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文化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1-0017-05
由于研究边界模糊不清、学科归属难以确定和理论方法的多样乃至多元，文化研究不可界定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是否可行也因此成了颇有争议的话题。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斯巴克斯就曾说过：“在任何精确的程度上界定文化研究都是极其困难的。给文化研究画一条清晰的线索或说我们从一个侧面发现文化研究的适当领域是不可能的，指出足以标志文化研究之特征的整齐划一的理论或方法也是不可能的。”[1](P1)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国内学者在讨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时，无论是对文化研究持批评态度还是将其视为文学研究未来走向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倒没有什么分歧。可见文化研究不可界定至今仍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伊瑟尔甚至抱怨说：“在现阶段，‘文化研究’是一锅混乱不清和琐屑无谓的大杂烩。”[2](P13)
不过，就国内文化研究的状况而言，我以为让文化研究成为难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人们一直找不到一个公认的“文化”定义，不能从理论上确定它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归属，因而无法确切地说明文化研究“是什么”；文化研究带给人们的困惑其实是因为从它的批评实践来看，人们很难说清楚文化批评究竟要“做什么”。或者说，人们不清楚文化研究是以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介入文学研究的。以跨学科、无边界的无所不包来概括文化研究的特质，强调“文化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成为一个在论题方面有条理的研究领域”[3](P5)，最多只能说明文化研究在思路、方法和研究范围上都有与传统文学研究不同的取向，但是并没有回答对于任何研究来说都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即作为一种研究活动，当文化研究把文学现象置于其预设的论域中展开讨论时，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说更具体一些就是，当文化研究把文学现象作为文化问题来思考时，它要解决什么问题？预期的目标是什么？其结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拓展传统文学研究的视野？等等。
所以如此强调“问题意识”，是因为正像加达默尔所说，精神科学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前者“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实际上是由探究的动机所构成的。”[4](P365)这说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个在研究尚未展开之前就存在于某处的“自在之物”，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其实是在“问题意识”观照下的一种发现，也就是说，“对象”是“问题”建构的。因此，是否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是否有因“问题”而生的研究对象和审视对象的独特视角，就成为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一切研究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当然，也是研究能否有所发现和具有意义的前提。或许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问题意识”，国内的一些文化研究几乎成了一种以解构文本来宣泄快感的方式；然而，批评目的的茫然和价值判断的缺席，却使人不能不质疑这些阐释话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此刻，对文学现象的文化研究并没有带来超越传统文学研究视野的新发现或新理解，却因阐释的随意性使其变成了带有后现代意味的话语嬉戏。
可见，明确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不仅关系到文化研究在实践中如何建构与传统文学研究不同的对象和思路，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把握这种批评模式的特质，认识文化研究在文学阐释上独具的价值。
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阐释的思路，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启示。更具体一些，可以说文化研究“问题意识”的形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批判理论”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视为社会革命的基础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视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本。由此可以见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走向一致，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而是“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而且还是恩格斯所说的那些远离经济基础、位于上层建筑最顶端的层次。用安德森的话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5](PP.96-97)这个带有转向性的选择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对人的精神奴役，把这种体制与人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危及人类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此定位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已不是纯粹的经济危机，而是发生在社会生活、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精神危机。依照霍克海默的说法，“在近几十年剧烈的阶级冲突中，虽然统治者们已经不得不越来越依靠现实的统治机器，但是意识形态对维系一个有崩溃之虞的社会结构来说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凝聚力量。”[6](P220)这说明在霍克海默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的统治力量，统治阶级把精神压迫和文化控制视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式。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批判理论”，为人们勾画了一幅资本统治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领域、从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深入到日常生活细节的变化过程。文化研究所以会形成与传统文学研究迥然不同的思路，不再把文学作为审美问题而是作为社会文化问题来分析，正是源于“批判理论”这一思想的启迪。
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体制和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认识，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自由资本主义早期的“不发达现象”和“无产阶级的物质贫困”，在今天都已成为不复存在的历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统治策略的调整，使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社会体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体现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已从赤裸裸的经济剥削，转向了对社会大众的精神压迫和文化控制。正像马尔库塞所说，“当代社会的各种能力（智力的和物质的）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不可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不可估量。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极高的效率和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双重基础上，以技术而不是以恐怖来克服离心的社会力量而显出特色。”因此，“调查这些发展的根源和考察它们的历史选择，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目的的组成部分。”[7](P484)霍克海默则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已经制度化并深深地嵌入到日常生活的过程之中：“生产过程对人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直接的当代形式中，……而且还表现为被整合进诸如家庭、学校、教会、崇拜构制等一系列变化缓慢和相对稳定体制中的形式。”[8](P51) “批判理论”所以格外关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的渗透和控制，显然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社会体制运作的这个特点的深刻认识。
然而，令霍克海默们担忧的是，整个社会，特别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工人阶级，却对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这种调整和变化显得毫无警觉甚至漠不关心。他们因为社会物质的丰裕和自我的身心麻痹已经丧失了反思现实、批判社会的能力。在霍克海默看来，今天的工人阶级不但没有了当年的革命激情和改造社会的要求，不再与资本统治对抗，而且在统治阶级的精神压迫和文化腐蚀下，正在沦为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社会群体。他甚至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早已变成了在社会框架内的现实主义行为。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已经融合到社会中去了。”[9](P2)马尔库塞对工人阶级的看法更为悲观，他说：“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10](P84)因此，从精神上拯救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整个人类，便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为“批判理论”所设立的重要目标。而可能承担这一精神拯救重任的，霍克海默认为只能是具有自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强调：“为了同工人阶级顺从倾向作斗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目前还是必要的”，因为“一味去随声附和无产阶级的所有愿望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就放弃了自己的真正功能。”[11](P100)由此可见，尽管“批判理论”形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洞察和反思，但是就其价值取向而言，他们坚持的却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文化批判中的话语权。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所以会形成精英主义倾向，显然和他们坚守知识分子的立场有关。把工人阶级视为启蒙的对象，以及把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视为资本统治社会思想的手段的认识，对文化研究批判倾向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是文化研究在以后的发展中所以会接纳解构思想的重要原因。
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5](P17)正是这种相对稳定的历史环境，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转机，并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价值体系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现代神话蔓延开来。基于对这种社会现实的认识，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任务作了如下定位。他说：
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9](P250)
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批判理论”的功用，就在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精神压迫和文化欺骗，指出这种精神控制不仅体现在生产关系中，而且还隐藏在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层，隐藏在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之中。法兰克福学派赋予“批判理论”的这些内涵和这种取向，构成了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文化研究所以要把文学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来把握，把文学话语作为政治话语来读解，以及尤为关注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一种统治手段的“问题意识”。它意味着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模式，文化研究不再把文学仅仅视为单纯的审美活动的产物，而是更关注其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更关注商品化和流行趣味对文学活动的影响。
作为被文化研究“问题意识”所建构的对象，文学现在有了多重身份，文学活动也因此有了生产各种意义的可能。文化研究形成有跨学科的特点，强调自己没有一个划定的范围，就是为了适应文学的多重身份和文学活动本身已经“越界”的现实。
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诠释“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为我们认识“问题意识”对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提供了一个范本。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作为随着工业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在都市中发展、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化类型，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从现象上看，将“大众文化”称之为“文化工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意图似乎在于强调大众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强调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之间有着因果性的联系。但是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所展开的具体论述中，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思路。也就是说，以“文化工业”命名“大众文化”，他们的着眼点主要还不在于大众文化生产的技术含义，而是为了强调“工业”生产的技术与管理和资本主义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这种社会里，生产设备趋向成为极权主义的，到了设备不仅规定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职业、技能和处世态度，而且也规定个人各种需要和愿望的这种程度。……这种工业技术社会，是一种已经在各种技术的概念和构成中运转的统治制度。”[7](PP.488-489)它意味着把“文化工业”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显示被“大众文化”所隐蔽的意识形态功能，即大众文化实质上承担了维系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作用，娱乐和消遣此刻都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这就是霍克海默说的：“必须搞清楚：口香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11](P199)阿多诺后来的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当初他们使用这个术语是“因其反大众含义而被选用的”。[11](P248)这说明“文化工业”实质上是法兰克福学派在特定的“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对相关材料整合之后所构建的一个研究对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通过对“文化工业”这个研究对象的分析，揭示工具理性及其造成的“同一性”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生产和消费上的垄断性与强制性，阐明大众文化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强加于社会大众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实施精神统治的一种方式。换言之，“文化工业”的命名和作为研究对象的确立，使大众文化研究具有了批判极权主义政治以及揭示其文化策略的意义，在“文化工业”所构筑的思路平台上审视大众文化，才有可能跳出将其仅仅视为平庸无聊的消遣文化的思路，发现大众文化其实是统治阶级为了控制社会大众而创造的一种“神话”。
把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工业”来审视，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可能以政治话语来读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和模式化。虽然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中，商品性一直被视为会危及甚至颠覆文学艺术的一种因素，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不利于艺术发展的论述就是这种思想的阐发。[12](P14)但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前，这种批判的根据却是纯美学的，即商品的功利性和商业活动对功利的追求，与无功利的审美活动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商品性的批判中，这个思路依然存在，但是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商品运作对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机制的控制，“文化工业的地位越是巩固，它就越是能够概括消费者的需求，文化工业生产、掌握、约束、甚至调节文娱消遣作品”，文化工业商业化运作的结果是对大众文化消遣欲望的引导和控制。然而，“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13](PP.135-136)从这个角度看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其性质早已超出了资本对物质功利的追求而成为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一个环节。用阿尔都塞的理论来说，这种大众文化实质上已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4](PP.334-335)
和对商品性的认识一样，模式化问题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被视为一种消解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因素。可是在“文化工业”的阐释框架中，模式化却被视为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精神生活的政治手段，是意识形态“同一性”的表现。马尔库塞强调，模式化带来的结果是“使个人与他的社会直接一致化，并通过它与整个社会直接一致化……在这个过程中，对现状的反对能够在其中扎根的思想的那个‘内心的’面被削弱了。”[7](P298)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模式化会使人的趣味、心理乃至思想越来越趋同于社会，它“夷平”了个人、社会和文化的一切差异，剥夺了主体自由。使整个社会陷入统治阶级所建构的运作机制之中。
当然，不可否认。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汲取思想而建立起“问题意识”的文化研究，既获得了洞悉文学的眼光和思路，也难以摆脱它给予自己的局限。由于把理论批判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把意识形态内的文化斗争确定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所以，在许多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学说都与他们对文学艺术和文化的研究融合在一起。这使他们的文化研究往往只关注文学和文学活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而忽略了文学的某些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文学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如何操作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尽管如此，依然不可否认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对今后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致力于从审美关系上阐释文学的文学理论，以领域的界定、学科的建立和对自律性的确认，深化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和感受，也推动了文学本身的发展。但是，对文学自律性的追求和张扬，也导致了理论的封闭和贫乏，使文学研究丧失了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路。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使我们意识到，现实中的文学和文学活动不仅仅与审美相关，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学，在它的虚构和想象中有着探求各种问题的冲动。如果文学研究依然不愿走出审美的领域，理论的文学想象会不会因为过于单薄甚至贫乏而远离了文学呢？
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是指狭义的文化研究，即以文学艺术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广义的文化研究则是指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其对象既包括文学艺术，也包括非文学艺术。但是，即使对狭义的文化研究，也会因为如何界定“文学艺术”而形成不同的认识，这里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可以把某些边缘性的亚文艺现象（如带有审美性或文学性的生活现象或文化现象）作为狭义文化研究的对象。
［收稿日期］2006-11-07
标签：文化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文化工业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批判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霍克海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