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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具有鲜明的理论创新特色。“三个代表”用世界眼光贯穿21世纪党的建设大思路，把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党建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用唯物史观深化党的先进性的传统内涵，用新的系统化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深入研究“三个代表”理论创新的特色，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三个代表”，自觉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全面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视域宽广，前瞻未来，用世界眼光贯穿21世纪党的建设大思路
“三个代表”理论创新的特色，首先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党的建设大思路上。这就是用一种视域宽广、前瞻未来的世界眼光贯穿面向21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大思路，把党的建设放到当前国际大环境、世界大范围中来思考，使党的建设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紧迫感。这是对传统的党建思路即着重从中国自身来考虑党的建设的一种突破。“三个代表”在党建思路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联系。江泽民去年2月考察广东工作首次发表“三个代表”谈话时，就谈到当今世界大势的问题，指出：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前景。同年5月，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指出，人类就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国际形势已经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江泽民的这些论述体现了他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善于把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略眼光。这种联系一方面说明，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观察问题的思路，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不可能在闭关锁国中求得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江泽民又把这一思路运用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来，即党的建设也必须与世界发展相联系，党的建设也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求得发展，必须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在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加强党的建设。这一大思路无疑是对邓小平开放思想和党的建设理论的深化。它对于新世纪党的建设的指导意义就在于：一是党的自身建设必须适应外部世界变化。这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要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适应新的情况，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党要经得起世界性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融合中有机遇也有风险，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大趋势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特别是中国即将加入WTO，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党必须在这种大背景和大趋势下来加强自身建设，同时又必须把自身建设放到这种大背景和大趋势下经受检验。新世纪党的建设的难度更大，任务更加艰巨。因此，江泽民提出，党在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同时，要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是遵循党的建设新思路而提出的。而要完成好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把党的建设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相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建设要同这一根本任务相联系，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三个代表”的新思路就在于用世界眼光来看待这一任务，审视这种联系，进而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世界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从当代国际竞争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的严峻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多次谈到这一问题，指出：“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又一个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正在来临。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在加紧调整科技和经济战略，增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带领我国人民尽快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用世界眼光看待发展生产力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在生产力的构成上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江泽民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认为这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同时，他又针对当今世界科技进步不断加快的趋势，进一步指出：“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当今时代，科技进步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171、119页。）为此，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科技意识，密切关注世界科技所发生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强调必须把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这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这就是一种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从这一眼光来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质上就是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大力推动科学技术进步，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最重要的内容，党的建设必须联系这一任务，服务于这一任务。
把党的建设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联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在获得民族独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如何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就成为更加紧迫的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近代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曾做过“强国梦”，并为此而不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到毛泽东的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第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再到邓小平的“振兴中华民族”、“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3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鲜明而深刻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民族复兴所负有的神圣使命。这一神圣使命不仅仅是对民族复兴历史重任的承继，更重要的是以一种世界眼光纵览当今天下大势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江泽民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党只有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才能担当起领导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21世纪来临之际，世界面貌的历史性巨变，世界科技的重大突破，世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则加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紧迫感。而处于这种世界大环境中的、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又面临着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正如江泽民所说：当今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我们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就要求贯彻落实好“三个代表”的思想，把党建设成为用“三个代表”思想武装起来的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强核心。
二、以史为鉴，服务现实，把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党建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
我们党80年的历史，就是党的理论不断创新的历史。一般来说，理论创新表现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交互作用共同创新的过程，从而产生创新性思维成果。而从我们党来看，总结历史经验则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创新方法。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创造性成果，就是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着重总结了建国以来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创造的新的理论成果。总结历史经验对理论创新的意义就在于：理论创新的成果更富有实践性，因为它是对历史实践的思维和概括，因而也就能够更深刻、更准确地把握历史活动的规律，并进而指导新的历史实践。同时，这种理论创新也具有鲜明的特色，更适宜于指导经验发源地的革命和建设。江泽民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创新，尤为注重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创新。“三个代表”的理论概括就是总结历史经验而创新的成果。
“三个代表”的理论概括，其根基是深植于党的历史实践之中的。做出这种理论概括的前提，就是要熟悉党史，研究党史，善于发现党史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江泽民多次就党史学习和研究发表过重要讲话，特别是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时，他在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中说：“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历史性巨变》，第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这就不仅阐明了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重要性，而且也指明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这就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实现理论创新的方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在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的理论概括。
“三个代表”的创新首先在于它对我党历史上已有的“三个代表”的深厚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加工和提炼。我党的前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其他党的重要领导人，有过许多体现“三个代表”思想的论述。关于发展生产力问题，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就非常重视，发表了不少精辟的即使今天看来仍相当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例如，1944年3月，他在狭甘宁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上就一些同志争论究竟军事重要还是政治重要的问题指出：“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8-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这就深刻地说明，我们搞革命，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搞政治和军事都是为这个根本任务服务的。同时，毛泽东还讲到发展文化问题。他说：“至于文化，它是反映政治、军事、经济的，同时又是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就要受到阻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他要求边区立即把文化教育提上议事日程，学会做文化工作。此外，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用生产力标准来检验中国一切政党的论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关系的论述，关于文化“两为”方向、“双百”方针的论述等等，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至于毛泽东关于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大量论述，更是为人们耳熟能详。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发了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代表人民利益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他关于新时期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这些丰厚的思想资源，构成“三个代表”理论创新的历史基础。江泽民在他的许多讲话和论述中，反复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上述重要论点和论断，并要求全党深入学习和领会，反映了江泽民对这些思想的深入学习和思考。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才能够把这些思想资源进一步加工、提炼，把生产力、思想文化、人民利益三个原先相对独立的因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三个代表”的整体理论概括，取得理论创新的成果。
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三个代表”又是对党的历史活动本质的科学概括。就党的历史本质而言，应当说党的历史就是“三个代表”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结合实质上就是同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历史先进文化的结合。党成立后不久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要通过打破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反动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利益，为了人民能够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无一不体现了“三个代表”的历史活动主线。诚然，党在80年的历史中，也有过不少失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这恰恰是违背了“三个代表”的要求，并且也不是党80年历史的本质和主导方面。否则，就无法解释党80年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无法解释党领导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三个代表”的理论概括，正是体现了江泽民对党的历史活动本质的科学把握。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树立科学的党史观，分清党的历史活动的主流和支流，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和信心。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三个代表”又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苏东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从执政党的建设来说，就是如何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使社会主义政权有巩固的物质基础；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党和国家政权的腐败。这些问题在当时就引起了就任党的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的深入思考。苏东剧变不久，他就说过，我们的老同志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永远保持下去。同这些老同志一样，江泽民始终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认为惟一的一条，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搞上去。1991年4月，江泽民在全国党建理论研讨会上又专门发表了关于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讲话，指出我们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国内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第7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同时，他又强调，反和平演变，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为此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些都说明，在苏东剧变后不久，江泽民已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再到党群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这些思考研究的成果初步形成了“三个代表”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又不断地加以补充和深化，直至形成“三个代表”的精辟概括。由此可见，“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既是以我党同时又是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基础的。因此，它揭示了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三、思想精深，新意迭起，用唯物史观深化党的先进性的传统内涵
“三个代表”理论创新的主要之点，是它的思想内容。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化党的先进性的传统内涵，把继承传统和理论创新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三个代表”内含着一种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
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党的先进性放到社会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包括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都不可能超脱于这一规律之外，从根本上来说，都要受这一规律的支配。“三个代表”对党的先进性内涵的深化，正是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层次上认识党的先进性的。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如同列宁所说，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列宁全集》，2版，第16卷，第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三个代表”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把生产力标准引入工人阶级政党建设中来，指明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党才是先进的党。先进的生产力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反映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进而对生产力积极的反作用。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主体。因此，从唯物史观来看，“三个代表”从根本上体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它把党放到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要求党的活动必须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相符合，必须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这种认识与党的先进性的传统内涵即工人阶级先锋队相比较，显然将先进性内涵大大深化了。
把握社会运动的整体性，把党的先进性作为一种整体性来看待。“三个代表”对党的先进性内涵的深化是从整体性着眼的，即党的先进性是同时体现“三个代表”的先进性，而不是仅指哪一方面。“三个代表”这种整体性，其理论依据就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运动的整体性。社会运动从总体上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二者不可分割。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运动又是通过人民群众这个历史主体来实现的。历史运动的这种整体性及其内在联系决定“三个代表”是一个整体系统，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应当也必须在历史运动的各个要素上都充分体现出来，即同时做到“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才能推动物质文明发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才能推动精神文明发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才能受惠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从而以更大的积极性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从整体性上把握党的先进性，使我们能够对现阶段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深刻理解党为什么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的同时，要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要大力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实践好党的宗旨。从整体上把握“三个代表”，有助于我们把“三个代表”所体现的先进性同传统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认识很好地统一起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三个代表”淡化甚至否认了党的阶级性，像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比我们代表得更好。产生这一认识误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三个代表”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确，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甚至比我们更先进，但这种发展的根本目的不可能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而主要是为着垄断资产阶级自身利益。“三个代表”则不然，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资本主义国家却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三个代表”并没有抹杀党的阶级性，而是将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在“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之中。
把握历史运动的阶段性，把党的先进性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相联系。唯物史观认为，历史运动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社会基本矛盾推动历史不间断地向前发展，而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却不完全相同或完全不相同，这就使历史发展呈现阶段性。从我党历史来看，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解决反帝反封建这个主要矛盾，而民主革命各个历史阶段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侧重点上又有所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解决主要矛盾上也有三大改造和着重发展生产力的不同。“三个代表”所体现的党的先进性，其鲜明特点就是紧密地同党现阶段历史任务相联系。正如江泽民所指出，各级党委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时，都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状况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进行深入思考和调研，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寻找正确解决问题的答案。把党的先进性与现阶段的历史任务相结合，就使党的先进性呈现一种历史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止在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这样一种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上。同时，又把如何实现先进性的问题具体化了。这种具体化就是深入，愈具体也就愈深入。因此，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提法与“三个代表”的概括，虽然其精神实质相同，都是指党具有先进性，但后者显然比前者对先进性的揭示要更具体、更深刻，更好地体现了党的阶级性、先进性、时代性的统一，因而也更富有新意。
四、框架简明，逻辑严谨，用新的系统化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
“三个代表”理论创新的特色还鲜明地表现在它的系统化思想上。它具有框架简明、逻辑严谨、内容系统等特点，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三个代表”是一个简明而严谨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框架非常简明，就是用“三个代表”来构建。体系主干明晰，即通过“三个代表”保持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体系领域宽广，从“三个代表”的新视角多方面展开党的建设的侧面；体系逻辑严谨，把党的建设同生产力、思想文化、人民利益等社会发展中三个基本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并形成三者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和辩证统一；体系功能完备，对党的建设具有指导、规范、检验等多种功能。
“三个代表”逻辑体系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色，但它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却是一脉相承的。从体系形成的角度看，“三个代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逻辑方法来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实际问题的范例。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先进性的一般原理作为逻辑起点，深入系统地分析了新形势下制约党的先进性的三大因素，即生产力、思想文化、人民利益，进而提升概括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新结论，即“三个代表”，这是一种理论层次更高同时又更加具体的新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党建一般原理同当代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同国际国内新情况新特点相结合的新结论，因而它对面向新世纪的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深刻认识“三个代表”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对于我们自觉实践“三个代表”极为重要。现在一部分同志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三个代表”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如认为“三个代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强调代表性、群众性，不是把党变成“全民的党”了吗？这种认识的错误就在于把党的代表性、群众性同党的先进性、阶级性对立起来了。工人阶级政党从阶级属性上来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它同时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如果只限于代表工人阶级一个阶级，即使党再先进也失去了其社会意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建立过中华革命党，参加这个党的人都是坚决革命的，但人数却太少，缺乏群众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第6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愈具有群众性，就愈具有代表性，也就愈能体现和发挥其先进性。强调群众性、代表性，主要是为了党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当前随着改革深化，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党更要考虑代表群众利益的广泛性，以不断扩大和加深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工人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这一点则不会变，这也是江泽民所反复强调的。此外，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无疑也包括工人阶级的利益，二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由此可见，“三个代表”不仅不会把我们党变成“全民的党”，反而会使我们党在实践“三个代表”中更好地体现党的时代性和先进性。还有一种模糊观点要澄清，就是认为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把它作为其他两个代表的基础，这实际上是突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而降低了工人阶级的地位。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把科学技术的作用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对立起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指科技对当代生产力增长的贡献率日益增大，乃至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首先还是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与科学技术产业化直接联系，而创新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内部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的新群体正在形成。所以，当代工人阶级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而降低自身地位，失去其先进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既是我们党的努力方向，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在历史进程中作为这一代表的客观现实。我们只有把握“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明确“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一脉相承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特色，澄清对“三个代表”模糊和错误的认识。
“三个代表”以新的系统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密切了党建理论体系同唯物史观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种基础性联系主要是阶级和政党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分析近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阶级关系入手，指明无产阶级是最富有革命性的阶级，而这一阶级要完成历史赋予其伟大的使命，必须要由本阶级政党来领导，进而构建起党的建设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的思想加强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党的建设中的运用，把党的建设同生产力发展、文化发展、人民利益这些唯物史观重要原理直接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限于阶级分析，限于阶级和政党的关系。把党建理论同唯物史观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可以更加充分地展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科学性，从实践上看也易于回答和解决现时代向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所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性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拓展了党建理论体系的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一般来说，包括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主要有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宗旨和任务等，分论部分包括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无论从总论还是分论来看，都是研究党构成自身的要素，并没有拓展到社会历史发展方面的问题。“三个代表”的思想则把党建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了，拓展到要研究生产力、文化、人民群众这些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样，就使党建设理论研究带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因而是对党建学科建设的一种推进，有利于从新的视角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这些党建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加强了党建理论体系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党建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更具开放性的思想。它既是对我党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反思；既紧密联系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又同当今世界的发展相联系。因此，将“三个代表”系统化思想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中来，无疑将加强党建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使这一体系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是江泽民关于创新思想和实践的成功范例，也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并将其贯彻落实好，我们的党和国家就大有希望，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续写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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