界对其内部的渗透和干预，又无力控制各种经济资源和文化信息的跨国流动，因而，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原来完全是一国所拥有的权利，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利；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来运作，等等。然而，面对各种跨国性问题的挑战，主权国家并非束手无策，相反，人们逐渐认识到只要国家拥有职能完善的政府机构和最强大的实力，就能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只有强化国家主权而非弱化国家主权，才能保证应付各式各样的危机和灾难。正如美国的一位资深官员兼学者苏姗·博格所言：“自相矛盾的是，全球化既没有削弱国家的作用，也没有减弱国民对国家共同体的忠诚。相反全球化似乎使人们将政治注意力集中到了国家在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作用上。”（注：转引自冯绍雷等《关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主权国家的解体现象。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国家解体多源于国家间的战争，而在当今世界，国家解体的主要原因却是由于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区域群体等在自身认同上发生的变化及对原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的一种否定。恩里克斯（J ·Enriquez）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全球化引起的。他总结说，首先，全球化能降低分裂的代价，增进分裂分子的利益。第二，在全球化时代，领土大小不再是决定国家强弱的重要因素。第三，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将长期掩盖的国内裂痕诉诸于公开的讨论。第四，国家维护正义、为国民提供安全的职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削弱，因而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下降。在这种形式下，国家以武力镇压来阻止解体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也并不等于说所有现在的大国面对解体的命运而无所作为，能否维护领土现状取决于它们协调内部各自关系的能力，取决于它们捍卫社会正义的能力（注：参见《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2期。）。
总之，全球化的深化已经跨越了政治上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的边界，使每个国家的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把整个世界从经济结构的层次上连接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职能的分化主要表现在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对本国经济运作的影响日趋减小，国家单独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大大下降。然而，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主权要求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这正是：全球化对能力不足或没有规范化管理的政府是威胁，对高效、精简的政府来说却是发展经济的机会，而高效、精简的政府则意味着国家必须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才能获得其最大的国家利益。
二、全球化与国际关系非国家行为体的职能强化
非国家行为体是与国家行为体相对的概念。它是指由一定的成员（个人（注：行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多伊奇在其《国际关系分析》一书中主张个人（特别是精英人物）也是国际关系中行为体。详见其《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8—97页。）或国家）构成，具有一定的财力并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活动、足以对全球社会产生影响的组织。在当今世界，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不仅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国家主权，加速了国际社会的分化，对长期以来主权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内外事务绝对而又排他的权利开始程度不同地流失到许多国际组织（或公共组织）手中。如在经济领域，国家对自己的财政、金融、贸易等政策不再享有完全独立的自由行动能力，而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却在监督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发挥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在安全领域，各国的军备政策也日益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压力，等等。另一方面，在国家不能或不愿涉足的领域中，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也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非国家行为体的产生并非始于当代国际社会，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以前，全球化进程还没有步入快车道，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极少，其介入国际社会的程度作用也微不足道。但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国家间的交往日益加深，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的不断改进，国际关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经济和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加强，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表现日渐清晰。因而，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不仅愈来愈多，而且其发展也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首先是非国家行为体的种类愈来愈多。在国际关系中出现最早、作用最大的非国家行为体是国际组织，如一战前的“神圣同盟”、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等。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一系列新的非国家行为体也不断地涌现。如世界性的政治运动、跨国公司等等，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作用，分享着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利益。其次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仅国际组织这一最主要的非国家行为体在1984年以前就达到了4000多个，其中政府间的重要组织已超过500个。而这些国际组织的90 %以上是在本世纪5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注：梁西：《现代国际组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范围已涉及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在日益发挥着重大而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目前来看，当今国际社会实际存在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有：
1.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是由若干主权国家为了达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创立的国家之间的组织。它可以是世界性的，如联合国，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如北约；它既可以是政治、经济、社会等活动为主的一般性政治组织，如欧盟，也可以是以某种专业技术活动为主的专门性组织，如红十字会等。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不受任何一个国家权力的管辖，它可以作出对其参加国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建立或维持国际关系的能力。
2.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涉及的领域极广，它主要包括：国际政党组织，国际宗教组织，国际性的政治运动及恐怖主义组织等。
3.争取获得独立的民族。如民族解放组织、民族主义政党等。
4.跨国公司。就其本身而言，它虽然是一个经济实体，但在国际关系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国际关系学认为，任何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基本特征：（1 ）必须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能够参与国际间的相互交往，并对国际社会中的其他行为体产生影响；（2）必须具有自己的、与其他行为体相区别的特殊的利益；（3）必须拥有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能够对其他行为体产生影响的手段；（4 ）必须有一定的、并且是比较稳定的组织形式。与国家行为体相比，尽管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利是由国家行为体派生的、行动能力是受国家行为体限制的，但从发展趋势来看，除国际组织的行为对国家主权构成了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的干预之外，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分享国家主权的同时不仅强化了其自身的管理职能，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主权国家。因而，不论从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还是从其组织形式看，各行为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从国际关系理论上讲，不管大小、强弱，各行为体之关系不仅是相互平等的关系，而且其职能（即对内、对外职能）也是一样的。主权国家之间是这样，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也是这样。然而，国际社会的现实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经济上的保护主义等。这些问题不但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而得到解决，相反，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为因素推动下的全球化进程中而显得日益严重。
就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而言，它实际上是主权国家的集合体。它在国际关系中采取行动，主要是依靠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可以说，这本身就是对主权国家权力的一种分化。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出现，各成员国之间也很难达成一致性的协议。更由于国际组织中各成员国之间的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因而还存在着大国操纵小国、强国干预弱国的强权政治现象。如美国控制着北约向南联盟动武并试图弱化联合国的权力等。但就科索沃战争的结局来说，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的力量强化到足以动摇既存的国际关系体系，阻止国际社会向多极化方向的发展。虽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一组织的发展及其职能的不断强化，已给联合国的继续存在提出了质疑，但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国际社会也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全球性国际组织。从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来看，它虽然不具备在一定范围内建立或维持国际关系的能力，但它可以通过对主权国家的政府施加影响来间接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随着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正在迅速走向国际化，国际政治也在向多元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使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使地区性的、全球性的问题不断增多，如核战争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世界人口问题等。这同时也就必然会使不同的国家、政党、阶级、社会集团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采取跨国界的行动，组织起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世界各国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联系，加强合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超国家的各种组织机构发挥起组织协调的功能。因此，从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数量将是越来越多，其职能作用不是逐渐减弱而是进一步增强。
三、全球化与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
在国际关系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已经有过几次大的变化。如一战前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导致两极格局的雅尔塔体系等。从30年欧洲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神圣同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联盟”、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等这些主导国际关系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无一不是源于战争的结果。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不仅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冲突开始让位于国际合作，而且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国家也在进行着各自的调整、分化或整合，再加上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非军事化组织的大量出现及其作用的不断加强等，都对既存的国际关系体系提出了挑战。
冷战结束后，由于各种力量的不断组合、分化，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不断出现，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增多，新的国际格局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与调整之中，因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体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任务。不可否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分享了国家主权，但并没有改变国家仍是唯一拥有对外来威胁（侵略）保持最有效反应的主体这一事实。所以，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最基本行为体。然而，今天的国际社会毕竟不仅仅是由主权国家统构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已成为国际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随着两极对抗和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日趋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职能的日益加强，不仅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涵，而且深刻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环境，对国际关系体系的调整和变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成为推动未来政治经济格局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虽然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信息化、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等方面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等方面强制他国接受其意志的行为也屡屡受挫，到处碰壁。这一方面暴露了它对外的严重依赖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它已越来越不可能不顾别国利益而任意主宰国际事务和国际秩序，它的“单极世界”的妄想已没有多大的现实性。就连闻名世界的《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教授也指出：“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这一短暂的一极主宰时期现在已告结束。”（注：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3月25日第1版，《美国难以独霸世界》一文。）实际上，全球化已经使世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各国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明显，这不仅为全球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且对当代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调整产生着直接的影响。目前，各行为体之间普遍主张“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上加强合作”，并谋取在战略高度建立“伙伴关系”。这种国际关系体系调整的新态势，有利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
综上所述，全球化与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职能变化不仅是全方位的，不断增长着的，而且是真实而深刻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作为现今国际社会的最活跃因素，其发展也必然取决于同全球化的互动，而最终决定着国际关系体系的走向。因此，正确分析和把握全球化与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职能变化及其所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新动向，对各行为体制定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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