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的中国美学——反思历史，指向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未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世纪50年代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首创“美学”学科体系，从此它走出哲学宗门而自立门户，很快就为西方学术界所承认。经过整整一个半世纪，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把西方的“美学”介绍到中国，并开始自觉地构建中国的美学学科独立系统，至今已近百年。所以，人们常称与本世纪同时开篇的中国美学为“百年美学”。
百年美学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时间并不长，然而它的内涵却异常丰富，矛盾错综复杂，历史上任何一个一百年也无法与它伦比。这是因为，世界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商品交易、文化往来已无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因此世界的各种文化思潮，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中西之论，古今之争，新旧之别，体用之辨，此起彼伏，构成了异彩纷呈的空前新局面。百年中国，政治斗争激烈，“改朝换代”频仍，沧桑之变，常常令人目不暇接。而每一次社会政治的演变，都对包括美学在内的学术以及文艺、文化、教育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起到或促进或制约的作用。
一、思想来源与基本特点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不仅要以现实为根据，同时也总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的营养和起步的出发点。正是客观的现实性与历史的连续性的紧密结合，才形成了无限发展的思想史长河。也可以说，任何一种思想形式，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回答，又是对历史的继承与发展。所以对一种具体思想，不仅要从社会现实中寻求它的根据，还要从历史上探索它的思想来源，才能看清它的来龙去脉，认识它的性质、意义。
中国百年美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美学体系直接影响下的产物。欧美各种美学思潮，既是中国百年美学思想产生、发展、分化的外部环境，又是构筑自己体系、建立自己学派的标准和模式。西方美学对中国百年美学的影响，大而言之，德国“哲学的美学”促进百年美学的产生，并为百年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美和美感的基本性质、美的分类（范畴）、美的价值等，都是导源于康德等人的“哲学的美学”。20年代，西方近代心理学美学（或曰“科学的美学”）的引进，促使很多人转变研究方法。“哲学的美学”主要是研究美的本质，追问“美是什么”，而“心理学美学”主要研究美感经验，描述“美是怎样的”。也是20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进，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建立了唯物论美学，与原有的美学形成对立与斗争，并在50年代至70年代借助于政治力量而变为“独尊”。美的本质大讨论，各派都以唯物论美学为真理而以唯心论美学为谬误，就是明证。80年代至90年代，后现代主义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进，一部分青年学者以此为依据，起而颠覆固有的美学体系，提出“反美学”和“超越实践美学”，百年美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之，“哲学的美学”、“科学的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后现代主义美学，是百年中国美学发生、发展、分化的主要思想动力。这些美学思想都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碰撞与融合，从而也改变着中国固有文化某些性质与形式，使百年美学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了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中国古代没有“美学”之名，美学思想主要包含在各种艺术论，如乐论、诗论、画论、文论以及经史子集和诗、文、记、传之中，没有自己的独立学科，这与西方的古代是相似的。但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美”就是一个独立范畴，一直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而中国古代极少有这种情形，美更多的是作为形容词，附丽于善、德、真、道之上。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并不关心美的抽象本质，而醉心于可感可观的美的境界，儒家道家皆然。本世纪伊始，学习西方的榜样，建设美学学科体系，“美”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范畴。
2、树立了以个性、自由、博爱、同情、 人格独立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审美观，取代了温柔敦厚和等级观念为基本内容的旧的审美观；建立了审美教育、艺术教育的独立体系，彻底摆脱了封建礼仪的束缚，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意义。
3、 用科学分析方法和科学实证取代中国古代那种用道德观念和阴阳五行观念附会审美现象的方法，使美学向科学靠拢，促进思维方式的转变，弥补了中国古代理性的抽象思辨和严密的逻辑推导等簿弱环节。
4、真正为通俗文艺正了名， 使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末技”的通俗文艺如小说、戏曲、俗乐、白话文等提高了社会地位，成为文艺的主要门类。
在谈到中国百年美学的思想来源时，不能只看到外国而把自己的历史遗忘了。虽然外国的影响成为百年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但它毕竟是一种外部条件，既不能代替中国美学自身的发展，也不能割断中国百年美学与古代美学传统的天然联系。近代的先贤们，一方面感到中国传统美学已不能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因而才引进外国的新理论、新观念，并以此改造传统的文艺观、审美观；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觉不自觉的地把传统的美学观念与新引进的美学观念互相诠释，融会贯通。而且在继承传统方面，他们也有各自的选择，中国古代所形成的儒、道、释三大美学思想传统，在中国近代美学大家那里也能明显地看出各自的余续。例如，王国维明显地表现出道家倾向，而蔡元培却继承了儒家传统，梁启超则把佛家的思想溶于自己的审美观之中。
总之，百年美学思想发展史说明：外来的思想，只有符合现实的需要并与历史传统结合（互释、比较、取长补短、吐故纳新），才有生命力。在传播、研究外国美学的过程中，用外国的美学批评外国的文艺，用外国的方法演绎外国的美学概念，这虽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是需要的，但毕竟不是我们的目的。在中国百年美学史上，如此“研究”美学的人是大有人在的。然而终因他们没有和历史传统、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没有自己的创造而站不住脚跟，时过境迁，便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二、基本矛盾与发展线索
我们说百年美学内涵十分丰富，不仅表现在它的含量大，更表现在它的矛盾关系错综复杂。例如，哲学上的唯物与唯心的矛盾，政治上的阶级斗争等等，都向美学领域渗透，并企图把美学思想的发展纳入到自己的框架和轨迹中去。尤其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或把“阶级斗争为纲”当作一切思想史（包括美学思想史在内）的基本线索，则大有人在，并流行于一时，附和者众多，但到了今天已不攻自破，勿需多费笔墨。
然而美学思想的发展到底有没有一个线索？有。这就是功利主义美学与超功利主义美学的对立和互补。请看百年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事实。
百年美学之始，王国维等人接受了康德、叔本华、席勒、尼采、黑格尔等人的超功利主义美学思想，以解释文艺和美的性质、特殊规律，批判中国文艺的旧传统，尤其以“文以载道”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审美观。王国维提出，文艺要“超道德政治”而独立，强调审美的“自身价值”。他的著名论断是：“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也。”（注：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蔡元培认为，美的对象有两大特性：“一曰普遍，二曰超脱。”（注：蔡元培：《美育与人生》。）也就是说，审美活动是一种普遍的高尚的精神活动，有助于克服自私观念和占有欲望。朱光潜用“心里距离”说发挥他的超功利主义美学观点，批判现实政治以利害关系束缚人的自由。宗白华则以“静照”作为他的超功利主义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20世纪头30年，超功利主义美学影响了整个中国美学界，旧的功利主义美学思想几乎无还手之力。当时讲美学课的如吕澂、陈望道、范寿康以及美学研究者黄忏华、邓以蛰、李安宅等人，无一不是超功利主义美学的服膺者，连鲁迅的前期、梁启超的后期也是如此。
超功利主义美学，虽然在批判旧文艺传统、旧审美观点以及为文艺自由发展进行辩护上，具有积极进步意义，但他标榜“超脱”，要求文艺“独立”，不加分析地要求文艺和审美同现实政治完全割断联系，理论上犯了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特别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激烈的时期，迫切要求文艺助一臂之力，你却大喊“超脱”、“独立”，很不适宜。因而受到功利主义美学的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批判起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新的功利主义美学观逐渐形成，与超功利主义美学形成激烈的思想冲突。例如“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争论，文艺有无阶级性的大辩论，其理论基础正是功利主义美学与超功利主义美学的对立。蔡仪用唯物主义观点批判朱光潜的超功利主义美学观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文艺上的功利主义者，其背景正如以上所述。在当时的情况下，功利主义美学与超功利主义美学的矛盾虽然有“你死我活”之势，但是毕竟谁也没有“死”，而是各按自己固有的方向发展。
然而，5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一元化”了，文艺思想也只有“无产阶级一家”，超功利主义美学因被视为“反动”而转入“地下”。报刊上出现这种观点，也是放在被批判被否定的位置上，而把功利主义美学放在绝对正确的位置上。在这种片面理论指导下，文艺批评政治化、简单化，致使文学艺术及审美活动走向单调、肤浅、贫乏与凋零。直至7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气候变得开朗了，美学事业才获得新生。超功利主义美学从“地下”又转到“地上”，无所顾及地与功利主义美学相对立，并且逐渐又占了上风。当然功利主义美学仍然有它的市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一种新的功利主义审美观点正在形成之中，批判康德以来的超功利主义美学观点，认为文艺和审美是纯粹的感性活动，只供个体的情感宣泄和娱乐享受。它既反对超功利主义美学观点，又与旧功利主义美学有所不同：它强调个体情感欲望的满足，要求纯粹的感性自由，反对理性制约感性，反对让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服务于社会目的。孰是孰非，还将争论下去。
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矛盾，是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因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与文学艺术，而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属于精神领域和观念形态，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观念形态。它是以具体形象或曰感性形式存在于现实当中，而实质又超越现实世界而属于精神世界。康德认为审美与文艺是联系现象世界（现实存在）与实体世界（观念、精神）的桥梁，是有道理的。既然立于现实世界就该有功用，只不过这种功用是通过情感、意识、观念实现的，区别于物质力量，既然超越现实世界就该无功用，所谓“无功用”的真正含义是说文艺与审美不含物质能量，而体现为一种无形无质的精神力量，因此无功用不等于无用，而是“无用之用”（庄子语），既有功用又“无用之用”两个方面，才能全面地说明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能。因而功利主义美学与超功利主义美学是各持一端，只掌握了一面真理。只有把二者调和起来，使之互相制约、相互补充，而不是是此非彼，才能真正把握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
功利主义美学与超功利主义美学的矛盾关系，从理论上说，二者互相制约又互相补充。功利主义美学因何而产生？那是因为文学艺术与审美活动起源的时候，本来是与功利活动混沌不分的。超功利主义因何而起？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逐渐走出混沌状态而取得了相对独立性。从起源上说，功利主义美学在先，而超功利主义美学在后。两者产生后，便通过不断地相互否定、不断更新而得到发展。百年美学也可看出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头30年，是超功利主义美学一统天下，它是对中国旧功利主义美学的否定。30年代之后，它又被新功利主义美学所否定。新的功利主义美学走向“绝对”之后，又受到超功利主义美学的否定……。
三、文艺的政治化倾向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百年美学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是文艺与现实关系的集中体现。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功利主义美学与超功利主义美学的矛盾已经激化，在文艺观点上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开争论。这些论争主要有：1928年“新月派”以人性论“批评文学上的阶级论，反对提“革命文学”的口号；1930年“民族主义者”提出“民族意识中心论”，也是反对文艺中的阶级论；1932年“第三种人”以“创作自由论”反对政治“干涉”论，提出“勿侵略文艺”以保障文艺的独立地位和审美价值。他们都反对用阶级论解释文艺，批评文艺，因而受到鲁迅及“左联”诸君的批判，并开展了辩论。尤其与“第三种人”的争论更为激烈，影响更大。
不过，仅就革命文艺家一方面而言，其批判都偏于政治方面，对文艺理论建设，并没提供更多的东西。因为“第三种人”等是以超功利主义美学为理论武器向功利主义文艺理论提出挑战的，然而“左联”，一方面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自己的理论眼光，使很多人的反驳只停留在揭露“莫须有”的“政治阴谋”上，并没有深入到美学理论的层面。这一点，当时已有人提出来了。陈望道说：“最近胡秋原、苏汶两位先生的文章，主要点都在对于左翼理论或理论家的不满，我们不应把这种对于理论和理论家的不满，扩大为对于中国左翼文坛不满，甚至扩大为对于无产阶级文学不满，把理论家向来不切实不尽职的地方暗暗地躲避了不批判。而将来还是来的那一套，以致理论永远无进展。”又说：“他是一个极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不会离开阶级的立场，但又要他是一个有优秀的趣味和渊博的知识的人，才不会对一切复杂的文艺现象不耐烦细心的研究，只知以抽象的一般阶级理论来硬套在文艺现象上，使人动弹不得，而于别人树着大旗来攻的，又只懂得回到阶级立场上架搁遮拦，并无乘势进攻的力量。”（注：《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1、502页。）这种批评确属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它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却不为人们所重视。
文艺与政治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处于人类文化系统的不同层面，各有特点与功用，不容混淆，不能相互取代。它们的主要区别，概括地说：政治内涵利害关系，是为实现某种社会目的而设，表现为一种物质力量；文艺内涵情感观念，是为个体的内在需要而设，表现为一种精神力量。它们作用于人，政治是外在的、强制的，是理智的被动接受；文艺是内在的、情感的自由活动，令人愉悦而感到是一种享受。但是二者又不是绝缘的，它们有交汇之处，有互相为用之点。政治也有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层面，这一层面与文艺一样同属于精神领域，即都是意识形态。不过要注意，它们的“形态”很不一样，文艺的“形态”是感性形式，是具体形象，政治意识的“形态”是抽象形式，是概念；政治感情与文艺感情也不相同：一个是利害关系的直接反应，一个是对现实关系的超越，即审美化；一个粗浅，一个精细；一个狭窄，一个普遍；一个短暂，一个永久。文艺要通过形质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们也就无法把握，这说明它又离不开现实世界。但表现文艺的形质（感性形式）又不是现实世界的实存，而是现实世界的一种符号。因此文艺与政治交汇处只能在精神领域，而非现实的物质世界。这就告诉我们，政治与文艺要相互作用，相互渗透，都要在思想、情感、观念的范围内。政治要用物质力量、组织手段干涉文艺（请注意：不是文艺家）是达不到目的的。而文艺对政治的渗透是通过情感的感染，意识的潜移默化，兴趣的诱导，而不是以理服人，更不是以力制人。
40年代，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提出文艺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正是把文艺混淆于政治，或者说是政治吞没了文艺，使之失去了自身。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在文艺批评上又作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规定。实际上，按着如此标准进行批评只能叫政治批评而非文艺批评，因为文艺批评的标准只能根据文艺自身的性质、规律而制定，即只能用“艺术标准”。现在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的位置，就意味着要降低“艺术标准”，甚至要牺牲艺术，而去俯就某种政治。当然，在政治可以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时期，这样提出文艺批评标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样的关头，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最现实最有力的手段、形式莫过于政治斗争和革命战争，其他的斗争形式、手段只能起辅助作用。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经验，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把政治斗争提到那么一种压倒一切的位置上的。
然而，燃眉之急已经解决，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却仍然抱着战时政策不放就是不可原谅的了。不少人认为《讲话》所提出的许多政策性的意见已经过时了，应该及时地加以调整，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结果却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加以残酷的迫害。《讲话》所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本来只适应一时的需要，结果却当成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文艺创作仍然是为了跟上阶级斗争的形势，必须像新闻报道一样“及时”，像士兵进行战斗一样“遵命”，而这恰恰违反了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创作自由。创作不是作家神来兴到、激情所致，而是完成领导给的任务，这就根本抹掉了作家对生活题材的审美化过程，成了“不创而作”，不可能产生具有永久魅力的艺术精品，至多是一种大路货，随着一次政治运动的结束，中心任务的完成，它的生命也随之而告终。这难道不是几十年的艺术实践的真实描述吗？
四、未来美学的历史起点
20世纪即将结束，“百年美学”的路程尚远。百年美学并不是一个成熟、完整的历史阶段，它是一个正在运动中的发展过程，还需要不断地充实、完善乃至导引。这是因为，百年来中国美学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尚未真正解决，有的还刚刚开始，需要带到21世纪乃至更远的未来去加以完成。我们不要盲目，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美学探寻正确的历史新起点。
1、跨文化研究与美学创新
百年中国美学不仅是在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中产生与发展的，也是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全面地交流、碰撞与融合。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先秦时代也是一次文化大交流，但那是在中华民族内部各“国”和南北方之间进行的。再如魏晋南北朝是又一次文化大交流，比先秦时代广阔得多，那是在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与印度、西域各国之间进行的。从世界范围看，是东方文化内部的事。而20世纪这一百年，乃是世界东方的中国与远隔重洋的西方各国文化的大交流，不同的因素更多，融合起来更难，经过融化出新，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将是一次更大的促进。蔡元培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注：《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50页。）
历史经验证明，把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加以融合出新，是文化生命成长的历史过程，不是机械地摹仿和简单地搬用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几十年上百年便可完事大吉的。例如，佛教文化从汉末开始传入，到唐末才产生真正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中国佛教及其佛教艺术，其间经过五六百年时间。先是移植、摹仿、搬用，觉得不合己意，才进行反复咀嚼、消化、吐故纳新，终于成为自己文化肌体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也不是说，中西文化的融合出新也要等五六百年之后，而是说要吸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高自觉程度，高瞻远瞩，避免走历史的回头路。
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今世界文化的两大主流。对于中国来说，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在碰撞、融合中出新，这是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未来文化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百年的经验说明，中西文化交流，既是百年中国美学产生的背景，又是百年中国美学的思想来源。过去由于对两种文化各自的特点、结构、主要倾向及其优越性与局限缺乏研究，认识不足，因而在选择、汲取、扬弃上常常陷于盲目状态。因盲目、偏激而造成一系列失误，因此进行深入、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乃是未来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认识前提。有了这种研究，才能有真正的中西美学比较。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在近些年来已引起美学界的普遍重视，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浅尝则止，中西美学比较多限于比高低异同的层面——这固然也需要，但毕竟离我们的目的尚远。我们应该通过表层的比较去探索造成差距和异同的原因，揭示各自发展的内在矛盾和生命力，在这种基础上才能择善相从，吐故纳新，并经过长期的孕育过程而产生新的生命。
2、美学本体论与文化人类学
美学是个多边缘的学科，需要许多学科为其体系的建立提供论理、方法和成果，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这已为人们所共识。但是，以什么作为美学的本体论，以往都是把某种哲学本体论当作美学本体论，也就是用哲学本体论去解释美的根源与本质：唯物主义认为美的根源与本质是在物质世界；唯心主义则认为是在精神世界。他们都忽略了人和文化，忽略了文化的人本体。其实美的根源与本质不是同一的，美的根源是在社会物质实践那里，而美的本质却在精神文化那里。要解释艺术和劳动实践的关系问题，必须借用文化人类学这把钥匙才能揭开其奥秘。
过去，由于人们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活决定艺术创作的基本观点，忽视了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对美学和艺术的深刻影响，更忽略了处于这些关系轴心地位的人本体。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固然对艺术和审美起决定作用，但这种“决定作用”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观念、情趣、才能、习俗、信仰、思想等等，更直接影响艺术创作和审美能力。也就是说，艺术创作的实现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并不能直接到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中找答案。有的人从“艺术起源于劳动”、“审美起源于物质实践活动”以及“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出发，便认为劳动和功利实践是艺术创造和审美能力形成的直接原因，并且有意无意地否定了天赋才能、审美趣味等等文化修养的巨大意义。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简单化倾向。要知道，“艺术起源于劳动”等命题，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学命题，也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命题，而不是艺术创造论的命题。劳动对艺术和审美的“决定作用”，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得以实现，而这“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文化与人类渐进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劳动实践产生了元文化，元文化经过发展、演变、分化、提升的历史过程，才有了真正的纯粹的艺术和审美活动，切不可把具体劳动和具体功利实践视为艺术创作与审美的直接原因。这一切都说明，文化对人类艺术创作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其制约与影响作用是绝不应忽视的，因而对美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3、重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于20年代，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了。20年代至40年代，是革命与反动、侵略与反侵略对抗、斗争最激烈的时代。反动派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要扑灭它，而革命者也无余裕之力为其发展创造充分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说是在这种政治夹缝中生长的，人们没有充分的条件进行研究与思考，发展是很有限的。除了蔡仪的《新美学》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理论体系外，更多的人是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直接运用到现实的文艺批评和文艺斗争中去，不仅理论上零散，不成系统，而且机械照搬和简单化倾向也很明显。共和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其地位从地下升上了天，本该有一个大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狭隘的政治观点，视美学为无用，甚至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有害。而教条主义满足于照搬前苏联模式，懒于自己动手创造，在这种眼光下，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怎能成长壮大？虽然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期进行了关于美的本质大讨论，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也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例如它一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变成美学是非的唯一标准，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前景越来越狭窄。到了“十年浩劫”，整个美学研究断流，已有的成果被当成反动的唯心主义，加以挞伐和批判，建设与发展更无从谈起。20世纪最后的20年，时逢大好时机，然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很费一番功夫，哪有时间着手新的建设？所以，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路程还长，任务很重，需要有志于此的学者加倍努力。
4、美育的命运
在百年美学发展的过程中，美育实践比它的理论经历了更大的波折，遭受更多的冷落。历史已经证明，美育的有无，直接影响人才的培养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必须经过认真的总结、深刻的反省，才能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
百年美学的早期建设者们，都非常重视美育。认为美育是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充实人的精神生活、激发人生情趣的重要途径。百年美学的开拓者王国维，针对封建教育的弊端，接受西方近代教育的经验，首先提出智德美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主张用文学艺术救治上层社会空虚无聊、萎靡不振的精神“疾病”。虽然清政府没有理睬他的好意见，但却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播撒了优良的思想种子。百年美学的另一位开拓者蔡元培，借助于民主共和之力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之一，虽遭到袁世凯封建复辟势力的阻碍，但毕竟历史潮流不可逆转。蔡元培既吸收近代资本主义的教育经验，加强科学教育，又继承中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重视艺术教育，择善相从，中西融和，终于建立了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新式教育体系。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使中国的教育焕然一新，为祖国培养、网罗了一批又一批既有才干又有献身精神的人材，许多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企业家、政治家、学者都是闻名于世的一流才干。历史证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先贤们所建立的新式教育是成功的，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
遗憾的是，进入50年代之后，教育环境大大改善，然而新中国的教育并没有在这个良好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前进，而是回过头来，把自己与历史根本对立起来。
首先，变全面发展的方针为片面发展的方针。教育方针的制定，既不征求教育家的意见，也不经过论证，而是任由最高掌权者一意孤行，不知何故砍掉美育，只保留德智体三者，而德育又被政治说教所取代。道德、情感被排除于教育之外而放任自流，社会人伦关系都变成政治关系，正义、良心、同情、仁爱不准讲了，精神生活、审美情趣被枯燥的政治生活所吞没，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已不知为何物。“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和“政治第一”、“政治决定一切”的导向，把人们诱入愚昧，变成畸形。时至今日，国民素质下降，道德堕落，情感粗野，不知廉耻，不懂礼节，不讲公德，甚至残忍凶恶，兽性大发，这难道不是几十年推行片面教育所造成的苦果吗？这些丑陋现象的产生有多种因素，而教育失误则是根本的。
其次，颠覆已有的教育体制，代之以更落后的新体制。从50年代开始，不仅把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方针弄得残缺不全，同时发动一次又一次所谓“教育革命”，其目的是破坏“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的原有体制，代之以“外行领导内行”的官僚体制，实际上是使已被蔡元培整顿北大整掉的“衙门式”的体制又死灰复燃。并且为巩固学校中的官僚体制，发动思想批判运动是常有的事。仍然主张“教授治校”的人，被残酷地批判并定为右派分子。尊师重教本是我国优良的教育传统，却遭到蛮横的批判。更有甚者，颠倒师生关系，制造师生间的矛盾，竟然提出学校要以学生为主体，讲义、教材要由学生编写，先生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学生的批判。一切都是颠倒的，这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的，最好也是绝后的。
在市场经济新潮流的驱动下，人们的眼光越来越倾注于金钱财富而远离人格精神，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物欲膨胀，享乐主义泛滥，人性已产生新的异化，更需要加强审美教育、艺术教育，以救治人类这些弱点。
所幸，在世纪末，美育被重新认识，重新列为国家的教育方针。这为未来的美学研究和美育事业的发展，带来无限美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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