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竞争力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30多年，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采取正确的开放战略与举措，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重大机遇，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较多的赢家之一。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中国从一个封闭的依靠初级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经贸小国，一跃成为一个依靠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参与国际竞争的经贸大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在全球投资体系中，2014年我国成为最大的直接投资东道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在全球金融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相应上升，人民币自2016年10月开始将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组成货币。 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在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国内发展大局。制定对外开放战略，要考虑3个关键因素，一是国家发展总体战略对开放的要求，二是国际环境蕴含的机遇与挑战，三是一国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其比较优势。笔者将此称之为对外开放战略的三元模型。 一个追赶型经济体，从前工业化国家到完成工业化，成为全球领先的工业化国家，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个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也相应发生深刻转换。在工业化早期阶段，一国的资源禀赋对于该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其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后天”的因素影响不断上升，成为决定比较优势更重要的因素，如人力资源、技术、产业基础、基础设施、制度、企业竞争力、政府的战略与政策执行力等等，其中，政府发展战略与政策执行力具有重要作用。发展阶段转换后，如果固守原有发展战略而不能随之动态调整，曾经正确的发展战略可能失效，甚至产生负面效果。因此，必须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的战略。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动力正在转换，增长要实现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五大理念”指导下的新发展战略对开放提出新要求。中国对外开放面临“三期叠加”，即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修复期、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新一轮经贸规则构建期、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比较优势的转换期。国际经贸环境深刻变化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改变。按照“三元模型”，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需要作出重大调整。本报告将深入分析影响未来对外开放战略的外部条件与内在因素，探讨并提出我国对外开放新战略。 二、新常态对开放战略的新要求 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是决定一国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的关键。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具有多重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配置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既包括传统的劳动力、资本与土地，也包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对外开放对一国经济发展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对外开放的正面影响，一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如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短缺的资源。二是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如引进人才、提高管理、提高技术水平等。三是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如引进短缺资源与要素，弥补生产的短板；或改变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把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效率更高的工业与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将成倍提升（称为库兹涅兹效应）；通过国际分工与竞争，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包括：一是可能减少生产要素，如资金和人才的直接外流、贸易逆差导致资金流出；二是可能降低要素质量，如高端人才的外流；三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如贸易条件恶化、国际竞争导致的产业结构恶化等；四是管理不善导致的经济风险，可能打断工业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开放会导致闭关锁国、落后挨打。开放战略不正确，也可能会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不同的成效。拉美国家普遍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通过对国内市场的高度保护，为本国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赢得国内市场空间。历史上，美国、德国均采用过“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对本国新兴产业给予一定时期与一定程度的市场保护，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如果保护程度过高或者保护时间过长，就会令本国产业失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动力。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早期，工业化快速推进，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多数出现了金融货币危机和社会动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东亚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体则采取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推动国际竞争力不断升级，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追赶。 开放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子战略，一定要服从于国家总体战略，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在过去30多年，我国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与任务是快速推进工业化。按照钱纳理提出的“两缺口”理论，必须解决资金不足与外汇不足，才能推进工业化进程。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实施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战略，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我国把握住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跨境转移的机遇，采取加工贸易政策，通过引进外资、鼓励出口，形成了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成功解决了制约工业化的“外汇短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阶段性变化。与以往相比，经济新常态的3个基本变化，一是增速换挡，从超高速转为中高速；二是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迈向中高端；三是动力转换，增长动力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型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创新和由此带动的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开放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在经济新常态下，开放战略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市场，与国内资源与市场有机整合，促进创新、结构升级与价值链提升。在供给侧，要充分利用全球的高端生产要素，包括人才、技术、管理等，促进国内企业的创新，提升我国产品的质量、技术、品牌，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同时，要通过以开放促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创新活力，释放发展潜力，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在需求侧，要不断提升我国高附加价值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支撑我国企业的创新，加速出口结构升级，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三、对外开放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一）国际经贸新环境 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扩展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金融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外部经贸环境呈现出很多新特征。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方兴未艾，信息化浪潮来势迅猛，国际经济正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修复期和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新一轮经贸规则构造期。 1.国际经济深度调整修复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国际贸易低迷不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深刻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金融危机的冲击是短期因素。美国受金融危机冲击，经过一系列的救助措施，经济正在弱势复苏之中。欧洲经济总体上仍未走出危机冲击。日本安倍政府采取了刺激政策，但并未奏效，增长低迷。新兴经济体整体也在减速。中、印等依靠内需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相对较强，但与前期高速增长相比，增速明显回落。巴西、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那些新兴经济体，因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回落，经济形势恶化。除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外，一个重要的长期因素是，世界经济处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下行期。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相互叠加，交互作用，令世界经济处于低速增长的调整期。 国际贸易陷入低迷。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力，但是，2012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连续4年出现了负增长，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影响，也有美元升值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在可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贸易增长前景仍不乐观。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调整，跨境资金快速流动。世界经济增长是不平衡的，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增长、贸易、投资中的份额均大幅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直接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发展中国家只是间接受到影响，新兴经济体表现明显优于发达经济体。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大量新增流动性受新兴经济体的吸引，流出美国，进入新兴经济体。但是，2014年以来，受美国经济复苏、停止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加息预期及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回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资金快速从新兴经济体流出，2015年从新兴经济体流出的资金高达万亿美元。受此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国际收支恶化、汇率贬值、通货膨胀等压力。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对各国金融管理部门是一个巨大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美元强势与初级产品价格低迷并存。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汇率走势呈现出约10年走软、约7～8年走强的周期性变动，自2011年7月以来，美元在多种因素推动下，再次走强，这一走势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走低，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供给增加快于需求增加，以石油为例，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突破，大大增加了供给，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减速导致需求增长放缓；二是初级产品出口国的政策影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采取低油价政策，试图把高成本的页岩油（气）挤出市场；三是强势美元导致的计价效应。对初级产品出口国而言，初级产品低价格会导致国际收支恶化与汇率贬值，不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对初级产品进口国而言，可以降低成本，有利于经济复苏。这种影响的国别差异，会推动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格局不断演变。 第三，新技术革命迅猛推进，国际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人类正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以信息技术为代表，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一轮技术革命迅猛推进。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经而且将更加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主动制定促进新技术革命和发展新兴产业的国家战略，尽管各国战略名称各异，重点不同，但目标基本一致，都是着眼于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中抢占制高点。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在信息技术推动下，信息跨国传递成本大幅下降，制造业呈现出智能化、个性化、模块化、柔性化等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服务的信息化与可贸易性大幅提高。国际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化，各国利益不断融合，相互依赖不断加强。全球价值链分工越来越明显，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成为各国产业升级的重要目标。 2.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第一，围绕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博弈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定的全球秩序已经持续了70年，总体上保障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受多种力量的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正处于变革期。一是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尚未反映世界经济贸易格局的改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贸易、投资中的份额大幅提升，例如，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并未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得到充分体现。二是当前的经济治理不能充分适应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新要求，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谈判构建自由贸易区的方式来适应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要求。三是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在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乏力，暴露出不足与缺陷，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成为共识。四是一些新的全球性问题呼唤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网络安全、跨境电子商务、气候变化等新问题，要求不断完善国际经济治理。 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期，围绕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博弈不断加剧。一方面，各国力争在现有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原有大国相对实力下降，但仍然极力拥护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新兴大国不断争取提升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份额，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决策权。另一方面，主要国家不断提出新的国际治理倡议，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机构与规则。比如，G20、金砖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快速涌现，这对各个国家的软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区域贸易安排层出不穷。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形势下，区域贸易安排层出不穷。到2015年4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累计收到有612个区域贸易安排（RTA）的通报（将货物贸易、服务与市场准入分开统计），其中406个已经实施。这些区域贸易安排形成了449个自由贸易区实体（将货物贸易、服务与市场准入一并统计），其中262个已经实施。这些RTA中，绝大多数是自由贸易区（FTA），少量是关税同盟（TU）。 区域贸易安排具有几个新特征。一是自由贸易区数量快速增长。1990年以前，世界上只有20个RTA；1991-2000年间，年均建立6.2个；2000年后，年均建立12.5个。越来越多的国家出于避免被边缘化或“贸易转移效应”，争先恐后地谈判参与各种RTA。多个RTA交织在一起，有人用“意大利碗面”来形容这种多个RTA相互交织的情形。二是巨型RTA正在涌现。刚刚完成谈判的TPP，正在谈判中的TTIP、RCEP，所覆盖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与贸易规模均是前所未有的，倡议中的亚太自贸区（APFTA）规模更大。这些巨型RTA一旦建立，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三是区域合作组织成为制定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平台。 第三，新一轮经贸规则构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于多哈回合的“发展议程”兴趣不大，借助RTA平台，主导新一轮经贸规则。在TPP谈判中，谈判涉及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新一轮经贸规则。在TTIP谈判中，则涉及美国与欧盟在标准上的统一。与以往国际经贸规则主要涉及市场准入的“边境措施”（如关税、非关税壁垒，投资准入等）不同，新一轮经贸规则具有“边境后措施”（Beyond Border）的特点。 （二）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新变化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具有两重含义。一个层面是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大变化，另一个层面是中国经济规模带来的新变化，即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面临新的国际经济关系。 1.中国比较优势的新变化 过去30多年，低成本的劳动力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基础支撑因素，中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最大的出口国，主要得益于此。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GDP只有148美元，目前已经上升到7000多美元。20年前，我国出口部门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而目前，这一比价关系发生了逆转，我国出口部门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已经数倍于周边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通过提高装备水平、提高管理等多种手段，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但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产业，已经失去国际竞争力，面临对外转移的压力。由于工资、土地、能源成本的持续上升和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我国制造业综合低成本优势受到大幅削弱，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2015年8月发布的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认为，中国制造业成本仅比美国低5%不到。 在传统比较优势持续削弱的同时，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正在涌现。如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分摊研发新产品的成本；每年700多万高校毕业生，为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力质量红利；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为产业升级提供基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绿色发展转型吸引创新资源、高端产业加速汇聚。如果说过去的低成本优势有利于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规模扩张，未来的新优势则有利于我国提升在国际分工的地位。 比较优势转换是发展阶段升级的必然结果。回顾“二战”结束后追赶型经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凡是不能实现竞争优势升级的国家，大多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的资料，在数十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经济体能够适应比较优势转换而动态地实现竞争优势升级，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比较优势转换的关键期，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面临着国际竞争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迫切压力。顺利实现竞争力的升级，我国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新兴大国复杂的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的崛起将是本世纪影响世界格局最大的历史事件。与小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升级不同，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升级，必然伴随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迅速提升。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多方预测，在2030年前，我国的GDP可能超过美国。这就要求我们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往我们把国际经济环境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今天，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中国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经济，而世界经济变化也将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经济。因此，新形势下，要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中看待二者的关系。 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带来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变化，有利有弊。一方面，很多国家看好中国发展的前景，希望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对发展对华经贸关系空前重视。我国国际影响力增大后，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种影响力，可以“创造”国际机遇。这与以往“小国”只能捕捉机遇，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新兴大国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守成大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强大后对国际规则、国际格局的挑战，因此采取经济上利用中国机遇、安全上防范中国的两手政策。期待、羡慕、担心、防范各种情绪相互交织，“中国机遇论”“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令中国的外部环境变得异常复杂。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影响力与经济规模并不能简单画等号，日本长期是世界经济大国，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相称，而新加坡的国际影响力却远远超过其本身的经济规模。这说明，运用自身硬实力的能力至关重要。对于大国而言，如果软实力不能相应提高，不仅其硬实力不能产生相应的国际影响力，甚至可能因影响力运用不当而给自己“创造”挑战。这就要求我国要真正树立互利共赢的理念，大力增强软实力，善于运用自己的硬实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 对中国而言，新的国际环境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主要的挑战，一是外需不足与竞争加剧抑制我国出口增长。全球增长低迷，产能过剩，竞争加剧，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频发。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发展中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又面临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竞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我国出口多年保持2位数的高速增长，2015年我国出口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如果我国不能迅速提升出口竞争力，未来出口增长前景仍不乐观。二是国际金融风险增大。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大国宏观政策调整，推动资金跨境流动加速，近期资金大规模外流，金融风险增大。三是面临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压力增大。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代表的新一轮经贸规则，涉及国企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内容，虽然与我国改革的方向总体上一致，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还不具备接受这些规则的条件与能力。应对TPP的根本之道，在于尽快提升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对高水平自由贸易安排的承受力。 新形势下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改变。与以往有利于工业化快速推进和规模扩张的机遇不同，未来的机遇主要是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升值的机遇。 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有力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新技术革命不仅会催生大批新产业和新企业，而且将有力地改造传统产业，我国传统产业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利用好新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不仅在新兴产业中可以做得到不落伍，而且可能实现传统产业加速升级甚至可能“弯道超车”。 第二，高端产业活动加速向我国转移。以往外商来华投资主要看中我国的低成本劳动力，把我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低成本加工组装基地，来华投资集中于制造业，而且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动。目前越来越多的外商看中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2014年我国是世界上承接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来华投资的产业结构发生着重要变化，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比重，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提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对外资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31%受调查企业计划在华开展研发活动，既是看好中国低成本研发人力资源，也是为了更好地开拓国内市场。对东道国而言，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短期有“挤出效应”，与本地企业争夺人才，中长期“溢出效应”则更大。外资企业在华开展研发活动，不仅带来新技术、新产品的示范，带来新的竞争压力，而且有利于提升本地研发人力资源的质量与水平，“溢出效应”已经明显大于“挤出效应”，对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促进结构升级，具有正面作用。 第三，高端人才加速汇流的机遇。看好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活力与前景，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加速向中国流动。以海外归国留学人员为例，2004年全年仅有2万多人，而2013年则达到34.5万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外国的工程师和高级管理者在华工作。这些高端人才的汇流，对我国创新和产业结构升值至关重要。 第四，低成本海外并购的机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价值大大缩水，尽管美国股市快速反弹，但无论在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仍有很多低成本并购的机遇。通过海外低成本并购，我国企业可以获取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海外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助力我国企业创新与升级。 第五，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世界经济中少有的一个亮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新技术与产业升级的需要，要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需要新建基础设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将推动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中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培育了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在电力、电信、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设计、施工、管理与运营各个环节，中国企业都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中国企业提供海外工程承包的机遇，而且将带动我国成套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提升我国出口结构。 四、新兴大国竞争力升级新战略 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理念，指导“十三五”规则的制定工作。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期制定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南，对思考和制定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对外开放要解决制约工业化的外汇缺口，因此，以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出口创汇。与以往快速推进工业化战略对开放提出的要求不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对外开放战略的要求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特别是外部资源与外部市场），有力促进我国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迈向两个百年目标，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要求我国充分发挥经贸合作的作用，着力营造一个互利共贏的国际环境。因此，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可以概括为“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其核心目标有二：一是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保障我国的和平崛起；二是推进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实施对外开放新战略，要打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具体而言，对外开放新战略的重点与措施包括： 第一，加速推进国际竞争力的升级。一是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要从低成本、低价格转向依靠质量、品牌、服务，提升传统产业的附加价值。二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三是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用开放发展的新战略取代原有的“进口替代”战略，加速提升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充分认识到技术密集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时在知识产权、长期融资支持、售后服务等方面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同要求，重点选择国际贸易额大、近期可能在技术瓶颈上突破的产品，如信息技术核心零部件（如芯片）、装备、汽车等，制定详细的竞争力突围计划，系统谋划，专项突破。四是高度重视增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五是积极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以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带动我国装备和服务“走出去”。 第二，改善营商环境，吸引高端生产要素与产业。一是以服务业为重点，掀起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高潮。在服务业160个子部门中，我国不附加条件开放的部门不到30个，进一步开放的空间巨大。通过服务业扩大开放，可以引进新业态、新服务和高端人才，加大国内服务市场竞争力度，促进服务业提高水平与竞争力，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应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二是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开放力度，有序降低关税水平，扩大外资准入。三是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探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先行先试的作用。加大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开放与体制创新的力度，充分发挥其先行先试的作用，积极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迅速在全国范围推广，尽快在全国实行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新体制，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同步推进，建设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四是加快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中欧双边协定的谈判，以开放促改革。 第三，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角，打造中资跨国公司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服务于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时，由于我国与很多国家的双边贸易享有顺差，有的贸易不平衡程度还相当高，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对改善双边经贸关系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已经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投资输出国，但中资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国际竞争力也亟待加强。在宏观上，要加快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度简化对外投资审批，大力加强对海外投资的服务，包括信息服务、法律服务、人才培训、推动简化签证手续、海外权益保护等多个方面。在微观上，要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为目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国现有的大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有很高比重，国有企业将成为中资跨国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协调配合，克服海外恶性竞争的顽症。要不断增强中资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增强风险意识与防范风险的能力。 第四，积极推进区域合作。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马上启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揭开了我国自贸区战略的序幕。目前我国已经谈判建立了14个RTA，不过，多数是与小经济体建立的，政治意义较明显。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我国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区域合作战略，制度性安排与开放地区主义并重。 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一个目标宏大、内容丰富的区域合作倡议，将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得到了沿线六十多个国家的热烈响应，与之相关的亚洲投资银行等金融合作机构顺利创建。“一带一路”对于增强我国的区域影响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保障资源能源安全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把“一带一路”作为引领区域合作的龙头，扎实推进。处理好政治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尽量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坚持“五通”总体合作框架，近期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海外工业园区建设为先导和重点，尽快取得早期收获，不断坚定各方参与的信心。同时，要深入研究各方诉求，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建立和完善“一带一路”治理机制。 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与“一带一路”国家、相邻国家和重点市场、重要资源国家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着力加快大型自贸区谈判进程，探讨与重要贸易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着力增强倡议能力和对外谈判能力，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完善贸易救济机遇。帮助企业用好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机遇。 第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总体上维护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下总体上是受益的。国际经济治理改革不是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在维护现有世界经济治理总体框架的前提下，不断完善，提高其代表性与公平性，应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新要求。面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期，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充分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着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同时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一是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主体地位，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尽早取得成果。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新的诸边协定的谈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取得新进展。二是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与合作。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持续提高，人民币加入SDR并取得了10.92%的份额，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中国在IMF的份额也从第6位上升到第3位。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尚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监管合作需要进一步完善，除了提高中国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外，更重要的是，我国要与国际社会合作，提出新的改革倡议，不断完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三是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新议题的谈判。当前，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新议题，我国要深入研究，设定谈判底线，提出能够平衡发展中国家利益与发达国家利益的倡议，发挥好建设性作用。 第六，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开放具有全局性影响，金融开放的滞后影响我国能否充分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但也要认识到，金融开放也蕴含系统性风险，金融开放必须要与监管能力的增强同步推进。很多发展中国家监管能力的提升滞后于金融开放，导致了金融风险，发展进程被打断，教训十分深刻。我国推进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要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自娱自乐，同时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因此，要统筹金融开放与国内金融改革，积极主动深化国内金融改革，不断增强金融监管能力，以金融改革支撑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起步良好，但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历史过程，不应设定过高目标，更不能操之过急。要处理好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的关系，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第七，加强国际合作，保障资源能源安全。由于人均资源能源储量低的基本国情，我国已经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供应，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能源进口国。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壮大，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因此，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保障资源能源安全。由于人均耕地资源的限制，未来我国也必须利用全球资源来保障粮食安全。一是要积极参与国际资源能源治理体系，充分利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保障资源能源供给安全。二是要加强与资源能源富集国家的合作。与资源富集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安全、经贸多个领域全方位深化合作，综合运用援外、投资、贸易等多种经贸手段，重点推进矿业农业合作、基础设施合作、国际产能与园区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等。三是加强多元化的资源能源国际大通道建设，统筹规划海上运输与陆路通道。四是增强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维护大宗商品价格在合理价位上的基本稳定，避免价格大起大落的冲击。五是适当增加战略储备能力，统筹战略储备与商业储备，保障资源能源安全。 第八，着力增强国家软实力。一是要牢固树立三种意识，即互利共赢的开放发展意识、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意识和国际分工意识；二是要防止三种情绪，即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情绪和自满自大情绪；三是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四是大力培养和有效激励国际化的人才，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大力选派优秀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在国际组织与国内政府之间建立高层次人才双向流动的新机制；五是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推进智库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式改革，提高综合研判能力与战略谋划能力，充分发挥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大力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话语权，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运用自身能力的巧实力。 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跨入一个崭新阶段，要实现对外开放战略新目标，我们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同步推进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等重视增强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贸易与投资并重，提升货物贸易竞争力与服务贸易竞争力并重，抓机遇与防风险并重，为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奠定基础。标签：比较优势论文; 新兴工业化国家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竞争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