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组织模型：一个基于知识分析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模型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组织产生于12、13世纪的欧洲大陆。Millett将这种组织模型称为“学术共同体”，即将大学组织视为“学术团体”和“动态的共识组织”。[1]在该组织模型下，决策者和决策过程有着非常鲜明的民主化特点，直接地体现了教授治学。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展开，大学组织形式也开始发生转变。Blau认为，大学组织机构权力逐渐集中，形成了复杂的行政机构，其按照组织的每一层级分别确定决策者。管理层分析问题、评估各种解决办法并执行他们的战略，层级越高，人数越少，但所能行使的权力更大。决策过程中，组织与外界环境相对隔离，决策过程是单向的，强调决策效率。[2]随着工业社会的逐渐转型，大学与社会间的各种联系和冲突愈加频繁。Baldridge率先提出了一种新的大学组织模型，即政治模型。[3]
20世纪80年代，Dill提出了大学的文化模型。他将“组织文化”界定为一个群体共享的价值、信念，它推动组织成员行动，并赋予行动意义。[4]他认为，如果大学领导者不悉心培育组织文化，那么，教师群体间的冲突、职业道德的沦丧、个人关系的疏离等后果将不可避免。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模型之外，大学还存在其他的一些组织形式。为什么会存在诸多不同形式的大学组织？这些不同的大学组织又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本文尝试基于对知识的深入分析，构建大学组织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更好地阐释大学组织模型。
一、知识类型、知识转移与大学组织模型
为了更深入地剖析大学组织及其组织模型，必须明晰大学与其他组织的不同点以及其所生产或者交易的产品或者服务的特殊性。从总体而言，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任务，所有这些任务和职能都围绕着知识这一唯一的载体，创造、传播和使用知识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最核心特征，没有知识创造和传播，也就没有了大学。中世纪人们跋山涉水到知识的集散地来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因此，大学一方面是社会知识的映射，同时也是社会知识的方向。当然，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来运行，也必须要有相应的知识。通过管理、运用这些知识，大学组织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更好地创造、传播社会所需要的知识。
由此可以看到，大学区别于一般组织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大学是知识产生、使用和传播的组织，知识是大学所有活动的载体，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最核心要素；二是大学所涉及的知识包括两大类别，除了自身运行所需要的知识之外（这与其他组织运行相似），还包括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这将大学与其他组织在组织模型上区别开来。因此，从知识角度来看，大学组织模型的核心取决于对知识这一核心载体的认识。各类知识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其创造与传播的不同形式，都必然会体现在大学的组织模型中，也会反映到教师、研究人员、行政人员以及领导者的知识行为特征中。从知识类别入手，并进一步分析知识转移的不同特点，从而对组织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对知识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将知识分为不同类别。Blackler开创性地将知识与组织模型相结合，认为不同的知识对应不同的组织模型。[5]他先将知识分为五种主要类型，即抽象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嵌入性知识、文化性知识以及编码性知识。其中，抽象性知识是指存在于个体上的概念性和认知性的知识；实践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体实践积累性的知识；嵌入性知识是存在于组织中的对既有问题处理时的组织实践性知识，诸如组织流程、惯例等，它必须依赖组织中的各种关系存在；文化性知识则是组织在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时能够不断获得共识以解决问题的知识，这种知识更多地以文化、价值观等存在；而编码性知识则是可以通过书籍、报刊、光盘、数据库等载体进行表达、整理和储存的知识。Blackler通过总结以往的研究更进一步地提出，不同类别的知识适应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嵌入性、编码性知识一般与科层式组织结构相关。实践性知识则与专家型组织结构相关，这类组织结构可视为一个箱子，其中包含了很多专业知识和行为，但相互联系并不紧密。抽象性知识则与知识密集型组织结构相关，这类组织结构不仅仅是一个箱子，同时还必须有稳固的体系。而文化性知识则与关系型组织结构相关，以文化传承的知识为主，其组织内部存在大量的信息流。当然，以上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组织形态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且一个组织之中还可能会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的组织形态，但体现程度各有不同。
如果把知识的产生和传播看做大学的核心和主要活动，那么就要分析不同类型的知识转移和创造与大学组织之间的关系。一个有效的大学组织，应该在不同组织环境的约束下，对知识的流动和创新起到最佳的促进作用。Nonaka通过对知识转移和创新的研究，比较早地提出了知识的转移过程模型。他首先将知识分成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正式和规范的知识，能够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等系统的方法加以表述。而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体化的知识，难以形式化或沟通，难以与他人共享。进而又将知识的转移分为了四种形式，即隐性向隐性知识转移的社会化过程，隐性向显性知识转移的外部化过程，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组合化过程，以及显性向隐性转化的内部化过程。[6]
基于上述四种知识转移过程，并与大学的知识学习与知识创造相结合，可以相应找出适合知识转移过程的四种组织形式。（见表2）
大学所传授知识中的隐性知识，与我们经常提到的个人品质和价值观的形成、解决问题和处理复杂事务能力的建立等密切相关，而显性知识则与各类专业知识相关，这样我们进一步将大学知识分为个体知识和公共知识两类。个体知识转移社会化过程（即素质知识的学习过程），需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即常见的“师徒形式”。因此这类组织更像是各类师傅、徒弟群体形成的松散联合的团体，类似于专家主导性知识组织，本文将其称为“手工式组织”；知识转移外部化过程（即个体知识的使用过程），在应用个体知识为主的这类组织中，既需保持个体知识的独立性，还需要相应的组织架构来形成一种稳固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关系，其类似于前面提到的分析性知识组织形式，本文将其称为“团队合作式组织”；知识转移内部化过程（即公共知识的个体化过程），就是通过感受、体验和学习公共知识，而使个体将公共知识纳入自身知识结构的过程，是个体知识形成的主要形式，但这种内部化需要通过不断的体验和应用才能形成，需要长时间的不断重复和实践才能完成，其最佳形式是关系性知识组织，本文将其称为“体验式组织”；知识转移组合化过程（即公共知识的转移和学习过程），这是一种可以编码、排序和系统表达的过程，大学可以按照固有流程（课程体系）和大量的信息流动来实现其目标，而高效的科层制模型则是其最佳实现形式，本文将其称为“大生产式组织”。
以上从知识的类别、知识的转移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了其相对应的组织形态。将这种分析应用到大学，却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张德祥认为，中国高水平大学建设要处理好“适应与引领、卓越与特色、学术与行政、教学与科研、学校与院系”等基本关系，这反映了大学的复杂性。[7]Butera从知识的视角来研究大学，他认为传统的大学（尤其是洪堡之后的大学），主要的是类型三的专家型知识组织（教学）和类型四的分析性知识组织（科研）。而那些行政支持性员工，则是在类型一的嵌入性组织架构中自成一体。[8]因而，长久以来大学便是一个专家共同体，是多个知识产权型公司和一个官僚机构的共存。大学是科学公司，与世俗相隔离；大学也是一组组的教师，享受着各自的讲台；大学更是一个官僚层级组织。这些相互共存的不同组织形态的互动交流很少，有时还互相冲突。因此，采用何种方式将这些不同的组织环境协调起来，使其能在相同的核心组织程序以及核心工作目标中进行合作，并能达到高效，是大学组织设计中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二、知识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解决大学各个内部亚组织与整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解决知识本身和知识创造、转移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学本身的知识与社会所需知识之间的关系。将知识五个类别的划分与个体知识、公共知识的划分相结合，可以看出，编码性、嵌入性知识归属于公共知识，专家性和分析性知识则属于个体知识，而关系性知识则是居于个体和公共知识之间，是组织化的个体知识，这种个体知识的存在与组织环境密切相关。根据这种联系，可以更深入地分析知识的种类和知识创造、转移的组织形态之间的联系，进而构建出组织模型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知识视角下的组织模型分析框架
从大学的教学活动即知识转移过程分析来看，若知识可以编码，则可以传播，大学只需建立好一个储备了这些知识的教师队伍，并将这些编码知识分类、讲授，同时经过各种考核，就可以实现知识转移。在这种情况下，科层制组织模型既符合知识本身的特点，同时也符合知识转移的要求。然而，当大学不仅仅承担编码知识的转移时，科层制就失去其优势了。[9]如果是隐性知识的转移，或者是知识转移后的隐性化，那么，大学的组织形态相对就更复杂。从个体知识的转移、组织隐性知识的转移和显性知识的隐性化等层面进行分析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大学组织模型。
第一，个体知识的转移。这里的个体知识主要是指存在于教师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包括分析类和经验性的知识。若大学教师群体所拥有的知识基本为经验性的知识，那么其理想的知识组织形态应该是专家主导性组织，而促进这种个体知识转移过程的组织形态为手工式组织，这两类组织形态并不存在矛盾冲突，大学的组织模型符合共同体式模型（中世纪大学和现代的文理学院）。若大学教师群体所拥有的知识大多是分析类的知识时，那么其理想的组织形态是分析性组织，这与知识转移过程所强调的手工式组织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冲突并不明显。整体上大学的组织形态仍为共同体式模型，同时强调分工合作。
第二，组织化的个体知识转移。这里的个体知识存在于大学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特有文化和价值观，而这类知识本身适合存在于大量信息交流的关系型组织。如果大学强调文化性知识的转移，即大学希望将价值观等转移给学生，使其变成学生的个体知识和自觉行动，那么这种组织化的个体知识转移应该采用类似于团队合作式组织，这时大学组织中将存在大量非正式组织，并且联系各个正式、非正式组织之间的主要力量是大学的共同的价值观、共有的文化，该组织形态非常类似于文化模型。
第三，公共知识转变为个人知识。主要是指学生对大学公共知识（包括培养方案、教材、教案、大纲等编码性知识）的批判、反思并个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了解、掌握这些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其成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核心能力。这种公共知识本身适合科层式组织，但是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则适合体验性组织，强调各种实践活动，强调知识的应用和试错过程。而这两类组织本身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强调计划和效率，另一方面又强调灵活和包容。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形态则表现出冲突模型的特征，在这一模型中，关键在于如何使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达到平衡而不至于走向组织分裂。
第四，在对教学活动（知识转移）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分析科研活动，即知识的创造过程。大学的知识创造，其实是科研人员个人将其个体知识逐渐转变为公共知识的过程。若从个人的经验性知识和分析性知识来看，知识创造就是将这类知识逐渐显性化的过程。[10]这些知识本身适合分析性组织形态，并以创新性为主导，而其知识的转移则适合团队合作式组织。这两类组织形态本身不存在冲突，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形态与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模型非常类似。该组织的产出是随机的，资源的分配是竞争的，人员是流动的，但均在一定的组织次序内进行，显现一种“有组织的无序”。
上述分析涉及了科层、学术共同体、文化、冲突以及无政府状态五种大学组织模型。然而，在这五种组织模型中，行政人员的组织形态又是怎样的？从知识类别来看，行政组织的结构无疑属于科层制模式。但在五种不同的组织模型中，科层制组织模型也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以便适应整体组织环境的要求。行政机构的科层制模型与知识的科层模型相结合，使得大学变为一个层级性机构，其计划性强、行动效率极高；与知识的共同体式模型相结合，行政人员的功能便被极度弱化，并且散布在各个学术组织中；与知识的无政府状态模型相结合，使得行政机构变为大学的一种纽带组织，成为各种关系的结点，也有学者将这种形态的行政组织称为松散的耦合系统；行政的科层模型与知识的文化模型相结合，就要求行政机构更多地强调文化的塑造与维持，并成为文化的载体和守护者；与知识的冲突模型相结合，行政人员的核心是平衡各方利益，因此，更多地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共同治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大学一方面是一个有序的行政组织系统，有着较为复杂的层次结构和各种隶属关系，另一方面又是包含了各种学科、专业的各种形式的自由学术组织。这种组织结构非常复杂，在不同的知识类别、不同的知识转移重点的环境约束下，就表现出多种不同特点，成为了不同的组织模型。
总之，大学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着不同的组织形态。随着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新知识的不断产生和人类知识的不断融合，大学组织模型还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现代大学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知识总量呈几何式发展，而知识创造和传播的范围正急剧扩大。大学既具有单个组织（大学）的组织特征，又具有远远超出单个组织活动范围的超组织结构特征。[11]其单一的学术共同体组织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科层制组织更加不能实现知识纷繁变化下的大学使命。而无政府状态模型、文化模型以及冲突模型则开始越来越注重信息沟通的作用。在这种演变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的是，大学将逐步向关系型组织形态或者网络组织形态发展。网络组织意味着大学将不再是象牙塔，而应跨越其内部和外部边界来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这也就意味着大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将会是跨越组织而发展；组织间的节点更具有灵活性和交互性，组织间的信息与沟通更加通达；治理结构也应着眼于外部的挑战性和有效性，而不是内部的权力平衡。在知识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网络组织将成为大学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