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之中的“必然”——1926年“中山舰事件”性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质论文,事件论文,中山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6年3月18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暨“三·二○事件”，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重要事件，它是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走向分共与反共的开始，也是国民党内实力派背离国共合作的开始。
“中山舰事件”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几十年来，由于事件本身扑朔迷离，加之事发后当事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样一来便使事件更加复杂，不易搞清。
国民党蒋介石一派，认为共产党“唆使中山舰异动”，“无令而开进黄埔”，目的是要劫持蒋介石，将其送往苏联海参崴，夺其军权，实行“工农革命”；而中共则指责蒋介石“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目的是为了“嫁祸于人”，找借口排挤打击共产党并夺取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
鉴于“中山舰事件”的重要性，面对如此针锋相对的两种定性，我们有必要对此事件加以进一步透彻的研究，彻底弄清其中的历史真相，明确是非与责任，使之不再成为历史之谜。
“中山舰事件”本身的起因并不很复杂，从近几年来披露的有关档案史料及研究成果来看，中山舰进出黄埔的经过已基本搞清楚了，但是，表面的清楚并不代表事件真相之大白。其中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事件的主角之一蒋介石在此期间暗中做了些什么？他发难的原因与动机是什么？欲达成什么目的？我们从事件发生后的客观结果来看，中共方面是事件的受害者，而蒋介石是事件的收益者，他通过事件一手打击了共产党，一手打击了国民党内对立派汪精卫，为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扫除了障碍。这一事实说明，蒋介石一派是事件中主动、积极的一方。退一步讲，即使按蒋介石自己的解释他是“防卫出击”，那么这种“出击”也远远超过了“防卫”的需要而饱含了“先发制人”的意味。
关于“中山舰事件”性质的认定，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讨论，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赐教。
[1]有关事件发生时间的界定及其意义
有关“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间的界定，是直接涉及到对事件本身性质判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们不妨将“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后经过情形列出一张时间表，以使事件发生与发展的情况一目了然。
1926年3月18日午后6:30：黄埔军校交通股驻省城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到另一股员黎时雍从学校打来的电话，说军校管理科赵科长奉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命令：从上海开来之商船“安定号”遭土匪抢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要求派巡舰一、二艘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因黄埔无船可派，即通过电话请驻省城办事处办理。王学臣在接电时因“未听明系奉何人之谕，但既有饬赵科长之字样，据理推之想情系（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之谕，故此请欧阳股长向海军局交涉”。（注：《黎时雍致邓演达报告》、《王学臣致邓演达报告》，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6页、第7页。）请注意，在这里出现了第一个错误——命令转达过程中的错误，邓演达被误牵入内。
3月18日晚8:30：军校交通股长欧阳钟直赴海军局通知其派舰前往黄埔，因海军局代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外出，海军局作战科邹毅科长答应立即派舰前往。当晚，欧阳钟又率随员二人到李之龙家中，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战斗两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注：《李之龙夫人致蒋介石呈文》，同上出处，第9页。）并留下邹毅科长一函。再请注意，在这里出现了第二个错误，蒋介石第一次被欧阳钟牵入事件内，假传了“圣旨”，成为日后他“蓄意制造”事件的证据。另外，请求派遣之“巡舰”一、二艘也变成了战斗舰二艘，然而，事实上这完全是欧阳钟的随口捏造，是不真实的。
3月18日晚11:00：李之龙回家，视邹函，内云：“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接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谓：奉蒋校长面谕，命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交蒋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艘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阅后，一面根据规定要求交通股补办公函前来存档，一面当即去对门“自由舰”舰长谢崇坚住处，商请“自由舰”开黄埔一行。谢告之以该舰新自海南航归，机件损坏，不能立即开行。于是李遂决定中“中山舰”前往，并书手令二纸，一给持邹科长函前来换开舰令的“宝璧舰”黄舰长，另一给“中山舰”舰长章臣桐，令曰“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归蒋校长调遣。”（注：《李之龙供词》，同上出处，第8页。）此时“中山舰”因正在修理之中，“乃升小火试试汽笛”，（注：《李之龙供词》，同上出处，第8页。）造成了该舰尚未奉令即升火，随后又奉令前往黄埔的事实。当日上午9时，李之龙曾收到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的来函，特别询问有关“中山舰”无令升火的原因，李根据章舰长的报告作了如实回答，并强调说“中山舰”“乃升小火试试汽笛，并非他故，如系开动开火，则必须升足三百马力的火才能开动。”（注：《李之龙供词》，同上出处，第8页。）随后“中山舰”也已熄火，直至当晚11时奉令才又“临时升火”准备开往黄埔。（注：《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二）《被捕的详情》，载李之龙《三二○反革命政变真相》，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中山舰事件》，第22-23页。中共广东省党史委员会及广东省档案馆编，1981年6月内部版。）
3月19日，“宝璧舰”奉令开赴黄埔。海军局同时发出公文一件致黄埔军校交通股备案，因非李之龙所撰，文中没有提及“中山舰”。这天早上，李之龙也收到了欧阳钟补办的公函，“此函现在海军局存案”。
3月19日上午7点：“中山舰”驶向黄埔，9点左右抵达。章舰长持令到黄埔军校报到，请示任务，并说：如无紧要事情，则让其回省，另换一小舰来用。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对此十分吃惊，他对副官说：“我并未调舰来黄埔，现在手头很忙，请舰长听候命令。”
十分凑巧的是，这一天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洛夫为团长的苏俄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他们仰幕孙中山之名，要求参观“中山舰”，李之龙通过电话请示蒋介石，可否调“中山舰”回省？蒋介石闻讯感到意外，既而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蒋介石的意外自然有其道理，因为他并不知道“中山舰”调动事宜。于是——
3月19日下午6点：“中山舰”重又驶回广州。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的“中山舰事件”应该到此结束了。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3月20日凌晨，情况忽然发生了急剧变化。
3月20日凌晨：正在熟睡中的李之龙被蒋介石与欧阳格派来的士兵从家中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山舰”舰长章臣桐，他们被莫名其妙地关押起来，欧阳格别有用心地问他们那么一大早起来干什么？李之龙与章臣桐抗议道：是被你们抓来的。（注：《周恩来同志关于中山舰事件的回忆》（1943年春），同前出处，第4页。）与此同时，“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全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接管，蒋系第一军武装出动，将广州市内“省港罢工委员会”占领，其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同时，驻广州苏俄顾问鲍罗廷等人的住宅、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住处亦被包围监视；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高语罕、训练部主任严重、军官团团长张治中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机关与负责人均被严密监视起来。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奉蒋介石密令，逮捕了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取消了党代表制度。第一军第二师以集会的方式将军内的共产党员与左派分子拘捕于造币厂内。（注：《三·二○反革命政变真相》同前出处，第17页。）
蒋介石以军事手段控制了广州大局，又想趁机赶走他一惯讨厌的全部苏俄顾问，无奈其他几个军长反对，最后他只能以反对北伐为由，辞退了季山嘉等三名苏俄顾问，总算出了一恶气。这样一来，身为黄埔中央军官学校校长的蒋介石，未得命令，却擅自以武力控制了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市，迹近造反。由此而来的“三·二○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
在这里，如从时间上划分，所谓的“中山舰事件”与“三·二○事件”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是3月18-19日的事，而后者则是3月20日发生的事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所谓“中山舰事件”是指发生在3月18-19日的“中山舰”从广州开往黄埔而后又开回来的事件，它可以不包括3月20日以及在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含有政变性质的“三·二○事件”。以3月19日为界，“中山舰事件”就是一件完全偶然的事件，它事出有因，误传命令过程清楚，可以断定其偶发性质。而次日以后发生的所有其它相关事件，则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其蓄谋性质是十分明显的。“三·二○事件”只不过是以“中山舰事件”为藉口，而两者的性质则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有关“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间的界定是足以影响其性质判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意义十分重要。
[2]蒋介石及其亲信在事件中的行为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一下有关“中山舰事件”前后蒋介石及其亲信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以便更加清楚地明了事件的性质。
根据前文所述，在事件一开始，蒋介石是不知道有关“中山舰”的调动情况的，因此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去蓄意制造这次事件。但是因为当时广州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和蒋介石与国民党内汪精卫派、与中共之间、与苏俄顾问之间的矛盾，使蒋介石主动介入事件之中，充当了主角，导演了一幕“中山舰事件”之余的“三·二○事件”，使蒋的名字与“中山舰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左右派力量迅速分化，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导致国民党元老之一胡汉民的去职与国民党内“军事强人”蒋介石政治地位的上升，国民党与共产党及俄国顾问之间矛盾尖锐化，而国民党内部矛盾则更是错综复杂，汪精卫虽任国民政府主席，但无军事实力做靠山，个人性格懦弱，优柔寡断，与新倔起的蒋介石一相比较，实在难与匹敌。在角逐领导权的斗争面前，蒋、汪矛盾不可避免地趋于激化。
蒋介石自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刻意培植自己的军事班底，暗蓄实力，通过平定商团叛敌以及东征等军事行动奠定了个人发展基础，掌握了作为国民党党军的黄埔系军队的指挥权。随着实力的膨胀，自然开始有了政治上的权力要求，汪精卫在蒋与其他军事领袖之间搞相互制约与平衡，但他也知道，广东政府中的地方军阀是靠不住的，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靠统率国民党“党军”的蒋介石。而蒋对汪的处境则是心如明镜，因此他敢于利用手中的资本向汪挑战，虽然他是汪的下级，但军权上的优势很快会转变为政治上的优势，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在汪一方就没有这种优势，这便是蒋之长汪之短，有了这种长短之分，蒋汪矛盾便埋下了祸根。
除了国民党内的矛盾之外，此时期广东政府内部还有国民党右派势力（西山会议派）与共产党的矛盾、蒋介石等军队将领与苏俄军事顾问之间的矛盾。国共矛盾是出于阶级利益之争，而国民党军事将领与俄国顾问之矛盾则是出于争夺“党军”指挥权的之缘故。正因如此，蒋介石对苏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人严加防范极力攻击，争欲除之而后快。这两种矛盾渗入国民党内矛盾之中，造成了广东政坛复杂多变的局面。概括起来说，当时汪精卫是表现为亲近苏俄与中共的，而蒋介石则在根本上（不是表面上）是反对苏俄与中共的，虽然汪的亲共亲俄骨子里是基于利用的需要，而蒋在公开场合还在宣称中共是他“亲爱的同志”。
蒋汪斗争的第一回合是“王懋功被捕事件”。
王懋功原是许崇智的部下，任第二师师长，因军权在握，被蒋介石相中拉拢，引为亲信，授予重任，曾在蒋介石第二次东征时代理其广州卫戍司令之职（注：王永钧《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南宁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58页。）。就是这样一个亲信，在他与汪精卫及苏俄顾问季山嘉接近之后，也引起了蒋氏的激烈反应，蒋介石一回广州，立即便以王懋功与季山嘉勾结“预谋不轨”为由，将其逮捕扣押，派其亲信刘峙接任第二师师长。蒋介石这一举动的作用是一箭双雕，既打击了他所讨厌的苏俄顾问，同时又直接向汪精卫提出警告，使汪分化拉拢蒋系军队的图谋彻底破产。蒋汪由此开始了公开的较量。
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蒋汪矛盾斗争已经发展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2月27日，蒋介石强烈要求汪精卫罢免苏俄顾问季山嘉，并以辞职相威胁（注：《蒋介石日记类钞》（1926年2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个人档案。）。一时间，广州城内谣传纷纷，右派分子故意造谣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成立工农政府，”“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帐”等等，以致时局纷乱人心惶惶。3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害我者亦暂明显，遇此精神打击，而心志益坚矣。”（注：《蒋介石日记类钞》（1926年3月））蒋介石拥兵自重，锋芒毕露，为汪精卫与苏俄顾问季山嘉所深忌，蒋氏以上下矛盾进退两难，曾试探性地上书辞职以试汪，汪氏对之既不批也不驳，使蒋“内心十分痛苦”。这时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尚欠老练，不像后来那样善于纵横捭阖，玩弄大小军阀于股掌之中。在纷扰压力之下，他曾带上秘书陈立夫，买了船票，“准备由香港搭船去海参崴”。（注：《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第52页。据陈立夫书载：蒋介石打算去海参崴，早有此念，也做了准备，但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将3月19日蒋打算去汕头避风一事与他计划赴苏之事混为一谈了，但无论如何，蒋是在当日出走并又回头的。）
然而蒋介石最终没有走。不出半月，便发生了震动中外的“中山舰事件”。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蒋介石在干什么。
正如前文所述，3月18日午后至晚间，当“中山舰事件”以误传命令而告开始时，蒋介石尚蒙在鼓中并不知晓。又据《陈立夫回忆录》所载：“我记得在18日深夜12时半，有人到官邸来敲门求见，他说：‘我姓胡，有十分紧急的事情要当面报告校长。’我说：‘他已经睡了3个多小时了。’他继续要求面见，我不得已，才去通报，因为几天以前蒋校长曾有吩咐，如有十分紧急的情事，可以准我叫醒他。他听说是姓胡的，立刻答允起来接见他，他们密谈了半小时多，胡才离去。我后来才知道他是胡××，是一名重要高级共产党干部，和蒋校长是浙江同乡，而且是老朋友，他所以那么晚来见，一定是为避人耳目，而且有紧急情报，非面陈不可。那晚蒋校长与胡某低声密谈，我照例是不参加的，但知道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不过后来我想谈话的内容，一定和3月20日的事有关。”（注：同上出处，第53-54页。）按照陈立夫的说法，18日晚上蒋已经得到了有关情报，或者说是有关共产党“异动”的警告，那么，他理应有所警惕。然而，在19日的上午，他还是尚在闷鼓中，以致于李之龙向他电话请示“中山舰”抵达黄埔以后的行动安排时，他竟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顺口说到：“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直到此时，蒋才有所察觉，感到有人冒用他的名义下令调兵不是一般的问题。尽管如此，蒋也未立刻作出什么决策，更没有想到要立即行动进行镇压。
根据各方面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档案资料证实，蒋介石在19日以后的行动大致如下：
19日上午，仍如陈立夫所说，蒋还是无事一般地去了黄埔。但是，陈立夫在此记错了时间，把19日记成了20日，这在《陈立夫回忆录》中是屡见不鲜的错误。“蒋先生于20[19]日上午刚抵黄埔，一见这种情况，（指“中山舰”一副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发射的样子”）就知道情形有异，立刻登上汽艇返回广州，跑到一座水泥工厂[应为造币厂——作者]暂行栖身，在那里指挥军队，部署一切，以应付事变。”（注：同上出处，第53-54页。）这种说法迹近吹捧，把蒋介石视为有“先见之明”，实际上蒋介石在黄埔有所见闻之后，一时也曾失去了主张，曾一度决定要“一走了之”。据他在自己的年谱中记载，“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头】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注1。）当日蒋介石又在其日记中写道：“上午（19日），准备回汕头修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也。否则国魂消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注1。）
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后来曾亲笔将上述年谱中的这段文字加以删改，有意隐瞒，目的是不想给人留下闹事的印象，以免失去主动。而他的日记，据说是要等他死后才让外人看的，因此未予修改。然而到了1995年，当时陪同蒋介石出走的秘书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把蒋的这段历史和盘托出，作了下述详细说明。
陈立夫写道：“出发那天，我们二人驱车前往长堤码头，在到达码头之前数分钟，我就问蒋先生：‘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那时我年青气盛，并不清楚局势的复杂，所以就信口问他，蒋先生也未责怪，他听后就吩咐司机开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以前，他又吩咐司机再把车开往码头，这时，我又问蒋先生：‘我们如果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先生听了想了又想，最后毅然决然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公馆’。……
蒋先生决定留下来干了，这一明智的决定，对以后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无第三人知道，所以我有责任在八十岁时接受本党颁赠中山奖章典礼时向中央诸同志宣布出来，这是国民革命转折点之一，十分重要。……我们回到东山公馆后，蒋先生就忙碌不堪，时时在紧张中，像有所准备似的。”（注：《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54页。）
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一点，这就是蒋介石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决定留在广州与对手一斗，由此奠定了“三·二○事件”的发生基础。这是蒋介石肇事动机之所在。
陈立夫的回忆与其它资料都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蒋介石是在19日下午下定了动手的决心，并立刻开始付诸行动。
促使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发难的直接原因第一是蒋的神经过敏；第二是黄埔学生中“孙文主义学会”右翼分子的挑唆与谎报军情。
当时在广州黄埔学生当中，存在着左右两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他们斗争得很激烈，蒋介石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在思想感情上都偏向支持“孙文主义学会”，他的左右亲信都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中山舰事件”中起主要误导作用的重要角色之一欧阳钟就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其余如执行逮捕李之龙任务的第20师师长王柏龄等人都是该团体成员。“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是假传“蒋旨”引发事端，之二是在蒋介石面前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说共产党要造反，利用“中山舰”却持蒋送往苏联。而这种谣言却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使之深信不疑。不是乎“谣言重复便成了真理”，使蒋氏确信必须动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蒋介石在黄埔“遇险”之同时，他听说“有人”当天上午三次打电话到他的家里，询问他是否去了黄埔。据陈立夫回忆，此人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陈璧君“一定要我把蒋先生的去处告知她，我只有委婉地应付她，到第三次她发怒了，骂了我，把电话用力一摔……”（注：《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54页。）汪派人物如此积极侦探蒋的行踪，在更大程度上增加了蒋的疑惑，他认定汪与共产党合谋要害他，于是决定主动出击，以攻为守。
19日晚，蒋介石与欧阳格、欧阳钟、王柏龄等人在造币厂彻夜开会密谋，制定了各部行动计划。20日凌晨4点，蒋介石到经理处指挥行动，作出如下命令：(1)宣布广州戒严，以陈肇英为戒严司令。(2)任命欧阳格为海军舰队司令，派兵逮捕李之龙，占领中山舰。(3)派刘峙率部600余人，由黄埔乘舰至东堤，于拂晓登陆，包围搜查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顾问团住处、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制弹厂等要害单位，搜缴工人纠察队、顾问团卫队的武装，监视汪精卫等人住所。（注：马文车：《中山舰事件的内幕》同⑥出处，第188页。）于是“三·二○事件”的硝烟笼罩了整个广州城。
以后所发生的诸般事态已多见于各类史书中，这里不再重复。总之，蒋介石通过利用“中山舰事件”，蓄意策划制造了“三·二○事件”，既打击了共产党，又气走了汪精卫，巩固了自己对军队的统治，提高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政治地位，最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后来蒋介石为了总体战略的需要，不得不后退一步，对中共及苏俄方面采取了一些让步措施，甚至作了一些表面的“请罪”姿态，但在关键问题上，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蒋介石在20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决心甚坚，故能贯彻一半主张。”（注：《蒋介石日记类钞》（1926年3月20日-21日））实际上，“三·二○事件”是一次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冒险行动和赌博行为，通过这次演练及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他迅速成为了政坛上的老手。3月24日，蒋介石在对黄埔第四期学生训话时便充满自信地说：“我自信我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人，我敢说，我可以继续总理革命的精神。我要做总理真正的一个信徒。这句话，只有我能说，亦只有我敢说。这是不用客气的”。（注：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第四期学生训话》（1926年3月24日）载，《中山舰事件》，第223页。）蒋介石不仅口气变大，其心理上也“成熟”起来了。3月26日晚，他夜宿虎门沙角台，深夜独思近来“斗争经历”，终于得出了以下结论：“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注：王德胜：《蒋总统年表》，（台）世界书局1982版，第106页。）
[3]中国共产党对事件之态度
综合前文所述，“中山舰事件”是如何发生以及怎样被利用的经过已经基本清楚了，但是为了进一步提供论据，我们有必要再对被蒋介石诬陷为肇事者的中国共产党在事件中的情况作一基本回顾。
应当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事前对“中山舰事件”即将发生是完全不知道的，否则作为事件最重要当事人的中共党员、海军局长李之龙，在事件过程中又怎会向他的“欲加害对象”蒋介石打电话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安排呢？另外，李之龙是在家中熟睡时被捕的，天下哪有关键时刻在家中熟睡的“政变者”？仅此两点，便可说明所有关于共产党肇事的传言都是站不住脚的。3月24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讲话时曾遭到学生们的当场质问，要他回答同样的问题，蒋对此不能答复，只能推托说原因复杂，要明白真相只有等他死后大家去看他的日记，以这种虚词推托手法遮掩过去。（注：周士弟：《蒋介石制造三月二十日反革命事变与独立团的反映》，同⑥出处，第188页。）这更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无辜，因为蒋介石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中国共产党正面对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势头良好，中共在国民政府内部掌握了不小的政治军事力量，完全可以影响政局；另一方面，中共内部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共目前任务的争论不能统一，严重影响了党的战斗力。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持右倾观点，认为现阶段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阶段，中共必须甘当国民党的助手，不能实行工农革命，“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注：陈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1926年4月），同⑥出处，第38页。）他接受共产国际指示，拒绝了党内要求“扩大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正确主张，想以妥协让步来换取国民党右派的合作，结果造成国民党“二大”上右派力量的上升。“二大”以后，苏俄顾问鲍罗廷回国，季山嘉代其职务，他不善处理国共关系问题，对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又未予重视，结果各方面矛盾渐趋激化。蒋介石惩办王懋功时，季山嘉认为对之不必小题大做，中共领导人也没有反应。这一切，造成了对蒋介石的有利态势。
“中山舰事件”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称病在上海疗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刚从上海回广州，“中央无主”，尽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化有所觉察，提出应当警惕，但尚未来得及部署应变措施。
3月18日下午，时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听闻“中山舰”“异动”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李之龙询问情况，李之龙回答是奉了蒋校长的命令，毛泽东又问陈延年，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毛泽东预感到要出事了，他对同住的沈雁冰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注：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回忆录(8)》，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三·二○事件”发生，毛泽东听说李之龙被捕，叹道：现在是查有实据了。紧接着，毛泽东冒险来到已被包围的苏俄顾问住处，与陈延年及苏俄顾问会商对策，他力主反击，通电讨蒋，他说：“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针对蒋的行径，毛泽东提出两方面对策，一是“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了党籍。”二是争取非蒋系的国民革命军，“至少可以使他们独立”，“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注：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回忆录(8)》，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陈延年的支持，但苏俄顾问却以军力不足为由，对此断加否定。（注：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回忆录(8)》，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是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注：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回忆录(8)》，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毛泽东的论断真可谓一针见血。
周恩来在3月20日上午接到包惠僧有关事件的电话报告，他带着四个卫士赶往造币厂去见蒋介石，当面质问此事，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迫使他下令释放被扣的中共党员。但周恩来也被缴械扣压，一天后才予释放。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最高领导采取了动摇退让的方针，并且认为“三·二○事件”是由于“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所造成的。陈独秀在开始阶段不明事情真相，提出的对策仍然是要团结蒋介石，中共此后对广东革命要“办而不包”，对国民党要“退而不出”。（注：华岗：《1925-1927年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转引自同上出处，第206页。）他一方面写信给蒋介石推卸责任给李之龙，说他上了“反对派的圈套”，否认其行动与共产党有关，另一方面放过蒋介石，指责“孙文主义学会”是肇事的祸首。后来得到了有关问题的详细报告，陈独秀一度也很气愤，曾“主张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注：郑超麟：《怀旧集》，第146页。）他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让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陈独秀自述说“我在三月二十事变事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那时，我又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共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注：《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同上出处，第208页。）
共产国际在“三·二○事件”后作出的决策是继续“利用蒋介石”，对蒋作“有条件的妥协”，（注：张鲁宁：《论三·二○事件后中共的策略问题》，载《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146页。）并通过当时在广州的苏俄使团团长布勃洛夫与蒋介石达成妥协，3月24日在广州召开的全体苏俄顾问会议，归责于苏俄与中共对蒋不友好，决议“不同意反击”，并压迫中共执行，又按蒋介石的意图将季山嘉撤职。（注：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载《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112页）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说：“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越迟越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二），转引自同⑥出处，第209页。）季山嘉也认为“不能反击”，“真要打仗，独立团（指中共领导的叶挺武装）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注：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回忆录(8)》，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只能对蒋妥协。
中共广东区委接受上级指示，决定对“三·二○事件”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国民党内，同时积极准备着新的进攻。”（注：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回忆录(8)》，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
于是，中共方面在退让方针指导下，便有了下面的一系列令人费解之举：4月间，总书记陈独秀发表文章《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文中公开赞扬“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事变后的第19天，中共中央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中共方面代表张国焘匆匆抵达了广州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共进午餐，“我先告诉蒋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他的，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蒋氏也表示了类似的意向。”张国焘又进一步向蒋介石表示“黄埔同学中的中共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他的，他们犯了错误，不知道他将如何教导他们。蒋氏……说：‘黄埔学生中的中共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注：张国焘：《三·二○事件以后》，转引自同⑥出处，第147-148页。）谈话至此，双方似乎已经取得了谅解与一致，结局理应是美满的，但是仅仅一年后，中共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中却遭到了更大的损失。历史判定了孰是孰非。
从中共在“三·二○事件”发生前后的情况及其对事变的对策综合考察，可以认定中共决不是“中山舰事件”的制造者，而只是其受害者。
综上所述，“中山舰事件”的性质可以说已经基本清楚了，它不过是一次偶发事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人为的利用和扩大化了，从而演变为一次由“偶然”变“必然”的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中山舰事件”是“偶然”的，而“三·二○事件”则是“必然”的，是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们刻意谋划并一手制造的。这一点已被正反两方面的史料所验证，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三·二○事件”也必将以另外的形式发生，这是历史的必然。至此我们明白地说：就“中山舰事件”本身来说，它既不是蒋介石更不是中国共产党‘蓄意制造’的，以往的传统说法应予纠正。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在于他利用“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三·二○事件”，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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