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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人沈从文？
沈从文早年写过不少诗作。2002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诗歌卷收录的新诗有60来首，旧体诗词近70首，这些还不包括他从军时期写作的数百首旧体诗①。1931年由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收录沈从文7首诗作，这在选本所列的新月诗人中也位列于前。但沈从文可否被称为诗人，文学史似乎并未给我们明确说法。不过，藉于其小说和散文在语言使用上的简练纯熟和意境营造上的幽深隽永，不少学者都将它们提升到“诗”的高度来言说。夏志清评价沈从文：“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划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②显然是借“诗”与“绘画”等艺术来称道沈从文小说。而对沈氏的《边城》等，评论家更是不约而同选择了以“诗”论“文”的阐释模式。刘西渭指出：“沈从文先生是抒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③汪伟认为：“以文章论，新小说中废名与沈从文二君的最为我喜欢。沈氏文章颇得佛经影响，也有融化唐诗的意境而得到可喜的成功的。”④或许是受这种以“诗”论“文”阐释模式的影响，我们逐步建立起了将沈从文作为诗化小说与诗化散文创作典型的文学理解与记忆。然而，这种阐述模式在加深我们对沈从文小说与散文美好印象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我们对其诗歌文体的直接关注和进入。
其实，在大规模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前，沈从文已创作并发表了不少诗作。自1925年5月9日在《晨报副刊》刊发处女诗作《春月》后，沈从文曾一度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热潮期，仅这一年，他先后登载于《晨报副刊》、《京报·国语周刊》等的诗歌达14首之多。不过，相比在小说和散文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而言，沈从文的诗歌事业似乎较为黯淡，他创作的新诗一直没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影响和名声。到了1935年，沈从文已凭借《边城》的发表而成为文坛一颗耀眼明星，此时回首自己的诗歌创作，不禁感慨万千，他说：“写诗不是一件容易事，由我只会写点小说的人看来，写一首诗是应当比写一个故事困难许多的。”⑤这句话告诉我们，写诗多年的沈从文，10年来并未完全掌握诗歌创作技巧。或者说，即使是在借助小说而声名大噪于中国文坛时，沈从文对自己的诗歌仍然很不自信。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沈从文生前一直没有将自己的诗歌单独结集出版。他生前出版的小说集和散文集是相当多的，这一方面因为他创作勤奋，写出了许多堪称佳制的小说与散文，另一方面也说明沈从文在这两种文体上的自信以及读者对它们的普遍认可。比较起来，沈从文的诗歌创作尽管起步很早，但数量上远不如小说和散文，加上他对诗歌文体的不太自信，除1926年自费出版的诗文合集《鸭子》收录了《春月》、《我喜欢你》、《残冬》、《薄暮》等四首诗外，就再没有出版过诗歌集子。
一个作家的某类文体太出色，往往会遮蔽人们对他的其他文体的重视，这在文学史上是不鲜见的。冯至以诗名世，其实小说也相当不错；张爱玲小说备受称道，而散文丝毫不下小说。人们习惯记住作家最优秀的那种体裁从而忽视其他，沈从文也不例外。司马长风在论述沈氏散文时说过一段有趣的话：“在中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两章里，沈从文都被当作少数最优秀的作家介绍；笔者曾不断提醒自己是否有偏爱之嫌。在散文这一章里，依原定计划，沈从文和老舍、巴金合成一组，当作次要散文作家来评介，一则因为他们都是小说大家，已经据有辉煌地位，二则除了巴金，沈从文和老舍都是专业小说家，甚少散文创作，没有必要再与散文作家争篇幅。虽然我素知沈从文的散文数量虽少，质量可极高，单是那部《从文自传》就已经灿烂夺目，在30年代足称散文大家。”⑥明知沈从文“在30年代足称散文大家”，却偏要将其放在次要位置，从中我们既能发现不同文学文体历史地位的高下，也能发现同一作家中一种文体对另一文体的压抑乃至遮蔽。作为优秀散文家的沈从文似乎无法与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相提并论，而作为诗人的沈从文则更在二者之下了。这或许也是文学史对沈从文诗歌不曾下有一二评语的要因。
总之，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与作为散文家的沈从文，文学面目基本清晰，而作为诗人的沈从文，至今都还笼在一层朦胧的纱幕之中。我们需要揭开这层面纱，以睹见其诗歌的靓丽风采，建构一个更有立体感的沈从文形象。
二、“情绪的体操”
沈从文曾不无自谦地说过：“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这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⑦他所说的“体操”一词，不过是强调了文学创作的尝试性、实践性特征而已。我认为，相对于小说和散文的成熟老练、圆润通达而言，沈从文略显稚嫩的诗歌创作似乎更像一种日常的文字操练，这种操练，既是沈从文与当时的创作界直接交流对话的重要方式，也是他培养审美感觉、铺垫表达功底进而登入文学堂奥的关键环节。
沈从文对新诗不乏独到理解。他曾指出：“新诗既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写出几乎全可以称为诗，作者鱼龙百状，作品好的好，坏的坏，新诗自然便称为‘天才努力’与‘好事者游戏’共通的尾闾。”⑧明确意识到“目前新诗不妨说还在试验中，可走的路甚多，从各方面皆可努力。”⑨因此，具有自由自在书写品格的新诗正是他操练文字的重要场所，而新诗的不甚成熟和定型也保证了他的文学尝试可以在不同径路上自如展开。
沈从文的诗歌探索是多向度的。早期诗作体现出象征主义的特征，如《春月》：“虽不如秋来皎洁，／但曚昽憧憬；／又另有一种／凄凉意味。／／有软软东风，／飘裙拂；／春寒犹似堪怯！／何处浏亮笛声……”⑩该诗创作于1925年，受象征主义诗潮影响，在袭引古典诗词余韵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契合”原则。随后，与徐志摩等新月诗人的接触，使得沈从文的诗风有了大变，这一时期创作的《我喜欢你》、《爱》等诗篇，既体现了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特色，也附和与呼应了徐志摩惯爱表达的“爱”、“美”等主题。沈从文浪漫主义诗学理想保持了很长时间，到1949年作《从悲多汶乐曲所得》等长诗时，由于当时特定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对个体生存意义深刻追问的现代主义的某些思想踪影与审美特征才呈现出来。
沈从文的诗歌文本呈现出繁复多种的形式特征。1925年的《到坟墓的路》和《余烬》等，采用“小诗”体，以简短字句写瞬间感觉和深隽哲思。1926年的《薄暮》、《月光下》句式整饬，有较为谨严的节奏和韵律，较符合闻一多倡导的诗的格律规范。1932年的《黄昏》，则采用了对歌体形式。1925年的《旧约集句》更是采取了“集句”体的表达策略。
沈从文先后采用了不同的语言方式来构建诗意空间。早期因受李金发等人影响，诗中夹杂了大量文言词汇，如《春月》、《囚人》等。稍后又呈现口语化倾向，如《疯妇之歌》：“是哪，对的，老爷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嗜好，／‘美’的意义就是按照老爷的兴致的安排，／穿起花的红绿丝绸衣裳是不可少。”到了后期，沈从文的诗歌语言则显示了既朴实自然又深富韵味的特性。
不过，沈从文早期诗作模仿迹象明显。《痕迹》：“默默底斜阳照着，／软软底微风吹着”，不免使我们想起沈尹默的《月夜》。他的《余烬·十二》：“其实大家都是路人，／祝福与诅咒都不能长带着跑！”明显受到了冰心《春水·十二》（“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的启迪。《囚人》写道：“用灰色眸子睨视蓝的天空，／比诗人的幻想还更其深沉。／是蚂蚁缘阶排队徐行，／知时间又已深夏。”从题目到立意都与李金发的《弃妇》极为相似。这种对同代诗人过多的仿制极大地影响了诗歌的审美独创性，也使我们有时不得不将其理解为一种日常的文字训练，一种情绪的体操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训练和“体操”在沈从文的创作生涯中又很有意义，对于后来建筑神奇幻美的“湘西世界”来说，诗歌的尝试实在是极为重要的文学准备。
三、20、30年代：诗歌中的乡村经验
在20、30年代的诗人中，沈从文还算是有特色的一位，他的诗真纯、素朴、自然，始终闪烁着人性的温馨与光泽。
沈从文一向以“乡下人”自居，他说：“在一般城里知识分子面前，我常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11)这种身份认定直接影响到文学表达。同小说和散文一样，沈从文诗歌创作也多用乡下人视角来烛照大千世界，将浓密的乡村记忆和生活经验牵带而出。沈从文本人很看重这种表达方式，他曾指出：“乡村抒情注入悲痛，文笔拙质中见出一点妩媚，此时下常见流行名词一堆的新诗实不相同。惟这种村女簪花样子，出现于大都市，摩登青年能理解的恐不会太多！私意这正是现代新的抒情诗一格，充满土气息，泥滋味，还有前途可供作者用笔作各种发展，唯有对农村原有的素朴和平深刻诚挚的爱的作者，才能够写得出。”(12)可见，沈从文选择乡下人视角，源于他对现代都市化氛围中新诗创作过于讲究“时髦”“流行”等基本态势的不满和纠偏，也是他多年来对新诗广泛阅读和不倦实践所建构的某种书写策略。
沈从文20、30年代的新诗创作立足乡下人视角，结合自身的现实感受，大量采撷乡村物象来写生活情趣，从而为当时的中国新诗大量输入了浓郁的农家情怀与乡村经验。沈从文虽生活在城里，但他很少关注城市风景，而是在城市空间里回忆和想像乡村风情，在生存与写作的错位中表现某种生命情结和批判精神。他对乡村季节的写照极具村野情味。写夏天：“看到太阳落了坡，／看到牵牛的带狗走过河，／看到茅屋顶上白烟起，／这时的蚱蜢，蟋蟀，／——绿蛤蟆，一起眼屎懵懂唱歌。”（《乡间的夏》）以“牛”、“狗”、“蚱蜢”、“蟋蟀”、“蛤蟆”等动物来构筑出生趣盎然的乡间风情图；写秋天：“秋天来了，／那可怜的小麻苍蝇尸骸／还裸卧在窗台边，／没有蚁来抬埋，／也没有蝇虎来收殓。”（《秋》）诗中也出现了一组动物，不过它们彼此之间互不理会、形同陌路，显示着入秋的乡村肃杀冷清的气息。季节之外，沈从文对乡村一日不同时间段的景观写来同样富有特色。写傍晚，“一块绸子，灰灰的天！／贴了小的‘亮圆’；——／白纸样剪成的‘亮圆！’／我们据了土堆，／头上草虫乱飞。／／平林漠漠，前村模样！／烟雾平平浮漾！／不见一盏小灯，／遥闻唤鸡声音。”（《薄暮》）诗中将薄暮时分初升的满月形容为“白纸样剪成的‘亮圆！’”，非常切合农家人的观赏心态，而草虫乱飞、烟雾袅绕、鸡声隐约等情境，无不是乡村景物生动而真实的描摹。写静夜，“雨休息了，谢谢它，／今夜不再搅碎我的幽梦。／我需要一只像昨夜那么闪着青光的萤虫进来，／好让它满房乱飞，／把柔软的青色光炬，／照到顶棚，照到墙上。”（《遥夜》）细雨的消歇、萤虫的飞舞等，显示出乡村夜晚静默而不乏生趣的农业文明风貌。
沈从文对于情感的抒写也基于乡下人视角，体现出乡村经验对生命意识的浸润和渗透。他劝诫人们不要浪掷爱情：“把恋爱像放风筝一样：／随便的拿来，／又随便的让风吹去了！／到自己没有放的时，／便昂头去看那些正在天空飘荡着的金色蝴蝶风筝。”（《恋爱》）这里以放风筝来喻指两个人的情感交合，将爱情置放到农家孩子的一种春事活动中来比照，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深刻。写男女之情：“妹子，你的一双眼睛能使人快乐，／我的心依恋在你身边，比羊在看羊的女人身边还要老实。／／白白的脸上流着汗水，我是走路倦了的人：／你是那有绿的枝叶的路槐，可以让我歇憩。”（《X》）“羊”与“看羊人”、“疲倦”与“歇憩”等两两相对的情形联袂而出，形象展示了少年对村女的一片痴情。
沈从文从不讳言苦难，而且还在诗中屡加表现。这可以说是那种“见事少，反应强”(13)的乡下人禀性使然。诗人写生活中的一时悲情：“白丁香，／紫丁香／总枯谢了。／偷偷的来此悄悄儿啜泣，／便成昨日的事！”“没有尽的一汪清泪，／又独自个背人来到这假山边，／让它点点滴滴，／落到身前这小小石块上——／湿了！”（《痕迹》）即便是一两点悲痛的“痕迹”，也被诗人借花的枯谢、石的湿润细腻描摹。对生命的悲观理解：“用白眼睨彼苍穹，数月边明烁星子，／我们同是俘虏，同是囚人。／／桎梏永系心头，行动累赘。／为装饰世人慈悲，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寄柏弟》）用“俘虏”、“囚人”、“桎梏”、“装饰”等词语来概述“活着的意义”，流露着对生命的某种失望之情。这些写照，都源自沈从文认同的乡下人情感特质，即意识到“生存即永远如在风雨中。所谓‘乡下人’，特点或弱点也正在此。”(14)
由此可见，沈从文不管写景、写情，还是写心中苦痛，都建立于诗人特定的乡下人视角上，因此蓄含着极为普泛而丰富的乡土气息和乡村经验，体现出独特的人生韵味和审美价值。
四、40年代：诗与思的对话
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诗歌不多，《沈从文全集》上收录的总共5首，不过它们真实记录了沈从文在40年代的心灵轨迹，体现出诗与思的深层对话，达到了不俗的思想高度。
在这5首诗中，《莲花》和《看虹》写于40年代早期，较为一致地反映出诗人对宗教、道德与个体生命关系的深刻思考。我们知道，沈从文在1939年初，曾发表《一般或特殊》(15)一文，当时被人提炼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后，立即招致了许多作家和理论家的激烈批判，并一度被看作是反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大规模的批斗对沈影响极大，使他感到社会远没到自由言说的时候，他不得不返归内心，追问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以此抗御外在的巨大压力。在《莲花》里诗人写道：“来了另外一种春天的象征，／两条长长的腿子，／秀雅而稚弱，／神与道德都可从那种垸整、精巧以及净白中见出。／正是神的本体，道德的原素。／白得希奇。／应当牵引妄念向上，／向上即接近天堂。／然而也远了。／还来不及让妄想上前，／人已走远了，／多轻盈的步履！／向道德低首与神倾心，／是犯罪还是必需？／收容这妄念应当是一个人，胚是一种抽象？”诗人凝视湖中的莲花，看到了宗教与道德的“净白”踪影，心中是有一分温馨的。他追求崇高的信仰，但感觉无能为力，最后只能力求道德的完善，“我爱抽象，／一片猪耳莲所能引起我的妄念和幻想。／／一切虚无，／我看到的只是个人生命中／一点蓝色的火”。事实上，对于宗教的思考和追求只是一念之想，他很快发现信仰的桥注定要在心间坍塌。“‘桥断了，真糟。唉，上帝，真糟。’／梦好像从灰云绿树间跌／下去，消失了。一点轻轻的／嘘吁，从喉间跌下去，也消／失了。消失的是一条虹？……／一首诗，一个梦，一点生命，／一分时间——谁知道？谁懂？”（《看虹》）在诗中，桥的断裂、“虹”的消失意味着某种终极追求的破毁，诗人最后写道：“虹和梦在她面前全消失／了，什么都很好。／试问自己，／用想象折磨自己的人，‘你要什么？’／轻轻的回答，‘一点孤单，一／点静，在静中生长，一点狠。’”也就是说，当宗教的大厦无法在心灵的地基上建立，诗人最终选择的，还是立足现实的人生哲学，寻求自我的人格独立与道德完善。
除上述两首外，另外三首均为长诗，都作于1949年，生动再现了沈从文在人生转折时期的思想痛楚与灵魂挣扎。这也折射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夜面对重大抉择时矛盾、纷乱与复杂的心理情状。由于40年代人们对沈从文的长期批判，导致他心理几近崩溃，出现了明显的“迫害狂”症状。1949年1月写成的《绿魇》一文的末尾，沈从文记曰：“我应该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会也会疯去。”(16)由于长期受外界批判，加之沈本人也预感到一个新的令他很难一下适应的时代即将到来，他确实“疯”了好长一段时间。5月创作《第二乐章——第三乐章》时，沈从文还处于精神病疾中，虽然该诗并未写完，但从中我们仍能真实窥见到诗人当时的心灵隐秘。诗歌借音乐之声，反省自己的卑微存在现状：“我是谁？‘低能’或‘白痴’，这类称谓代表的意义，比乐章难懂得多。／但是他是十分正确的！／一切都隔在一张厚幕后。”紧接着表达了内心的虚无和茫然之感：“流云，流水，和流音，——随同生命／同在，还一同流向虚无。”“正切如一个乐章在进行中，忽然全部声音解体，／散乱的堆积在身边。”在虚无与茫然之中，诗人感到生存的困顿和疑惑，他觉得“一切都不可解”，从而产生了“一切都完了”的绝望之情。到写作《从悲多汶乐曲所得》和《黄昏和午夜》时，沈从文已逐渐从精神抑郁中解脱出来，他思考到生存的真意，也找到了自我的出路。他深知宇宙的旷邈和人生的短促：“我第一次发现在人间真正的谦卑”、“历史的庄严和个人的渺小／恰作成一个鲜明对照。”于是，珍惜今日显得格外重要，“面前‘一刹那’和‘永恒常住’，都说明人寄身于其间，／为理会荣辱爱怨，实百年长勤！”在新的时代大潮汹涌而来时，他终于领悟到自己从前屡遭批判的根本原因：“人不能离群。一切由离群而起。”(17)从而做出如此的选择：“我于是在夕阳光影里随同那个‘群’直流，／随同时间随同历史直流”。写这两首诗时，沈从文的内心是极度复杂与矛盾的，因为在这两首诗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个异常看重文学创作、希望坚守自我的沈从文，又可以看到即将融入大众、放弃文学创作的沈从文。他一方面充分肯定自己的创作所具有的价值：“文字在我生命中，／正如同种种音符在一个伟大乐曲家／和指挥家手中一样，／敏感而有情，在组合中见出生命的洋溢。”另一方面，他通过反省“也发现了自己本来，／负气和褊持，终究只是一时闭塞。／失去方向的风筝，被罡风／高高送入云中，已不辨来处归处，／四下求索寻觅，／只发现游离四散的破碎。”“被迫离群复默然归队”的沈从文，在新的时代面前，下决心“将个别生命学习融入这个历史大实验”之中。历史往往就是一把双刃剑，当沈从文通过深思而找到了群队这个大家庭，进而保全了自我与家人时，也同时意味着，一个建构了奇幻的“湘西世界”、具有鲜明独异创作风格的艺术大师，他的文学道路自此走向了终结。
沈从文40年代的诗歌触及了宗教、道德、时代变换中的个体生存等重要话题，在诗与思的对话中体现着一个智者领悟生存奥秘、选择人生道路的复杂心理过程，具有较高的思想和文化价值。
注释：
①据沈从文自述，他的创作是从写旧体诗开始的。他曾说：“大约有一年半时间，我可能就写了两百首五七言旧体诗。”（《我怎样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1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32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汪伟：《读〈边城〉》，《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179页。
⑤沈从文：《〈群鸦集〉附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08页。
⑥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388页。
⑦沈从文：《情绪的体操》，《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16页。
⑧⑨沈从文：《新诗的旧帐》，《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95、99页。
⑩此处及下文所引诗歌均出自《沈从文全集》（诗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下文不再另注。
(11)沈从文：《新湘行记》，《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320页。
(12)沈从文：《一首诗的讨论》，《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61页。
(13)(14)沈从文：《潜渊（第二节）》，《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85页。
(15)该文发表在1939年1月《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上。
(16)沈从文：《题〈绿魇〉文旁》，《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56页。
(17)沈从文：《日记四则》，《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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