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企业成长的路径演化与绩效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路径论文,时期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03）03-0012-07
大约有30个欧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其中，中国、俄罗斯和越南是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波兰则是GDP居前三位的转轨经济国家，它们在地理上正好代表着亚洲、前苏联和中东欧。从经济增长率指标来看，中国是转轨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俄罗斯的表现则相当不理想，虽然不是最差的转轨经济国家（钱颖一，1999）。企业作为一国经济的基本单位，其成长潜力和绩效将直接决定国家经济的发展态势。但是，经济转轨改变着企业赖以生存和成长的环境要素，研究企业如何适应甚至控制变化着的环境，对促进后发国家企业成长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转轨经济下企业生存环境变化的内在本质与外化表征
原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在各国大致可以归咎于以下原因：微观经济主体普遍缺乏劳动积极性或劳动供给不足；资源配置低效或资源配置不当；赶超型发展战略或单一的进口替代贸易模式割断了国内外经济的联系；价格高度扭曲和价格体系失灵；不可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张军，1998）。随着各国轨轨进程的推进，对企业成长直接构成影响的转轨经济内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即由早期简单的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转向目前的制度建设和微观改善。无论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经济转轨的最终目标都在于实现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即市场化。对于微观经济组织而言，经济转轨就是在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的前提下回归和发挥企业的自主能力，实现各自的既定目标。这既是经济转轨的本质要求，也是判断转轨绩效的基本视角。
从Dewatripant和Roland（1996）对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目标的阐述可以看出，至少以下具体改革目标和举措对企业规模扩张、组织架构调整、市场定位转换、治理结构优化等方面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直接影响了以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衡量的企业成长状况。首先，从制度上改革微观机制或生产的制度结构，会改善对生产者的激励和提高个人的努力程度；其次，从价格体制和计划分配体制上改革资源的配置机制，通过改变原有的部门结构来提高配置效率；再者，发展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促进要素流动和强化市场竞争；最后，改变单一的进口替代战略和贸易模式，密切国内外经济联系。
与此相联系的是，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了大规模的民营化运动，实行产业部门重构和预算硬化，外资急速涌入。这对属于不同所有制性质、产业部门和规模类型的企业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严重挑战，同时也对外资企业和新建企业的成长创造了极好的制度保障和市场机会。民营化对企业成长的作用一般被归纳为提高管理效率、激励组织重构和强化内部预算。也就是说，民营化一方面具有激励管理者和员工努力工作、拓宽获取设备改造资金的渠道、准确把握市场运行态势等外部效应；另一方面具有解雇低效率员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收益率等内部效应。由于原来各国都高度重视发展重工业而轻视服务业，重视发展大企业而轻视小企业，导致生产结构相对于市场经济是扭曲的，生产过程组织乏力，生产与销售脱节。因此，部门重组将使企业在衰退部门和成长部门之间进行转移与整合，其中有些企业会被自然淘汰。
转轨国家的软预算成为阻止亏损企业重组和部门重组的重本障碍，因为国家出于社会稳定等考虑持续向亏损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形成了极坏的棘轮效应。所以，预算硬化削弱了受所有制庇护的国有企业免费或低成本获取政策支持的能力，必然对其持续发展构成极大影响。转轨经济还塑造了全新的市场结构，加速了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竞争程度，促使企业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服务、运用新技术来培养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快速成长。
二、转轨经济时期企业成长路径演化的方向与进度
以强化市场功能为特征的经济转轨改变了企业成长的环境，并在转轨过程中培养企业的市场意识和自主能力，从而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转轨是一个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即使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无法根除原有制度禀赋对企业发展的后续影响，而且还会有不少传统因素嵌入改革之中，形成企业成长的路径依赖性。这样，现实中转轨经济国家的企业成长路径相对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是比较特殊的。从转轨经济的实质内容来看，该时期的企业成长更多的是一种外部成长模式，主要表现为企业间的财务重组和组织重构，比较典型的是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的企业成长。
1.俄罗斯企业重组失败与企业成长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效果很不理想，国民经济依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制约了企业的正常成长，使得大多数企业表现出特殊的行为方式，企业的运行绩效在总体上并没有显著改善，企业竞争实力没有在私有化过程中得到多大增强。根据Clif-ford Gaddy和Barry W.Ickes（1999）对俄罗斯企业发展情况的研究，1998年俄罗斯工业企业的产量和就业人数都高于1996年的水平，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亏损，企业重组步伐缓慢且困难重重。俄罗斯国有企业在私有化后仍然保留着冗员，雇员人数远远超过生产需要。如俄罗斯经济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1995～1996年60％的企业存在多余劳动力，其中71％的企业表示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对利润目标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1996年第4季度只有12％的企业认为，创造利润是企业的最高目标。
现实中，与联邦和地方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大型多元化、集权、家长制企业很好地遵守着如下行为规则：将相当于纳税额度的产品卖给联邦政府，最好生产一些公用事业公司所需要的产品以便进行交换，拥有提供市政服务的能力以抵消地方税，向有付款能力的硬通货市场出口产品。保留大量冗员和置于正式货币体系之外的企业行为自然不同于教科书上所描述的标准市场经济，但是这种企业成长或生存行为是环境诱导下的理性选择。因为在俄罗斯，大多数企业将税收及其相关的管理制度、通货膨胀、汇率及政策多变等视作企业成长的最大障碍，对政府维护财产安全和企业契约权利缺乏信心（Hellman、Jones、Kaufmann和Schankerman，2000）；国有企业高层领导人大约需要花费25％的时间用来与政府官员打交道，需要支付高昂的“时间税”（FBRD，1999）。而通过“维克塞尔斯（Vecksels）”本票进行的易货交易可以应付俄罗斯沉重的税负影响。同时，俄罗斯各级政府也希望企业向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来冲抵企业的纳税义务，如联邦政府通过取消企业拖欠的税金或应纳税款来为政府采购抵账，地方政府更是经常采用抵消税款的办法换取企业的服务。实物纳税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运行决策，使企业依靠没有有效市场需求的产品也能够实现一定的成长。因此，只要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就能增强其从事这种非正式经济活动的能力。当然，关系资本的维持和增强是需要成本的。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很少有企业完全直面市场竞争，无法真正形成企业自主能力，企业成长动力必然不足。
2.匈牙利企业重组与企业成长 相对于俄罗斯企业那种非正式经济活动，匈牙利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资产重组就比较市场化。虽然匈牙利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财产转移，成就了一些企业的快速成长，但它没有采取大量资产急速从公共部门转向私人部门的做法，或是如演化经济学蕴含的政策建议那样发展私人企业，并以此培育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根据美国学者大卫·斯塔克（2001）对东欧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财产重组所进行的研究，匈牙利的有限责任公司从1988年的450家增加到了1993年的65001家，股份有限公司由116家增加到了2021家，国有企业则相应由2375家减少到了1439家。但事实上，原有的国有企业在转轨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成为新建企业的创建者和所有者。以资产重组为特征的匈牙利企业成长，其资产转型的主要做法是，企业经理人员在债务和销售额下降等压力下，将整个大型公营企业按照部门、工厂甚至车间分解成小公司。这些新建的小公司在法律上是独立的经济组织，但事实上是半自主的，拥有一定股权的公营大企业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它们的发展。由大公司分解出来的小公司的资产并不限于大公司所有，中高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相关商业银行和信贷机构也可以成为股东，由此形成了相互所有的横向关系加上持股公司的纵向关系。这样，在匈牙利形成了有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同时对若干家有限责任公司和持股公司持股的格局，而后者又可能会对其他公司持股，从而构成多家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这种企业组织架构的设计是以风险转移为目的的，但是彼此十分密切的财务关系事实上又造成了极强的联动效应。如果某家大型国有企业成长乏力或难以生存，就很可能会波及相关企业。这种资产组织形式使得匈牙利企业仍具有很强的国有色彩，虽然国有制的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不少匈牙利企业还经历了上述“保守疗法”到后期“休克补课”的过程，最后选择了国际融资和产权改革合而为一的符合国情的方式（金雁和秦晖，2002）。
3.波兰产权改革与企业成长 与匈牙利一样，波兰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后并不能简单地用国有或私有这两种所有制来判断，更常见的是混合型企业资产组织形式。在波兰经济转轨时期，企业成长是与企业产权改革、工人参与密切相关的。金雁和秦晖（2002）以波兰特大国有企业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列宁钢铁联合企业）改造为例，介绍了波兰老国有企业通过组织重组实现成长的过程。由于行业发展态势疲软和传统体制下国内外市场联系不密切，波兰钢铁企业面临着经济制度转轨和生产组织模式“后福特化”转轨的双重挑战。1991年列宁钢铁联合企业改组为T.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HTS），1992年HTS成为一家国有独资公司，并实行参股式私有化；同时对它进行分解，成立了一系列准独立的分离子公司（Spin-offs），子公司独立地向母公司负责。原来大企业办社会时创建的各种福利部门也被分离出去单独经营。在分离过程中，核心公司作为具有垄断地位的重点冶金企业最终仍由国有股占大头，同时还实施员工参股；而服务业和冶金业以外的各分离子公司资产最终实现私有化。转轨期间，核心公司和子公司都可以以其盈利向国家赎买其使用的资产。赎买完成后，这些企业便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这样，核心公司和各子公司都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动力，产权结构也日趋明晰，企业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良性机制得以建立。虽然各子公司与HTS已经解除了正式的隶属关系，但由于HTS的参股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它们的独立成长。但从总体上看，波兰国有企业自转轨以来已经呈现出较好的成长趋势。
此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独联体周边国家转轨时期企业成长的路径选择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不管哪种企业成长模式都与其改革前的制度禀赋、改革的推进速度和顺序安排等直接相关。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企业成长问题同样值得研究，如民营企业的挂户经营和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等。
三、转轨时期企业成长的总体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比较
各转轨经济国家企业成长的路径或方式有着鲜明的特征，企业成长也表现出不同的绩效。由于缺乏以上三国企业成长的资料，尚无法对此做出严格的绩效对比，但是国内外学者都做过大量的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大致判别这些国家的企业成长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转轨经济的本质，对轨轨经济国家企业成长绩效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内外市场竞争程度、所有制特性和就业等方面展开的。
转轨期间，俄罗斯竞争性行业改制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国有企业，但改制企业的优势也是相对的，所有制变革并未刺激企业显著提高经济效益（曲文轶，2001）。俄罗斯列昂尼奇耶夫斯基研究中心对2000家改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从生产率和利润率变动来看，企业绩效在转轨期间持续恶化，改制企业的效益状况并不稳定；但改制企业在劳动生产率、盈利能力、资本产出率和资金周转速度四个方面仍都优于国有企业，分别高出1～3个百分比。这说明改制企业的经济效益还是高于国有企业（A.萨乌林，1997）。俄罗斯经济监测中心从1995年到1999年对近200家企业进行跟踪调查后发现，国家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差（卡别留什尼克，2000）。Earle和Estrin（1996，1998）考察了俄罗斯转轨期时市场竞争加剧和急速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是否对企业成长产生加速作用这个问题，实证研究发现，私有化对企业运行绩效形成了实质性影响，但是国内市场结构变迁和预算硬化基本上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Brown和Earle（2000）对1992～1998年间14961家俄罗斯企业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发现，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降低了企业的存续可能性，只有从事出口、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强和成长较快的企业能够很好地生存下来；国内市场竞争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是逐步显现的。同时，扩大进口和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发展。
对波兰和匈牙利等中东欧转轨经济国家企业成长绩效方面的研究很多。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FBRD）对欧亚地区转轨经济国家的企业运行情况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1995年根据所有制类别对匈牙利和波兰的企业绩效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两个国家国有企业的员工规模都明显大于其他性质的企业？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比例远远高于国内私有和国有企业。国内私有和国有企业在投资销售比例方面差别不甚明显，但都远远低于外资企业。这种差距在波兰表现得更为突出。1999年，EBRD和世界银行合作对独联体国家、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欧洲转轨经济国家的商业环境和企业成长绩效进行了广泛调查后发现，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各国新建企业不断增加，企业销售额增长率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外资进入进一步加速。但是，进入和退出障碍还是制约着企业自主能力的发挥。
Valentijn Bilsen和Jozel Konings（1997）从创造和减少就业机会的视角对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三国新建、私有和国有企业的成长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新建企业是指1989年以后建立的私有企业），发现新建企业是就业机会最主要的创造者，并且其运作绩效一直好于私营和国有企业，但竞争对企业创造就业（企业成长）的作用难以确定。他们还发现效率工资对匈牙利企业的就业增长作用显著，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不明显。Jozel Konings（1997）在Kornai（1990）和Murell（1990）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所有权角度对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三个转轨经济国家的企业成长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如表1所示。可见，新建企业的规模明显小于国有和私有企业，但成长率最高；三国新建企业的成长率因转轨战略及其推进速度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别，罗马尼亚新建企业的成长率最高，而且明显高于企业的平均成长率。Konings引入了可能会影响企业成长率的企业生命周期、规模和所有制变量（注：为了考察企业成长率是否受企业生命周期、规模或所有制的影响，用如下方程式估计企业成长：g[，it]=a[，0]+a[，1]+1n（e[，it-2]）+1n（age[，it]）+a[，3]own[，i]+bz+ε[，it]。其中，g代表企业i在时间t的成长率（雇员人数增长率）；e代表雇员人数；age代表年龄；own代表企业所有制性质（虚拟变量）；z是其他影响企业成长因素构成的向量，包括企业面临竞争对手的数量（范围）、企业联合、产业、国家和时间等虚拟变量。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雇员人数的数据采取滞后方法。）后的回归结果表明，新建企业的成长率高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趋于降低；竞争对企业成长具有负面影响；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成长率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别。
表1 1990～1996年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三国企业成长状况比较
资料来源：Jozef Konings.Fim Growth and Ownership in Transition Countries.Economics Letters，1997，55：414。
Angelucci，Estrin，Konings和Zolkiewski（2001）运用保加利亚（1997～1998年）1500家、罗马尼亚（1997～1998年）2047家和波兰（1994～1998年）17570家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研究了所有权和市场竞争（注：所采用的计量模型为：以竞争压力和所有制为变量的标准线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it]=a[，i]+a[，1]n[，it]+a[，2]k[，it]+a[，3]PRIVD[，it]+a[，4]FOREIGN[，it]+a[5]HERF[，jt]+a[6]IMP[，jt]+口[，it]。式中，y代表增加值的对数值；n代表雇员人数的对数值；k代表实际资本的对数值；PRIVD代表企业中本国私人拥有的份额；FOREIGN代表企业中外国所有者占有的份额；HERF是集中度的赫芬达指数；IMP是进□渗透度；□是随机干扰项；下标i指企业i；j指部门j；t指年份。）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其他异质性不可观察变量进行控制）。其基本结论可以归纳为：波兰企业较高的绩效或成长率与以市场结构测度的国内竞争压力和进口增加呈正相关性。企业所有权结构对提高企业成长率并没有显著作用，如在罗马尼亚所有权改善企业绩效的作用不很明显。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进口增加使得国内企业绩效下降，而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与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关，但这些效应依赖于企业所有权结构。这意味着竞争压力与所有权变化之间存在互补性。研究结果还表明，私有化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国内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绩效都好于国有企业，且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外资企业都比它们的本国企业取得了更好的绩效。Zorlkiewski（2001）还以所有权、市场集中度（国内市场竞争程度）和进口渗透度（国外市场竞争程度）为变量，分析了波兰制造业企业的成长情况，同样得出私有企业尤其是外资私有企业的绩效好于国有企业，小企业比大中型企业更具效率，以及作为制造业最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规模报酬呈下降趋势的结论。
四、结论与启示
由于各国原有的制度禀赋和社会资源不同，以不同经济理论为指导的经济转轨在各国表现为不同的模式，既有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有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更不乏如匈牙利等国的其他类型的演进模式。经济体制变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企业的生存与成长环境。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各国企业特别是原国有企业纷纷采取私有或民营改造、分解成立系列子公司等适应性调整方式，走上了既与原先不同又有别于他国的成长路径，绩效当然各不相同。但是，相关研究也揭示了一些转轨经济国家企业成长方面的共性，值得反思和进一步研究。
首先，企业成长是一个企业主动调适内部架构和发展战略的适应过程，而制度建设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各种决策。从俄罗斯企业保留大量冗员和为避免高税收广泛采用实物交易，到匈牙利企业既不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造又不大力建立和扶持中小私有企业成长，以及波兰实行大型国有企业的分解再造，无不都是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调整。所以，对于转轨国家而言，政府部门的任务更应是推进法律等制度建设，而不是继续对企业施加影响，因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呈现出极强的自组织机能。
其次，私有或民营化改造与市场竞争是互补的，私有或民营化并不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几乎所有转轨经济国家的企业成长绩效都已经表明，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并没有多少差别。虽然其原因仍有待探究，但这足以证明国有企业同样能够发挥和增强其经济功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强化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造、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是维持和增强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将面临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企业间竞争主要是自身组织能力的竞争。
最后，新建企业的持续成长将是各转轨经济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源泉。由于新建企业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不深，成长的路径依赖性不强，自身的内部机能较为健全，所以它们在各国都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态势。但是，如果制度建设和市场体系等不能尽快改善，那么这些企业也会在自反馈的作用下模糊自身的特征，与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采取各种非正式的经济活动方式参与市场竞争，俄罗斯企业已经出现这种不良倾向。这种成长方式的演化又会加大转轨经济国家企业持续成长的难度。
注释：
③有不少文献强调，在转轨经济国家应注重改革的顺序安排和互补性（Dewatripont，Roland，1992；Roland，2000）。Brown和Earle（2000）建立了一个单寡头模型，用俄罗斯企业层面的数据说明了对企业的私有化是将企业置于竞争性市场的前提；Grosfeld和Tressel（2001）用波兰企业层面的数据考察了互补性问题，发现竞争压力和治理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Warzynski（2001）用乌克兰企业数据也证明竞争压力与私有化之间存在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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