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评说 *
陆 俭 明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学在中国的诞生。文章依据语言研究的目的与任务，从所运用的理论方法、本体研究内容、应用研究这三条线索陈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近百年来的进展状况。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逐步呈现多元化的态势，而且研究者面对汉语事实已不单单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也提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主张；从研究内容看，已从“以描写为主”进到“以解释为主”，这体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化；从应用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语法应用研究不断增添服务对象，开拓新的应用领域。文章扼要梳理、陈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的历程，特别强调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改革开放40年也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大发展的40年，特别是汉语学界开始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进行反思，并积极探究“摆脱印欧语的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的研究路子，这对深化汉语语法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最后，指出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些不良学风与文风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的研究走向，强调要在搞好现代汉语语法自身研究的基础上，以“语言学+”的模式，积极思考并逐步走向汉语语法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研究的路子，以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使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服务。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历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70年来，特别是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以来，逐步和平崛起，发生了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国家逐步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语言学事业也有巨大的发展。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需要回顾、展望一下我们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以便让我们了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服务。
综上所述，现金的控制和其流动的监控作为关乎公司经营、发展重点因素及战略决策实施的重点保障，其管理发展要格外注意。只有降低其存在的风险，企业才能平稳的在激烈的战争中保留一定的生存力、甚至获得扩大发展的动力。企业要实时关注市场动态，同时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在最短的时间内拟定一套详细的、合法的管理法规，从而实现企业资金的价值最大化，并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一、现代汉语语法学的产生
我国语言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为世界四大语言学发源地之一(另外三个发源地是古希腊、罗马，古印度，古代阿拉伯)。我国对汉语的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历来只有围绕汉字形、音、义开展研究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统称为“小学”)。自从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才创建了汉语语法学这一语言学科分支领域，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
汉语语法研究是从研究古汉语语法开始的。《马氏文通》以及稍后出版的几部汉语语法书，如章士钊《中等国文典》(1907)[1]、刘复《中国文法通论》(1920)[2]、陈承泽《国文法草创》(1922)[3]、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1922)[4]等，乃至1930年出版的杨树达的《高等国文典》[5]都是文言语法。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6]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学在中国的诞生。
B女一直认为自己的英语学得不好，“好像总是没什么收获，有囫囵吞枣的感觉”。虽然她觉得入门阶段的英语是有趣的，但中学阶段为了应试而学习英语的那段日子对她后续的英语学习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让她产生了一种“麻痹的感觉”。她认为自己在英语学习上的主要问题是没有遇到好老师及没掌握正确的方法。
外联方面，与渝新欧铁路大通道对接，构建向西直达欧洲国际大通道；打通昆明—东盟铁路大通道和国际航空通道，构建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进金沙江航道和水富港建设，构建向东直抵太平洋的国际大通道，实现“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在云南贯通融合。
吕叔湘先生在为《朱德熙文集》[7]所写的一个简短的《跋》里，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2)台上演着黄梅戏。[表示事件正在进行，表动态]
确实，在《马氏文通》以前，中国的汉语研究，基本上只关注文字、音韵、训诂这三方面，不怎么关注语法，没有相应的汉语语法学[8]15-26。吕叔湘先生这一看法可以说代表了汉语学界的普遍认识。也有极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实则不然”，认为汉语语法学萌芽于先秦至汉初，产生于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进一步发展，大成于清代[9]。“中国文法学古已有之”的观点，其实早在30年代杨树达出版的《高等国文典》中就以“我国古代之文法学”为题进行过论述。不过严格说来，这种观点缺乏理论依据。要知道，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即使是分支学科，除了有独立的研究内容之外，必须有成熟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规范的学科体制。《马氏文通》之前，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显然并不具备上述条件。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爆发了“乔姆斯基革命”，结束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对乔姆斯基理论如何评价，众说纷纭，这里不谈这个问题。不过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乔姆斯基所强调的语言研究要达到“三个充分”，即考察的充分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是很有意义的，已经为语言学界普遍接受。因此现在对语言研究目的、任务，包括对语言各要素的研究的目的与任务，学界普遍认为有三个：一是考察描写清楚“是什么”的问题；二是对各种语言现象就“为什么”问题做出尽可能科学的解释；三是为语言应用服务，因为任何科学研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应用。且三者形成了描写、解释、应用三个研究方向，这三者之间是互动的。在实现、完成上述三方面研究目的与任务的过程中，每一方面都需构建尽可能科学、完整、成熟的理论方法框架，以进一步指导方方面面的语言研究和语言实践活动，预测语言和语言研究的发展趋势。此外，也还需要进行“史”的研究。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目的任务当然也是如上所说的几方面。限于篇幅，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状况本文暂不涉及。
二、了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的三条线索
纵观《马氏文通》问世以来一百多年的汉语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我国整个语言学中发展最快，成果显著。1924年第一部白话文语法著作《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以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
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从以下三条线索来了解：
(一)从所运用的理论方法来看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经历了运用古希腊传下来的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也称为“中心词分析法”)到运用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一系列分析法，到逐步运用当今前沿的形式、功能、认知三大派的各种理论方法，到自己也有所创新这样的过程。而在运用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方法过程中，不断延伸——从运用替换分析法、扩展分析法到层次分析法，到运用变换分析法；80年代后，随着形式、功能、认知三大派语言学前沿理论的引入中国，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逐渐从运用论元结构/配价理论、“格”语法理论，到运用空语类理论、管辖与约束理论、中心词移位理论、语义指向理论、语义范畴理论、轻动词理论、乔姆斯基的“中心词”理论、语言制图理论等，到运用生成词库理论；从运用语用学理论，到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语言类型学理论、篇章理论、语法化理论、动态浮现语法化理论；从运用话语交际理论，到语言信息结构理论；从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转喻理论，语法隐喻理论，到运用“象似性”理论、意象图式理论、主观性主观化理论、范畴化理论、“有界”“无界”理论、“行、知、言”三域理论、语义强度等级理论、标记理论、概念整合理论、事件表达类型理论、构式语法理论、物性结构理论；等等。显然，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逐步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为确保《意见》有效落实，云南省高院将制定具体方案，将《意见》进一步细化分解，明确任务分工、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确保这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去落实。组织一线法官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文件的精神落实到具体案件的办理过程始终，让人民群众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切身感受，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强对《意见》实施的督促检查以及实施效果的跟踪分析研判，提高对全省法院审判业务指导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强化《意见》落实效果。
为什么会涌现那么多的语法分析理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语言实在太复杂，而我们对它的认识，即使是对我们自己的母语汉语的认识，也还很肤浅。正如学界常说的“我们现在对语言，即使是对汉语，只看到了它冰山的一角”。二是目前任何一种语法理论及其所运用的分析方法，都不能包打天下；都只能解释一定范围内的语法现象，解决一定范围内的语法问题，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得另换分析的视角，另找分析的手段。如此螺旋形的不断延伸发展。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认识到，那些众多的语法分析理论与方法，彼此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即使是最古老的句子成分分析法，今天我们也不能抛弃，因为它还有用武之地。譬如，在初级、中级的语文教学和外语教学中，还需要它。它在语言教学上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能帮助初学者一下子抓住一个复杂的长句的表意脉络。例如下面这个句子：
我国首次升空的“神州—3号”模拟载人飞船经过264个小时在太空运行之后按照原先预定的时间安全、准确地返回原先计算好的我国西北某地区的地面。
这是一个很长的单句，包含了69个字符(包括标点符号在内)35个词。句子成分分析法会教我们先抓住主干：“飞船—返回—地面”，这样就一下子把握了整个句子的表意脉络，进而可以顺利地解读整个句子的意思。其他分析法则难以做到。以上说的是第一条线索。
(二)从本体研究的内容来看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经历了“以描写为主”到“以解释为主”的发展过程。在90年代之前，汉语语法学界运用句子成分分析法也好，运用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方法也好，主要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语法现象的描写。90年代后，随着国外当代形式派、功能派、认知派的前沿语言学理论的逐步引入，逐渐转入关注和加强对现代汉语诸种语法现象的解释，从而由 “以描写为主”进入“以解释为主”。
12.“他下了课就来了。”“他吃了饭就来了。”这两个句子格式相同。可是，前一个句子，“了”可以省去不说，说成“他下课就来了。”意思不变；而后一个句子，“了”不能随便省去，“他吃饭就来了。”可以说，但意思变了。为什么？怎么解释？
(1)咬死了 猎人的 狗。
a.1 2 1-2述宾结构
3 4 3-4“定-中”偏正结构
b. 1 () 2 1-2“定-中”偏正结构
3 4 3-4述宾结构
(2)不 适当地 管教孩子(对孩子成长不利)
a.1 2 1-2“状-中”偏正结构
3 4 3-4“状-中”偏正结构
师：接下来，我们要写的就是小动物吃东西的样子，先看看作者是怎么写“黑脸琵鹭”吃东西的过程。在介绍黑脸琵鹭的捕食时，作者运用了丰富而精准的动词，将捕食的画面带到读者面前，也很吸引人。想一想，你喜欢的那种动物，他是怎么吃东西的呢？
【a.意在强调“要管教孩子”】
b. 1 2 1-2“状-中”偏正结构
3 4 3-4“状-中”偏正结构
【b.意在强调“管教孩子要适当”】
例(1)、例(2)既是描写，说明这两个句法结构实际的构造状况；但从某个角度说，也有解释，解释这两个句法结构为什么都会有歧义——歧义是由于内部构造层次不同造成的。再譬如，下面例(3)、例(4)从内部构造上看完全相同：
(3)奔驰 轿车 司机
(4)羊皮 领子 大衣
1 2 1-2 “定-中”偏正关系
3 4 3-4 “定-中”偏正关系
可是例(3)与例(4)有区别——例(3)删去最前面的定语成分“奔驰”，“汽车司机”仍成立；可是例(4)，删去最前面的定语成分“羊皮”，“*领子大衣”就不成立。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语言中，一个复杂的句法结构都可以视为由简单的句法结构通过扩展而来的。语法研究中所说的“扩展”(expansion)，就是指结构由简单变为复杂。例(3)、例(4)都是包含三个词、两个构造层次，所以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句法结构。但它们由简单变为复杂的扩展途径是不同的——例(3)可视为由“汽车司机”通过更迭性扩展(expansion by the supersession，“汽车”由“奔驰汽车”替换)而变为复杂的；例(4)则是由“羊皮领子”通过组合性扩展(expansio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羊皮领子”直接跟“大衣”组合)而变为复杂的。这是描写，同时也显然包含着解释——说明为什么例(3)和例(4)会有差异。再如从层次分析进到变换分析，虽本质上还是属于描写，但已明显地增加了解释的内容。譬如“NPL+V+着+NP”(1) NPL代表表示处所的名词性词语，V代表动词，NP代表指称事物的名词性词语。下同。 这一词类序列，可以表示两种不同的语法意义：一是表示存在，表静态；一是表示事件正在进行，表动态。例如：
上一次被问类似的问题，是在新东方附近的茶餐厅，熙来攘往，隔邻多有洋人，外文单词单句混在中文的洪流里，像甜点上嵌的杏仁。与我同桌的是个15岁的女孩子，托福刚考了113。我问：“听得懂？”她眉睫一拍，是微风下的檐雨，笑容里全是自负。
(1)台上坐着主席团。[表示存在，表静态]
中国人知道关于语言文字有一种学问，超出中国传统的音韵、训诂之外，是从《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始的。这以后，中国的语文出版物里边就有了“语法”这一种类(早期出版的多称为“文法”)，到了现在已经蔚为大观，并且产生了许多流派。
1）选用抗病品种。建园时一定要选用抗病品种苗木，淘汰易感病劣质品种。要挑选健壮、无病虫害的苗木栽植，仔细检查并剪除越冬病芽，对苗木进行彻底消毒处理。
甚至填入的词可以完全一样，还有可能表示上述两种不同的语法意义。请看：
(3)a.山上架着炮。[意为“山上有炮”]
b.山上架着炮。[意为“山上正在架炮”]
怎么证明？怎么分化这两种语法意义？运用变换分析可以证明此句法格式歧义的存在，并加以分化[10]81。变换分析从本质上说还是在描写语言中的歧义句法格式，但显然包含更深入的解释——对这一歧义句法格式的解释。
11.形容词性词语直接作陈述句谓语的主谓结构单独成句，其主语只接受第一或第三人称，不接受第二人称，例如：
1.一个动词性词语带上“的”形成的“的”字结构“VP的”，为什么有的能作主宾语，有的绝对不能作主宾语？为什么能作主宾语的“VP的”有的有可能会出现歧义现象，有的绝对不会有歧义？
2.为什么有的形容词能受由介词“对”形成的介词结构“对+NP”的修饰，有的不能？
3.为什么“对+NP1+的+NP2”这一句法格式有的有歧义，有的没有歧义？
4.“鸡不吃了”为什么会有歧义？
选取的神经网络模型以包含因果关系的适当信息接受训练。因此，第一步要取得受损的与完好的结构地震反应资料，这可通过结构反应的实测、模型试验或数值模拟实现。
5.“他只吃了一个面包”里的“一”，为什么有时能省去不说，有时则绝对不能省去？
5.由于旋挖机的自重大，应平整场地，清除杂物，换除软土或铺垫钢板，钻机履带不宜直接置于不坚实填土上，以防不均匀沉降。
7.该如何看待“打扫卫生”“恢复疲劳”这类似不合逻辑的述宾结构？
式中：fi为指标标准化后的实际评价值，Xmax、Xmin、Xi分别表示评价指标i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实际值。
此外，浮躁的社会氛围对初中生读书的影响还表现为手机、网络等视听媒介对学生的强大吸引力。游戏和聊天成了学生的常态，这种现象在农村初中生身上尤为明显。因为大多数家长常年外出打工赚钱，自控能力不好的学生便会以电视、游戏作为自己在家的主要内容，影视文化、网络文化代替了课外阅读，使得学生对纸质书阅读兴趣大大降低，并导致思维简单化、平面化，思考能力和创新质疑能力减退。
8.通常都说使用名量词“位”含敬意，不用于第一人称。可是现在去餐馆吃饭，服务员一见顾客就会问：“请问几位？”客人回答通常会是：“我们五位。”怎么解释在这种第一人称句子里的“位”的用法？
需要解释的语法现象不胜枚举。对这些语法现象做出解释，其解释本身其实也含有一定程度的描写，只是这种描写可视为属于更深层次的描写。譬如上面的第9问，关系到形容词修饰名词的问题。在英语里，形容词和名词只要意义上能搭配，彼此就能形成合乎语法的“A+N”这样的名词性修饰结构。汉语则有点不一样，并不是只要形容词和名词意义上能搭配，彼此就能形成合乎语法的“A+N”这样的名词性修饰结构；形容词和名词之间还有一个用“的”不用“的”的问题。请看：
为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美国除了动用阿盟政治力量、反对派武装之外，还暗中助长“伊斯兰国”壮大。“伊斯兰国”发动圣战，并在较短时期迅速占领叙利亚、伊拉克的一些重要城市和地区，以及包括中国石油企业在内的国际公司在叙利亚运营的油气田。“伊斯兰国”推行原教旨主义，采取极端统治手段，对世界和西方的威胁越来越大。美国不得不与国际力量联合开展清剿，并在军事上基本终结了存在三年多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10.“我不希望他不在家”意思就是“我希望他在家”；可是“我不知道他不在家”，意思不是“我知道他在家”。怎么解释其差异？
6.为什么“盛碗里三条鱼”这种述宾句法格式，绝对不能没有数量词？
从“描写为主”进到“解释为主”体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化。之所以会进入“解释为主”的发展阶段都是由“问题”驱动的[11]。下面略举一些问题：
a.我很累。|我很饿。|我很冷。
b.她很累。|她很饿。|她很冷。
c.*你很累。|*你很饿。|*你很冷。
这该怎么解释？
“描写”和“解释”不是决然对立的。描写本身也带有一定程度的解释。譬如经典的歧义结构“咬死了猎人的狗”“不适当地管教孩子”在内部构造上都有两种构造法。
9.形容词修饰名词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为什么可以说“热水/冷水”“热馒头/冷馒头”，却不说“*热鱼/冷鱼”“*热羊肉/冷羊肉”，而得说“热的鱼/冷的鱼”“热的羊肉/冷的羊肉”？
A N 
AN A的N
热/冷 水 热/冷水 热/冷的水
热/冷 饭 热/冷饭 热/冷的饭
热/冷 鱼 *热/冷鱼 热/冷的鱼
热/冷 肉 *热/冷肉 热/冷的肉
干净 衣服 干净衣服 干净的衣服
辽阔 海洋 *辽阔海洋 辽阔的海洋
运用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对于汉语里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情况，只能作出像上面所呈现的情况那样的客观描写，不解释“为什么”的问题。认知语言学则运用“象似性”原则里的“距离”准则作出了解释(2) 现代汉语里形容词修饰名词，存在带“的”不带“的”这一问题，首先是由朱德熙先生在《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一文中提出来的[12]83-111。过了半个世纪，由其学生张敏博士运用认知语言学象似性理论做了较为圆满的解释。 ：在“A(的)N”结构中的“的”的有无，实际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表明A和N在人们的观念里，即认知域里，联系是否紧密，联系紧密的，不用“的”，联系不紧密甚至难得有联系，就得用“的”。二是用“的”意在强调、凸显A，这是语用功能的要求。譬如水，这是人生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最必需的饮品，一天也离不开它。在日常生活中，水有冷热之分，在汉人的认知域和生活理念中，水就总是跟冷或热紧密相连。只因为这样，反映在汉语里可以说“热水”“冷水”而无需用“的”；有时用“的”只是为了强调。至于鱼、肉的情况就不同，现在似乎已不是稀罕之物，常能吃到，可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难得吃上鱼和肉。这样，鱼和肉虽也有冷热之分，但由于长期来它们并非我们汉人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汉人的生活理念中，冷和热跟鱼、肉并不总是紧密相连的；这样，在汉人的认知域中冷和热跟鱼、肉联系并不紧密。反映在语言上，当“冷”“热”修饰“鱼”和“肉”时，就得用“的”。再拿海洋来说，辽阔确实可视为海洋的一个属性，那为什么不能说“*辽阔海洋”？原因是因为“辽阔的海洋”是书面语的说法，在日常口语里将“辽阔”跟“海洋”相连是很偶然的事，也就是说二者联系不紧密，反映到语言上，当“辽阔”修饰“海洋”时得借助于“的”[13]。这样的解释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对现代汉语里的形容词修饰名词情况的更高级别的描写。以上说的是第二条线索。
(三)从应用研究来看
现代汉语语法应用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任何科学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应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无论以描写为主还是以解释为主，都跟应用密切相关。《新著国语文法》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新著国语文法》的撰写与出版，就是为语文教学服务的，目的是为“教化民众”“开启民智”；同时也为“五四”运动开创的“提倡白话文”起了助推作用。这也就是说，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诞生就是为应用服务的。50年代开始，国家非常关注并重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和语文素养问题，《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14]。在中央的指导下，《人民日报》从1951年6月6日开始至同年12月15日结束，连载了由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15]，并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这极大地加强了汉语语文知识特别是汉语语法知识的普及教育。为语文教学服务，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和语文素养服务，这可以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的动力与主线。80年代后，随着汉语二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和中文信息处理的推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又增添了服务对象，开拓了应用领域。而进入21世纪，2010年，北京市在首都师范大学率先成立了“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广州大学紧随其后，于2011年成立了服务范围更广的“语言服务研究中心”，进一步拓宽了语法应用研究的领域，以下九个语言产业——语言培训行业、语言翻译行业、语言出版行业、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行业、语言文字康复行业、语言测试行业、语言创意行业、语言艺术行业和语言会展行业[16][17]，都有语法应用研究的份儿。可以说，实用语法研究大发展。早期的且不说，80年代至今，现代汉语语法应用研究值得关注的有两方面成果：一是除了高等学校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3) 有影响的现代汉语方面的教材如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张静主编的《现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编的《现代汉语》和邵敬敏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等。 之外，面向汉语教学的有影响的语法著作，如马真[18][19][20][21]、刘月华等[22][23]、卢福波[24]、房玉清[25]、朱庆明[26]、陆庆和[27]等著。二是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语法著作，重要的如俞士汶等《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28]，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29]等。
本次提升面积为3 000 m2。该节点紧邻如意纺织园，空间比较局促，没有足够的空间设计活动空间，且厂区周边参与性不强。因此，在提升设计上考虑融入与产业文化相关的景观元素，以纺织球为景观小品提升该节点的景观效果，以植物组团为背景突出特色景观小品，如图11所示。
在这发展过程中，描写也好，解释也好，应用也好，随着自身的发展和语言实践需要的发展，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
下面我们不妨再按时间顺序，分四个阶段，来扼要陈述一下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具体发展状况。
(一)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前
1924年《新著国语文法》问世后，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爆发了“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这是汉语语法研究史上第一次学术大辩论。革新“革”什么？“革”从《马氏文通》以来在汉语语法研究上单纯模仿西方印欧语语法的做法。参与者主要有陈望道、傅东华、黎锦熙、方光焘、金兆梓、张世禄、廖庶谦等，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词类问题。汉语的词能不能分类？根据什么分类？两种主张：傅东华等学者认为“中国文字无形体变化，词类之分须视其在句中之职务而定。”意思是汉语没有形态，所以汉语词的分类要看该词具体在句子里作哪种句子成分，这样才能确定它处在那个句子成分时是属于什么词性。他们主张“分部依附于析句，析句依附于分部”，将句子成分跟充当该句子成分的词性合二为一，用一套术语。这一观点被简称为“一线制”。傅东华的意见一提出，就遭到方光焘、陈望道等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词类是词类，析句是析句，词的分类属于词法范围，析句是属于句法范围，二者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方光焘提出“广义形态说”，认为词性“不必一定要在句中才能辨别得出来。从词与词的互相关系上，词与词的结合上，也可以认清词的性质。”陈望道主张按词的功能分类，而“所谓功能就是字语在组织中活动的能力”。方光焘、陈望道他们的词类观被简称为“双轴制”。这场大讨论虽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但这是一场带有“要求变革”性质的讨论，正如陈望道先生所说的，这场讨论所形成的“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的新风气对后来的语法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创了集体讨论学术的新风气[30][31]。
在汉语语法革新思想的影响下，一批中青年语法学者脱颖而出，运用西方理论努力探索汉语语法特点。《中国文法论》(4) 何容所著《中国文法论》由商务印书馆1942年出版。 [32]、《中国现代语法》(5) 《中国现代语法》上册于1943年出版，下册于1944年出版。 [33]、《中国语法理论》(6) 《中国语法理论》上册于1944年出版，下册于1945年出版。 [34]、《中国文法要略》[35]和《汉语语法论》[36]先后相继出版，成了那个时期的代表作。这几部语法专著各具特色，但都以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力图揭示汉语语法自身的特殊规律，探索汉语语法特点，努力构建现代汉语语法系统。这几部著作进一步奠定了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著作及论文中，明显地包含着诸如目前大家所熟知的“语义格”“动词的价”“范畴论”“变换分析”“语用分析”“篇章分析”语法规则的形式化表示等说法的理念或者说思想萌芽，只是所用术语不同而已。譬如说，现在大家一听说“语义格”一般都会想到美国的菲尔墨(Charles J.Fillmore)。但菲尔墨60年代出版的The Case for Case[37]也只提出了六种语义格——施事格(A-agentive)、工具格(I-instrumental)、与格(D-dative)、使成格(F-factitive)、处所格(L-locative)、客体格/受事格(O-object)，后来又增加了时间格(T-time)、感受/经验格(E-experiencer)、源点格/来源格(S-source)、终点格/目标格(G-goal)，总共也只有十个语义格。而吕叔湘先生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法要略》(第十章叙事句：(2)补词)里就谈到了语义格，只是用的不是“格”这个术语，用的是“补词”；当时就提出了12种补词即语义格，并也指明了“格标”。请看：
1.起事补词(相当于施事)
2.止事补词(相当于受事)
3.受事补词(相当于与事)
4.关切补词(由介词“替”“给”引出的成分)
5.交与补词(由介词“和、跟、同、与”引出的成分)
6.凭借补词(相当于工具，由介词“用、以、依”等引出的成分)
7.方所补词(相当于处所格)
8.方面补词(由介词“对于、关于、在……上”引出的成分)
9.时间补词(相当于时间格)
10.原因补词(由介词“为了、由于”等引出的成分)
11.目的补词(由介词“为、为了”引出的成分)
12.比较补词(由介词“比”或类介词——A于——所引出的成分)
遗憾的是由于我国许多学者缺乏强烈的理论意识，所以上面提到的那些语法思想理念和分析方法都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论述或阐释，因而鲜为人知。发明权都让给了国外学者。
(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
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非常关注并重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和语文素养问题，当时在社会上，特别是广大干部普遍学习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力量拟定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这不仅加强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的普及教育，也大大促进了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与研究，当时出版了不少服务于语文教学的颇具实用性、普及性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7) 重要的如《语法初步》(曹伯韩，1952)、《语法学习》(吕叔湘，1953)、《汉语语法常识》(张志公，1953)、《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以及《通俗语法讲话》(林裕文，1956)等。 。赵元任先生1948年出版了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 (中文译名为《国语入门》)一书，其中的语法部分由李荣先生翻译，取名为《北京口语语法》，由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38]。这本书在语法方面提出了不少新颖的看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于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开始较大地影响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这突出体现在《中国语文》(1952.7—1953.11)连载的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名义发表的《语法讲话》，后进一步整理成书，以“丁声树等”为作者名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于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39]。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运用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构建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专著，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在五六十年代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致使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哪个句子成分由哪个词语充任，哪个词语可以作哪个句子成分这样的水平上。但可喜的是当时还是有一些有眼光的语法学者不理会这种批判，不声不响地默默无闻地运用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现代汉语语法进行探索性的研究。陆志韦、吕叔湘、朱德熙、范继淹等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运用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方法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领军人物。特别是吕叔湘先生的《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40]《说“自由”和“黏着”》[41]《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42]《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43]《形容词使用情况的一个考察》[44]等论文，陆志韦先生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45]《汉语的构词法》[46]，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47]《说“的”》[48]《句法结构》[49]，范继淹先生的《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50]，可视为代表作，这在研究方法上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五六十年代开展了汉语词类问题[51][52]、主宾语问题[53]和单复句问题等语法问题大讨论，60年代初又展开了动词形容词“名物化”问题和“的”的分合问题等不同规模的学术争论，虽然并未获得一致的结论，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面貌，但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6年中期—1976年中期是一段空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跟我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外自50年代中期爆发了“乔姆斯基革命”，结束了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一统天下，并迅速地形成了形式、功能、认知三派鼎足而立的语言学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文革”结束后，“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我国的语言研究也开启了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54]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好处是思想大解放，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大发展；同时也给学术界带来了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起了推动作用。改革开放的40年也正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大发展的40年。
70年代末80年代初，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以及他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讲义》和《语法答问》率先相继出版，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起了指导和引领的作用。而80年代初《中国语文》编辑部又组织开展了“析句分析方法”大讨论，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彻底从传统的析句方法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更可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推进，大大加强了与国外的语言学界的学术交流，形式、功能、认知三大派前沿语言学理论方法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引入我国的语言研究之中的。外语界的同仁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而最受惠的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研究的视野大大开阔了，研究路子多样化了，句法分析方法逐步多元化了，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从那时起，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口语语法的调查研究上，在词类研究上，在动词、形容词、名词、副词、语气词、拟声词等各例类词的研究上，在句法歧义研究上，在虚词研究上，在汉语句式、句型研究上，在复句研究上，在句群研究上，在方言语法研究上，在汉外语法对比研究上，在句法、语义、语用、语音互动研究上，在语法化研究上，在语法类型学研究上，在教学汉语语法研究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可以说是全面大丰收。这一阶段更为重要的亮点是，汉语学界开始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进一步反思，而这是很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的。
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是在印欧语语法学的理论指导下逐步向前推进的。在印欧语语法学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反映了人类语言的语法共性，因此应该承认它对汉语语法学的开创与逐步建设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汉语毕竟是不同于印欧语的一种语言，突出的一点，印欧语属于“形态语言”，而汉语属于“非形态语言”。所以，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步步深入，大家越来越觉得，“汉语的语法分析引起意见分歧的地方特别多”；再说，由于汉语属于“非形态语言”，“许多语法现象就是渐变，而不是顿变，在语法分析上容易遇到各种‘中间状态’”；并且在语法分析上“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往往难以根据单一标准，而是常常要综合几方面的标准。”[55]因此，吕叔湘先生“在70年代谈到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时，就强调不能用有形态语言的语法来说明汉语，‘假如一心要找个方的，就可能看不见圆的’”[56]；而8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在为《语法答问》日文译本所写的《序》中，进一步发出了 “摆脱印欧语的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的呼吁。这呼吁立刻获得汉语学界的普遍赞成，大家都积极探究“摆脱印欧语的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的研究路子。
朱德熙先生率先指出，汉语语法研究应以词组为本位，提出了崭新的现代汉语语法观，往“摆脱印欧语的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的路上走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紧随着汉语语法学界在21世纪之前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现代汉语语法观。
第一种是“‘字’本位”语法观。这是由徐通锵先生提出来的。他连续发表、出版论著[57][58][59]，认为印欧语属于结构型语言，是“间接编码型语言”；汉语与之不同，是“语义型语言”，是“直接编码型语言”；并认为，“结构语言学”是“印欧语的眼光”，对汉语应该用“语义句法理论”来研究，不必纳入到结构型语言的结构框架中去分析。因此，出自印欧语语法学的“语素”“词”“词组”等这些术语和概念，都不适用于汉语，汉语语法的最小基本单位应是形、音、义融为一体的“字”。学界称这种观点为“字本位”语法观。
第二种是“意合语法”观。这是张黎先生提出来的。他早在1987年就发表文章(“常理”是张黎的笔名)，接受王力先生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法》里的“意合”之说[60]。1994年开始他又不断发表、出版论著，阐述他的“意合语法”观。他认为汉语语法不同于印欧语语法，印欧语语法是重“形合”，汉语则是重“意合”，即汉语语言单位组合注重意义间搭配规则及其规则系统[61]。学界称这种观点为“意合法”语法观。
第三种是“‘小句中枢’说”语法观。这是邢福义先生提出来的。他接连发表、出版论著，认为汉语的各类各级语法实体共七种：语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以及跟特定句调相联系的句子语气。汉语语法重句法。研究汉语语法必须注重研究汉语句法机制，揭示汉语句法对各种语法因素起着制约作用的内在规律性。由于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和形式标记，所以必须依赖语序和其他语法机制，而这些句法规律一般都在小句中显现，而且在句法机制的形成与运转中，对于观察和描写汉语的句法机制来说，小句至关重要，居于中枢地位——以小句为中枢和观察站，在内部构件上，小句同词和短语相联系，词受控于小句；在外部组合上，小句同复句和句群相联系，复句和句群依赖于小句；在说话方式上，小句同语气相联系，语气粘附于小句，而且这才是基本的联系[62][63]。学界称这种观点为“小句中枢说”语法观。
第四种是“语用优先”语法观。这是刘丹青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汉语语法的形式手段疏于句法、语义而精于语用”，是“语用优先”[64]。学界称这种观点为“语用优先”语法观。
上述包括朱德熙先生的“词组本位”语法观在内的五种观点，各有新见，各具特点，各有追随者，也都引发了一些争议，虽然没有哪一种观点能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对深化汉语语法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相应的，语法研究的队伍扩大了。在吕叔湘、朱德熙老一辈学者带领下组织发起了中年语法讨论会，于1981年5月举办了第一届中年语法讨论会，后来两年举行一次。青年学者也不甘落后，最早是上海青年语言学者陆丙甫、陆致极、邵敬敏、钱乃荣、谢天蔚、余志鸿、林立(俗称“七君子”)。他们在胡裕树、张斌、王维贤等前辈语言学家引领下，于1982年初组织了“现代语言学讨论会”；而于1986年9月由邵敬敏、李宇明、萧国政等人发动组织了青年语法讨论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第一届青年语法讨论会，后来也是两年举行一次。这两个语法讨论会，不仅活跃了学术空气，推动了语法研究，更培养了人才，逐渐形成了一支较为庞大的中青年语法研究的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编撰出版了跟现代汉语语法密切相关的一些工具书，比较重要的除了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外，相继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1957级语言班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孟琮等《动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形容词用法词典》，王维贤《语法学词典》，林杏光、王玲玲、孙德金主编《现代汉语动词大辞典》，陈高春主编《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黄伯荣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类编》，刘月华主编《趋向补语通释》，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等(8) 另外还有一些这方面的工具书如蒙田《关联词语例释》(1981)，李谱英《现代汉语常用虚词选释》(1981)，王国璋、安汝磐等《汉语动词选解》(1981)，王砚农、焦庞顒《汉语常用动词搭配词典》(1984)，黄章恺《现代汉语常用句式》(1987)，张涤华《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刘学敏、邓崇谟《现代汉语名量词搭配词典》(1989)，鲁川《动词大辞典》(1994)等。 。这些工具书，无论对汉语语法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还是对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都很有参考价值。
不幸的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领军人物朱德熙、吕叔湘二位先生于90年代先后谢世，这是中国语言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损失。可告慰二位先生在天之灵的是，由他们引领、培养的中青年语言学者，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所培养起来的年青语言学者，逐渐登上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大舞台，并逐渐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中坚力量。
(四)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至今，随着国外语言学前沿理论的进一步引入，随着语文教学、汉语二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语言服务研究等应用性研究的加强，随着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与研究的推进，又极大地助推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有三：
第一，进一步加速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往解决“为什么”问题的方向发展。特别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运用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解释汉语语法现象方面成绩显著。在这方面社科院语言所沈家煊等先生以及外语界同仁起了带头作用。特别是沈家煊先生在功能、认知研究方面成了领军人物。沈家煊1968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英语播音专业，“文革”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师从赵世开先生；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留所从事研究工作至今。他异军突起，从80年代末开始，不断发表、出版论著[65][66][67][68] [69]，从中可以看出，他坚定地立足于汉语和汉外对比，注意搜集从古至今汉语在表情达意方面所特有的手段，以问题为导向，探求“汉语究竟有没有、有哪些形式手段来实现传情达意”；在此过程中，他很重视国外语言学前沿理论，但他不持门户之见，善于从高处俯瞰，融会贯通形式的、功能的、认知的各家之说，吸收其中的精华，为我所用。他的“包含”观，他关于没有独立于语用学的语义学、“汉语语法离开了语用就没有多少语法可讲”、“汉语虚词实词之别不决定于句法范畴，而重在‘用’的不同”的观点，他关于“大语法”的观点，他提出的“对话句法研究”的主张，都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给人以启迪。
二是冯胜利教授开创的汉语韵律语法学和语体语法学。这对推进汉语语法研究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冯胜利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又进入该校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陆宗达先生精研《说文解字》。1982年毕业留校；1986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系，师从Labov、Liberman和Kroch学习社会语言学、韵律学和历时句法学，1995年获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堪萨斯大学、哈佛大学工作16年，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在汉语语音和语法领域，冯胜利独树一帜，提出“韵律语法”这一重要概念。从1996年发表《汉语的韵律及其对句法构造的制约》[70]开始，不断发表、出版有关韵律语法的中英文论著[71] [72] [73] [74] [75]，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他坚定地立足于韵律对句法的制约，发现并搜集了大量古今汉语词法和句法中受到韵律制约的语言学现象。研究中，他非常注重我国传统文字、音韵、训诂学中的精华，在借鉴国外语言学前沿理论的基础上，勇于创造以汉语韵律结构及普世语法为基础的韵律语法理论，既让汉语韵律句法研究得以走向世界前沿，又推动国际韵律语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法国著名汉学家贝罗贝先生评述他的《汉语历时句法学论稿》，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独树一帜的理论研究作品”。冯胜利所提出的“韵律词”概念、“韵律参数说”“韵律形态说”“语调—句末语气词变体说”“韵律导致汉语双音化说”“合成词必先是一个韵律词”“韵律—句法层级对应模式”“四言诗律与六言文律的对立”“韵律语体语法”以及他和他的团队关于“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等观点，虽然有的也会在学界引发争论，但都令人耳目一新，为汉语乃至其他语言的研究提供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方法。他从本世纪初又开始关注和研究语体语法，在这方面也发表出版了不少论著。特别是2018年出版的《汉语语体语法》[76]，全面阐述了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单位层级和汉语语体语法系统。这无疑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第二，进一步加强了语法应用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广州大学成立了“语言服务研究中心”。语言服务已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范围涉及四个方面：为政治建设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文化建设服务，为国家和谐的语言生活建设服务[77][78]。随着语言服务研究的开展，进一步扩大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应用领域，特别是提出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要为提高国家和个人的语言能力服务，而这实际也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服务[79][80]。如今在进一步考虑，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能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能不能在整个智能化事业的推进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汉语学界的语法研究者不只是单纯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主张；进入21世纪，这方面考虑得更多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大家在面对汉语事实的研究过程中，从理论到方法，提出了不少有别于以往的一些观点与看法，诸如：
1.关于“汉语句子构造的原则与词组的构造原则，与合成词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的观点。(郭绍虞/朱德熙)
2.关于“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是一对多对应”的观点。(朱德熙)
3.关于词类的本质是词的内在表述功能分类的理论观点——词的形态只是词的语法功能的外在表现，而词的语法功能只是词的语法意义(表述功能)的外在表现。(朱德熙/郭锐)
4.关于汉语“名动包含”的汉语词类观。(沈家煊)
5.关于“汉语造词不关注词和语的区别，造词过程中类的改变无意识，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汉语名词、动词的关系为‘交融模式’”的汉语词类观。(吴长安)
6.关于词类隶属度的观点。(袁毓林)
7.关于句法结构存在组合和黏合不同类型的观点。(朱德熙)
8.关于“由实词与实词组合的句法结构里总是同时并存着句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而实词和实词之间具有语义关系的多重性”的观点。(陆俭明)
9.关于词语的指称与陈述之分及其互相转化的理论观点，以及指称有自指与转指之分的理论观点。(朱德熙)
10.关于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的理论观点。(朱德熙)
11.关于句法结构歧义指数公式的理论。(朱德熙)
12.关于狭义的语义指向分析观。(陆俭明)
13.关于语义和谐律的理论观点。(陆俭明)
14.关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以及“表里值”小三角、“普方古”大三角分析理论。(胡裕树、范晓/邢福义)
15.关于隐喻、转喻的“激活”说观点。(陆俭明)
16.关于“构式—语块”分析法的理论观点。(陆俭明)
17.关于基于“多重互动观”的构式语法理论。(施春宏)
18.关于修辞构式以及由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再到语法构式的理论观点。(刘大为/陆俭明)
19.关于“语言信息结构”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的理论观点。(陆俭明)
20.关于将“认知语言学”还原到“感知语言学”的观点。(陆丙甫)
21.关于汉语语法研究需采用“柔性原则”的观点。(史有为)
22.关于汉语的“糅合造句”观。(史有为)
23.关于配价层级的观点。(袁毓林)
24.关于汉语属于“意合”型语言的语法观。(张黎)
25.关于库藏类型学与显赫范畴的理论观点。(刘丹青)
25.基于汉语事实开展“互动语言学”研究的观点。(方梅)
27.基于汉语事实开展“生成词库论”研究的观点。(袁毓林)
28.关于韵律语法的理论观点。(冯胜利)
29.关于语体语法的理论观点。(冯胜利/施春宏)
30.关于以“词组本位”观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的观点。(朱德熙)
31.关于以“字”为本位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的观点。(徐通锵)
32.关于以“小句中枢”观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的观点。(邢福义)
33.关于“切忌将虚词所在的句法格式表示的意义归到那虚词头上”的观点。(马真)
34.提出“应答协调一致性”的会话新原则。(陆俭明)
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观点虽然还是零碎的，大多还是补充性的，有的也还有争议，有的可能最后研究证明不能成立，但这说明汉语语法学界并不只是单纯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在研究过程中，面对汉语事实也在不断思考与探索，力求构建基于汉语研究、符合汉语语言事实的语法框架与体系。
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走向
应该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最近这40年中，有很大的发展，有不小的成绩与进步，研究队伍也大大壮大了，特别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语法研究后继有人。但是，成绩只能说明过去，我们需看到也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也要预见今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走向。
(一)不可忽视的问题
1.说到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存在不良的学风与文风，具体说：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外语言学前沿理论进一步引入中国，汉语学界努力学习并借鉴，这是好事儿。但也不能不指出，出现了追风贴标签这样的不良学风。“追风”应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对新事物不闻不问倒是不正常了，所以有新的语言学理论方法从国外引介进来，大家急着学，急着运用，可以理解。但不少人并没有去看原著，只是转录别人文章里引用的国外语言学家的某些说法，自己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弄懂，就套在自己文章里，以显示自己的文章加强了理论性，提高了科学含量，而丝毫不考虑引入这些新的说法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到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会提高些什么。
同时存在着“言必称希腊”的不良现象(9) 毛泽东在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里有这么一段话：“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这段话主要是批评当时党内的一些教条主义者，不好好研究中国历史，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的不良学风。 。在文章里引用国外语言学家的某些论述，为的是更好地解释现代汉语里的某些词汇、语法现象。可是我们看到，有不少文章动不动引一句两句国外某位语言学家说的话，其实对自己文章解决某个问题、解释某种现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还有一种情况，对于某种词汇或语法现象，明明我们前辈学者或时贤已有很好的说明，却偏偏不引用，却去引用国外的某位语言学者并无特别新意的话。这也是一种很不好的学风，这样做只是为了装门面。
不良的文风还表现在，有些语言学学术论文，引了很多国外语言学界名人的看法，可读者看了整整一页甚至更多的文字，还不明白作者到底要谈论什么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很多读者都有的感觉。有的文章把本来很简单、并不难懂的问题，运用所谓“新理论”绕来绕去，说得大家反而都不好懂了。这种文风也是要不得。假如不是作者有意故作高深的话，那也说明作者自己并没有将问题想清楚，并没有把国外某些语言学理论弄明白。
以上这种不良学风与文风，既不利于年轻人的学术成长，更不利于整个学科的学术发展，必须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在这方面，某些学术刊物的编辑部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沈家煊先生去年在“第二十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2018.10.9-12.暨南大学，广州)上的开幕辞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摘录于下(个别文字可能有出入，但不影响沈先生的本意)：
我想我们应该有两个方面的接轨。一个是要与西方当代的理论和方法接轨。……另外，还要跟中国的传统接轨。跟中国的传统接轨，我觉得有两层意思。一个要从我们古代的一些文论方面有关语言的论述，虽然不成系统，甚至很零散的，但是不乏真知灼见的见解，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和考量。第二重意思，我们要跟一百年来，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汉语语法研究，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他们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要接轨。我们不能一上来就是西方的某一个新理论。这样做是很有欠缺的。如果西方的理论，我们出来一个跟进一个，而且只是跟定人家的某一个，证明人家的理论，对汉语的一部分现象也适用。这个用赵元任的话来说，没有太多的出息。当然如果我们完全回到老祖宗的说法，那也没有太多的出息。有出息的做法，按赵元任的想法，就要把西方的理论学到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创新。
这段话很值得大家记取。
2.就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本身来说，必须承认我们离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目的任务还很远，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能真正建立起基于汉语的现代汉语语法学。上面提到的试图“摆脱印欧语束缚”而提出的“词组本位”“字本位”“意合法”“小句中枢说”“语用优先”说等语法观，也还只停留在观念上，并未能建立起大家都能接受、都感到满意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及其相关的理论架构。
3.在青年语言学者中间，普遍忽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的学习。当今的形式、功能、认知三大派语言学理论需要学习与借鉴，可用来更好地解释语言“为什么”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语言研究者和从事语言教学的老师首先需要学习、掌握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那属于基本功。须知，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中，首先要解决好语言“为什么”的问题；而要解决好“是什么”的问题，主要得靠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超过美国结构主义那样的描写语言的理论方法。真要建立起基于汉语的现代汉语语法学，首先还需要挖掘语言事实，解决好“是什么”的问题，而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那一整套分析方法会帮上大忙。遗憾的是现在，特别是青年语言学者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素养。
4.有引导地开展语法问题学术大讨论还不够。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析句方法”大讨论之后，基本没有再开展过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的重要的语法问题大讨论。而这很不利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任何学科、学术的发展都不可缺少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所迸发出来的火花。
(二)今后研究的展望
要达到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目的，我们必须要有两种思考：一是开拓性思考，二是深层次思考；必须树立两种意识：一是“问题意识”，二是未来意识。同时要做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具体说：
1.要有两种思考、两种意识
两种思考就是“开拓性思考”和“深层次思考”。所谓“开拓性思考”，就是既要在本学科领域不断开拓新的分支领域，同时要跨学科不断开拓交叉性学科。跨学科融合交叉，这是当今整个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所谓“深层次思考”，就是不要满足于已有的认识与结论，要不断追究，不断探索，特别是要不断思考“怎么样”“行不行”“是否有例外”“研究已到了头了吗”等问题；为此，我们还需进一步挖掘语言事实，发现新的语言现象，进一步勤于思考，提升理论意识。
两种意识就是“问题意识”和“未来意识”。所谓“要有问题意识”，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提出新问题——“发现问题”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上能获得成果的起点；“探究问题”是科学研究能获得成果的唯一途径；“提出新问题”是确保一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该学科知识的增长能做出持久的贡献。所谓“要有未来意识”，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前瞻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研究的发展趋势——其一，语言和语言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其二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吸收，越来越相与交叉融合；三是人类社会逐步进入智能化。我们要在上述这两种思考、两种意识的驱动下，加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探索步伐。而在进一步探索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借鉴的问题。王宁先生在《中国语言文字学面临的抉择》一文的结尾说了一段话：
处理好中与西、今与古的关系，做到语言学的自主创新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这将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方向。
此乃真知灼见。现代汉语语法学也必须遵循这样的发展方向。
2.立足于汉语(包括方言)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20年乃至50年内，力求做到理论创新，在学术观点和分析方法两方面都要有较大的突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理论意识，要有理论思考，不能囿于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但同时必须积极发现和挖掘新的语言事实，并需要重新审视已有的语言事实。理论真能有所创新，必须源于对具体语言事实的挖掘与研究，不能只靠从理论到理论的冥思苦想。
不同学科的互相渗透、交叉融合，是当今和今后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具体说，各个学科的发展，不能仅仅是单纯的本学科知识的发展，而是要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局面。换句话说，各种学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本领域的研究，而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而且是要跨多个学科、跨多个领域。这样，才能不断地将研究引向深入，更好地适应这个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预见，今后的语言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语用等各语言要素的研究，如果还是囿于本领域，语言研究会被慢慢边缘化。整个语言研究今后应以“语言学+”为模式，努力探索并认真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这也要求我们要去探究汉语语法学与其他不同学科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要去找到汉语语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契合点、着力点和支撑点；这样才能有效地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特别要“重视人工智能和语言智能的融合”[81]，使得我们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服务。
积极开展语言服务研究，进一步做好方方面面的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是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最需关注并抓好的是语言教育问题的研究。这是因为语言教育，包括母语教育和外语教育，关系到整个国民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的提高，更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是形成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而国家语言能力将关涉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和国家安全问题。在语言服务研究中，语法的应用研究占很重要的地位，而语法研究成果的应用方面常常是汉语语法本体研究的试金石，会反过来对汉语语法研究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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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in Recent Hundred Years
LU Jian-ming
(Research Centre of Chinese Lingustics/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 The publication of Li Jinxi’s New Chinese Grammar in 1924 marke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in China.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and task of language research，this article states the progress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from three clues: theoretical method，stylistic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In term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methods，it gradually presents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In addition，in face of Chinese language fact not only referring to foreign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methods，the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some different views and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content，it has changed from “description based” to “interpretation based”，which reflects the deepening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cation research，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continues to add service objects and open up new application fields.This article briefly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particularly emphasizes that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put forward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also the 40th year of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rammar study.Especially，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begin to reflect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and actively explor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get rid of the interruptions of Indo-European，study Chinese in plain view”，which promotes the further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Finally，the article points out some bad style of study and writing styles，as well as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It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study and emphasizes the positive thinking and gradual moves towards the path of Chinese grammar study merging and crossing with other disciplines，with the “ linguistics+” mode，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and constantly enhancing the growth points of new subjects to make the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 serve for the country，the society and the human being better.
Key words ： Modern Chinese Grammar；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Development History
[DOI] 10.16164/j.cnki.22-1062/c.2019.06.001
[收稿日期] 2019-06-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3JJD740001，15JJD740002)。
[作者简介] 陆俭明，男，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委员，曾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
*本文写作过程中，东北师范大学的吴长安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的施春宏教授给了不少帮助，提供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图分类号] H10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9)06-0001-14
[责任编辑：张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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