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身份、关联交易、季节性与私人借贷--基于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农村家庭规划的调查_民间借贷论文

阶级身份、互联性交易、季节性与民间借贷——基于民国时期北方农村家计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计论文,季节性论文,互联论文,阶级论文,性交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间借贷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①可以预见，随着民间金融改革的推进，民间借贷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学者发现，民间借贷研究领域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特别是一些对贷方的指责和抨击，成为阻碍民间金融进一步发展的障碍。②为了理解这些谴责产生的原因，也为民间金融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学理支持，需要对高利贷的成因进行系统反思，特别是需要依靠大样本的数据和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来对各种假说进行检验。本文希望检验高利贷是否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剥削造成的。③

      基于政治经济学，很多研究者将地主当作剥削阶级，将高利贷当作地主实现剥削的手段之一。比如方行认为“土地占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封建社会的三种剥削的经济形态，“地主向农民出借谷物和货币，春出秋归，高利盘剥，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这时仍然在农村中广泛存在”。④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很多，他们往往用借贷双方在地位和力量上的差距来解释高利贷的成因，比如，李金铮在对高利贷成因解释的时候，就认为“债主与贫困债户无论在地位和力量上均甚悬殊，这为债主提高利率提供了条件”。⑤李金铮接着也引用了1920年代江苏农业金融调查者赵宗熙的观点，赵宗熙认为，要探讨高利贷盛行的原因，“须从超经济之条件入手，依一般借贷金融市场上之供需双方言，资本需要者(借主)之地位恒弱，资本供给者(贷主)之地位恒强，故贷主常得乘借主之弱，而能以不正之重利相强”。⑥王寅生也认为：“高利贷资本的利息，去除了债户的支付能力和反抗力以外，不承认有任何的限制。高利贷资本的借户须以自身的膏血来满足高利贷者的绝无限制的要求。”⑦王天奖则认为高利贷的利率直接等同于剥削率，如果利率越高，剥削率也越高。⑧这些结论当然没有考虑到资金的机会成本、收入风险、信用风险等现代经济学公认会决定利率高低的要素。

      由上述学者的论述，可以得到下面的两个假说：

      假说1：当贷方是地主(剥削阶级)的借贷交易，相对于贷方不是地主的借贷交易，应该有更高的利率。因为剥削越重，利率就会越高。

      假说2：当地主对他们的佃农等放债时，应该比不是这种情况下的借贷交易有更高的利率(地主对佃农等放债包含的是地主对佃农、雇农、雇工放债，为表述方便，下文简称为地主对佃农等放债)。

      假说1只考虑贷方的阶级身份是否是地主，而不考虑借方的身份，以此来说明地主借贷在整个民间借贷中的剥削性。假说2则同时考虑了贷方是地主身份和借方的身份，这时候的借方都是被剥削的阶级，这种情况下，地主的剥削应该比假说1的情况更为严重，也意味着利率应该更高。

      与假说2相关的另一个理论是互联性交易(Interlinkage)理论，该理论常被发展经济学家用来解释借贷交易与租佃交易、雇佣交易、商品收购交易联系在一起的情况。所谓互联性交易，是指借贷交易的双方同时也是土地租佃交易、劳动雇佣交易、商品买卖交易的主体。这里讨论的互联性交易包括两类，一类是土地、借贷互联性交易，即地主对佃农放债，第二类是劳务、借贷互联性交易，即地主对他们的雇农、雇工放债。互联性交易所描述的现象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但互联性交易理论并不认为这种三位一体是一种剥削，相反，该理论认为互联性交易的存在是由当时的市场环境所决定的，在信息不完善和某些市场缺失的情况下，它能够提升效率，并增加交易双方的福利水平。⑨

      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是分工不发达，这就使得很多人同时从事多种经济活动，交易的一方既是地主，又是商人和放贷者，而另一方可能同时是雇农、借方和卖方。农业社会的一些特点使得互联性交易具有很多优势。⑩比如，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波动性，农户在准备春耕和青黄不接的时期需要资金进行投资和平滑消费，而地主在秋季收获的时候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如果借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不够发达，双方各自的需求弹性都很小，那么依靠一个借贷与劳务的互联性交易能够减少这种波动，实现了互惠交易。再如，传统社会面临很高的交易费用，比如信息收集、合约执行、交通费用等，互联性交易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从逆向选择的角度看，由于贷方与借方之间已经有了土地合约和劳务合约，贷方获得了更多关于借方还款能力的信息。从道德风险的角度看，一旦借方不能偿还贷款，贷方可以利用借方的工资或者收获物来偿还，从而减少了借方的违约风险。(11)另外，交易双方都可以通过多笔交易合并进行节约交易费用。上述分析说明了互联性交易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所起到的作用，从而说明了三位一体的合理性。

      另外一个与地主阶级剥削论相关的假说是关于民间借贷的季节性。所谓季节性，主要是指在民间借贷交易中，在某些月份，由于需求非常集中，利率会比其他月份高，这时贷方会乘机剥削借方。具体到传统社会的民间借贷，季节性主要包括年关和准备春耕等时期。比如徐畅发现，“利息季节差大，一般春耕、蚕事开始和年节前后，利息升高”。(12)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学者常常强调高利贷的季节性，正如上文所描述的，很多学者认为季节性的收入和消费波动带来的借贷需求使得地主阶级有机会来剥削佃雇农。相关的讨论可参见俞如先对借贷交易季节性的综述。(13)

      根据上述学者的论述，可以得出假说3：

      假说3：在年关或准备春耕等这些贷款需求集中增加的季节，地主会乘机索要高额利率，从而剥削借方。

      上述3个假说在很多经济史学者的论述中出现，并且进行了举例论证。但是，这种选择性举例论证很可能反映的只是极个别或者极端的情形，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对假说检验的要求。特别是，举例论证常常会反映研究者对案例的挑选，变成了选择性的举例，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本文收集了系统的伪满洲国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不管是雇农、佃农、自耕农还是地主都会向不同的阶级借贷，在放贷者中，地主的比例大约在13%左右，自耕农、雇农和佃农也是重要的借债资金来源。而从借贷双方的关系来分析，我们发现，72%的借贷交易是发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如果不考虑义仓、当铺、商业和政府机构的贷款，亲戚和朋友之间的借贷交易占到90%以上。贷方身份是地主的借贷交易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发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这表明，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可能难以完整解释上述特征。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当贷方是地主时，借贷交易的利率低于贷方不是地主的情形，即使去掉所有发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的借贷交易，地主放贷的利率也要低。另外，地主对他们佃农、雇农、雇工(互联性交易)的放债比其他情况下的利率要低。即假说1和假说2都没有得到支持。上述发现无法用阶级剥削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但发展经济学中对互联性交易的分析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互联性交易很可能是因为交易更加安全、交易成本更低，所以利率比其他情况下更低。

      在借贷交易的季节性方面，在年关和准备春耕的季节，借贷的利率相对于其他的月份通常会高一些，这可能是由于在年关和准备春耕季节的需求增加造成的，这说明借贷确实存在季节性的需求。但是，在这些特殊季节，地主的放贷利率并没有高于其他的时候，地主利用借方的经济不利条件来剥削借方这一推断，即假说3也没有得到支持。

      上述发现说明“高利贷是因为地主阶级剥削”这一论断没有得到数据支持，这有助于我们转化思路，更好地寻找民间借贷中决定利率的其他因素，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以来传统社会的性质。

      上述分析结论也与已有文献的发现相一致。李楠使用伪满洲国在1934年、1935年两年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互联性交易(文章中称之为连锁合约)对于农户选择零利率和正利率借贷的区别。他的研究发现，拥有互联性交易的农户之间的借贷，更有可能选择零利率合约。(14)Chen Zhiwu等的研究发现贷方的身份对利率高低的影响不显著；另外，学者等通过刑科题本借贷交易命案的研究则表明，在高利贷交易中，贷方被打死的可能性大大超过借方，贷方在高利贷交易中并没有超经济强制力。(15)

      二、伪满洲国农村实态调查介绍

      伪满洲国自1932年成立，到1945年灭亡，存在了13年。在这13年的时间中，伪满洲国的各项政策实际上都是为日本人侵略和占领中国服务的，农村实态调查也不例外。但调查的设计和执行却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来进行。(16)

      伪满洲国范围包括今天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不包含被日本殖民者强占的“关东州”(旅大))、内蒙古东部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从1934年(日本康德元年)开始，日本开始对全满各县的农村实施调查，调查关心的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农业劳务关系、农业经营、农业金融、物资配给、农民负担等。表1对这些调查实施的年份和覆盖的县进行了归纳。

      

      1937年的调查包括5个县的5个村庄，遗憾的是，笔者只找到3个县的3个村庄，它们分别是九台县、朝阳县、通化县。1939年的调查是由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进行，不属于伪满洲国的调查。但由于伪蒙古自治政府实际上也是由日本人控制的，且调查的体例和内容与伪满洲国调查几乎一样，所以，为了表述的方便，本文统称为伪满洲国调查。上述调查在调查的内容上基本相同，只有少量的差别。调查的主体内容通常分为三部分，即被调查村庄所在县和村的总体情况介绍，调查村的详细的家计调查和被调查村庄邻近村的概况调查。本文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主要是调查中的家计调查，家计调查包括了村庄中的每个家庭。

      调查中借贷交易的记录一共包括四个部分：(一)在调查年份之前借入(贷出)，但是，在调查年份还没有归还(没有收回)的借贷交易；(二)在调查年份之前借入(贷出)，在调查年份归还(收回)的借贷交易；(三)在调查年份中借入(贷出)，在该调查年份归还(收回)的交易；(四)在调查年份中借入(贷出)，在调查年度末没有归还(收回的)的交易。

      另外，这里的借贷交易除了普通的借债外，还包括赊欠、欠地租等交易。在数据的描述中贷方的职业为“商业”的情况主要为赊欠，欠地租的情况在样本中很少。

      伪满洲国的调查可以说是对于近代中国最为详细和科学的调查，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18)但是，这些调查材料的质量也有差异，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将这些材料当作一个整体来解读，而不是只关注某一个地区或某些方面。(19)关于伪满洲国数据质量的讨论还可参见黄宗智、马若孟的观点。(20)

      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伪满洲国的调查仍然是近代各项调查数据中质量最高的几种之一。其高质量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体例上的规范性，在上述5次调查中，基本上使用的是同样的表格，每张表格所关注的信息基本相同，除了根据所在村庄的特点增加少量变量之外，其他的变量都一样。这一表格设计上的规范性使得我们能够对这5次调查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伪满洲国调查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调查者已经关注到中国农村中货币单位、度量衡等方面的差异，在对实际调查的数据进行统一单位换算时，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记录下了每个村庄货币单位、度量衡与标准单位的换算系数。这进一步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其次，是数据收集的全面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对于每一个被调查的村庄，都包括了村庄中所有的农户，二是伪满洲国的调查一共包括了16张表格，包含的变量非常详细。比如，对于土地数量，还调查了不同产权的土地数量，包括农户所有的土地、出租的土地、租入的土地、实际耕作的土地等。相对于契约数据，伪满洲国调查数据集的优势在于，包含了借贷双方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这包括借贷双方的年龄、家庭成员数、职业等。对这些变量的控制不仅能够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问题，还能够有助于识别契约执行风险。最后，是村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实证分析而言，村庄之间有大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伪满洲国的调查考虑到调查人员的安全，从而对被调查的村庄有所选择。但从村庄的历史长短、村庄与县城的距离、村庄的规模、村庄的土地集中程度和借贷交易中的利率、本金等方面看，不同的村庄之间仍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具体来说，从村庄历史看，历史最短的村庄建立只有6年，最长的存在了880年。村庄到县城的距离可以反映村庄与县城的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离县城最近的村庄相距8里，最远的相距167里，平均在30里的样子。村庄的规模方面，规模最小的村庄只有9户73人，最大的村庄则有91户523人。土地分配方面，基尼系数的范围从0到0.9，可以说是覆盖了从绝对平均到绝对不平均的范围。借贷的利率方面，村庄平均年率在20%(中位数是15.2%)以下，最大值也只有55%，这表明多数情况下，利率大都低于通常的高利贷(36%)标准。从借贷的规模来看，本金的数量平均在66.4个银元(中位数是28.5个银元)。

      学术界对伪满洲国调查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早已经开始，以这批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也不少，除了前文提到的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这两部历史学著作外，还有一批使用经济学和计量方法对这批资料进行研究的文献，比如，Benjamin和Brandt利用伪满洲国1935年的调查数据研究零利率与正利率合约选择等问题。(21)Kung和Li使用1934年、1935年的数据研究了大豆贸易对于移民福利的影响。(22)上述研究使用的数据只有1934年、1935年这两年，笔者在收集整理了上述两年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收集了1936年、1937年和1939年这3年的调查数据，使得样本有了更大的代表性。

      三、民间借贷信息的统计描述

      数据描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描述不同阶级的借款来源，从而对地主放贷(剥削阶级放贷)在整个民间借贷中的比重有一个量化的认识，第二部分是对用于实证分析的变量的描述统计。

      (一)不同阶级的借贷来源分析

      尽管众多学者对地主放贷进行了长久的批判，但很少有学者讨论地主放债在整个民间借贷中所占的比例。

      伪满洲国调查中对农户身份的分类与研究者对阶级身份的划分基本相符。(23)农户身份(数据中按照“经营样式”进行统计)的基本形态分为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四类，但实际上，农户的经济身份可能是上述四种的某几种的组合，数据中由上述四类基本身份组合而成的农户身份类型一共有15种。(24)与已有的文献处理方法类似，本文在给农户的身份进行归类时，选取身份最高的那一类，例如：当农户同时是地主、佃农时设定该农户为地主。(25)

      利用伪满洲国的数据，我们可以对1930年代北方农村的民间借贷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从表2可以看出，在1930年代的北方农村，贷方的来源种类众多，不管借方是哪一个阶级，他们获得贷款的来源都很广泛，既有在同一阶级之内的借贷，也有向上一层次阶级的借贷，除雇农外，都有向下一层阶级的借贷。具体来说，借方是雇农时，从雇农、佃农、自耕农处的借贷比例分别为9.1%、8.9%、21%，而从地主处的借贷比例仅为14.6%。当借方是佃农时，从雇农、佃农、自耕农处的借贷比例分别为6.2%、10%、13.1%，从地主处的借贷比例为17.4%。

      即使是地主借贷，他们的借贷来源仍然是多样化并跨越不同阶级的，地主从雇农、佃农、自耕农处的借贷比例分别为5.6%、6.4%、20%，而从地主处的借贷比例为12.7%。

      

      数据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借贷主要发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占总样本的72%，如果不考虑贷方是政府机构、当铺等机构借贷，则这一比例将增加到90%以上。作为比较，可以参考同时期金陵大学的调查，“金陵大学对豫、鄂、皖、赣四省14区852农户的调查，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从朋友、亲戚、家族获得借贷的比例分别为40.6%、52.6%、47.5%(朋友)，44.6%、34.5%、33.3%(亲戚)，4.2%、3.3.%、9.6%(宗族)”。(26)上述亲戚和朋友的比例加起来都超过了80%。

      由上面所述特点，再来看当贷方是地主时，借贷双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在贷方的身份是地主的450笔借贷交易中，借贷双方的关系是亲戚的数量是207笔，占比为46%，双方关系为朋友的数量为133笔，占比为29.6%。这说明即使是地主放贷，超过四分之三的交易还是发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

      由地主放贷占总借贷交易的低比例以及地主主要放贷给亲戚朋友，我们推断，基于阶级分析的理论难以解释民间借贷中的利率，为了考察纯粹的地主剥削，我们也使用剔除所有亲戚和朋友交易的样本。下面的回归分析表明阶级理论对高利贷的解释没有得到支持。

      (二)民间借贷的其他特征

      从表3可以知道，对于我们关心的互联性交易(地主借贷给佃农等)，在整个样本中的比例并不高，比例约5%，如果只考虑互联性交易在私人借贷中的比重，则这一比例将上升到5.6%。尽管比例不高，但考虑到个人之间的借贷交易主要发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这一跨越亲情、友情的关系网络仍然值得重视。另外，互联性交易是排除了亲戚和朋友之间交易的地主借贷，因此，反映的是更为纯粹的阶级剥削。

      本文所指的季节性，主要结合已有学者的论述和数据自身的特点来确定。数据中交易月份最集中的是12月(占比19.1%)和2月、3月和4月，占比分别为14.4%、12.8%和11.6%，其他的月份除了5月占比9.1%外，其他月份的占比都在7%以下。这与北方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比较相关，这里的月份是阴历的月份，12月是年关时候，2月、3月、4月通常是准备春耕的时候，都需要资金。在2月、3月、4月和12月这4个月发生的借贷，由于资金需求增加，利率可能会上升。更为重要的是，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时候地主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趁机向佃农、雇农发放高利贷来进行剥削。另外，在表3的3 555笔借贷交易中，年利率的最低值为0，最大值为360%。平均年利率在18%，低于通常认为的36%的高利贷标准。本金范围跨度较大，从0.05个银元到12 000个银元，调查人员已经将一些实物借贷全部换算成了货币。借贷交易中贷方身份是地主的比例为13%。户主的平均年龄52岁，家庭的规模则平均为8人。

      1930年代北方农村借贷的其他特征包括，70%的借贷交易中贷方来自于村庄外面，口头合约超过82.1%，书面合约约为17.6%。借贷用于消费的比例达到80.8%，用于投资的比例为13.8%；没有明确约定借期的合约超过一半。(27)

      

      四、不同假说下的利率差别：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的思路是看不同的假说下，利率高低的变动是否符合假说的预测。因此，利率是被解释变量，已经做了年化处理。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三个，一是贷方是否是地主的虚拟变量，二是借贷交易是否是互联性交易的虚拟变量，三是借贷交易的时间是否发生在特殊季节的虚拟变量。

      前两个假说主要是看贷方是否是地主、借贷交易是否是互联性交易这两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假说3则是看季节性这一虚拟变量与前面两个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当交叉项取值为1时，表示在特殊季节发生的借贷交易中，贷方的身份是地主或者借贷交易是互联性交易，这时候贷方更加容易剥削借方。前面两个假说的检验结果在表4中显示，假说3的检验结果在表5中显示。

      表4的回归分析中，第1列和第2列是使用了全部的样本，既包括贷方是个人的样本，也包括贷方是机构的样本，个人样本包括贷方为佃农、雇农、自耕农、地主、农业等，机构包括政府机构、义仓、当铺、商店等。第3列和第4列只包括了贷方是私人的样本，即不包括贷方为政府机构、义仓、商业、典当的样本。为了估计地主在亲戚和朋友之外的剥削性，第5列和第6列去掉了借贷双方关系是亲戚和朋友的所有样本，因为亲戚和朋友之间的借贷利率通常比较低。同时也去掉了贷方是政府机构的样本和义仓的样本，因为这两者都是救助性质的贷款，不以盈利为目的。两者的年利率都很低，前者为8%左右，后者为10%左右。每个样本都控制了可能会对利率产生影响的借贷双方的个体特征以及地区和时间的虚拟变量。

      

      第1列、第3列和第5列的回归分析表明，贷方是地主的借贷交易，不管是在全样本还是子样本中，利率均要比贷方不是地主的情况低2—3个百分点，第1列和第5列的显著性比较低，第3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就互联性交易而言，其在第2列和第4列中均显著为负，表明互联性交易的情况下，利率要低于非互联性交易的情况。在第6列中，互联性交易的系数仍然为负，但不显著。

      互联性交易对利率的负向影响可能是减少了违约风险。由于借贷交易通常是发生在熟人之间，农户的交往范围较为有限，在当时的环境下，借贷双方相互之间都会比较了解，贷方比较容易获得借方的财产、信誉等信息。这可能说明互联性合约与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相比，并非是因为缓解了合约达成之前的信息不对称，更有可能是由于贷方可以通过解除与借方的土地合约和劳务合约来威胁借方履行债务，或者是通过土地的农产品和工资来进行抵债，从而使得借方的违约风险更小。彭凯翔等利用土地契约的分析也认为，民间借贷中的信贷配给最重要的原因是执行成本，而不是事前的信息不对称。(28)当然，对这一结论仍需要更为完善的分析，特别是需要结合土地交易合约和劳务交易合约，遗憾的是，现有的数据还难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准确的回答。

      在上述分析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互联性交易所显示出来的利率并非借方实际支付的利率，借方有可能通过劳务或地租支付了其中的部分利息。但是，在分析高利贷的文献中，阶级剥削假说的支持者所论证的也是显示出来的利率，而不是隐含的利率。因此，这里的结论基本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表4的回归分析也表明，当借贷用途为投资时，利率会比用途为消费时更低。村庄历史越久，利率会越低，而村庄规模和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对利率的影响不确定。

      民间借贷的季节性也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因为在某些特殊季节，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利率可能发生波动。在本文所关注的年关和准备春耕时节，由于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集中，弹性较小，因此，借贷市场上的利率也随之增加。这时候，贷方可能会趁机来剥削借方。这正是传统的“黄世仁—杨白劳”模式所反映的特点。但这一模式在实际生活中的情形是什么样的，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检验。表5列出的是在年关和准备春耕时节，贷方的阶级身份与利率的关系。

      与表4相同，表5中的第1列和第2列是全样本，既包括贷方是个人的样本，也包括贷方是机构的样本。第3列和第4列只包括了贷方是私人的样本，第5列和第6列则去掉了借贷双方关系是亲戚和朋友的所有样本。从表5可以看出，在特殊的季节，利率确实会升高，第1列、第3列、第5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虽然系数不显著，但在特殊季节，地主放贷的利率都要低于非地主的放贷。第2列、第4列则说明，在特殊季节，互联性交易的利率与其他情况相比，利率基本没有变化。在第6列中，特殊季节下的利率会上升两个百分点，但是系数不显著。上述发现说明，地主并没有在市场利率升高的特殊季节趁机索取更高的利率，相反，在这些时候，地主放贷的利率更低的情况会更多。

      

      五、基本结论

      本文系统地整理了伪满洲国时期的49个村庄的实态调查档案，这是国内目前为止关于民国时期农村民间借贷质量最高、内容最为完备的档案之一。将这些系统性的档案变成了数据库，有助于减少利用分散的档案所带来的各种偏误。伪满洲国的调查虽然是由日本人进行，但调查数据的质量得到了学界的公认。上述高质量的原始档案和数据库使得我们能够对民间借贷研究中的若干假说进行反思和检验。

      文章首先对1930年代北方农村中借贷双方的阶级地位进行了描述分析，通过分析发现，贷方是地主的借贷交易占比大约为13%。即使是地主，也分别向雇农、佃农、自耕农和地主进行借债。另外，发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的借贷交易占比超过70%，这使得阶级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大大减弱。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贷方是地主的借贷交易，利率反而更低。如果按照“利率越高，剥削越重”的假说，这一发现表明贷方是地主的借贷中，剥削反而可能是更小。

      当地主对佃农放贷时，即出现“地主和高利贷者合为一体”的情形时，利率并没有像之前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更高。实际上，这种情形下，利率通常反而更低。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互联性交易的理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由于贷方能够更好地保证借贷合约的履行，也可能是多个交易合并进行节约了交易成本，从而对借方收取了较低的利率。

      对借贷交易的季节性分析表明，年关和准备春耕的时候，整个市场的借贷利率可能会升高，这可能是由于需求增加、借方借贷需求弹性较小引起的。但是，数据分析发现，在这个时候，地主并没有在借方条件不利的季节提高利率，相反，这种情况下，贷方是地主的借贷交易，利率更低的可能性更大。认为地主利用民间借贷的季节性趁机剥削借方的推断没有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使用了系统和详细的家庭调查数据，从而能够对民间借贷中一些推断进行反思和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很多研究者对高利贷者的谴责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基于阶级剥削的理论也没有得到支持，与之相关的三个假说都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这有助于我们重新去认识近代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近代的民间借贷市场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亲戚、朋友网络的熟人市场，绝大多数的交易都是发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即使是发生在地主和农户之间的借贷交易，利率并没有更高，这反映了交易成本在其中的作用。上述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对高利贷和高利贷放贷者的批判，也有助于我们从经济学原理中的交易成本、风险等角度去理解民间借贷，从而为今天的民间金融改革提供借鉴。

      ①参见Allen F,Qian J,Qian M.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7(1):pp.57-116。

      ②参见许小年：《为地下钱庄翻案》，《商界》2012年第3期；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100—110页；茅于轼：《重新认识高利贷》，《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第9期。

      ③参见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Chen,Zhiwu,Peng,Kaixiang,and Yuan,Weipeng,Robbery,Social Order and Interest Rates in Modern China,2010,working paper；彭凯翔、陈志武、袁为鹏：《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④方行：《试论清代前期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经济研究》1980年第8期。

      ⑤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⑥赵宗熙：《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第46024—46025页。转引自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⑦王寅生：《高利贷资本论》，《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1期。

      ⑧参见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⑨参见Bell C.,Credit Markets and Interlinked Transactions,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1988,pp.763-830；王永钦、包特：《互联合约的理论：我们站在哪里了》，《世界经济文汇》2009年第6期。

      ⑩参见王永钦、包特：《互联合约的理论：我们站在哪里了》。

      (11)参见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陶然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1—540页。

      (12)徐畅：《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特点简述》，《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3)参见俞如先：《清至民国闽西乡村民间借贷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5—307页。

      (14)参见李楠：《社会网络与无息贷款合约选择的实证研究》，工作论文，2013年。

      (15)参见Chen,Zhiwu,Peng,Kaixiang,and Yuan,Weipeng,Robbery,Social Order and Interest Rates in Modern China,2010,working paper；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

      (16)参见曹幸穗：《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概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7)参见伪满洲国国务院事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康德元年度农村实态调查》，长春：康德图书印刷所，1935年；伪满洲国国务院事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康德三年度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长春：康德图书印刷所，1936年；伪满洲国国务院事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康德三年度县技士见习生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吉林省伊通县)、(奉天省铁岭县)、(吉林省德惠县)、(奉天省法库县)》，新京：伪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7年；伪满洲国国务院产业部农务司：《康德四年度县技士见习生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吉林省九台县)、(锦州省朝阳县)、(通化省通化县)》，[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38年；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产业部农林科：《成纪七三四年度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晋北阳高县)》，[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40年。成吉思汗纪年是日本扶植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使用的纪元，即以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之年为成纪元年。成纪七三四年即公元1940年。

      (18)对民国时期各种调查资料的综合评价，参见曹幸穗：《民国时期农业调查资料的评价与利用》，《古今农业》1999年第3期。

      (19)参见曹幸穗：《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概述》。

      (20)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49页；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7页。

      (21)参见Benjamin D,Brandt L.Interest-Free Loans between Villagers,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10,58(2):pp.345-372。

      (22)参见Kung J K,Li N.Commercialization as Exogenous Shocks:The Effect of the Soybean Trade and Migration in Manchurian Villages,1895-1934,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11,48(4):pp.568-589。

      (23)笔者在伪满洲国的调查中，暂时没有找到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的明确定义。但根据对数据的分析，数据中使用的定义如下：地主的定义是自己拥有土地并且出租土地的农户；自耕农是自己拥有土地并自己耕作的农户；佃农是指自己没有土地，主要依靠租赁土地耕作的农户；雇农是主要依靠卖劳动力生活的农户。民国时期，以陈翰笙、孙冶方为代表的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农户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是同时考虑的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资产状况。参见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10期。不过不管使用哪种划分方式，对地主的剥削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意见基本是统一的。

      (24)15种农户身份类型分别是：1.地主，2.地主兼自作，3.地主兼自作兼小作，4.地主兼小作，5.地主兼自作兼小作兼雇农，6.地主兼自作兼雇农，7.地主兼小作兼雇农，8.地主兼雇农，9.自作，10.自作兼小作，11.自作兼小作兼雇农，12.自作兼雇农，13.小作，14.小作兼雇农，15.雇农。在这之外的农户，归入第16类杂业者(自作即自耕农，小作即佃农)。

      (25)参见Kung J K,Li N.,Commercialization as Exogenous shocks:The Effect of the Soybean Trade and Migration in Manchurian Villages,1895-1934,pp.568-589。

      (26)应廉耕：《农耕问题与农村借贷》，《农林新报》第427号，1936年7月2日。

      (27)每一个特征变量都包括少量不能归类或缺失的数据，限于篇幅，没有进行列举。

      (28)参见彭凯翔、陈志武、袁为鹏：《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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