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领导集体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6;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1) 06-0005-06
一、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主题的确立及初步探索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虽然是在1956年才确立起来的，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探索的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新问题，但是，这一探索却为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主题的确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最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过渡”问题的探索中，拘泥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而忽视了中国自己的实践需要，一方面强调中国革命胜利后，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国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2年以后，由于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1](p458)因此，毛泽东由原来10年到15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转变为从现时起就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设想。经过反复探索和再三斟酌，直至1953年12月13日，在审定和修改中央宣传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毛泽东把总路线的内容最后确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2](p704)
总路线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不断探索的主题。
从1956年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1956年4月，毛泽东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序幕。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主要总结了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阐发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在论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时，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关系的“基本方针”问题。这一“基本方针”就是：“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p83)从党的历史来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方针”。
根据当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毛泽东论述的“十大关系”主要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涉及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主要关系；而对“十大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后来，尽管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毛泽东的这一最初探讨没有能够沿着正确的思路继续下去，但是，他在这一探讨中凝聚的一些宝贵思想，如在审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状况的基础上，强调立足于我国国情，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照搬，这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理解和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大关系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正因为这样，在80年代初，邓小平十分肯定地指出：“《论十大关系》是好的。”[4](p295)
二、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主题探索的杰出贡献
从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展开时期。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实践中，对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作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最根本的方面就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较系统地初步解决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第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尽管建国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从总体上来说没有根本改变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且不平衡，在城乡、地区、部门和企业之间，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化大生产和封闭落后的小生产并存，自动化、半自动化的先进生产手段和最落后的手工工具并存，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并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我国的这一现实情况作为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因此，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随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定，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的一次重大突破。它解决了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没能明确的问题，为我们党制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奠定了现实基础。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始终把公有制为主体看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点，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看作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首要问题。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是一般意义的发展生产力，而是建立在“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5](p63)的意义之上的。经济长期停滞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正是基于对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讨，邓小平在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高度科学的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的这一科学概括，规定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前进方向，指明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应依据的价值观念。
第二，在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大胆改革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适应“一五”时期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对保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协调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等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任务的完成，这一体制的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忽视价值规律的弊端日益显露。因此，改革开放伊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提出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并把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上探索建立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体制，看作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2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结论。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强调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也允许“不作计划”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由市场调节，即“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突破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纯粹的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大大拓展了当时经济理论探讨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视野，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注入了商品经济的活力。1987年2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5](p203)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见解，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得到了反映。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思路。
1992年初春，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重要契机。他把计划和市场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得到了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支持、赞同和拥护。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基础，江泽民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在1992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这一思想的重要指导意义，提出了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主张。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要认真抓好的几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通过组织程序在全党得到了正式确立。中国由此开始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事业。
第三，以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基础，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其对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相配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战略布局，反映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战略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富强、民主、文明的战略目标为指导，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的回顾为基础，首先提出了到21世纪中期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这一战略设想是：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到21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根据这一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设想，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明确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即“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5](p226)
三、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主题探索的新发展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的时期的新的实际，在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主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上作出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公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等作了创新性的探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探讨了一直困扰人们的四个问题：一是把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为，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二是把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理解规定为，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三是区分了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肯定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四是重新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即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理论问题的创新性的突破，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达成了共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与此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第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作了构思，并对一系列的经济发展问题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作了具体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在实践中存在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勾画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规划；党的十五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总结经验，在国有企业改革、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措施。这些新观点、新措施，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第三，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及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作了深刻的论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立足于世纪之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二个重大关系所作的深刻论述，不仅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一“基本方针”，而且还根据发展了的新情况，对当代中国实现这一“基本方针”的前提作了清晰的论述，这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把握客观规律，统一全党认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6]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十二大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
江泽民所阐述的“十二大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存在的重大关系问题，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等。在对这些关系的论述中，江泽民密切联系实际，并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作了新的探讨，得出了新的科学的结论。在理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江泽民在强调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的“总的原则”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指出：“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原来就已存在的，但在近10多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关系，如原来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现在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二、三产业的关系；原来的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现在进一步发展成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原来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现在进一步发展成为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三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新的关系，它们在“十二大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构成“十二大关系”的主体内容。其中主要有：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江泽民立足现实，对这些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事业跨入新世纪的重要时期，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继续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自己，建设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已成为我们思考所有问题的聚合点。江泽民阐述的“十二大关系”，所涉及的就是这一重要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在对这些重大关系阐述中作的一系列理论概括，就是对今后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聚合点的深刻思考。
第四，对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的“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了总体构思。在“十二大关系”中，江泽民是以“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为“切入点”，提出贯穿于“十二大关系”的“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的总体构思的，即在明确经济体制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更新发展思路”，强调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的重要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正是从这一视角，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首先“要提高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大意义的认识”；其次，要搞清“两个根本转变”之间的关系，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加快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再次，要进一步从法制建设、政策实施、规划制定等多方面采取相关的综合配套措施，“切实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
第五，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和实践作了深入探索。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更加具体化，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新的发展时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据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细化为三个阶段，即到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知识经济进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我国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冲击的情况下，为了全面落实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进程，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总结并吸取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及时提出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迅速扩大的情况，为了贯彻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大局”的思想，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这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并实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天地。
[收稿日期] 2001-03-26
标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 经济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公有制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江泽民论文;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毛泽东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