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网络体系作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企业内部论文,人际关系论文,体系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农村地区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企业内部相互协作关系，受到农村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多少带有农村传统习惯和当地特殊文化的痕迹。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建立在家庭血缘亲缘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企业集群内部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探讨这种内部关系演变与农村民营企业和企业集群发展所存在的关系。
一、农村家庭生产经营及其人际关系特点
研究我国农村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关系，必须首先考察产生农村民营企业集群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及其这种生产体制的特点及其演变。
以血缘和姻缘组合而成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具有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以这种具有较强凝聚力的家庭作为我国农村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其激励机制往往表现出比其他经济组织更为有效。可以节约监督费用，减少利益分配的摩擦成本。但是家庭小规模经营方式对市场的适应性问题，人们有不同看法。
家庭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确有许多不利因素，如信息不对称，经常导致农业生产抗击市场风险能力不足等，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地组织起农业的生产经营，一直是理论界关心的问题。但是，农户家庭经营，他们根据自己长期的生产经营经验，在自己小型、独立和需要筹划的生产领域范围内，实际上他们能够对他们所能支配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并且他们也能够根据市场要求，重新配置要素资源，并促使家庭收入不断增长。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通过家庭承包经营方式，能促进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并带动县域农村乡镇工业的发展。
考察县域农村工业发展道路和民营企业集群形成必须研究农业家庭经营模式，因为，这种农村家庭经营生产方式，是催生我国县域农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的重要体制原因，因此，在研究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家庭经营生产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彻底改变了我国县域农村人民公社集中经营模式，由集体组织安排农村生产经营全过程改变成为农民家庭的分散决策。农村家庭经营采取“交够国家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种简单明了的分配形式，充分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县域农村采取家庭分散经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市场化进程是逐步推进的。我国农民家庭在改革初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生产首先满足农民家庭自己的需要，多余部分才进入市场销售，因此，即使农产品市场价格不断变化，但在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条件下，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并没有对农民家庭正常生产产生严重的冲击，家庭承包经营在保证基本农民家庭需要的同时，逐步推进剩余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经营不同于传统小农经营的地方（我国理论界直到现在还没有认真区分小农经济小商品生产与我国现代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区别），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家庭分散经营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家庭经营的要素配置的方式，促进了农村家庭生产要素向非农产业的流动。
在家庭经营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农民最初只是部分生产要素面向市场，对市场的了解也是分阶段逐步加深的。在市场化进程中，他们逐渐探索出最适合自身利益的家庭资源配置方式，降低了市场不确定因素对家庭经营的不利影响，增强了农民驾驭市场和适应市场的能力，使农民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做到“小而不散”，对市场的总体掌握还是有效的。在改革过程中，农村集体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基本失效，但农村家庭经营承包制，却逐步通过民间组织形式建立起家庭经营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桥梁，彻底改变了农村家庭分散经营所存在的小生产状态，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
对我国农村家庭生产的组织形式无效性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对家庭农业生产和农村家庭对农产品市场的掌握和控制能力的不足。确实，如果仅就农业生产领域而言，我国农村家庭小规模经营大都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他们是农产品市场的弱者。但是，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农民也会有理性选择规避风险的方式，而且，他们现实选择基本也是正确的。
农民以家庭经营，他们逐步根据家庭和市场供求状况，从比较利益出发，将家庭所能掌握的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进行合理配置。与传统小农家庭生产不同，此时他们已经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组织家庭的生产经营，其经营已经超出了农业范围。如果农产品市场报酬低下，他们将选择非农产业作为增收的途径，家庭资源配置向非农产业倾斜。即使当农业边际生产率没有下降，但只要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也会促使农村家庭做出有利于非农产业发展的要素资源配置的决定，出现农户家庭部分生产要素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而当非农产业边际收益降低，低于务农收益，则就会出现农户家庭生产要素回流，促使要素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方向流动。由于采取家庭经营方式，在安全不确定的状态下，农村家庭最初并不是全部要素全部参与市场调节，因此，在要素流动过程，始终会有部分要素留在农业，作为家庭抵御市场风险的最后屏障。因此，农户家庭经营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具有自我抗击市场风险的有效平衡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
以家庭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在保证家庭农业生产最低需要之后，家庭其余生产要素的配置，主要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具体的调整。这种以家庭血缘关系作为维系家庭成员的纽带，实现了农村家庭生产经营从小商品生产到市场化大生产的转变，商品销售市场逐步由原来所生活的乡村扩大到县域，再由县域范围扩大为省内外甚至是国际市场。市场范围的扩大意味竞争对手的增加，竞争也由原来邻里、同乡之间，逐步发展成为与外乡、外地、外省、甚至外国人之间进行。扩大了的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家庭抗击市场的能力，超出了家庭组织所能控制的范围。出于避免市场风险，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目的，以血缘、婚姻为基础的农村家庭分散经营方式，逐步组成为以家庭血缘，亲缘，同乡，同学、朋友的利益共同体，形成整体的力量与外部共同的竞争对手开展竞争。家庭经营的相互合作范围因此扩大到家族、亲戚、同乡和朋友，这种合作关系就演化成为农村家庭企业和县域农村中小企业集群内部合作关系网络的基础。因此，农村家庭分散经营所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生产网络体系，建立起农村家庭分散经营与市场联系的最初桥梁，并由此决定了我国县域农村农户家庭承包下的商品生产具有了市场经济的特性。所以，在组织商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家庭经营的分散性与其家族意识的有机结合，在“家族”文化意识下的成长起来的农村中小企业集群，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或网络合作体系，建立在此之上的县域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富有弹性和有效率的分工协作，构成集群内部甚至对外部的交易各环节纵横交错的人际网络体系，并在这些网络体系作用下出现企业集群的整体效率。
二、县域农村企业集群的内部关系网络体系
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农村社会生产网络体系，是我国农村居民创办各类乡镇企业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对于不同生产经营网络体系，由于内部交易规则、方式的差异，导致生产组织不同的交易费用。不可否认，单个农村家庭直接面对市场的能力还相对薄弱，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就在这种特殊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体系的支持下，农村家庭仍然能面对市场风险取得巨大成功。这种支持农村家庭经营的社会生产网络体系为我国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和企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
农户家庭面对市场，在其艰苦创业过程中，不仅需要按照市场要求合理安排家庭资源，而且还要通过利用社会关系网络，逐步提高家庭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打开了我国农民大规模创业实践的大门，从组织安排较为简单的家庭农业生产，再到逐渐学会利用外部资源进行工业生产，在不断摸索试错过程中，部分农民逐步掌握了配置资源的技巧和能力，学会了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契约，重新整合要素资源，提高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的能力。农村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将市场参与者成功的经验在网络内部各成员的传播，通过学习模仿，提高了网络成员整体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因此，处于某一社会生产网络体系中的成员，具有更好获取创业成功的机会与条件，网络体系中成员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形成创业者与企业家的聚集。这个集聚过程首先是拥有丰富社会网络关系，具有要素控制与配置能力的创业者，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乡镇子部、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具有经商头脑的农民，他们作为首批创业者，这些创业者的成功引来了周边亲戚朋友、街坊邻里的效仿，大量模仿者的进入，必然导致区域内某一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企业数量的增加。
现实表明，那些农村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产业聚集，企业集群影响巨大的县域农村，基本都形成了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较为复杂的社会生产网络体系，这些网络体系一般是以农户家庭为核心，通过亲属朋友等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多种形式的网络合作体系。这些农村人际关系网络体系是以农户为核心，向农民提供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需的社会支持，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农民合作网络体系逐步由农业生产领域向非农生产领域扩展，在这一农户社会关系网络体系中，具有相同性质特征的人员相互吸引，逐渐形成相关要素和企业在空间上的聚集，结果导致了农村企业集群的出现。农村中小企业集群能够形成，是源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家庭为单位的不同经济活动主体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在不断的相互博弈，不断磨合的过程逐步规范了区域内不同经济单位相互间利益关系，从而在企业集群中形成能够产生高信任度的共同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值观。
农村家庭经营分散经营以及家族文化传统，不仅影响到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的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综合调整，有利于非农产业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这些利用中国传统家族血缘关系网络、逐渐在农村发展起来的民营中小工业企业集群。由于利用家族血缘关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关系，农村创业者能够通过这个网络便捷地获取各种生产要素、降低了创业成本。同时，企业集群所拥有的市场渠道、技术、人才以及竞争压力的刺激，形成了有利于农民创业的外部环境，降低了产业进入门槛。农村家庭经营形成的家庭血缘关系网络体系的存在不仅加强了农民家庭驾御市场的能力，而且加速了农村产业扩散和农村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
虽然内部复杂的网络关系是企业集群共有的特性，但农村与城市企业集群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农村企业集群主要是通过家族血缘的纽带，集群的存在和维系是以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内在规则为基础，这些规则是农户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加深了农户间的相互信任。这种建立在牢靠和稳定的血缘或亲缘之上的农村企业集群内部关系网络，加速了内部信息的传递速度，部分能人成功事例的示范，通过亲情、乡情等网络途径传播，逐渐在某一区域形成特殊的相关企业的聚集和产业集群的形成。比如说柳市的低压电器，温州的打火机，这些产业都是靠当地的人模仿成功人士的做法后自发形成的，晋江的制鞋企业集群发展也是如此。在中国农村，当地企业家创新活动能够在家族、亲朋好友之间获得快速传播并复制，有力地推进了当地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这是中国农村企业集群形成的一大特色。
农村地区借助人际关系网络体系良好的内部协调机制，所形成的有利于创业的区域环境，鼓励当地大量创业者的进入，造成企业的聚集和特色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并带动为产业发展提供配套和服务的相关企业的发展。由于产业聚集效应，将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技术和资金的进入，企业集群的规模因此不断发展壮大。农村企业集群这种内部关系网络，就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资本，它正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部分学者认为这种由人际关系构成的生产经营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能够对个人及组织绩效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考察农村企业集群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因为社会资本对企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作用是多重的，必须全面正确看待社会资本对推动农村中小企业集群的具体作用。
在商品生产社会，社会资本的标志着个人可以通过人际关系网络体系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的大小。国内有关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集中在其积极功能方面。有些学者主张应当在区域范围内利用这种非正式制度以节约企业交易成本。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各项制度正处于转轨过程，制度和规则的不确定，导致社会信用缺失。因此，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各项制度又没有完整建立起来的时候，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间的交易费用，正是县域农村广泛存在的血缘亲缘形成的信任关系，降低了当地民营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社会协作成本。许多学者在分析浙江温州和福建晋江等地的民营企业集群发展经验时，都认为促进当地企业集群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当地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体系。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信任，增强企业合作的意愿，减少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加快集群内知识的扩散和应用。如温州人的特有的文化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为当地的民营企业和企业集群走向国内外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强调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但也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形成了企业集群，并且这些地区的企业集群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又对社会资本进行扬弃，逐步改变其封闭保守的特性，不断调整内部关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企业集群内部人际关系网络体系的演变与改造
有些学者将这种社会资本等同于人际关系资本，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没有准备进行社会资本与人际关系资本进行严格的区分，我们实际上把二者作为可以相互替代的相同观念的不同表述。县域农村，这种人际社会关系对企业生产经营关系重大。不同与大中型城市，在县域农村范围内，社会经济生活强调各种关系。这种强社会人际关系要求人们相互间具有高度的义务责任感，这是县域农村与城市的重要区别。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容易结成一个或多个巨大的关系网，而这种人际关系网的存在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
在资源配置由国家计划控制逐步转向市场调节的过程中，竞争的不充分以及经营者个体信息的不完全性，通过社会人际关系网络是人们获取商业信息和商业机会的重要途径。虽然这种通过人际关系可以使关系网内的成员能够易于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使用关系网络配置资源只对那些拥有关系的人有利，从而扭曲了市场调节，降低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使资源的配置难以达到最优化。因为社会资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使得资源的流向受到那些拥有具有丰富人际关系资源的个人、群体或阶层所控制。
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市场的不完善，企业家需要通过与政府部门、技术管理等方面人员私人关系，帮助其对生产要素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生产经营过程大量依靠非正式制度规范交易行为，掌握影响资源配置的社会人际网络，对企业家要素配置能力的提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这种靠人际关系非正式制度通常只有在较小范围内才能对资源配置产生足够的影响，群体规模扩大，非正式约束通常会失去效果。另外，人际关系在发挥作用时往往要依靠歧视和排外，因此具有封闭性的倾向。
所以，虽然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生产经营网络是商品生产经营者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但如果失去控制，超出了一定范围，特别当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资本与地方权力密切结合，导致权力部门可能为某一特殊利益群体，不惜违背市场原则，垄断社会资源。因此，我们认为，人际关系、社会资本只有在市场经济能够得以保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良好的影响。那种为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得的利益，排斥市场规律的调节，影响市场对资源要素的合理调配的人际关系网，将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社会协作效率。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反而是市场经济的对立面，不利于市场竞争和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社会资本就可能发展成为产生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和毒瘤。
虽然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容易出现制度供给的不足，正式渠道交易不畅，通过关系获取各种商业机会显得尤其重要，这也正是县域农村民营企业积极投资于社会资本，不断培植人际关系的动力所在。但是，当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那么企业集群如果仍然依赖于人际关系、社会资本来获得发展机会，靠关系来调节和配置资源，集群内的企业继续依赖关系型契约来完成交易，那么，就会影响到企业集群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因为农村地区企业集群以当地传统文化为基础，集群所实行的道德规范及其信任关系具有地域性，有些甚至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容易形成社会资本的排外性与市场经济开放性之间的矛盾。随着企业交易范围逐步超出县域范围以及对外交易频率的提高，建立在社会资本基础上的各种交易风险将随之增加。所以，企业集群非正式的小团体内部行为规范在与外部社会交往过程中，往往需要自我调整，以适应集群以外正式的市场制度需要，改变人际关系安排的非正式制度的不确定性。面对缺乏长期信任基础的交易对象，集群内企业为突破社会资本限制，逐步采取正式制度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并注重培育企业品牌，将企业的生产经营逐步由依靠经营者个人人际关系，转变为依靠企业自身，摆脱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对某一个人所拥有的人际关系网的依赖，实现企业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也是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是将交易对象由个人转向为以企业中心，各种经济关系是建立在企业而不是个人人际关系的基础上。
温州是民营企业和企业集群发展的典型，其发展过程内部关系经历了多次转折。在创业的早期阶段，以家庭为单位，家家户户闯市场，虽然各类家庭企业通过各种人际渠道，建立起生产经营网络体系，但却存在着过分依赖关系和制度缺失所带来的风险。到2001年底，温州大型民营企业开始突破区域限制，由传统企业治理模式向以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转变，导致当地企业集群内部关系更多依靠的是制度而不是关系。制度的确立，统一规范了企业行为，为企业走出当地市场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依靠制度程序性控制，增强了企业集群开放度，有利于企业集群与外部企业建立起良性的分工协作关系。引导企业逐步完成由地方性企业向全国性，乃至国际性企业的转变。所以成功的企业集群，其形成和发展过程，经历了从利用社会资本完成企业的建立，再到逐步淡化人际关系，通过规范化的外在制度，逐步推进企业市场的对外扩展。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当地经济更加开放，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的开放性增加了农村地区企业集群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交易环境更有助于外部经营者的进入，从而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甚至国外的经营者。外地资本大量流入温州地区，这是温州市场开放程度提高和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的表现，在当地缺乏人际关系的外地人在温州投资逐年增加，说明了当地企业集群对社会资本依赖的减弱，也是企业集群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至少能够说明当地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规范化制度逐步建立，外地投资者能够根据制度规定顺利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降低了社会资本的作用。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利用社会资本可以降低行业进入门槛，提高创业成功率，在企业发展的初期，特别需要这种人间关系解决企业创业过程所遇到的困难，所以，通过企业集群内部关系，将形成有利于创业者发展的外部环境。温州经济发展就是借助于人际关系网络提升交易的成功率。但这需要一定的前提，许多同样都是强调人际关系的中国其他地区，并没有像温州地区那样出现大量的民营企业，形成企业集群。温州人的成功，是经商的关系资源能够顺利转变成为创办企业所需要的社会关系网络。温州人积极的商业进取精神，随着企业生产越来越突破地区限制，就需要寻求在新的关系模式下与商业伙伴建立商务往来，因此，就必须逐步弱化原来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系。借助于传统人际关系网络建立起来的企业集群内部合作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需要克服传统人际关系网的内在制度所存在的封闭性问题，通过正式制度接受对外来新的商业伙伴。温州企业走出当地区域限制，开放本地市场，实际上是当地企业逐步由按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向按市场正式规则展开生产经营的过程转变，是温州地区企业之间内部关系规范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内原有的社会规范逐步为正式的市场经济制度所替代，逐步改造企业集群的内部的规范，使其适应外在的市场制度的要求，改变企业发展依赖个人人际关系网对企业生产经营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将企业的生产经营建立在外在正式制度的基础上。这种转变也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以企业为中心，实现自我发展，逐步完成向现代企业转变的过程。如果说我国民营企业与西方现代企业最大的差别，恐怕就是我国的民营企业通常无法摆脱对创业者的个人能力和其所控制的社会人际关系资源的依赖，企业是围绕着某一个人，以老板为中心是中国农村民营企业发展的特色，但这恰恰也是中国企业难以发展成为巨型公司的原因之一。
不可否认，企业发展需要各种社会人际关系网，这种社会关系网也促进了企业空间上的聚集，但建立在个人人际关系网络基础上的企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却必须不断要突破这种关系网的限制。人们已经习惯于对企业集群内部社会关系网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所发挥的贡献，并认为这是温州地区民营企业和企业集群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任何区域都存在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这种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作用反而在下降，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最大限度降低社会关系网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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