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文科学的地位和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科学论文,地位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这篇文章提出的人文科学的地位与功能问题，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实际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这种态势的出现恐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现实的背景和原因。正因如此，这个问题就更值得从哲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哲学历史观和高度来探讨。如果说像这篇文章所说的，随着科学的分化，确实发生了人文科学的式微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当代又出现人文精神复兴的趋势，那么，这种式微、失落和复兴的社会实质和根源，大概不是仅仅从科学发展史的观念论阐释就能透彻说明的。关键在于揭示这种变化所反映的社会深层矛盾及其规律。至于像什么是人文科学，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理性和非理性、真理和价值关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基本概念上加以辨析和澄清，当然是不能缺少的功夫。然而，在完成这项工作时不能不看到即使像“科学”这样为人们所司空见惯的概念，在使用上也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不同历史观、价值观上的分野；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在科学观上的对立，不过是其中比较典型的表现而已。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批评过把科学和生活割裂开来，即认为“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的观点。在科学与社会生活实践的相互作用更加紧密的今天，我们在探讨和处理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关系时，当然要更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通过社会生活本身的矛盾和紧迫问题的分析研究，去及时而准确地发现和把握科学分化和一体化中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人文科学、人文精神概念的使用频率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关人文科学的地位与功能，在当代已成为一个亟待再认识的重要课题。
一、人文科学的式微与人文精神的失落
人文科学源出于拉丁文humanitas，亦指人性、教养。在欧洲， 11至16世纪使用这一名词时，一开始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来其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历史上是一种包容或母子关系。中世纪时，人文科学甚至还包括数学在内。人文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状况在西方学术界一直沿袭了几百年。直到后来随着自然科学的日趋成熟和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强大潮流，各门社会科学纷纷从人文科学的母胎中独立出来，人文科学似乎走完了它的路程，完成了她向宗教神学宣战的历史使命。这不仅表现在重理轻文的教育结构中，而且也表现在视人文科学如草芥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中。人文科学经历了一段“灰姑娘”式备受冷遇的历程。
人文科学的式微是和人文精神的失落紧密相联系的现象。当代人文精神的失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它反映着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和危机，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全球问题中，关系到如何评价现代文明的生活质量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
现代文明的一个悖论是：一个由理性的个体组成的非理性的整体世界。在最近的250年中，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个星球的面貌。 这场工业革命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 尤其是对矿物燃料的空前消耗基础上的。 近20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由此而产生环境破坏等严重的后果。英国的环境学家C.梯克尔博士指出：“许多现在的科学是关于细节的，并且是阶段性的。甚至很少有科学把环境理解为一个整体，当它们试图这样做时，也往往受到怀疑。”（梯克尔：《生活的质量》， 载《哲学译丛》1996年第6期）可见，对环境问题应作系统的认识和解决， 而在这个系统中涉及众多的人文社会因素。试图孤立地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有可能导致其它问题上的错误。在被视为现代文明标志的轿车文明中，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悖论。汽车给人带来了交通的便捷，但在今天的各大都市，随着轿车洪流的涌入，不但没有达到那种理想化的目的，反面污染、堵塞、毒化着城市。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商人赚钱的动机与人类中多数成员的虚荣性格合力导致的结果。这就是个体理性加在一起汇成的群体行为的非理性，也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囚徒困境”。（参见《光明日报》1994年8月9日《轿车文明批判》一文）
随着现实生活中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和对现代文明的反思，随着本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发展一体化趋势的强劲势头，人们开始认识到，研究人的社会关系和极为广泛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并不能完全取代研究“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无论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群体中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功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复兴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在理论形态上，它突出地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系列悖论的发现和科学哲学中价值问题的提出。
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悖论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第一个悖论是社会因素既要形式化（量化）又难于完全形式化（量化）的矛盾。将数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的研究中去，被认为是社会科学成熟的标志之一。尤其在研究人类的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学和有关社会调控和管理的社会工程技术类学科中，数学化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即使在这些领域，也难以达到完全形式化（量化）。太精确了等于不精确，过于精确反而会走向反面。大凡涉及有关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社会现象，诸如有关社会效益、道德价值、美学价值、生活幸福等问题，都难以做到形式化（量化）。必须指出的是，关于形式化的局限性，即使在高度形式化的数学科学中，也已为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所证明。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第二个悖论是社会认识系统既有理性因素，又有非理性因素；既有确定性，又有非确定性。
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理性和非理性，都是对立统一的，是辩证矛盾。但具体地看，却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相互排斥型的统一：一部分（知识或认知方式）是确定性、理性的，另一部分是非确定性的、非理性的。二是相互渗透型的统一：确定性中有非确定性，理性中有非理性；反之亦然。三是相互转换型的统一：确定性正在变成非确定性，理性正在变成非理性；或者相反。四是自相矛盾的统一：断定某种知识是具有确定性的根据本身是非确定性的，判断某种知识是理性的根据本身又是非理性的；反之亦然（比如在任何科学的概念、范畴、模式的前提性条件中总是存在着非理性的文化背景）。在此类逻辑的自相矛盾中，就会出现悖论。至于悖论的解决，有的学者提出了三条途径：第一是深入揭示对立面相互联系和过渡的中间环节；第二是矛盾在更高层次上的途径：第三是实现辩证逻辑的形式化。（参见景天魁：《社会认识的结构与悖论》，第268—272页）在这里，仅就矛盾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问题谈一点看法。目前，人们借以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性”概念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伯纳德·巴伯指出：“我们所谓的‘理性思维’……仅仅包括那些遵守逻辑规则的思维，而不包括那些与其他种类的规范与联系原则相一致的思维。这样，我们就排除了因为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或一定的审美规范而被标为合乎理性的那种思维。”（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第7—8页）很显然，依据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理性概念，而把人文科学逐入“非理性”的领域，只能是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理性形式的一种局限性。所以，实现矛盾的综合，即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解决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等等，已经成为社会认识发展的紧迫课题。所谓矛盾的综合，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理性形式的产生。当一种理性形式在现实中失却了它的力量时，非理性思潮的泛起便成为别无选择。同时，它又是一种理性新形式诞生的前奏和躁动。这是当代西方的现实，又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一种既遵循形式逻辑规范又遵循辩证逻辑规范，既遵循认识规范又遵循道德规范、审美规范的新的理性形式的诞生已经指日可待。
三、人文科学与科学中的价值问题
科学在历史上的辉煌胜利与惊人发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福祉，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泛滥。唯科学主义无法解决反而会助长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生态平衡的失调、物质生活的富裕与完整人格的解体等等矛盾。
本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哲学提出了科学的文化氛围和背景信念问题，显示了对科学中价值因素的关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详见拙文《论价值观的地位与功能》，载《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
第一，把科学放到文化和观念的大框架中重新加以审视。普里戈金指出：“我们努力把这个科学史放到观念史的框架中去，以便把它同过去三个世纪中的西方文化演变合成一个整体。”（《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27页）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则具体地分析了产生牛顿力学的观念史框架：西方文化总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摆动，一个是被看作自动机的世界，另一个是上帝统治着的世界。这两种观点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自动机”需要一个外部的上帝。科学史表明，在牛顿科学活动的“背景信念”中，潜伏着一个炼金术士的感情。而牛顿模型创立以后，又扩展到文化的其他领域，给政治、外交以及似乎与科学相距万里的其他领域带来了类似的模型。难怪有人认为，从设计一个相互制衡的政治模式的美国宪法制定者的观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牛顿力学的影子。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类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一旦忘记了科学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关系，必然导致价值体系的内在冲突。这种来自自然科学家有关复兴人文精神的呼声，同时也表明经典科学在处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的问题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第二，价值观在科学中的作用以“情感伴奏”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学作为一种实践形式和文化形式，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情感形式。“我们在有关科学和自然的概念上的转变，很难和另一个情节分开，这就是科学所带来的情感。伴随着每一个新的智能计划，总会出现新的希望、恐惧和期望”（同上书，第34页），即以一定的情感形式表现出来的、包含着肯定或是否定态度的价值体验。
第三，价值观对科学认识能力具有强化或抑制功能。由实践需要决定的价值选择，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经验。它可以激发和强化主体的某些认识能力，同时压抑其它的认识能力。逻辑实证主义的所谓“中性观察”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观察，无不包含着价值的渗透。
第四，价值观直接体现在具体的科学形态中。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模式，不仅是一定的科学形态赖以生长的文化氛围，而且规定着不同科学结构的不同参照系的选择，甚至直接体现于作为其最终成果的科学形态中，例如在中医和西医的科学形态中，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医学的临床证明，中医所强调的整体价值观和辨证施治所达到的医疗效果，并不是西医的生理解剖和还原为物理、化学的语言所能完全说明的。因为由部分和因素构成一个整体和系统以后，就形成了一种整体的系统质。这是一种分析论者不可分析，还原论者无法还原的新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文精神视作人的社会性这个新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第五，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中，揭示了科学活动中的价值因素。库恩把“范式”视为科学共同体心理上的共有信念、方法上的共有“框架”。所以，“范式”不属于认识的范畴，无法从纯粹的理性中去寻找，而应该到社会心理和社会历史的广阔背景中去寻找。科学史表明，文化观念和哲学信念在新范式的创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构成科学的不只是观察、计算和度量等因素，而且还包括心理信念和方法框架的因素，而心理信念等有关价值和精神表现的领域，正是人文科学研究的传统领域。
四、人文科学与人的全面发展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面向未来的时代要求。
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通过教育培养成完整人格的人。“智力存在于人格的总体之中”（〔日〕大河内一男等：《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教科出版社版，第92页），这是现代心理学和教育学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本来，能力二字是从能够做什么演变而来，所以本身就具有实践的性格，是建立在和人格不可分离的关系之中的。智力与人格的形而上学分离，必然导致完整人格的解体：或者因为理性的丧失而使人失去方向，或者因为情感的丧失而使人失去动力。
所谓人格的完整性，说到底是一个人内在世界诸因素协调平衡发展的问题，即逻辑与直觉、理智与情感之间相反相成、协调互补的关系。为了维系人格的完整性，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实施整体性教育，即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或智、情、行、意的全面发展，尤其要重视唯理性教育模式视野之外的意识中的非理性因素和认识中的非逻辑因素的作用。这里，仅就人文科学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谈两点认识。
第一，美育不仅是当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有成为整个教育的基础和教育改革突破口的趋势。这是因为，美本质上是真和善的统一；而审美教育，本质上也不是指某种艺术技巧的传授，而是培养人的一种有机的和整体的反应方式的教育。这种有机的整体的反应方式，是完美人格得以成立的基础。所以审美教育与人格的完整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达尔文在谈到自己的感受时指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对艺术爱好的丧失会引起心灵的另一部分——能够产生更高的意识状态的那一部分能力——的衰退。……事实上，失去这种趣味和能力就意味着失去了幸福，而且还能进一步损害理智，甚至可能会因为本性中情感成分的退化而危及道德心。”（参阅《审美心理描述》，中国民族出版社版，第351页）由此可见，人文精神的失落， 对于个体人生尚且会造成如此的缺憾，更不消说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和管理了。
第二，“STS ”强调把科学工程能力和人文社会科学能力联系起来的教育观，代表了现代教育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
STS是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美国诞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渗透着价值的复杂的社会事业，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它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它的出现，标志着科学技术研究的新阶段，即一种新的科学观、价值观、教育观乃至社会观的问世（参阅殷登祥《论STS及其发展历史》， 《哲学动态》1994年第8—9期）。
STS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造就一批把科学工程能力和人文科学能力结合起来的新人。其方法是教育学生寻找与给定课题有关的重要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最终做出正确行动的决定。STS教育观是与专业化、系科化教育完全不同的一种新教育观。它诞生于具有力实传统、甚至实用主义风行的美国，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头等强国如此重视人文科学教育的动向，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五、人文精神的复兴与科学一体化的曙光
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曾经冲决了宗教神学的藩篱，复兴了人文精神，推动了近代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巨大飞跃，那么，一场新的人文精神的复兴运动和科学一体化的潮流必将使人文精神的升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文因素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作用。它突出反映在二战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信息爆炸”和“知识整体化”的两个特点中。
早在19世纪下半叶，恩格斯就曾表达过科学发展规律的一般特点。他指出，科学的“这种发展可以说是与其出发点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指出：对于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即对于人类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规律。”（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1—173页）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这一规律表现得特别明显。据统计，现在的科技信息量每十年就翻一番，即所谓“信息爆炸”。人们对储存和处理信息的新方法给予特别的关注。但是，所谓信息危机的根源，实质上并不在于资料的过剩，而是在于理论思维落后于实际资料的积累。科学史表明，重大的理论概括不仅可以使科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可以减轻人们为理解和掌握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而花费的劳动。总之，要解决“信息爆炸问题”，不仅要完善那些处理和传输信息的技术手段，同时还要对各门具体科学进行综合和概括，把人类积累起来的各种科学资料转化为一个更完整和更严密的科学知识系统。这就涉及到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另一个特征，即“知识整体化”问题。
知识整体化（或科学一体化）的趋势在近几十年间日益明显。这主要表现为大批如生物化学、心理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等综合性科学，如控制论、信息伦、系统伦、符号学等“积分”科学和总体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参见〔苏〕IO.B.拉扎列夫等：《认识结构与科学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总体性科学的产生，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最有意义和最有发展前途的趋势。“从物理学和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直到社会科学，这中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环节，这些环节无论在哪一处都不可能被割断”（普朗克：《世界物理图景的一致》）。这种科学一体化的趋势，证实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将成为一门科学的光辉预言。
第二，哲学等人文科学在科学概念的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相对论的创立，使我们遇到了物理学问题向哲学问题乃至语言学问题转化的事实。所谓科学革命，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解决新的问题时原有的实验手段和逻辑一数学手段不够用了，需要研究新的理论或新的方法。而新理论、新方法甚至新概念的产生，又离不开哲学的思维方式。爱因斯坦指出：“当代物理学家们必须研究的哲学问题比前辈物理学家们必须研究的哲学问题要广泛得多和深刻得多。物理科学本身的困难将迫使物理学家们这样做。”（转引自拉扎列夫等：《认识结构与科学革命》，第26页）这也正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大多是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的重要原因。
第三，以STS为代表的科学观， 预示着消除形式合理性（技术合理性）和非形式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的紧张关系，即统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一种新价值观的问世。所谓形式合理性（技术合理性）是指手段和程度的可计算性；所谓非形式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是指目的和后果的价值评价。韦伯认为，这两种合理性之间将处于永远无法消除的紧张关系之中。但是，以STS 为代表的新价值观可望消除这一种紧张关系。首先，STS把科学技术视作渗透着价值的复杂的社会过程， 确立起自然——人——科学技术——社会之间和谐协调的新价值观。 其次，STS改变了传统的科技进步观， 提出了两个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原理：“没有免费的午餐（no free lunch）”原理和“权衡（trade—offs）”原理。科学技术也像任何事情一样，有得必有失。我们必须对它们的直接结果和长远结果、未来的可能的和实际的存在等方面，从得失的角度进行比较和权衡。为此，只有了解科学技术与不同的价值、制度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才有可能。再次，STS 十分重视对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人的因素在技术和决策中的作用。它认为技术离开其社会文化环境就无法得到理解和恰当的分析；而在技术政策的决定中，非技术因素即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人的因素占优先地位。（参见殷登祥：《论STS及其发展历史》，载《哲学动态》1994年第8—9期）
第四，科学与艺术的汇合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
科学和艺术是社会生活之河的两条支流。它们共同发源于人类的原始意识。自进入文明社会二者分流以来，历经数千年的奔腾发展，到当代已大有汇合之势。首先，科学和艺术具有共同的本质，即它们都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而所谓创造，一方面是对各种可能性进行选择；另一方面是同混乱作斗争（即反熵）。科学家利用信息使熵减少；艺术家则使我们对事物的印象、我们的情感、体会编织成艺术创造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个世界可以由乐谱组成，也可以由数字组成（爱因斯坦）。其次，科学和艺术交互作用。作为精确知识基础的数学，可以成为多种艺术，尤其是造型艺术和音乐的支柱。对称和韵律是美与和谐的主要含义，但对称和韵律是建立在比例关系基础之上的。对称是成分的静态重复，韵律是成分的动态重复。当然，这里也应当警惕唯科学主义对艺术的负面影响。但无论如何应当承认，如同科学向艺术提供养料一样，科学本身也从艺术汲取营养：艺术使科学家超饱和的单一劳动得到调节；艺术的形象思维方式有助于扩展科研人员的思维联系；艺术甚至还和科学一样有着某种直接的发现和发明。高尔基说过，巴尔扎克关于激素对人体效应的描述要早于医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家的一个感觉，有时可以等于科学家的几个大脑”（契河夫）。再次，科学与艺术汇合的新境界是真善美具体历史的统一。历史上的人类从未间断过关于真善美最终的、一劳永逸的统一境界的追求和向往，这是人文精神的发展不可遏止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天真的愿望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历史的进步不得不以个人、集团乃至整个阶级利益的牺牲为代价。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历史阶段上，社会价值才能和个人价值日趋一致。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真善美的一劳永逸的、永恒的统一只能是“乌托邦”，而真善美的具体历史统一正是我们当代人的奋斗目标。在现代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一方面，商品经济把人的欲求极大地引发出来，为滞缓低效的社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另一方面，商品经济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难题。而当代人文科学的生命力正在于认真解答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困惑和苦恼，激励人奋发向上，以特有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达到真善美统一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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