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关于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起点，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以1975年邓小平同志抓整顿以及整顿期间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为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起点；二是以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后出现严重困难形势，党在纠正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期间的实践及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为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起点；三是以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1956年到1957年我们党开始探索适合我国状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为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起点。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是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起点，而前者分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之前的酝酿时期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6年到1957年，我们党的探索及其理论成果的提出，主要有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9月党的八大以及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理论成果有：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道路的思想；正确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思想；正确处理经济领域和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生活领域各种关系的思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以及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思想等。这一阶段党的实践和上述内容的提出，是我们党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这些理论成果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过并仍在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是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而正是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这一阶段我们党的探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且从实践看，上述积极的思想成果，有些根本没来得及实施，有些即使得到实施，很快又由于复杂的原因而中断，继而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急于过渡。因此我认为，1957年我们党的探索及其理论成果，并不能作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过程的起点。
第二阶段是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对观察到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纠正，以及后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探索。自1958年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我们党先后提出了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思想，提出了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提出必须遵循价值法则并且利用价值法则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的思想，重申恢复和发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提出用一百多年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这些积极的思想，对于我们克服当时的困难，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阶段党所进行的探索和所提出的上述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仍旧没有实质的突破，而且总的看是在坚持1958年以来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从实践上看后来也出现了大的反复，因此这一阶段不能作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起点。
第三阶段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抓整顿时期的实践及所提出的理论成果。1975年初，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不顾刚出来工作所面临的困难重重的处境，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坚定地提出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强调指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注意落实各方面的政策，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整顿期间，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强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工业和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了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建立正确政策的意见，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作了准备。但是从全局看，党的总的指导思想仍然是“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况且这一整顿很快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所以这一时期也不能作为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起点。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上述三个阶段相比，则有着根本的不同。
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是在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问题上作出的突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时发表的《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文章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列宁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才能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又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正是在这个精髓问题上，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的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时，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问题上，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科学结论，这是前述邓小平理论酝酿时期的三个阶段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历史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个意义深远的开端。正是由于如此，我们说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会议还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上述这些，正是邓小平理论的最基本的内容。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初步给了科学的回答，或者是为科学回答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路线基础。因此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过程的真正起点，而1956年到1978的二十二年，则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全党努力，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造成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党的正确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党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在此基础上，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推动下，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等方面逐步全面展开，对外改革开放也由点到面，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开。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经受住了经济剧烈波动和国内外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了，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更加丰富了。
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党的十五大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科学的命题，称之为邓小平理论，并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明确提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任务，就是率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作出的决策，是我们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形成过程起点的邓小平理论，必将指引我们的事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这也是我们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起点的命题内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