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研究的社会性别视角——中国性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部分内容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届论文,部分内容论文,年会论文,视角论文,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性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于1990年11月20—22日在北京召开。本文仅从社会性别视角切入，分析该会反映的当前中国性学研究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及性别盲点。
概况 315名与会者中女性66人，占20.95%。（注：根据与会者登记的会议通讯录。）会议交流论文150篇， 其中关于男性性功能障碍及治疗文章41篇，有关女性的15篇，占10%；在论及“性传播疾病”的44篇文章中，男女共论的24篇，专讲女性问题的9篇，专讲男性问题的有4篇。几组数据显示：在性学研究领域，男性占绝大多数；在所研究的问题中，男人的性功能障碍更受重视，但如果出了问题，女性却被认为负有更大的责任。（注：中国性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论文集《面向21世纪的性与健康》（以下简称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99年11月。）
从性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性观念看，150篇论文中， 仅有一位女专家韩宗敏教授的文章《维护“生殖健康”中男性的地位与重要作用》有明确的社会性别视角，仅占0.6%。与上届年会至少有3篇文章（占1.16%）直接批判了两性性关系中的大男子主义相比，两年来在性学研究领域，社会性别概念和性权利平等的推广丝毫没有进展，（注：荣维毅《性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中国性学会第二届年会部分内容评述》，《妇女研究论丛》98年1期。）反而有后退势头， 这与当前中国主流性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的基本倾向直接关联。本次会议讨论中国传统性文化及综述中国性学研究概况的文章有12篇（占8%）， 几乎都是毫无批判地推崇中国传统性文化，与此相适应的倾向是，在对西方性文化的全面否定中，把女性主义反对双重性道德标准看作是产生性自由及有关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性观念 会议讨论和交流论文中，对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性观念的张扬是通过两种方式表现的：一是直接肯定传统性观念的价值，二是通过对西方性自由的批判从反面证明传统观念的价值。前者如，有人“特别推崇我国南宋时期程朱理学所提倡的‘贞操观念’和‘妇道精神’”，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能流传千古，是因为对性作出合情合理的、科学的定论”，因此“教育青少年的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就是西方的原始基督教精神和中国的儒家文化”。（注：邵丹《当代性教育的关键是培养青少年的性道德意识》（文集）。）后者如，有人认为“目前在中国出现性自由、性放纵的观点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分夸大中国性文化的禁锢性，片面认为西方性自由、中国性禁锢”，因而主张“人格教育和树立未婚少男少女的贞操观，重新肯定传统婚姻、家庭的价值”，呼吁“传统性道德的复归”。（注：徐天民《中国性学的回顾与展望》（文集）。）
在“弘扬”中国传统性文化、反对西方国家的“性自由”、“性解放”的讨论中，存在着对女性主义的误解，即把女性主义“反对性别歧视，主张平等关系，反对性道德上的鼓励男人而压抑女人的’双重标准’”作为“西方性解放浪潮的三个基本前提”之一。虽然论者也承认“这种理论促使了性教育的开展和性知识的普及，促进了性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但文章更看重这种“片面的理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打出反传统的旗号，完全否定了人类在性问题上自古就有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的美德，因而种下了导致性放纵和性混乱的种子”。（注：徐天民《中国性学的回顾与展望》（文集）。）
性教育 对儿童少年、大学生及全体公民的性教育，是本届年会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有10篇文章直接谈及此（间接谈到的就更多）。笔者认为，性教育不是单纯抽象性知识的教育，性知识的研究、传播和运用，都包括着社会性别视角。但目前我国性教育工作者中大都缺乏性别敏感，不加分析和批判地肯定传统性道德，缺乏性权力和性平等内容的教育。如有论者在“弘扬性文明、开展性教育、提高性素质”的标榜下，提出“小孩3岁应知道生理性别，3—6 岁应懂得性别角色”的性教育目标。（注：马晓年在大会上的发言。）那么，男孩与女孩应该明白懂得的性别角色是什么？如果不是传统观念中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才女貌之类能是什么？有人提出：对大学生要“开展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性道德教育和性法制教育”，（注：北京医科大学等《北京市大学生性态度与性行为的现状分析》（文集）。）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性道德和性法制观念又是什么？如果不是坚持双重标准、无视和践踏女人的性权利而放纵男人对女性的性歧视和性侵犯又是什么？对北京市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已有性关系的女生中，27.1%的人承认当首次性行为发生时她们是不情愿的，说明确实存在着强制性婚前性行为现象。（注：北京医科大学等《北京市大学生性态度与性行为的现状分析》（文集）。）
在对大学生的调查中，有的明确表示对“大学生恋爱观调查问卷和评分标准立足于东方的性文明，以我国传统的性观念为指导”，完全按传统观念设计男女择偶标准问题，如：你对未来妻子的主要要求是：（1）别人都称赞她的美貌；（2）善于理家；（3）顺从你的意见；（4）能在多方面帮助自己。你对未来丈夫的主要要求是：（1）有钱、 有地位；（2）为人正直，有上进心；（3）不嗜烟酒，体贴自己；（4 ）英俊潇洒，有风度。该调查以“我国自有文字记载就把女子出嫁视为归宿”为正确观念，因为女大学生认同这种传统观念，所以认为“女大学生更易接受性观念和性文化的正面影响”。（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大学生恋爱观的调查》（文集）。）
有调查发现，“有体像困惑的女大学生比例比男生大”，“甚至有女生因长粉刺而跳楼自杀”；（注：北京医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调查（文集）。）“许多具有传统男性性角色的男性，对那些明显处于服从地位和奉献表现的女性照片更感兴趣；对自身男性性角色持怀疑态度和感受到来自女方威胁的男性，则往往对在公众中受崇拜的女明星照片表示反感，”（注：孟继贤《现代性心理实验》（文集）。）等等。由于对性别歧视不敏感，对这类调查结果仅仅当成“客观”现象进行描述，在分析中看不到其中包含的性别问题及其给女大学生带来的和心理压力。可以想见，这种调查无助于增强性别敏感和增进男女平等。
恋爱、婚姻和家庭中的性问题 本次会议对婚前性关系、试婚和同居问题讨论也较多，一般都认为这对男女均会产生不良后果，如不受法律保护、容易引起婚后互相猜疑、影响婚姻的稳定、引发种种炎症和性病；造成人工流产及并发症等。但从性别视角看，论者多存在着性别盲点，不能指出在传统观念制约下的婚前性行为、试婚及同居对女性伤害更大。对此，韩宗敏教授痛切地说：看到有些女青年因未婚怀孕而使身心俱损，“真是痛恨与爱怜交织”，但是，“社会上竟有如此谬论：’还是生儿好，若女孩不慎，不但破坏了自己的童贞，而且还要忍受人流的痛苦，并可能影响日后的婚姻。男孩不论闯多少次祸，可以不留痕迹’。难道当女性受到种种损害和磨难时，男性却无动于衷吗？这种损害生殖健康的的大事，男方不知道自己的责任吗？”（注：韩宗敏《维护“生殖健康”中的男性的地位与重要作用》（文集）。）
在有关性权利讨论中也存在着性别盲点。有论者说：“同居权是配偶权的一种”，“同居权最重要的内容是夫妻双方共同进行性生活。夫妻一方有权要求另一方进行性生活，一方享有的合法权利对另一方而言就是法律义务”。（注：吴宗宪《性权利初探》（文集）。）文章不讨论如果一方、特别是女方不愿意时，另一方如何行使同居权？在两性实际上不平等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强调配偶的同居权，只能加重男性的主体地位和降低女性的性自主权，使婚内强奸不可避免。
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研究 韩宗敏指出：女性性功能障碍与性欲低落多源于配偶在性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如初次性生活的粗暴、性生活的频繁与暴力、反复人工流产所造成的肉体痛苦与精神折磨、在女方经期甚至患病期，仍勉强要求性生活等等。韩强调：在克服性健康的误区时应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在夫妻性生活中纠正我国习俗中常以男方占主动地位而女方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二是在夫妻性生活中，男方应更多一些爱抚、体贴和温存，更多的尊重女方，或可减少女性性功能障碍者；三是为维护男女双方共同的性和生殖健康，“男性应能够更多地参与那些在传统上指定为妇女的事情”。（注：韩宗敏《维护“生殖健康”中的男性的地位与重要作用》（文集）。）
与韩教授的女性主义立场相反，有人极力反对避孕套在避孕和防病中的作用，以朱琪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朱在肯定我国计划生育取得的成就时说：“由于避孕效果差和使用起来比较麻烦，以及影响性生活快感，避孕套既不受群众欢迎，也不受计划生育部门重视，使用率仅在3—5%左右”；他针对“近些年来，在国际预防艾滋病机构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专家大力向中国推选避孕套”指出：“避孕套在避孕措施中效果较差，合法夫妻的避孕完全可以借助更有效的节育环和避孕药品”，“当前避孕套畅销的主要原因是卖淫嫖娼和腐朽的性自由生活方式日盛一日，因而性病艾滋病流行加剧。避孕套广告决不是什么现代城市文明的标志，而是精神文明衰落的表现”。（注：朱琪《避孕套广告所想到的》（文集）。）
朱琪的观点从两个方面表现了对女性生殖健康的漠视和性别歧视：一是无视妇女对避孕方式的选择权，不顾因人工流产、放环、口服避孕药等对女性健康带来的损害，（注：刘淑兰《节育与妇女健康》（邱仁宗主编《生育健康与伦理学》，北医大、中国协和医科大联合出版社，1996）一文提出，要从妇女权益看计划生育，避孕套之外的避孕药具对妇女的副作用不容忽视。）把计划生育的责任和风险让女性独自承担；二是以反对卖淫嫖娼为由，无视妓女在性交易中的不利地位，保护的是嫖客的性快感的满足。一项对妓女有关性病艾滋病知识的调查表明，在使用安全套的妓女中，自购者占82.61%；而不使用避孕套的原因， 因嫖客不愿使用的占大多数，有60.8%。（注：青岛市性病监侧中心刘景曾等《卖淫妇女使用避孕套及影响因素调查》（文集）。）
女性性功能障碍研究 有论者指出：虽然妇科在中医和现代医学中都相当发达，但无论是中医女性性学还是现代医学的女性性学，都未能真正从妇科中分离出来，女性性学在妇科中是从属的、不被真正关注的问题。较之男性性学的研究成果，女性性问题的专题研究和临床报道都相对较少，对常见的女性性功能障碍缺乏分析诊治，甚至最起码的有关分类资料还未见到。（注：潘晓明《中医性医学几个临床问题的现状与展望》（文集）。）针对以往性功能障碍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有论者指出：“女性性功能障碍的诊断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因为它显示了社会对女性的尊重，把女性放到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来看待，女性也在享受性生活方面争取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做人的权利”，据此，女性性主体问题就凸显出来，因为“在女性性功能障碍的诊断中，不仅要确定性功能障碍的存在，更要看她们自己是否意识到性功能障碍的存在并作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注：丛中等《女性性功能障碍诊断治疗中的医学伦理问题》（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