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是对资本的否定之否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在实践上的操作难点，是如何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同时把握好自己的立国之本——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改革在理论上的难点，是如何结合中国改革的历史实践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述两项难点的交汇，就是要正确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
一、资本有善恶二重性
美国资深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溃败》一书中认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改革将取得成功，但这个成功是以抛弃社会主义为条件的。他说，21世纪时代表中国社会主义的将不是正统的镰刀斧头图案，而是怀揣资金在太平洋地区搞风险投资的红色资本家形象。布氏的这个认识点出了中国改革在内涵上的一大特点是对“资本”由弃而用的态度；但他把“资本”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则难成立。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利用它、扬弃它。为了说明这一点，须从资本的善恶二重性说起。
传统的社会主义教科书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资本的“恶”（或坏）的一面：资本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惟一动因，为此它不惜危害劳动者和整个社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是无限的，因此它对劳动者的压榨程度也可达非人道程度；各资本之间的竞争是相互倾轧，不讲道德，等等。对资本的本质及其恶的一面的揭示，至今仍是科学的真理。但同时要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讲到过资本的“善”（或好）的一面，即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的一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公允地指出，资产阶级在不到100 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人类此前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大的生产力。资产阶级作出这些伟大贡献的工具是什么？是资本！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资产阶级就是运用资本这个工具，魔法似地呼唤出了生产力的巨大解放。正是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基础上，才有人类文明在各个层面上的迅速进步。可以说，有了工业资本这种经济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才有了劳动者创造如此巨大生产力这种历史事实的出现。
进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资本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作用，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是无从正常有效地发挥出来的。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主体是资本而不是劳动，竞争的得失胜败的后果要由各个资本来承担；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的可能性最终能否成为现实性，基本要取决于资本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是否精明到位。劳动者则原则上不承担盈亏责任，因为劳动者拿的是月薪或周薪，即使企业破产，也是要首先偿付拖欠职工的工资及社会保险。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的利害关系，造就了资本的“善”：为了获取尽量多的剩余价值，它最讲求经济效益，从而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今天，当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对资本的善恶二重性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我们要对资本在现阶段的作用作客观评价，利用它造福劳动人民。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的反映，对资本二重性的认识，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二、扬弃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
既然资本有善恶二重性，那么对待它的方法就应当是扬弃，而不是抛弃，即抑其恶、扬其善，为我所用。但长期以来我们在观念上却是要消灭资本。如何从过去的观念转到现实实践中来，需要从哲学和经济两个层面上作出反思和澄清。
我们过去讲消灭资本，其哲学方法论指导是：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此说的经典出处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恩格斯当时这么讲，针对的是形而上学静止、孤立地看待世界的思想方法，强调的是事物变的一面。实际上，事物有变的一面、也有相对不变即保留的一面。以生物进化为例，如果每一新物种的出现都是以旧物种的消亡为前提，那么生物界的现状就会是只有一种或屈指可数的几种物种了。显然，这不符合生物界发展的历史事实。可以说，辩证法讲的发展是扬弃，不仅仅指新事物在旧事物中产生时所具有的创新，而且也包含部分旧事物的保留。这种保留既体现在新事物具有的一些传统属性中，也体现在旧事物的某种存留中。扬弃中的新事物代表了发展的激进的方面，而旧事物的保留则代表了发展的传统和保守的方面，两方面的结合，才是现实世界本身。
现代系统科学对这一观点作了极好的说明。例如，从生态系统上看，高级物种不仅是在低级物种的基础上进化来的，它们还要在与更为广泛的低级物种的生态平衡中生存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保护旧物种才有了它特殊重要的意义。这种重要意义绝不仅仅是抽象的平等博爱观的要求，它更是对高级生物生存发展条件本身的强调，是人们的视野从线性发展上升到系统进化之后所产生的飞跃。这个飞跃的意义极为重大。
自然科学中的先进成就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必然波及人文社会科学。用生态系统论观点看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我们是否应当反思先前的某些观念呢？如从消灭资本出发以至要消灭货币、消灭商品的观念；又如以简单置换的方式实现思想认识的某种进步的观念等。这些思想方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肯定了一种事物的先进性的同时，抹杀了其他事物存在的客观性。它虽然是要用推陈出新的办法解决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却是使新事物陷入到成长环境变异的境地。它抹杀了新事物应当不断从其他事物那里吸取营养以至感受压力的必要性，抹杀了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共处改进功能，从而不仅限制了新事物自身的发展空间，而且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本身。
从产业发展看，生态观也更符合实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缩影。每一种新产业的出现都不是对先前产业的完全消灭，而是在自身发展创新的同时又改造和提升了旧产业。信息产业的出现，其强大生命力更体现为对现有各种产业的改造提升。一些地方的领导人撇开现有产业结构，单纯引资发展新产业，其实是有偏颇性的。实际上，以先进产业改造和带动传统产业，才是事半功倍、良性循环的发展之道。
从生态系统论看世界，可以这么说，凡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过的一切积极的东西，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要建设的世界，是如何使各具特点的东西在竞争中相互促进、在和谐中相互学习。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错误之处就是偏重对抗而忽视和谐，偏重矛盾双方的斗争性而不讲矛盾双方的统一性。竞争与和谐的对立统一是构成人类社会整体的真谛。从年龄差异上讲，青年人代表积极向上勇于创新的方面，老年人代表成熟稳重传统保守的方面，而少年儿童又代表幼稚天真远大未来的方面。不同的人既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又要注意与其他人和谐相处，汲取于自己有益的营养，这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生态平衡。与此相反，如果去谋求某种单一状态，要么不可能，要么就将是整个系统的灾难。其结果不是促使系统进化，而是导致系统的衰败以至崩溃。这个道理，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民族国家，都可以找到无以计数的例证。
认可了从系统论上阐释的扬弃概念，就应该对资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资本本身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它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发明。它是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在货币职能的充分运用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以资本持有者的增值欲求为核心，把各种生产要素以利益为导向调动和组织起来。它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对于这样的一个事物，我们当然应当扬弃它，利用它的优长之处，使我们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中变得更有力；而如果简单地消灭它，将使我们割断历史，多走弯路。
综观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得益于我们对资本这种经济关系的扬弃。对外开放，允许外资进来；对内开放，允许私有资本的生存发展。这一切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法规管理中运行的。我们就是利用了资本在发展生产力上所具有的善，抑制了私有资本惟利是图所可能给劳动者和整个社会带来的恶。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关于引进外资对我们的税收、就业、学习等极为有利的朴素论证，深入浅出地道出了资本的善恶二重性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扬弃态度。
三、中国改革对资本的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就是在经历否定之后又在更高基础上的肯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资本曾是基本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正反两面经验教训，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待资本，实现了对资本的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之否定包含两个层面的工作：第一个层面是对私有资本的重新肯定、利用和改造，第二个层面是对公有资本的建塑。前者体现为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发展，后者体现为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即以资本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来改造公有制经济。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浓缩的形式经历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完整过程，对这个过程，可以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货币—资本”这三个核心概念来简洁地表示。这三个概念分别代表了我们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资本运营”上经历的三大步。从改革开放初对各种商品生产者的放权让利及放开发展，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中国现阶段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认同；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手段向“货币”作用的认同（《资本论》中货币职能的发展与市场的发育同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确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是对“资本”的确认。
对国有企业实施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从浓缩的意义上讲，可以说是要建造“公有资本”。无论从理论实质还是从操作意义上看，其实质就是要求各个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并能像私有企业那样以其资本能否保值增值为生死兴衰的惟一标尺。这样就把资本讲效益、讲效率的功能引进了公有制经济，并且使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有了客观基础。当然，公有制经济因其所有者的特殊，要求其为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服务的本质不应因此而改变，其内涵就是对国民经济的整体优化和可持续发展起主导和控制力作用。
对国有企业改革如是观，我们就可以在“商品—货币—资本”之后再续上一个概念——“公有资本”。这是否与马克思原先序列中的逻辑一致呢？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原概念序列中的发展逻辑是：每一个后续概念都是从前一个概念中分化出来，同时又将此前的概念系统发展到新阶段。“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一种能促使商品经济更好发展的具有一般等价物功能的商品；“资本”是一种特殊货币，一种能高效组织各生产要素从而带来尽量大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公有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一种要对经济整体的优化和长远可持续发展起主导作用的资本。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所必要的一种资本。
用对资本的否定之否定来理解中国改革与资本的关系，可以使我们在理论上与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方法相一致，在实践上与中国改革实际及现代世界经济体制发展态势相一致，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中国改革对资本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充满创新的探索过程，它的成功将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制度创新层面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