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威慑与国际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新军事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到来，传统威慑观念及威慑战略日益受到多方面的冲击，核大 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威慑战略的结构与功能也随之发生了新变化。由于威慑能力发展的不 平衡，超级大国相对他国的核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国际安全形势由此增添了诸多 新的变数。
传统的威慑观念及其嬗变
“威慑”一词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汉朝和三国时期。中国古代的军事著作十分重 视体现威慑观念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军事战略上的应用。(注：参见陈荣弟、李云 龙编：《死神俯视众生——核武器与核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在古代欧洲，修昔底德和马基雅弗利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威慑”一词，但人们可以在他 们的著作中找到威慑的实例。自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形成以来，无论是在拿破仑战争后欧 洲的百年均势体系中，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当各国通过 派遣海军舰队、交换军事观察员或缔结同盟条约等活动，向对方‘传递信号’或发出警 告时，威慑也就寓意其中了。(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
尽管东西方都很早就重视威慑的作用，但由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最早产生于 欧洲，威慑的应用不仅广泛而且持久，因此，认识传统的威慑观念需要更加关注西方的 理念和实践。在英文中，威慑(deterrence)的基本含义是通过使对方害怕会处于某种环 境或得到某种结果而放弃采取某种行动。(注：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有学者曾对威慑下过这样的定义：“就其最普遍的形式而 言，威慑不过是使敌手信服：他可能采取的某种行动路线所涉代价和(或)风险超过其利 益。”(注：Alexander 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p.13.)这种 对威慑概念的定义显然是从威慑战略或策略的实施方看问题的。它体现了如下特点：其 一，确立目标明确，即阻止可能的行为的发生。明确的目标不仅是威慑存在的价值体现 ，也是检验威慑是否有效的最终参照指标。其二，使用强制方式。威慑不是通过友好协 商、互谅互让的方式体现实施者的政治意志，而是体现出强制性倾向，在很大程度上， 威慑是以物质实力基础特别是武力手段为后盾的。其三，作用于对手的心理。威慑方只 有给对手造成较大的心理震慑，使被威慑方充分认识到，抗拒威慑所产生的风险和代价 显然大于可能收益，它才会放弃某种行动，威慑方的威慑应用也才算有效。其四，保持 现状。威慑方的目标在于通过阻止对手可能的改变现状的行为的实施，维护符合自身利 益的既有现状或格局。
一般来说，一种有效的威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畅 通的信息传递。基辛格曾对威慑的要素构成进行过经典阐述：“威慑要求把权力、使用 权力的意志及潜在侵犯者对两者的估计结合为一体。此外，威慑是上述因素交互作用的 产物，而不是它们的总和。如果其中任何一项等于零，威慑必然失败。”(注：Henry A .Kissinger,The Necessity for Choice,Garden City,Doubleday,New York,1962,p.12 .)
自核武器问世以来，人们对威慑的关注迅速上升，威慑这一术语不仅得到特殊的强调 ，而且被赋予一种独特的涵义，人们对威慑的关注也逐渐从常规威慑转向核威慑。由于 核武器拥有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它能对对手产生其它任何武器无法比拟的巨大震慑 效应。因此，建立有效的核威慑对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具有一般威慑力量难以比拟的 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核武器出现前，一国的武装力量是准备用来进行当时的技术所能 达到的战争，而且战争的目标就是通过使用力量而获得战争的胜利。但在核时代，任何 一国无论其多么强大都无法承受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任何一国都不倾向于冒自身遭受 摧毁的巨大风险去进攻另一个有核国家。这样，有核国家除发展自己的核威慑能力之外 ，还必须关注来自他国的核威慑，并制定有效的核威慑战略以阻止对手对自己发动核攻 击。“一个大国能否阻止一场全面核战争，已成为衡量其军事体制是否健全的标准。” (注：Henry A.Kissinger,op.cit.,pp.12-13.)
作为威慑的一种形式，有效的核威慑同样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其一，作为威慑物 而存在的核力量。比如核武器的数量以及核武器的打击精度等。这是产生威慑效应的最 基本条件。威慑效应的产生是以威慑物质力量的始终存在为条件，如果威慑物质力量被 实际使用就表明威慑已经失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从这一意义上 讲，核威慑力量是永远不能用于实战的，否则威慑武器就转变为具有巨大杀伤力的威胁 武器，与常规力量不同之处就只是杀伤力的大小。其二，威慑方与被威慑方的行为合乎 理性。理性是威慑的基础。理性有助于被威慑方认识和判断威慑力量，促使信息更好地 在威慑方和被威慑方之间的传递。在核时代，理性还包括决策者在采取某种可能导致核 战争或核报复的行为之前进行的代价与收益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和决策。正 是理性的存在，使潜在的对手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即通过蓄意诉诸核战争所取得的利益 ，最终将超过这种行动所付出的代价。(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 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396页。)其三，使用核力量的坚定意志。 威慑指向的是对手的心理，其效果取决于威慑方使用力量的意志。意志越坚定，威慑越 大，反之越小。因此，“一个外表的弱点将引起的后果与一个实际的弱点相同。作为一 种威慑，一个意在虚张声势但被(对方)认真看待的姿态比实为威胁但被解释为虚张声势 更有用”(注：Henry A.Kissinger,op,cit.,p.12.)。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都是循着这样的威慑观念制定其核战略的，从而制造了持续近 半个世纪的核对抗。在核武器诞生的初期，美国奉行所谓“战略轰炸”，即“在苏联等 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战略轰炸机基地，准备以机载原子弹轰炸这些国家”。(注：顾 德欣、牛永军主编：《核幽灵的震荡——二十世纪核问题回顾与思考》，国防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第168页。)20世纪50年代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 但由于其手段过于僵化与单一，后被废弃。60年代后，随着苏联核力量的发展，美国采 取了“灵活反应战略”，其核战略也相应地调整为“确保摧毁”战略。里根以前的历届 政府虽不断调整，但其核战略基石都是“确保摧毁”。二战中美国对核武器的首次使用 震动了苏联，斯大林提出建立“核均衡”战略，消除来自美国的巨大威胁。赫鲁晓夫上 台后提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未来的世界大战是“火箭核战争”，于是在 60年代初提出“战而胜之”的“火箭核战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与美国在核力量 上大体相当，苏联提出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并重的“灵活反应”战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苏联改变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看法，认为防止核战争是军事战略的首要任务， 为此提出核武器“合理足够”的战略理论。尽管两国核战略的有效性受到过这样那样的 质疑，但美苏庞大的核武库及其威慑战略对彼此所产生的巨大威慑作用则是客观存在的 ，相对均衡的战略态势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始终没有 被打破，从而避免了美苏迎头相撞，不仅阻止了核大战的爆发，也阻止了常规大战的爆 发。超级大国关系某种形式的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国集团之间冲突的产生。正 如罗伯特·吉尔平所指出：“敌对的核国家之间的相互威慑限制了暴力，继而保护了整 个国际社会免受全面战争的侵害。”(注：Robert Gilpin,War &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15.)尼克松也曾断言：“一种真正和 平的结构，只能被建立在核威慑的基础上。”(注：[美]尼克松著：《1999，不战而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显然，核武器产生后，威慑的形式和内涵发生了明显变化，出现了常规威慑和核威慑 之别，二者之间因力量构成的不同而具有明确的界限。对大国来说，核威慑已在相当程 度上取代了常规军事力量在威慑中的地位。尽管制定核威慑战略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 大国所高度重视，但由于核武器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用核武器始终被当作“禁区”。 结果又造成了威慑与威胁的分野，核威胁转向了核威慑，大国核战略也由实战战略向威 慑战略转变，其实战的效用逐步降低，政治效用逐步凸显。
但是，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在一些重要方面不断取得或正在孕育着 新的突破，世界军事领域也兴起了一场以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以军事 观念转变为牵引、以军事体系调整为中心的全方位、全领域、全系统的全新军事变革， 并带动了作战能力、作战形态、武器装备、防御手段等方面的重大而深远的变化。它对 传统的战争理论和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引起了传统威慑观念和核威慑观念的嬗变冲击， 催生了一些新认识。第一，弱国的核力量并不必然对强国产生核威慑。传统核威慑观认 为，有形力量是实施威慑的重要物质基础，只要具备威慑的三要素，威慑就可以产生。 但技术的发展使威慑的可信性(the credibility of deterrence)开始遭到质疑。早在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有学者对技术变革对威慑的冲击感到担忧，认为“即将出现的技 术发展使战略武器更易遭受突然攻击的摧毁，只有对包括导弹系统的疏散、机动力和保 护等防御问题作出困难的选择，才能使威慑保持下去”。(注：Albert Wohlstetter,“ Atoms,Strategy and Policy”,Foreign Affairs,January 1959,pp.211-234.转引自[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4 39页。)随着新技术变革时代的到来，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的迅速增强大大提升了军事 强国的常规打击能力，在必要的情况下，强国可以通过远距离攻击摧毁敌手的核力量， 从而使弱国核威慑的物质基础顷刻间化为乌有。由于其常规攻击能力在技术上可以实现 在对弱小对手的首轮打击中摧毁或破坏对方的核武器或核设施，军事强国既不像过去那 样担心来自核弱国可能的核攻击，也不像过去那样担心由于自己的主动进攻而招致对手 的核报复。因此，虽然核弱国的威慑三要素基本具备，但它事实上并不能够对军事强国 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从而达到阻止强国对弱国利益的损害。
第二，核威慑力量有可能转变为核威胁力量。传统威慑观认为，核武器是作为威慑物 而存在的，它是一种只能产生威慑而不能被用于实战的“虚武器”。但在新军事变革时 代，在战争中有区别地、精确地运用有限核力量，不仅可以缩短常规战争时间，减轻自 身的战争付出特别是人员伤亡，而且可以减少对手人员特别是平民的伤亡，这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核力量使用方的心理担忧和政治压力。虽然使用小型核武器虽然同样会产生 道义问题，但加速了战争进程，减少了双方的人员伤亡，加上对环境危害限于一定范围 ，因而所受到的道德约束和舆论谴责可能较过去有所减弱。这样，原来作为威慑物存在 的核武器就有可能在战争的特定阶段得到使用，成为实现战争目标的威胁核武器。而核 力量一旦被用于实战，就兼具威慑和威胁双重功能，其目标不再局限于维持现状，而是 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改变现状。
第三，导弹防御可以产生较大的威慑作用。威慑与防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威慑是要 在和平时期慑止某种行为的发生，它作用在行为实施之前；而防御是要在战争时期威慑 失败后降低对方行为对自己的实际伤害，它作用在行为实施之后。所以过去一般认为， 作为一种补救措施，防御并不能产生威慑。但在新技术变革时代，导弹防御改变了这种 “无能”地位，弹道导弹防御可以同时具有防御与威慑两种功能，从而加强了防御系统 拥有方的威慑能力。原因在于：其一，如果被进攻方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拦截率很高而 且效果比较稳定，进攻方就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突破”对方防御以及摧毁对方报复的 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促使进攻方放弃发动攻击的计划。也就是说，被进攻方的导 弹防御对进攻方产生了威慑作用。其二，防御技术的发展又降低了防御方进攻力量在战 争中的脆弱程度，使得进攻方可能更加“意志坚定”地使用自己的进攻性力量，从而加 强了对对手的心理震慑。其三，在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的同时，其“副产品”导弹进攻 技术也会随之得到改进，而导弹进攻能力的提高自然又有助于增强自己的威慑能力。
新军事变革时代的新威慑
由于新军事变革对传统核威慑观念产生了多方面冲击，核国家尤其是核大国为了进一 步增强威慑的效果，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着手对威慑战略进行新的调整，从而 使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威慑在结构和功能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一，传统战略威慑地位相对下降，常规威慑在威慑结构中的地位更加突出。长期以 来，虽然核国家的威慑体系由常规威慑和核威慑共同组成，但核威慑始终占据绝对支配 地位。然而，在新军事变革时代，建立在庞大战略核武器基础上的传统威慑战略的实际 意义并未得到加强，而使用富含高科技成分的常规力量则可以给对手造成严重甚至难以 承受的损失，使用常规力量可以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有力手段，常规武器在战争中的地 位因此日益受到重视。如同苏联元帅尼古拉·奥加尔科夫所言，技术突破将使常规武器 在战斗中具有一种堪与战术核武器相媲美的效能。(注：Ahmed S.Hashim,“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outside the Wes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 1998,p.433.)正是看中了常规武器的这种优势，无论是超级大国还是 一般核国家无不重视大力发展常规威慑力量。2002年初美国国防部《核态势评估报告》 认为，对未来的美国来说，“核武器当然仍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将只是 攻击性战略力量的一部分”，必须“同新型非核战略武器互为补充”，“以增强我国攻 击性威慑力量的效用”。(注：“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02:Excerpt”http://www .globalsecurity.org/news/npn/032002.htm/)俄罗斯近来也强调要重视常规力量的发 展，努力提高应付地区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常规作战能力。印度在进一步发展核力量 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对中程导弹、超音速导弹、主战坦克等常规武器的升级换代，努力 全面提高常规力量的打击能力。
第二，核威慑与常规威慑的界限日渐模糊。以往核威慑与常规威慑在诸多方面有明确 的分野：核武器具有常规武器无法比拟的巨大的毁伤性；核大国威慑战略主要对手相对 单一，美苏即互为主要目标；它们发展核武器的根本目标在于确保相互摧毁相互威慑， 而不是将核武器当作随时准备使用的实战武器。但在新军事变革时代，核武器与常规武 器的清晰的界限开始出现模糊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核武器杀伤力 常规化，在核武器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研究和开发当量在5000吨级以下的核武器已 经成为可能。其二，核威慑的意图和功能常规化。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指出， 美国的核武器已不仅是应付核威胁的最后手段，也成为对付可能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任 何挑战，而且美国要用核武器作为辅助和威慑手段支持常规战争，为此它不惜降低核门 槛，以对有核国家以及能够承受常规武器打击的目标进行核攻击，还可以在遭到“无赖 国家”和恐怖组织用生化武器袭击后对其实施强有力的核报复。(注：“Nuclear
Posture Review2002:Excerpt”.)除美国外，俄罗斯近年来也根据国际安全环境和自身 安全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提高了核威慑在其军事战略中的地位，降低了俄的核门槛，明 确提出保留在俄联邦国家安全面临危急局势时动用核武器回击使用常规武器实施的大规 模入侵的权利。难怪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专家伊沃·达尔德说：“整个原子时代的基 本目标就是阻止核武器的使用，而这项政策如今却完全颠倒了过来。核武器已经成了战 争工具而不是威慑的手段。如果军队规划人员一遇见出乎意料的军事态势就考虑动用核 武器，那么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之间的区别就会逐渐消失。”(注：美国《纽约时报》，2 002年3月11日。)
第三，存在威慑与实战威慑相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核武器始终是作为威 慑的载体而获得政治和安全价值的。尽管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几度剑拔弩张 ，但在最后关头谁都没有胆量动用核武器，将其由存在威慑而演变为实战威慑。然而随 着小型核武器技术的发展，核武器使用的禁区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不仅重视 核武器的存在威慑价值，而且开始着眼于发挥它的实践威慑价值。在美国《核态势评估 报告》中，五角大楼提出核武器可以用于战场，并称美国准备在出现“即时的、不可预 见的和潜在的”“紧急状况”时动用核武器。(注：“Nuclear Posture Review2002:
Excerpt”.)2003年3月，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2004年度国防预算报告中甚至公开 要求取消十年来关于研制小型核武器的禁令。
第四，防御威慑成为吓阻对手使用核武器的重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报复性威 慑一直是核大国威慑战略的基础。其核心在于强化核反击能力。美国“星球大战计划” 出台后，通过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强化防御能力以阻止对手发动核攻击，日益成为威慑 战略发展的重要方向。尽管防御威慑目前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替代传统的报复性威慑战略 ，但防御威慑的功效将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而显现，成为吓阻对手动用核武器的重 要手段。随着导弹防御技术的日益成熟，防御威慑的地位还将进一步上升。
第五，延伸威慑的有效性得到提高。所谓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是指核大国 为了非根本利益(如盟国的安全)而扩大保护范围的威慑。在传统威慑模式下，威慑实施 者本身在生死存亡关头使用核武器的中央威慑的可信度较高，而那种受到威胁的利益与 威慑者本身的生死存亡关系不大，威慑者冒自身遭受重大损害甚至毁灭的延伸威慑的可 信度不高。(注：参见Philip Bobbitt,Democracy and Deterrence: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Nuclear Strategy,The 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1988,pp.8-10.)但 在新军事变革时代，由于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核大国可以更多借助防御威慑来阻止对 手对盟国的核攻击，同时又不损害关乎自身生死存亡的利益。这就使核大国更有决心捍 卫盟国的安全利益，通过加强延伸威慑，进一步加固与盟友的关系。
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威慑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新军事变革时代威慑的变化，不是一般意义上威慑力量在各国之间的横向扩展，也不 像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为增强针对对手的威慑能力而对威慑战略做出的某种调整，它是威 慑力量结构和功能上的深刻变化，也是对传统威慑观念的修正和更新。这种变化不仅直 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威慑能力甚至综合国力，促使大国从新的威慑观念出发 调整安全战略，从而给国际总体安全形势的发展增添新的变数，进而也会使地区安全形 势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
首先，威慑能力的变化将有力地推动各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发展的此消彼长。在新 军事变革时代，作为一国军事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威慑力量，不仅取决于战略核力量 的存在，而且取决于先进常规武器，不仅取决于进攻性力量，而且也取决于防御力量。 一国能否根据威慑观念的新变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威慑力量构成，将直接影响自身军事 实力乃至综合国力。而各国不断加强其威慑能力的举动必然促使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消长 变化。不过，应该看到，尽管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都力图跟上新军事变革时代的步伐， 努力维持或提升自身的威慑能力，但超级大国毕竟拥有绝对领先的综合国力和军事技术 ，它是新军事变革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主导者，威慑的新变化也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超级 大国的威慑战略中。而且超级大国还力图将这种国力和技术优势转化为威慑优势，以服 务于自身的霸权战略，因而其威慑结构与功能的变化无疑加强了其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 。
其次，大国间安全竞争围绕新的威慑观念展开，安全战略出现新的调整，国际和地区 安全形势出现诸多不确定因素。为了捍卫自身的安全利益，维护和扩大自身国际地位， 世界大国无不重视构筑和发展有效的威慑力量。在发展常规威慑的同时，各大国都力图 维持自身核威慑战略的有效性，个别大国不仅注重发展进攻性威慑力量，而且也重视防 御威慑力量的建设。同时，各主要大国还积极酝酿或调整安全战略，更好地适应威慑的 变化。美国依仗其威慑优势，提出的新“三位一体”军事战略，它由“进攻性核力量、 先进的常规武器能力和一系列崖型防御系统”组成。进攻性核力量和先进的常规武器保 证美国可以对从大国、“流氓国家”到恐怖组织的一系列目标实施打击；新型防御系统 则保证美国免受各种威胁来源的进攻。俄罗斯提出以“核遏制”为核心的“现实遏制” 军事战略，不仅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而且准备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原则 。近年来，通过制定一系列法案，日本自卫队的防卫体制事实上已经实现了由“国土防 卫型”向“地区干预型”的战略转变，在防卫态势上由被动变主动，由消极变积极，防 卫战略呈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印度也及时推出了新军事战略理论，积极进行军事战略 调整，其核心是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不断加强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加强战略威慑和 远程打击能力。各大国纷纷调整安全战略，将给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带来诸多不稳定因 素。因为从安全关系的互动性看，一国的安全不可能是单纯的单边事务，其安全政策必 然带有国际色彩，并且成为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一部分。当国际社会处于整体不安全 时，单一国家的安全难以维持；而当单个国家处于不安全状态时，其所在地区甚至国际 社会都可能被卷入其中。鉴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政治野心及历史心态，日本开发 导弹防御系统，发展攻防兼备的威慑力量容易引起东亚国家的广泛不安，并可能成为诱 发东亚国家进一步加强军备建设。印度的发展核威慑和常规威慑的努力，也会加剧南亚 地区的紧张局势。
第三，核威慑能力出现非均衡发展，超级大国的核优势更加明显，其对外战略的单边 主义倾向有可能持续。导弹防御计划不断推进的直接结果是超级大国的核威慑能力相对 其他有核国家进一步增强。一方面，超级大国本身就具有庞大的核进攻能力和核报复能 力，而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则可以进一步确保自身核武器免受其他国家的攻击， 增强了自身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促使自身核威慑的有效延续。另一方面，超级大国导弹 防御系统对被威慑方的可能的进攻也是一种制约，一旦超级大国对一般核国家的核设施 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后者将因缺少有效的防御手段而使自身的核力量受到重创甚至丧 失殆尽。同时，导弹防御系统还使一般核国家核威慑的实际意义遭到削弱。超级大国导 弹防御系统的拦截率越高，一般核国家的核威慑遭到削弱的程度就越大。超级大国核威 慑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无疑会加强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势头，助长其在对外战略中 奉行单边主义政策，促使地区国际局势的紧张甚至国际热点的产生。
第四，核军备竞赛可能升级，核不扩散努力面临考验。从理论上讲，在国家间安全关 系中，一方出于安全目的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可能使对方产生会遭受第一次核打击 的忧虑，因而刺激反措施的研究，或增加战略进攻性武器数量，或改善其性能，以增进 自身的安全。一方突防能力的提高又迫使另一方研制和部署更先进的反导弹系统，如此 周而复始，从而产生无休止的战略防御性武器和战略进攻性武器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国家 间的安全困境。早在冷战年代，美国的科学家就曾撰文指出：“在两强目前的核平衡中 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即其中一方可能研制出一种成功的反导弹防御系统。 如果这个系统能够做到天衣无缝，不让任何来袭导弹漏网，并且只有一方拥有此系统， 就会使另一方的威慑力量完全失效，后者便会处于随时可能遭受对方的第一次核打击而 无还手之力的危险地位。”(注：劳伦斯·弗里德曼著，黄钟青译：《核战略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对于中国、俄罗斯这些既和美国没有同盟 关系，又被美国视为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的核国家来说，要么无动于衷，从而导致自己威 慑能力不断丧失；要么积极加强自身导弹的进攻能力或建设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选择 前者，意味着国家安全利益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这是两国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而选 择后者，其结果又难以避免核军备竞赛的升级。而历史已一再证明，任何大规模的军备 竞赛都是热战或冷战的预兆。
如果说，超级大国导弹防御影响的只是大国核政策，从而加剧大国间核安全困境的话 ，那么，超级大国在核武器实战威慑观念上的转变则可能影响到众多中小国家的核政策 选择，从而直接冲击世界范围的核不扩散努力。小型核武器的一旦在战争中被使用，势 必造成“核禁忌”的淡化和核门槛的降低，超级大国这种“示范”作用就会刺激越来越 多的中小国家追求核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向他国施压，谋求自己的政治目标，或抵御他 国对自己的核讹诈。而一国追求核武器又很可能促使它的周边国家产生连锁反应。印度 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显然是有内在关联的。朝鲜一旦被证实拥有核武器，韩国 和日本获得核武器的动机就会增强。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当前核不扩散政策的大力倡导者 ，鉴于无核国家一直要求有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首先使用核 武器，尤其是对承担核不扩散义务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仅使自身陷于尴尬的境地 ，极大削弱核不扩散主张的影响力，而且将严重挫伤无核国家执行这项政策的积极性， 并可能导致“核不扩散领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注：梅然：“冷战后西方的核威慑 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3期。)
第五，从核威慑的自身逻辑看，核威慑“二律背反”的困境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安 全形势的稳定性可能下降。自核威慑形成以来，其本身始终处于一种“二律背反”的困 境之中。一方面，其基本目标始终在于阻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核威 慑战略本身又是以不惜使用核武器为前提，而且这种一旦威慑失灵后使用核武器的决心 越坚定，威慑的效果越明显，阻止战争爆发的目标就越容易实现。但这种建立在“坚定 决心”基础上的核威慑往往具有诱发核战争的因子。尤其是新军事变革时代核大国导弹 防御技术的发展以及核战略平衡的打破，对加剧这种“二律背反”困境产生着双重消极 影响，它不仅可能促使威慑方在使用威慑战略时较过去更加难以保持克制，而且可能进 一步加重被威慑方的心理恐惧，从而成为诱使被威慑方在战争迫在眉睫或爆发时发动先 发制人的核打击，以尽可能减少自己所遭受的损失。其结果是，技术越发展，核战争爆 发的机会就越大，通过建立核威慑阻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爆发的难度就越大，国际安全 形势就更加难以保持持久的稳定性。
总之，新军事变革不仅冲击着传统的威慑观念，正在催生出新的威慑观念甚至理论， 而且也增添了国际安全形势的变数，推动着国际和地区安全新格局的形成。当今世界，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形势逼人，不进则退。随着以科技为核心 支撑的新军事变革向纵深推进，威慑的新变化将日益明显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只有 切实把握新军事变革对威慑的影响，并依据新的威慑观念构建和调整威慑力量，适时调 整威慑战略，才能跟上新军事变革的步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 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