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与中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农村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村工业与中国工业现代化
1.工业化及其演进的一般特征
工业现代化的实质是经济结构的转化，是农业份额的下降和工业份额的上升。这种转化的结果是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二是就业结构的变化。工业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一国经济由落后状态转化为发达状态的必由之路。
从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工业化的演进具有一般的特征。
首先，工业化伴随着就业结构的很大变化，即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在工业化以前的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占据就业人口的绝对多数，农业生产提供的产品是一国赖以为生的基础。工业化过程开始后，大量农业劳动力将离开土地进入非农产业。随着工业化过程的加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也将加快。这是因为，①工业化过程带来的技术进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先进的技术，推动了农业的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生产相同数量的农产品需要的劳动数量大为减少，农业劳动力开始过剩。此时，农业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工业化过程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农业技术进步越快，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就越多，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就越快。②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随着工业化的扩张必然产生对劳动要素的需求。正是由于工业化发展的这种需求，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滞留在农业内部，以隐蔽性失业的形式存在，而是构成了农业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实现条件。③工业化引起了城乡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由于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多，因而相应地能得到更多的报酬。这种比较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也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其次，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虽然早于工业化而存在，然而，只有到了工业化到来之后，现代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才得以充分发展。同时，也只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使工业化迅速向前推进。然而，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相关性还在于，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业发展之间才能建立起正常的市场联系，建立等价交换的关系，并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农民有能力增加投入，使农业有利可图，从而促进两大部门的共同增长。农业与工业发展之间的这种市场联系，还制约着工业化的逻辑演进顺序。工业最早发展的是靠农业部门提供原料，并供给农业部门工业生活用品的轻工业部门。轻工业发展在带动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后，随着农业中分工的深化和创新的发生，农业对工业品的需求便从生活资料转向生产资料，于是，工业主要向农业提供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用以装备农业。与此同时，为农业服务的第三产业也得以发展起来。
第三，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过程密切相关。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的最主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工业产业实行工厂化生产，是一种集中化的产业，具有一定规模，而且机器大工业越是发展，越是要求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为了使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致于被所需市场、交通、信息等方面的原因而发生生产和流通方面的困难，工厂化的生产要求集中在城市。而随着企业的增多以及相应的服务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反过来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进入非农产业，城市也因此而不断扩大，并具有一定的规模。工业化的发展还促进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过都市生活和从事非农产业活动。
2.中国传统战略下的工业化模式和二元结构经济的超稳态
中国传统战略下的工业化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工业化水平的推进，并不具有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演进的一般特征。这种超工业化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积累，轻消费。这种工业化战略模式的实施，虽然使中国的工业化能够在较低水平上得以启动和推进，实现经济的迅速增大，并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是，这种超工业化的战略最终并没有使我国完全实现工业化，消除二元结构经济的基本特征，反而使这种二元结构经济出现了反差极高的超稳态特征。
第一，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并没有使数千亿资本与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实现充分有效地结合，从而带动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这是因为实现这种超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在资源配置上必定采取高度倾斜性投资结构，使工业特别是资本工业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发展。1952-1986年，中国工业投资约占55%左右，其中最高的1957年达到64.3%，而工业投资中80%以上是重工业投资，只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粮食危机”以后，农业投资比重才有所增长，但在农业状况刚有好转，投资比重又回到原来的水平上。倾斜性的投资政策产生了倾斜性的效果。（注：杜海燕：《中国农村工业化研究》，29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1952-1980年，中国工业增长了17.9倍，其中重工业增长了29.4倍，相比之下农业情况却十分落后。工农业总产值之比由1952年的3:7变为1978年的7:3，但是，在同一时期内社会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变化不大，农业人口仍占80%以上。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战略下的工业化模式，其实质是一条资本排斥劳动的二元工业化道路，城市工业的就业大门基本上对农业劳动力是关闭的。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并没有解决人口工业化的难题，而是形成了工业发展超前，农业发展滞后的畸形的超稳态的二元结构经济。
第二，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发展的传统战略模式，并没有建立起工农业之间的平等的市场联系，实现两大产业之间的等价交换，从而促进两大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对农民的各种挤压来实现的，即用牺牲农民的利益的方式来推进的。（注：传统工业化模式对农民的挤压主要包括生产挤压、消费挤压、投资挤压、结构挤压、身份挤压等。参见陈文辉等《农民与工业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从生产挤压来看，国家主要通过高度集中计划控制工业部门之间的商品贸易条件，以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把农民生产出来的剩余转化为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到70年代中期为止，中国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比解放前夕虽有较大改善，但是还没有达到30年代初期的水平，农副产品对工业品的转换率比30年代初仍低3.1%。不仅如此，1978年比1957年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虽然缩小了31%，但这一期间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为75%比15%，在相对价值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两大产业之间的交换比价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多达3400亿元的资金积累，平均每年近130亿元。显然，农业资源的净流出满足了工业化起步的需要。从消费挤压来看，由于农村经济的集体化“大呼隆”出工方式的经济效率十分低下，集体化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使农业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几乎接近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生存维持费，从而抑制了广大农民的消费水平。1957年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得到的人均收入为40.5元，1977年为73.8元，20年中只增加了24.5元，平均每年增加1.23元。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因素，那么收入的增加就更为有限了。据国外测算，中国农业单位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指数直到70年代末仍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上。与此相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购买力也十分低下，1949年人均为17.24元，1957年为39.61元，1977年为60.59元，20年中增加仅20元。据1977年水平测算，农村居民的消费质量比城镇居民低7倍，（注：杜海燕：《中国农村工业化研究》，30～31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且农民消费结构超常稳定。1979年以前，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从总体上讲处于绝对贫困之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农业成了工业化强制性原始积累的源泉。此外，国家基建投资向重工业倾斜的投资挤压；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形成“以粮为纲”的畸形结构的结构挤压；对农民形成的身份歧视的身份挤压，都使中国独特的二元结构经济日趋稳固，这不仅使农业再生产难以为继，而且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
性丧失殆尽，整个农业处于萎缩状态。
第三，传统战略下的工业化模式，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并没有对城市化过程有所推进，而是加固了城乡两个经济系统之间行政割据的壁垒，排斥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尽管当城市预期工资等于或大于农村收入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去产生较大的利益驱动，然而，中国城市就业的高门槛和城乡分割的经济体制，却使农业过剩劳动力失去了正常进入城市经济系统的可能，从而在制度上把广大农民排斥于工业化过程之外。1952年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85.6%，1978年仍为84.2%。在经济重心早已转到城市，转移到工业上来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如此之多的农业人口，这在世界工业化史上是空前的。而把如此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制度和政策束缚在日趋狭小的土地上，使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农业人均收入增长停滞过程达到了边界，农业的经济承受力发挥到了极限。所有这些都是以牺牲农业生产率为代价的。而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又进一步掩盖了农业劳动力的过剩和隐蔽失业。显然，这种低产出或无产出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不仅使农业生产长期低效，而且它所构成的城乡分割的难以逾越的屏障，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势必造成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损失。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传统战略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并没有按照常规的工业化秩序发展，没有消除中国二元结构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如何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工业化问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3.农村工业化是促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作为国民经济独立单元结构的农村工业的异军崛起，大大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一，农村工业的发展是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的重要载体，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业的参与率。中国农村工业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工业化的新生长点。提高工业参与率就是提高工业人口在社会劳动者中的比重，它是工业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志，实际上也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大问题，农村工业一开始就是把解决就业问题，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的。从一开始农村工业就抓住了我国城市工业中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相对不足的机会，立足于进入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格局，并表现了它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极大效应，它虽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却占用了全国工业总就业人数的多半。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农村工业的技术构成较低，能以较少量的资金吸收较多的劳动量。另外，农村工业企业大多从事初级产品的加工，或为城市工业提供零部件、配件等，技术层次较低，这正适应中国目前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结构，而这种素质结构还难以适应城市现代工业的需求。但农村工业企业反过来又为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估计，到2000年，农村工业的就业人数将达到1.5亿人左右，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将达20%～25%，占乡村劳动者的比重将达到35%～40%。同时，由于城市现代产业的扩张，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会增加，尤其是依靠农村工业发展起来的大批小城镇，将为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和农村人口将进一步降低。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出现城乡人口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到那时，按照现在的口径计算，农村人口为9亿人左右，其中农业人口约为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50%以下，占全国人口约为30%左右。农村非农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和就业人口的增加，将会使全社会的人口就业结构的城市产业、农村工业、农业的比例为3.5:3.5:3。这样，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将逐步转变到工业社会经济结构轨道上来，初步具备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注：陈乃醒等：《乡镇工业：促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1992(3)。）
第二，农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复兴，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正如工业化是一种城市现象一样，城市化也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城市化水平必然提高，而人口城市化是一国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标志。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199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为75.7:24.3，而城乡人口的比例却为26.41:73.59。显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在农村落后和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来完成，而是必须在加速发展农村经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的同时，不断提高人口的城市化水平。根据中国国情，农村劳动力已不可能再大规模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转移，只能是适当向中小城市转移，大量向小城镇转移。而农村工业的兴起和勃发所推动的小城镇的复兴，已充分显示出农村工业集中—小城镇—城市化是一条中国农业人口人口城市化的行之有效的道路。农村工业已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依托，在农村工业的推动下，小城镇也日益工业化。农村工业的发展还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资金，发达的农村工业还支撑着小城镇市场的发育，使其在商品集散方面发挥着城市的功能。小城镇的繁荣又可为农村工业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农村工业提高水平，为就近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必要的条件。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由农村工业兴起带动的小城镇的复兴和发展，已经带有很多的城市色彩，已被纳入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之中。
4.城乡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工业化新的发展模式
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已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整合的新的发展战略模式。这是因为：
第一，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是发展中国家一种新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符合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充分说明，认为实行工业化就是单纯地在城市发展工业，而不顾及或不重视农村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的“唯城市工业化”理论已经失灵，其具体表现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经济理论并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如果一国的工业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化，就会形成所谓的“过度城市化”；反过来，如果一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就会形成城市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严重排斥。显然，把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截然分开的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涵不仅包括城市工业化，而且还包括农村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不仅包括工业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占据优势，而且包括用工业的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面貌和改变人们的社会活动方式，持续实现人口的城市化。就中国现实来说，要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必须使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在各自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以推进工业化实现的进程。
第二，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需要实行经济技术上的分工协作。农村工业的发展要被现代工业吸纳融合，就必须通过与城市工业和谐的分工形式，实现城乡工业的整合，才能推进整个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城乡工业的最初分工是根据各自的技术经济实力和要素禀赋状况，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选择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产品进行生产而形成的。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大生产的发展，由于许多工业产品的生产，大都具有技术上、空间上的高度可分性的特点，从而使产品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成为可能。而科学技术进步所创造的专业设备、专门工艺则使这种专业化生产成为现实，这就要求城乡工业按产品的不同工艺过程和生产阶段来进行分工。因为只有实行这种分工才能克服农村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技术层次较低、工艺水平相对落后的现象，实现城乡工业在经济技术上的整合。
第三，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是解决城乡工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需要。中国城乡工业的发展，既有互为依托、互为市场、互补互助、共同发展的一面，也有相互竞争、相互矛盾、发展不协调的一面。因而，要使城乡工业发展一体化，就应该克服城乡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其一，应建立城乡工业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市场的作用使城乡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能够顺利传递和转换，使城乡工业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能够运行一体化。其二，要解决协调城乡工业发展中各种矛盾。城乡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有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的矛盾，资金供应的矛盾，商品销售市场的矛盾，劳动就业和技术人才使用的矛盾，还有结构、速度、效益上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使城乡工业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等方面协调发展。总之，只有解决这些矛盾，才能使城乡工业协调发展，而只有城乡工业化的整合、协调发展，才能加快中国工业化实现的进程。
二、农村工业与中国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指农业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用现代工业武装农业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专业化、经营管理科学化的过程。国家工业化是农业进步的原动力。没有高度的工业体系将科学技术转化成高效率的生产要素，农业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反过来，农业现代化又是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是现代经济的最终发动力。国家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然而，中国城乡分割的工业化发展的100多年来，并没有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在农村单一经营的条件下，工业的发展也未有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在整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孱弱的传统农业与高度推进的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成为整个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然而，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农业的稳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农村工业是从农业里土生土长出来的。农业是农村工业的母体，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物资等方面支持农业，成了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农村工业与农业的有机结合，为实现中国二元结构经济的转换架起了桥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首先，农村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积累和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农业劳动手段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实质上是用先进的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手段和生产条件的过程，是一项投资浩大的工程。资金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制约较大，但中国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却明显不足，从历年的资金投入来看，有些年份甚至有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反，农村工业用于农村各项事业建设和以工补农建农的资金却逐年递增。农村工业已越来越成为农业现代化最直接、最强大的资金来源。大量的资金用于购置农业机构，提高了农业耕翻、植保、收刈、运输、脱粒等农业基本作业的机械化水平；用于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提高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用于建立和健全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体系，提高了农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等等。总之，农村工业以补农建农为主要方式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注入了不可缺少的血液。
其次，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农业现代化是以规模经营为前提的。我国一家一户经营规模狭小的农业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村工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保证他们有较高的收入，使他们逐步放弃兼营的土地，大大缓解了农业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相对增加了每个农业劳动力承担的耕地面积。而土地的适度集中，让种田能手包足土地，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从而又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农村工业的发展还加快了农业内部的分工，使各种农业生产的专业户也应运而生，如种植业专业户、养殖专业户、家庭农场等等，农业生产也不断地企业化、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逐渐打破了中国延续千百年的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方式。
第三，农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现代农业技术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农业生产上的最新运用。现代农业技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业机械技术；一类是化学和生物技术。农业机械技术一般属于劳动节约技术。这种技术的应用，使单位农产品中的劳动支出递减率高于资本支出的递减率。反之，生物和化学技术属于资本节省型技术。这种技术进步每每导致单位农产品的劳动支出递减率下降。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直接为农业生产提供农业机械的制造和维修，而且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化肥、农药、兽药、农膜等农用现代化生产资料，同时，农村工业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联合，把乡镇企业作为新的科学技术试验室，成为农业科学技术的载体。因此，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第四，农村工业的发展加速了支农工业的发展。农村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现代燃料和动力以及中小农具等，促进了农业劳动手段和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建材工业为农业提供了石灰、水泥、砖瓦等材料；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促使农业真正摆脱了自然经济的束缚，实现农业的商品化。
所以这些都充分说明，农村工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协作化、商品化和社会化，促使封闭农业转变为开放农业，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村工业，就没有农业现代化。
三、农村工业与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
1.农村工业是中国从二元结构经济向一元结构经济转换中现代科学技术扩散的中介
从二元结构经济向一元结构经济的转换过程，实际上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实现农业生产工业化和技术现代化的过程。而在城乡分割的体制条件下，城市工业难以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农村工业的出现，部分地替代了城市向农村提供硬件技术和技术服务，成了城市向农村技术扩散的中介，又通过其自身的技术创新而成为农村技术创新的中坚，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
第一，农村工业为农业技术变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技术的变革提供了大量的以工补农、建农、养农资金，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农业生产资料，用现代机械设备武装农业。同时，农村工业中的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等，为农产品的运输、销售和深度加工等提供了大量技术服务，为农工商一体化的社会化大农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农村工业是城市现代工业技术的扩散者和城乡技术一体化的促成者。农村工业是城市现代工业技术转让的接收者，也是城市现代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者。农村工业通过接收技术的扩散和从事社会化生产的分工协作提高了自身的技术水平，而向城市现代工业靠拢。同时，农村工业技术水平和提高又带动了以农村工业产品为投入要素的农业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这样，农村工业为城市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各种技术联系提供了各种优化配置的条件，充当了城乡技术一体化的连结者和促成者。
第三，农村工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二元结构经济向城市技术一元结构经济的转换。农村工业不仅是城市现代工业技术扩散和转让的接受者，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农村工业经过十几年来的发展，技术总体水平大大提高，技术实力大为增强，已逐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者。它不仅具有技术创新的内在冲动，同时它的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也将向广大农村扩散。农村工业发展的乡镇会变成小城市，某些特定地区会发展成为工业带，农村工业会演变成为现代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技术差距将会逐步缩小，乃至最后消除。农村工业的这种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有力地促进二元结构经济向一元结构经济的转换。
2.农村工业科技水平低度化的现状及其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战略地位
农村工业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虽然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技术实力得到了很大增强，然而，总的来说，农村工业的总体技术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农村工业技术低度化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农村工业发展的技术基础薄弱。农村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主要来自农业。在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农业自身积累的有限性，使农业不可能积累更多的资金来哺育农村工业，因此导致了农村工业启动中原始积累的“先天不足”。在城市工业与传统工业的夹缝中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要求得自身的发展，不得不因陋就简地选择低度化的技术设备，或者接受城市现代工业“脱壳”的一些落后或陈旧的技术设备，在技术低层次上“滚雪球”。这就使农村工业的发展难以走出技术水准低度化的循环怪圈。
第二，农村工业发展的粗放性，使农村工业发展的技术变革“后天失调”。由于农村工业基础水平低，技术低度化，从而迫使其充分利用廉价非熟练劳动力的优势，搞产值速度型的外延扩张，粗放经营。这就使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加大了农村工业向现代工业“进入”的难度，也阻碍了农村工业向高度化技术的升级，其结果是导致城乡工业在日益狭窄的空间里激烈地争夺自然资源、投入品市场，加剧了两者在技术低水平上的过度竞争。同时，由于农村工业的分散经营、规模不经济、外部不经济以及市场竞争的有利条件的逐渐丧失等，致使其经济效益逐渐下降，社会效益也逐步下降。
第三，农村工业发展的技术创新人才严重不足。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键意义在于“人的创新”。农村工业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广大农村土地上成长起了一大批能够“呼风唤雨”的创新人才——农民企业家。然而，农村工业的发展之所以在昔日优势不再有的情况下难以再上新的台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技术创新人才的严重不足。正是由于这种技术创新人才的不足，使农村工业难以提高技术水平，不能向科技进步要效益，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后劲。
以上分析说明，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要再度辉煌，关键在于如何走出其技术水平的老龄化、落后化、低度化的困境。然而，农村工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对其进行高新技术改造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因此，我们要把用高新技术改造发展农村工业放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的特别重要的位置。这是由中国高技术产业化发展战略决定的。产生革命的任务更重要的不是建立新产业而是使旧的产业发展革命性的改造和发展，这是新产业发生和发展的条件。因此，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要方向是对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而不是国际化。因为只有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攻方向放在对传统产业部门的变革上，把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作为适应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革命的主要任务，才能把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们应该把用高新技术改造和发展农村工业，放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的特别重要的位置上。这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能否实现，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四、农村工业与中国城市化
城市化是任何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表明了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略见一斑。1990年，低收入国家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平均为38%，中等收入国家为60%，而高收入国家则高达77%。就具体国家而言，1990年印度城市人口比重为27%，中国为26.4%，而美国为75%，法国为74%，日本为77%，英国则高达89%。（注：李培林、王春光：《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14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城市化是具有世界规模的合乎客观规律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运动的总过程，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如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迅速提高，为农业劳动力加快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提供了可能。不少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已从50%～60%降低到10%以下。因此，加快城市化的关键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把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非常缓慢的。除人口众多以外，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工业化的单一模式，使城市化发展跟不上工业化水平，从而扩大了中国二元结构经济的反差，致使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而大批滞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要流向城市，但城市本身已经因人口超载出现种种问题，难以解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又使中国城市化进程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困境。中国农村工业的崛起，打破了这种两难选择的困境，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开辟了新的途径。城市化的真正起源是工业革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相辅相成的。中国农村工业的兴起则带来了小城镇的复兴。农村工业首先是在交通发达、人口相对集中的小城镇及其周围出现、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农村工业的发展又给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依托。这是因为，没有农村工业的发展，小城镇的发展就会缺乏物质基础和就业机会，人口就不能聚集起来。小城镇的发展与农村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小城镇繁荣的依托。这就说明，农村工业的兴起，使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引起了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工业不仅开创了工业化的成功道路，对城市化更是直接的推动力。
首先，由农村工业启动的小城镇的发展构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新的成长机制。中国工业化的二元化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的二元化，工业化过程出现的双重序列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的双向运动。从动力机制和动力源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分别有两个方面的推动：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即原有城市的发展、扩展与扩散和国家新建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农村工业化的进展，自下而上的众多小城镇的复兴和成长构成了中国城市化的双重运动。小城镇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提出质量，走向集中，从城镇体系的基础形成向上推进的态势，有一部分将来会升格为中小城市。中心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在城市体系中居核心地位，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散巨大的辐射能。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两股力量互相推动，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中心城市扩散和小城镇集中并交相发生作用，是中国城市化新的成长机制。
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小城镇化已成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中国农村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是通过就地发展农村工业来实现的。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就地转移是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根本特征。当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1.2亿个以上，从1995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还将新增加1300万劳动力。这样，到2000年，估计大约有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很显然，主要依靠现有城市来吸纳这么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而依靠国家投资建设大中城市、兴办国有企业来安排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大城市化、更不是人口的高度集中化，而是要使城市人口尽可能得到均衡的合理的分布。因此，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在充分利用现有城市吸纳能力的基础上，以中国分布广、数量多、新建扩建都有潜力，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容纳和吸收能力大的小城镇为基地，鼓励农业劳动力进城居住，积极引导农村工业集中布局，以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农村—小城镇—城市化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第三，农村工业的兴起使中国的城市化变成了一个人口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相统一的过程。这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不仅要使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完全脱离农村向城市迁移流动，变成纯城市人口，而且也要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发展农村的第三产业，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使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但并不离开农村。同时，要加快农村和小城镇的建设，积极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交通、邮电、商业及各项生活设施和服务体系，使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接近于城市，整个生活方式向城市化转变，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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