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必须维护中央权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中央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伟大历史时期，在这一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要不要坚持和维护中央权威，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研究问题，更是摆在国人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转型时期要求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首先，改革需要稳定，稳定需要一个有力量的中央政府来保证。当前改革形势与以往那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完全不同，已进入了整个体制转轨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要求各种改革措施相互配套、协同前进，更要求有法律的推动和保障。在这种关系到整个国家命运的体制创新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带领大家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那将会是一场灾难。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
其次，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克服其负面效应。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在这种变化不定的形势下，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同其他更为富裕的人相比较，人们的心理失衡正在加大。这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认为的那样，“变革产生了日益提高的期望，而变革的必然有限的结果却不能使这些期望得到满足。一旦人们认识到事情可以起变化，他们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轻易地把他们现实条件的基本状况，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2 〕一旦处于比较利益不利的阶层、地区感到改变贫穷处境的希望渺茫，就会倾向于从体制外寻求利益的补偿，如近几年出现的车匪路霸、打劫富户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就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存在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给比较利益不利的阶层和地区以补偿的话，那将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最后，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求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当前世界经济正日益趋向全球化、一体化，在这种客观形势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关税谈判中、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开发海外市场、打破外国贸易壁垒、反对外国贸易制裁等方面都会带来好处。同时别忘了我们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体系包围之中，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时刻不忘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出于对既得利益的考虑和对一个强大中国的莫名恐惧，他们会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给中国发展制造一个不利的国际环境。如近年中国申办奥运受挫，和美国在最惠国贸易、知识产权谈判上的纠纷，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受挫，这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给我们的发展制造障碍。在意识形态上，他们还炮制出了“践踏人权论”、“中国威胁论”、“粮食危机论”、“遏制中国论”等论调，企图以此来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要保持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来应付国际上的各种挑战，为我国顺利渡过转型期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中央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来增强其行为的有效性、合法性，从而重塑中央权威
中央权威是中央权力与中央威望的统一，它必须以一定的社会认同为基础。社会大众对中央权威的服从是基于一个基本问题：“我为什么要服从？”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证明自己权威的合法性。而中央最有力的回答就是通过自己行为的有效性，即让社会大众看到自己所作出的成绩来证明自己权威的合法性。
1.必须转变中央政府职能和改革现有机构。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客观上要求中央政府的职能也必须加以转变。如果中央政府还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样随着社会需求不断扩大而扩大中央行动的范围，这就会加强中央额外的、往往是互相冲突的职能，使中央超负荷运转。这种职能膨胀的恶果在奥尔森看来就是，“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浪费、挫折以及由此而来的腐化的危险，违反规章，随之是违法违纪，极端轻视政治工作和国家本身。”〔3〕
社会转型时期中央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经济职能，表现在：（1 ）培育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全国统一大市场；（2 ）确定法规和“游戏规则”，维护公平竞争，抑制通货膨胀；（3 ）组织全国性的或跨省区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的建设；（4）提供信息服务；（5）作为国有资产的法定代表，有义务有责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6 ）在西方跨国公司已进入我国市场的情况下，有责任组织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同西方跨国公司相抗衡。
中央政府职能转变了，其机构也应相应地改变，不然，转变的职能将因得不到相应机构的支持而无法实现。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要对国务院各部委机构实行精简、合并和改组，撤销过去为直接管理企业而设立的机构，改设负责信息收集、加工、传递、储存等机构和技术经济研究与咨询机构，加强中长期技术、行业规划的制订机构。具体措施是：（1）国务院专业经济部门，将改组为不具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 像航空总公司、航天总公司、纺织工会、轻工总会那样，或经营国有资产、或负责行业管理；（2）国务院综合经济部门，如国家计委、 财政部、中央银行等部门的力量应加强；（3 ）为适应对全国国有资产的统一管理，建议国有资产行政管理机构应从目前国家财政部门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由国务院领导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4 ）针对目前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的总的体制条件还没完全具备，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扶持一批战略性企业集团加快发展必然带来许多摩擦和矛盾的客观形势，建议在国务院下设一专门的企业集团发展管理机构，并赋予其较大的协调权，负责战略性大企业、大集团的组织工作，并帮助企业突破各种行政壁垒，解决各种政策矛盾、体制关系乃至某些具体困难和问题。”〔4〕
2.继续推行和完善分税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年代里，全国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中央在财政上具有绝对权力，但这种“吃大锅饭”的财政体制窒息了经济活力，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后来改为财政包干的“分灶吃饭”的体制，这加强了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提高了地方的积极性，但却使中央财政陷入了窘境，引发了中央行为有效性的不足。为了扭转中央财政的困境，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财税新机制，实行分税制改革，建立分税制和分级财政，最终目标是中央收入在全国财政中占到60%左右，而支出占40%左右，20%左右作为中央宏观调控的财力基础，用于地方税收返还，进行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中西部经济发展特别是对经济后进地区必要的支持等。 〔5〕这个思路是好的，但是由于分税制势必调整原来的利益格局，是一场艰难的制度创新，所以从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离分税制的初衷还有一段距离。 统计表明， 我国实行分税制后， 中央财政的窘境并未改善：1994年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为6.46%，1995年为5.64%，1996 年为 5.26%。这种情况的发生，追根溯源可以说现在的分税制是按1993 年税收基数返还的作法确定的，是中央与地方建立分税制过程中讨价还价的结果。〔6〕这表明分税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才能确保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优势。
3.加大反腐力度，建立一个高效能的“廉洁政府”。关于腐败的破坏作用，美国学者约瑟夫·纳伊曾指出：“腐败浪费了一个新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7 〕其实腐败对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也造成了同样的损害。因此，中央必须加大反腐力度，并且取得一定战果，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关于反腐败的措施，近年来人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距彻底铲除腐败的目标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应强调以下三点：一是要构建完善的产权体系，防止因产权不明而带来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二是要完善反腐败的法制建设，当前重点是制订出公务员的财产申报法，政府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能的行政程序法；三是要集中力量处理一批大案、要案，打几只“老虎”，向人们显示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如党中央在十五大召开前夕的十四届七中全会上将陈希同开除出党，并建议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就显示出了中央第三代领导人进一步反腐败的决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提高了中央权威。
4.中央机关要带头依法行政。由于中央机关内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而权力本身又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侵犯性、排它性、诱惑性、腐蚀性等不良特征，如果没有法规限定和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行政首脑可能大权独揽，实行行政专横。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因此中央各级机关应带头依法行政，特别是在处理与地方各级机关的关系时，应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另外在把党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时，党中央应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把决议提交全国人大讨论，用法律的形式把党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以此加强人大的权威，确保各级人大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使依法行政有制度上的保障。
5.努力做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中央行为的有效性主要是通过和颁布各种政策法规，以及贯彻这些政策法规的能力来体现的，这就对中央的决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中央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地收集信息、正确地处理信息，也就是在进行决策前必须经过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综合、实施方案、信息反馈等阶段，从而形成正确的决策。这是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和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保证。
6.要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教育。确保中央权威还需要一个能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党性强，又能够担当国家跨世纪重任的、干练而又充满活力的领导层，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必须对这些党员干部加强教育，促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国家利益观和政治大局观，只有这样，中央才有凝聚力，才会赢得社会大众的认同，才能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2〕〔法〕米尔·克罗齐等：《民主的危机》， 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3〕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第75～79页， 阿列克·凯恩克劳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李琮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9页；
〔4〕邵宁等：《“九五”期间企业集团发展思路与建议》， 《经济改革与发展》1996年第7期，第13页；
〔5〕杨庆兵：《财政制度将按新机制运行》，《半月谈》1994 年第1期，第23页；
〔6〕朱光华等：《政府与企业关系：一种说明》， 《南开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7 〕〔美〕约瑟夫·纳伊：《腐败与政治发展：成本—效益分析》，《腐败与反腐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