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域外游记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域外论文,晚清论文,中国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现代散文的兴起，学界大致循照两种路径来进行解释，一种从梁启超的“文界革命”开始清理，认为梁启超所倡的新文体开始了散文的现代改良，成为现代散文的萌生标记①；一种则认为于白话文运动中诞生的五四散文实现了散文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②，这类指认都视标记性的文学事件为界线，忽略了散文作为文本自身的现代性嬗变，这无疑掩盖了晚清散文内部生动潜隐的精神变化与语体裂变，让诸多“过渡散文”被笼统归于近代前期散文抑或古典散文的范畴，由此蜕化为历史的遗留物；这一现象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警惕，郭延礼发现王韬的域外游记就因域外经验的进入而产生了新变现象：“由于多是写外国题材的，因此在形式上较之传统的中国游记也有所变化。一般说，篇幅较长，内容充实，与古典散文中空灵飘逸的山水小品有明显不同；另一方面，作品描写成分显著增多，语言趋向通俗化与自由化，并杂有许多新名词，都表现出了散文新变的迹象。”③郭预衡也于《中国散文史》指出薛福成出使远游的体验导致了其古文的丕变，“福成之文，尤其是出使四国以后诸作，其内容与风格，都有异于桐城诸家者”④，他于史论中三次提及薛福成的域外游记“具有新的时代气息”，这“新的”的识见显然告诉我们这么一种事实：包括薛福成在内的晚清域外游记所呈现的散文变革趋势，表征了一种应和时代潮流的新散文正在形成。 晚清域外游记，指的是自鸦片战争至民国成立前这一时段，国人远蹈海外，基于生存实感，以散文体式所书写的记游文本，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王韬的《漫游随录》、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等。有关它的兴起，梁启超所追溯的域外地理学之兴起可作一参见，“海禁大开，交涉多故，渐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⑤。显然，随着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一役，超越历史经验范畴的西方文明叩关入国，固有的抵御经验已然失效，晚清上下怀揣“知己知彼”之意，乘船远行者络绎不绝，于地理、文化的越界中，追寻西方文明的秘密，并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游记书写。清人王锡祺曾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录晚清域外游记84种；20世纪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陆续推出了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钩沉晚清域外游记数十部，近500万字；除此之外，全国图书馆文献中心编印的《历代日记丛钞》、沈云龙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吕长顺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等也辑录了大量的域外游记文本。 这批洋溢着不安力量的游记书写与古代游记不再一样，内外交困之下，它最早因域外经验的进入而成为古文的变风变雅之作，不仅彻底偏离了传统游记吟山咏水的闲情逸致，而且偏离了古文的义理旧轨，以西洋新知取代了儒道性理，引发了主体精神结构的一系列变迁，如现代空间观的形成、科学世界观的兴起、文化比较意识的萌生等，它们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奠定了全新的精神品格；文体乃精神之肉身，晚清域外游记昭示晚清士人精神嬗变的同时，其体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西方外来语的引入与自造词的大量使用，不自觉地打开了文言文封闭的空间，游记文旨在探其利弊的消息化、宣传化的书写方式，也破古文之体并开启了现代报告文学等文学新体式的发生；可见，无论是精神结构还是文体样式，晚清域外游记都足以成为中国散文史上一类富于包孕性的“过渡”文本，有效呈现了古文向五四散文转化之间瞻前顾后的复杂流变。 一 域外体验与散文精神结构的现代性转型 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使得国人世代粘着于泱泱土地之上，崇尚安土重迁，就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所言：“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⑥。封闭的生存方式衍生了追求超稳定状态的心理结构，生成于此文化语境下的古典散文，其精神结构不出传统的载道言志。刘勰论文“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文心雕龙·征圣》)，以立圣贤言为作文合格的标杆；清一代古文以桐城文为正宗，以维护周公、孔、孟、程、朱之道统、承续唐宋八大家之文统为己任，方苞有“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之说，这十分清楚地表达了桐城文人对于古文书写的精神诉求，即传统士人作文必须关乎人伦道统，为儒学规范添砖加瓦；然而，晚清游者一旦进入异质的西方世界，乍然被纳入到一个声光电化、求新求变的新文明之中，西方文明所体现的本质与生成的意义已远非传统义理所能解释了；更何况，域外经验与自我意识相激荡，不仅动摇了现实体验的表层结构，更会动摇背后摇摇欲坠的儒道传统。站在西方这么一个巨大的异己性的他者之镜前，晚清游者的主体精神被空前地激活，他们或者言论无忌地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或者大谈昔日被传统士人所不齿的商务与机器，甚至借助西学概念重新解释被伦常性理所遮蔽的现实世界。总之，歧变的理念与传统义理均拉开了相当距离，而发生了知识结构、文化意识以及世界观等层面的现代性嬗变，为古文僵化的精神世界注入了现代活力。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把握游记散文所凸显的精神结构的现代转型。 首先是西洋科技体验下科学精神的兴起与科学世界观的形成。科学在五四被奉行，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救国观念的信奉，也是科学世界观的逐步形成，如汪晖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运动，即一个将科学的信念、方法和知识建构为公理世界观的努力”⑦。从晚清域外游者的科技信奉、西学评述以及借助科学概念来解释外部世界的运思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将科学的信念、方法和知识建构为公理世界观的努力”，堪为五四赛先生的登场作了重要的思想铺垫。 当晚清游者从一个运行恒常的古典帝国进入了另一个声光电气、机械纵横的近代西方，科技器物作为物化的科学，不仅以迥异于传统器物的物质形式震惊了晚清游者，而且以挟带了科技知识与科学精神的内在力量冲击着晚清士人固有的理念图式，晚清士人普遍以求知图强的姿态对科技器物进行客观、精确的描述，并逐渐构成一种实事求是、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与此同时，科技背后具有原动力性质的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也迅速成为晚清士人着力介绍与探究的对象，他们在介绍、阐释西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即借助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来论述天地万物，有效地将之从道德遮蔽与义理阴影中解放出来，使得外在世界成为一个可被科学阐释、理性探究的对象，从而建构了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逐步形成了一种颇具现代意义的科学世界观。 初入西方，晚清游者就遭遇了王韬所慨叹的现代工业文明所建构的行旅方式，“呜呼!余于此日东西之行，非火琯风轮，即飙车电驽，邮程无滞，水陆无惊，亦云快矣”⑧。与古典时代的竹杖芒鞋、轻舟瘦马迥然不同，令人震惊的科技力量率先席卷了最初的旅程，火车、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器物不约而同成为晚清游者集体关注的焦点，譬如张德彝、志刚、郭嵩焘的游记就多次列专章来描述火车、轮船诸类交通工具，并动辄上千字；丙寅三月，张德彝从法国马赛至里昂，他以近乎工笔的方式刻画了火车的形状： 第一车系蓄火机，形如炮车，通身铁制，共六轮，四大两小。上卧圆铁筒，长约八九尺，高五尺馀，内藏水火轮机，外树烟筒，长约八九尺，高五尺余，内藏水火轮机，外树烟筒，长约四尺……⑨ 近千字的描述中，张德彝从长度、宽度、高度各个方面将火车的细节逐一呈现，个体柔情与想象在这里被冷静地挤掉了，被取而代之的是对具体器物的颇具“科学”精神的观察与还原，并以精确的描摹表达了其信息记录的可靠与客观。这类科技说明书式、巨细无靡的绵密书写最终抵达的不是审美的彼岸而是现实的客观所在。这并非是个体化的描述方式，随意翻翻晚清的域外游记，此类非人格化的、多挪用数字来勾勒西方器物的方式似乎成为晚清游者的书写惯例。李圭在描述铁甲船时，连船的厚度、容量乃至动力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船身木厚一尺八寸，铁甲厚一尺二寸，容四千六百五十吨，机器力抵马一千匹”⑩。其记述以冰冷的数字作为描述核心，说明对物体构造的理性关注远远超越了对它的审美凝视。俨然，传统游记所崇尚的及身的、表情的书写在域外游记中严重流失了，着意挤掉了情感的域外游记，已然成为不及身的客观化书写，其理性的、客观而条缕分明的话语运作方式脱离了擅长载道、言情的古文模型，从道德、审美领域走向知识领域。晚清域外游记中大量类科学话语的出现，不仅表征了一种新的话语方式的形成，更展示了一种实事求是、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 对大多教晚清士人而言，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对决下的自我挫败主要纠结于器物与技术的落后，这不仅导致了晚清游者对火车等科技器物连篇累牍的书写，也敦促了部分敏锐的游者追根溯源西方技术发达背后的原因，如薛福成所言：“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物，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电之法”(11)。在此逻辑下，科技背后具有原动力性质的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纷纷被晚清士人视为挽回世运的利器，它们在域外游记中集体登场并被悉心介绍，在亦步亦趋转述西学的同时，一种摆脱了天道、名教理念而借助科学概念来解释世界的世界观逐渐萌生。面对天地万物，晚清游者尝试运用化学分析、物理运动、天文地理知识对之进行重构，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重新阐释被传统文化赋予的意义世界。消解与重构中，一种依据西方科学谱系而建构的意义世界正在形成。譬如对于自古被赋予祥瑞灾变之征兆与诸多情感寄托的天象，黎庶昌只以平实的语言对之进行科学描述，“月绕地球而行，为附地之行星，径长二千英里。所行之轨为白道，每二十七小时四十三分而绕地一周，亦自转一周。其向地一面，有常不变”(12)。承载天道之理的天象意义系统在黎庶昌类似科普说明的描述下被解构了，被去魅的月亮成为宇宙中一颗可被丈量的、毫无特色的星球；这一认知图式也完整地体现在薛福成对电的论述中，他指出“细察物理，大抵空中之电，因太阳蒸海水化为湿气，遇空中之风，彼此互相摩擦，即能生电，但其力量大于人工所作之电耳”(13)。薛以客观知识代替了古人有关闪电的诸种传说想象，通过对自然现象的学理性展示，描绘了一幅新的认知图景。 晚清域外游者从科学知识谱系出发对世界进行系统化的解释，不期然摆脱了天人合一、客观外在与性理道德相纠缠的认知泥淖，逐步瓦解了个体与外在世界的传统联系。由此，自然万物不再是道德化的象征体，更不是包孕诸多传说与想象的人文符号，而成为一种可被客观认识乃至人为操控的他者，这毋宁是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兴起，如汪晖所言：“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图景很大程度上来于我们用以观察世界的概念体系，而这些概念体系最终能够提供看待我们自身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的依据。时间、空间、元素、电气、汽、能量、地史统系等等概念不仅扩展了人们对宇宙自然的看法，而且也根本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图景(14)。 其次是异域与本土的二元对比视野下文化比较意识的形成。有学者指出：“文化比较意识的产生则是中国人精神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15)此言不虚，自古华夷之辨的意识屏障，遮蔽了域外文明作为独立文化体的意义。对于晚清之前的中国而言，如梁启超所论：“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尝一交通，故我民族常视其国为天下”(16)。天下意识的装置下，文化比较意识天然匮乏，就算内部曾出现一系列的思想动荡，如东汉士人的不治而议、东林党人的针砭时政，也只是居于内部而反对内部，在他们的古典世界里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参照物，缺乏一个异质而发达的异质文明作比较，其抗争仍是企图在固有的文化体系中寻求新生，“为让偏离了的‘势’再次回到‘理’的轨道而奋斗”(17)。而晚清士人于变局之际，进入异质文明空间，得以站在传统之外，跳出“庐山”，置身于一个同级的甚至客观上更为强大的文明体系下回眸中土文化，获得了重新观看自我、反思传统的文化条件，这是意在讥评朝政、甚至泣血抗争的古代士人所无法遭逢的时代语境，这可谓特定的时代赋予。正因具备这种超越“自我”的比较视野，书写者才有可能形成前所未有的精神世界，我们才会从薛福成的游记里读到了从未有之的中西比较之论： 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垄断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谓之“贱丈夫”，中国数千年来，无愚智皆知贱之……贬之曰铜臭，斥之曰守财奴，中国之习俗然也。泰西各国最重议绅。议绅之被推选者，必在殷富之家。(18) 只有立足于“中国”之外，于异域他者的参照下，薛福成才能明确中国之贱富的弊端，由彼及此的议论展开，不仅引发了他对“以富者为嫌”这一传统迷思的检讨，而且从中带来现代崇富、重商思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而言，游者在注视西方的同时，西方也折射出观看者的影子并返照于观看者，引发对自我的重新审视。这类他者映照下的自我反思也屡次出现在郭嵩焘“自愧”、“所愧”的感慨中。他见英国船舰彬彬有礼，反观“中国之不能及，远矣”。观西方井然有序的学校体制，深觉“中国师儒之失教，有愧多矣”(19)，西方的比照下，中国的“不能”、“有愧”等负面阴影凸显出来，自我文化被纳入到否定性的批判体系中，从而赋予自身文化、体制以巨大反省性与亟待救赎的需要；俨然，西方的呈现，已成为晚清游者将西方启示带回中国现场并重现自我匮乏的一面镜子。 自惭形秽之下，晚清游者积极展开的二元文化比较下的自我批判性清理更是一种认知的调整与深化。曾不下数十次参观议院、旁听议会的郭嵩焘，通过中西政体的对比，对中国传统所崇尚的“圣人之治”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20) 郭嵩焘以“圣人之治”与“西洋治民以法”作比较，指出依赖君王的个体人格来治国并不可靠，因为“德有盛衰”，与此相对，西洋“治民以法”的民主制度，避免了因君王个体人格差异而带来的政局动荡，郭嵩焘的这一立论无疑对传统的政体模式起了强大的离心作用。显然，在域外这个充满西方符号的意义世界里，晚清游者更在乎的是如何将此符号拉入对自我文化体系的有效反思之中，如何在对他者文化的认同叙事中有效展开对传统文化的检讨与甄别。 晚清域外游者行旅甫始无不被卷入本土/西方、古典/现代的对比关系中，竹内好曾言：“所有的事物只要是处于近代这个框架之内，就无法逃脱欧洲式的视野”(21)。正是在这样无法逃脱的对比境遇中，域外书写在记录、想象现代西方的同时，也凭借西方之镜重新反思自我，这种想象他者与质疑自我的过程一旦全面展开，并以返回之态作用于书写者以及阅读者，固有的古典性精神内涵势必发生变化，新的现代性意识则开始萌生。正如五四文人郁达夫总结异域体验对于自我精神结构的巨大冲击：“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22)由彼及此的文化比较意识的萌生无疑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新词的命名活动与汉语的现代性衍变 作为文学的外壳，语言是最易发生动荡的表层，而语言中的词语变迁则最能彰显语言的变化维度。梁启超曾从新名词的变迁现象来归纳晚清时期的语言变化，“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23)。新名词的突现往往与语体的流变相激荡，最终在“新新相引”中生成新语言。这类带来文体日日新的新词在晚清域外游记中可谓层出不穷。当晚清游者进入别有洞天的西方世界，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异”物，固有的文言文已捉襟见肘、无力描述，而不得不窘迫地制造新名词来为它们命名，于是，一批新词应运而生。它们有自造词有外来音译词，到处出现照相机、显微镜、巴力门(议院)、自行屋(电梯)、飞桥(索道)等新词的身影。它们有的在历史流转中被保存、延伸下来，成为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惯用名称，如博物院、自行车的命名；有些则蜕变为历史的遗骸，成为我们恍然回首时的记忆片段，如木马(自行车)、道德(博士)、神镜(照相机)、肾衣(避孕套)等富于想象性与个性化的命名。它们内部充满动荡的词语运动让我们发现，随着旨在考察西方这一目标的日趋坚定与清晰，那些具有想象性色彩的词语命名逐渐转化为相对客观的、平实的词语，并且音译外来词成为不少书写者的挪用方法。命名的变化不仅以其迁流的名词形态凸显了词语形构日趋明确与单义性的运动方向，而且，其音译词内部所呈现的汉语双音节、多音节的转化也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古文，带来了汉语书面语体系的新变。无疑，晚清域外游记中由命名活动所衍生的新词，正以其形态变化与异质思维成为五四白话文生成前的重要准备。 名与物，命名与被命名，当作为“名”的词语成为“物”固定的、被普遍认可的、并具有历史性的符号时，名与物似乎合二为一了。但是当“物”以一种溢出历史认知框架以外的方式出现、并亟待命名时，如何去命名它们?在还不可靠的命名过程中，作为“名”的词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这种考古式的追问或许能够让我们思考晚清域外游者有关异“物”的命名活动，到底展现了语言主体什么样的力量?又呈现了作为“名”的新词的何种运动趋势?以照相机的命名活动为例，林
在纪游诗草中以诗兼文的形式讲述了他所命名的“神镜”： 山川人物，镜中指日留形(有神镜，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顷刻留模，余详其法)。 照相机是中土前所未有的事物，缺乏一个赋予它的强制性的语言符号，所以，林
肆意地行使他的主权，表达他的感受与想象，它们集中体现在对“神”的表述上。“神”指涉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力量，林
初见照相机，惊羡于它能“指日留形”而呼为神镜，充沛地表达了他对这一现代器物的神异想象，这种命名显然与实物有所背离。 这种出乎想象的、夸张的命名方式很快随着志刚的命名而消失，被神秘化的神镜被志刚赋予了一个相当朴实的命名“照像机”，并指出“照像之法，乃以化学之药为体，光学之法为用。所谓化学之药者，西人率以硫黄、焰硝、盐碱等物煎炼成水，以之化五金，为强水”(24)。有关照像法的追本究源的化学分析，以客观的、务实的现实力量颠倒了林
笔下的神话。照相机在此通过硫黄、盐碱等毫无感情色彩的词语说明被还原成为一种普通的、可以被认知的事物，它似乎在历史的隧道中嘲笑林
的空疏和想象。此后，郭嵩焘等游者均沿袭了这一名称，这是命名演变并逐渐被固定的过程，它的发生与固定方式与索绪尔分析的人造语一样，“人造语只要还没有流行开，创制者还能把它控制在手里；但是一旦它要完成它的使命，成为每个人的东西，那就没法控制了”(25)。自从“照像机”的命名在志刚手里开始固化后，如今我们对照相机这一“物”的称呼就无法进行控制了，它成为再也拉不回来的符号。 与照相机的命名历程类似，从想象性命名趋向精确命名的词语活动，还可从“木马”到“自行车”的命名变化上一窥全豹。斌椿初见自行车，以类比的方式将它命名为“木马”： 有木马，形长三尺许，两耳有转轴。人跨马，手转其耳，机关自动，即驰行不已。殆亦木牛流马之遗意欤?(26) 张德彝第一次随斌椿出洋，也不约而同地以“木马”来命名儿童自行车这一新兴的西方器物： 又见一铺，出售一种木马，身长二尺许，高亦二尺，耳有转轴，蹄有小轮。小儿跨之，以手转其机关，自然急走，曲直随意。想武乡侯木牛流马之法殆传西土耶?(27) 两位游者对自行车不约而同的命名，均源于他们对木马固有的文化经验与认知图式，木马最早的称呼出现在王充的《论衡》中，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更被视为古代智慧的巅峰展示，这都是历史流转中所遗留下的经验认知。面临异质的西方自行车时，斌椿与张德彝起句便是“有木马”和“出售一种木马”，在命名前，没有迟疑更无预设，破空起笔就将“木马”推入读者眼帘，显然他们天然地以归化的方式将西方“异”物自行车纳入固有的关于“木马”的文化认知图式中，以由此及彼的联想方式对“异”者进行同化和归纳，在文化原型力量的吞噬下，“异”物消失了，成为光滑的、能够被顺畅接纳的充满丰富含义的名称。 但是，这类借助文化典故进行联想类比、并蕴含多重意味的命名方式在随后的游记描述中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张德彝随志刚再出使的《再述奇》(即《欧美环游记》)中，“木马”变成了倾向客观描述的“自行车”：“又有自行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小者寸半，上坐一人。……质亦系马口铁。”(28)此后，“自行车”替代了“木马”成为晚清游记中的固定命名。 这是发生在诸多晚清旅行者身上的命名故事，时光流转中，基于想象并蕴含多种可能性的命名行为似乎消遁了，域外游记中的“异”物命名，渐趋客观化与精确化，如“照相机”、“织布机”、“缝纫器”、“自行车”等都是基于实际功能的单义性的命名，它们身上不再负载古典文学中约定俗成的意义元素，也收拢了富于个体想象与文化象征意味的羽翼，而成为指向单一、含义明确的语言。这一变化固然部分地与非语言因素相关，如社会总体意识的变迁、人文精神的嬗变等，但同时，我们绝不可忽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命名方式的迁徙首先是狭义层面的词语制作方式的迁徙，即从多义的、模糊的构词集体迁向单义的、明确的构词，这是呈现于晚清域外游记中一类普遍的词语运动。颇具一致性的、日趋精确性和真实性的新词的大量出现，显然表征了一种现代汉语的形构方式正在集体形成，也有力证明了汪晖有关现代汉语形态及其形成的论述，“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而言，评价现代语言、进而现代文学的尺度显然是：恰当、精确和真实”。“宇宙、自然和人自身在这种精确的语言中只有一种展现方式，从而古代语言所展现的宇宙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日渐地消失了。”(29)从“神镜”到“照相机”、从“木马”到“自行车”诸如此类命名的人为转换，不正意味着存在大量模糊空间、足以展示事物多种可能性的文言文开始被摈弃，一种单义性的、明确指向现代事物的新词逐渐成为普遍的词语形态吗? 命名活动不仅以上述趋向单义方向的意译方式制造新词，还大量采纳了音译词来命名西方的“异”物。如果说意译词语的运动流变带来了词语构造方式的现代转型，那么这些意译词、音译词语内部新的组合方式如双音词、多音词的大量出现，则深刻影响了文言文书面体系的流变，昭示了一种新的、现代形态的语言的形成。桐城文人黎庶昌描述热气球时所采纳的大量的音译新词，便鲜明地标识了语言的迁流形态： 球皮用布缝成……其大径三十五买特尔，围圆一百五买特尔，容轻气二万六千建方买特尔，空中压力每建方买特尔重一百吉罗。司球者云，若无绳可升至四五千买特尔，再上则人不能呼吸。(30) 短短的引文便嵌入了买特尔、轻气、吉罗等新词，这些新词并未经过作者的特意解释，成为直接侵入文言文的语言成分，这对崇尚文字峻洁的桐城古文而言可谓大忌。与黎庶昌类似，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为了讲清楚他认为“神乎技矣，真令人不可思议矣”的电报，其间自造的新名词、音译词也屡见不鲜： 至今电报所用之气，由意大里人嘎剌法尼暨佛尔塔二人究得一法，系以强属与金属相感而生，谓之湿电。……近更有以电传声为德律风者。而传信均用号码以审厥字，尤为明显而画一。……奇妙至此，神乎技矣，真令人不可思议矣。(31) 上述两段引文中有关“买特尔”、“吉罗”、“德律风”等西方名词的引入，不仅对固有语言层面造成了触动，而且作为“能指”的符号，它的这种词汇内部的组合方式出现了从文言文向现代汉语的转型。王力曾指出：“中国语向来被称为单音语，就是因为大多数词都是单音词，现在复音词大量地增加了，中国语也就不能再称为单音词了。这是最大的一种影响。”(32)文言文多为单音词，几乎每个字都是一个涵具意义的自足体，这就使得古人津津乐道于“炼字”，可以为了“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文人骚客中的“一字师”也因此被称为佳话，上述种种均佐证了文言系统内部对单音词的习用与倚重。而通过半音译、音译等方式被纳入书写的“异”物的命名则多为复音词，必须在字与字的整体勾连中才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如果将字分开，则成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比如“买特尔”，连在一起，它表达了对西方测量尺度的一种描述，相当于现在所指的“米”，但是分开来，组成词的三个字基本上失去了语境中的意义，成为无指涉的、无根的字的漂浮；同样，“德律风”(电话)如果分开，更成为各奔东西的字符。这种必须连在一起方能体现意义的复音词的出现不仅引起了文言文体系的变革，也是汉语语言与思想现代化转变的一个重要趋势。黎庶昌、薛福成等域外游者于游记中大量引入这类音译词，并且将之作为语言的重要构成成分，显然冲破了文言文雅驯的固有面目，在文言向现代语言的转变上起到了开化的作用；而背后引入的西方的度量理念、科技文化则可谓随着新语言进入而潜入的西方事物，读者只有在接纳了上述描写手法并理解其意义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顺利的阅读，这类语言上的裂变何尝不同于梁启超所谓的“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新文体书写? 三 文体裂变与新文体的发生 古典散文对文体相当重视，古人为了使文章合乎规范，强调作文首先须辨体：“凡文章体制，不解清浊规矩，造次不得制作。制作不依此法，纵令合理，所作千篇，不堪施用”(33)。明清时期，徐师曾作《文体明辨》、姚鼐作《古文辞类纂》，无不孜孜强调“辨体”的重要性；然而，当法度森严的古文体式面对广大而陌生的西方世界、面临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显然，对于晚清域外游者来说，尚洁尚雅的古文体制已无法承载他们所要表达的域外经验与裂变的情感世界，一如薛福成所感慨：“方今西洋诸国情状，贾、陆、苏三公与文正所不及睹也。福成即睹四贤所未睹之事矣，则凡所当言者，皆四贤所未及言……遂谓奋笔纂辞，可不师古人也”(34)。当陌生而异质的“未睹之事”成为行文的核心，固有的行文法度与审美诉求已经无法对之进行描述，这就意味着薛福成“可不师古人”，摒弃严谨的古文规则，而为现实需求寻找新的言说形式。 这类“不师古人”的破体之作已然成为晚清域外游记书写的普遍情势。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满文充斥着内容杂糅、体例多样的文字，有外交接见的描述，有婚姻、子嗣的风俗考证，有历史事件的叙述，有钢铁、玻璃等器物说明，还有书信、条例的摘录等；内容的复杂、主题的蔓延使得作者在取材、立意、结构、布局上难循桐城章法，为方便起见，不同文体往往交相出没，使得整本游记成为各类文体纷然登场的大杂烩。稍后出国的薛福成显然就这种文体的裂变有着相当自觉，特意为自己不守法度的写作加以解释：“据所亲历，笔之于书，或采新闻，或稽旧牍，或抒胸臆之议，或备掌故之遗……于日记中自备一格”(35)。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薛福成既有史料的引录、也有地理考察的摘要，大量资料的引征与事物描述中，还夹杂诸多薛福成的自我见解。整本游记布局随意，体例更是散漫流衍，篇幅短则一两句话，长则数千字。薛所谓的“自备一格”的游记书写显然逃逸了传统的山水纪游，更突破了古文辨体的法则，而成为诸体杂糅、破古文之格的散文创作。 文体的裂变除了部分地与内容及思想意识的变化有关，近代印刷业发展所带来的文本制作与传播方式的更新，也为文体变革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报刊、杂志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兴起，晚清域外游记多与报章杂志相结合，在冲破古文桎梏的同时，其新型的书写形态还昭示了与报告文学等现代文体之间的亲缘关系，大致可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晚清域外游记多以消息类文字刊登于报章杂志，不再是搜奇揽异、吟风弄月等构筑审美空间的传统游记，而是旨在考察社会、描绘世相的实录文字；其二，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游记书写，多着眼于文化比较、政治议论，具有强烈的批判锋芒；其三，旨在觉世的域外游记，多具强烈的情感鼓动性，以达到启迪新知的目的；上述三种特质与现代报告文学所呈现的文本特征如新闻性、批判性、鼓动性可谓一脉相通。 晚清域外游记发生于神州濒临陆沉的变局之际，在这个由挫败、思变、图强所构成的特殊的生存场域里，民族危亡所促发的使命感使得晚清游者无法承续古人“传世”的迷梦，而有着即书即版的强烈的传播冲动，如康有为于《欧洲十一国游记·自序》所言：“今欧洲十一国游既毕，不敢自私，先疏记其略，以请同胞分尝一脔焉”(36)。罗森于1854年写就的《日本日记》当年即刊发于香港英华书院主办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上；李圭的出游日记《环游地球新录》于1878年9月至1879年4月连载于《万国公报》，随之，《东行日记》刊发于当时流传最广的《申报》；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于1903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的临时增刊；与之相呼应，本局囿于朝廷士大夫阶层的出使游记，也着意求“闻达”于墙外，以报刊连载、结集出版的方式广为流传，光绪年间，驻外使臣及随员的日记、旅行记被刊印数十种之多。 这批通过现代传媒出版发行并意在觉世的域外游记，可视为川口浩所指的类报告文学的近代工业的产物(37)，它们积极进入公共领域并有着明确的现实诉求，异域消息的收集与报告成为游记的书写对象。罗森于《日本日记》前作一段按语：“《遐迩贯珍》数号，每记花旗国与日本相立和约之事。……兹特著于《贯珍》之中，以广读者之闻记，庶几耳目为之一新。”(38)罗森所著的游记重在“广读者之闻记”，成为国人了解美、日和约的信息来源；梁启超作《新大陆游记》有两个目的：“一以调查我黄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可见，晚清游者均自觉抽离了古代游记的情景交融与抒情言志，而将其改造成旨在传递消息、调查世相的类似报告文学的文体书写。报告文学的理论开拓者基希曾以实例的方式阐释了游记和报告文学的区别(39)，在基希的区分范畴下，游记多为风景的展示、文化的体味，有着强烈的异国情调，而报告文学追求纪实、客观，以社会世相为主。循此辨别，郭嵩焘与李圭的游记，俨然与报告文学客观纪实的书写方式如出一辙： 伦敦纵广二十馀里，横长三十馀里(在赤道北五十一度三十一分)。毗连四部……代模斯江横贯其中(宫殿苑囿皆在江北，作坊栈店多在江以南)，东距海口二百里。中城两岸至白赖克华尔，船坞及各阜头为多。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美国卡厘方利亚省之三藩谢司戈城，华人以其地产金，称为金山。嗣南洋澳大利亚岛亦产金称金山，而以新旧别之。称此为旧金山，美国海滨一大都会也。计华人在美，男女共约十六万名口，居三藩城者约四万人，居卡省别城者，约十万人，馀皆散处腹地各属。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 上述有关异域的记游文字，显然摈弃了游记文学惯常的风景书写与情感抒发，触目的是冷静平实的都市概况与人口统计，它们客观纪实的行文方式显然更符合现代报告文学重讯息与实录的论述方式，契合基希所甄别的报告文学的书写模式。在资讯尚欠发达的近代中国，这类登载于报刊杂志之上的域外游记因其消息的灵通与书写的纪实，使得普通大众得以窥见因条件所限而无法抵达的西方世界，往往替代了新闻报告而成为国人了解异域的第一手材料。 无论个体出游还是受遣远行，域外游者均处于一种与中西文明保持距离的悬置情境下，这种漂浮于中西文明罅隙之间而得以比较眼光观看自我与他者的状态，让诸多游者面对传统与现实始终保持了一种批判的态度，印之于书写，则与传统记游拉开了距离，行文之间具有了报告文学所持的社会批判态度。西游途中，康有为对君主专制的愤懑指责、郭嵩焘针对诗儒之学而作的尖锐批评，无不处处持社会批判之眼光；梁启超作《新大陆游记》，更是怀揣批评的意图，纽约成为梁启超指摘美国资本经济之弊的范本，华盛顿成为梁启超凝视共和政治之殇的聚焦点，旧金山则成为梁启超批判华人劣根性的有效版图，游记中每一个自然的地理版图都成为充满意义与启示的所在，它们被主动地编织进梁启超有关“告别共和”的政体变革理念中，成为社会批评的有力文字。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曾指出近代旅行记与报告文学在社会批判层面的血亲关系：“譬如在德国，一般认为德国近代散文之滥觞的海涅的《旅行记》曾以辛辣的笔锋，批判了旅行所及的东方的人物和制度等等。……现在，以这种被近代散文遗失了的精神而再生的，就是所谓报告文学!”(40)从晚清域外游记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这种辛辣的社会批判精神。 诸多刊行于报刊杂志的晚清域外游记，不再追求藏诸名山、诗文酬唱，其拟想读者已从文人同俦扩至普罗大众；行文方式上，不仅破古文之体，更须调动比拟夸张、情感渲染等文学性手法，以达到煽动读者情绪、传播西洋新知的目的，这一行文鼓动性的追求与报告文学的行文方式也不谋而合。《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作者T·巴克指出：“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41)这段话表明，较之通过塑造人物来曲折表达作者情感的小说而言，报告文学是作者情感意识的直接表达，的确，报告文学甫出便有着宣传鼓动的内在追求，面向普遍民众的新闻书写就如同面向普罗大众进行一场无声的公共演讲，要求以充沛的情感来打动读者。与之类似，晚清游者于启蒙新知的同时，不乏以倾向性强的激越情感来进行思想鼓动，最典型的莫过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游记书写。康有为曾七游法、九至德、八游英，作《欧洲十一国游记》，不惜以“广长之舌”宣扬“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政治理念，游记中处处可见排比、对比、反问、设问、感叹等各类文学修辞，情感激烈的铿锵语句如“地使然也”、“妄也”、“天道后起胜也”等屡见不鲜，游记书写的每一个片断的呈现，都步步为营地配合着他的宣传诉求与情绪渲染；这类充满鼓动性与煽情性的言语方式，在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中也随处可见。书写策略上，梁氏多择用感叹词与下定义的方式，以浅近之文抒激切之意，具有强烈的情感倾向性，譬如，他给纽约下定义道：“纽约者，全世界第一大市场，商业家最可用武之地也。”对于美国城市波士顿的介绍，他采用的也是“……者，……也”的判断语式，“波士顿者，美国历史上最有关系之地，而共和政治之发光点也”。下定义式的语句具有不容置辩的权威性，强烈地凸显了作者的思想意识，“第一”、“最”等言辞激烈的修饰词的运用，也充分暴露了书写者的个人情感；谈及纽约工场之黑暗，梁启超行文更是激情澎湃： 呜呼!何其与平等之理想太远耶!此固由天才之使然，然亦人事有以制之。准是以谈，则教育普及之一语，犹空言耳。呜呼!天下之大势，竟滔滔日返于专制。吾观纽约诸工场，而感慨不能自禁也。 “呜呼”作为感叹词两次加以重复，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让行文日趋激烈，有效地调动了读者情感，“感慨不能自禁也”的慨叹更让梁的情绪紧紧攫住了读者，使之同悲喜同愤慨，这种以情感席卷一切的书写方式极富煽动力，鲜明地传递了作者的喜怒哀乐，充分凸显了“报告者的意识”。 晚清域外游记传播异域消息、重在社会批评、同时不乏鼓动煽情的语言构建，一旦与近代传媒相结合，最终衍变为现代报告文学发生前的幽深潜流。正如有学者所说：“晚清新闻通讯中，除纪事一类外，还有新式的游记。这类游记作品不同于一般模山范水、吟风弄月的散文小品，而是一种关注社会大端兼及自然人文背景的旅行通讯，如《申报》从1876年6月7日起连载环游地球客的《东行日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即是这样的旅行通讯。从国际报告文学发生史看，早期的报告文学中许多就是游记体散文。”(42) 晚清域外游记的数目可谓浩繁、内容可谓芜杂，如果说钟叔河等学者以史料钩沉的方式来与之对话，那么，笔者则试图从现代诗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番文学的曲线勾勒，将之视为一个散文的有机整体，阐释它所隐藏的精神变化与呈现的形式变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论晚清域外游记的诸种歧变，有时候会相当明显，鲜明地昭示了与五四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有时则相当隐晦，甚至书写者会以激烈的抵抗姿态来掩饰这一切，倡扬西方文明往往与捍卫纲常礼教奇怪地扭结在一起，新名词往往以一种扭曲的姿态被纳入支离破碎的文言文记叙，它们的糅杂混淆最终成为一种不纯洁的、充满了裂缝的书写；然而，正是这些在精神结构、内容书写上所呈现的不可掩目的裂缝，却代表了一种变化的开始，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风起于青萍之末”，晚清域外游记逾半个世纪的连续性书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散文因域外体验的进入而不断自我突破、自我发展的过程，成为我们触摸中国散文现代性嬗变的一条清晰的线索。 注释： ①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主张近代文学当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沿着“新文体”、翻译文学这一主线，阐释文学之嬗变。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视梁启超的散文为新体散文。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梁启超创造了新文体。 ②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认为“五四时期散文的革故鼎新……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 ③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110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④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册，第5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8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14)(29)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1208页，第1118页，第1136、114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⑧王韬：《漫游随录自序》，第42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⑨张德彝：《航海述奇》，第40—4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⑩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第294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11)(18)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132页，第772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下同)。 (12)(30)黎庶昌：《西洋杂志》，第507页，第487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13)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第600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15)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第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23)《梁启超新民说》，第18-19页，第11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17)《沿着鲁迅开辟的文化方向继续探索》，转引自刘再复林岗的《传统与中国人》，第2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9)(20)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1页，第627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21)[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8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22)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4卷，第93页，花城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24)志刚：《初使泰西记》，第321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25)[瑞士]费南迪尔·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6)斌椿：《乘槎笔记》，第107—108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27)张德彝：《航海述奇》，第573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28)张德彝：《欧美环游记》，第706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31)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5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2)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339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3)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 论文意》，《文镜秘府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 (34)薛福成：《出使四国疏奏》，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第5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5)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60页。 (36)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第57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37)川口浩认为报告文学史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以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才产生了近代散文……Reportage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1932年2卷1期。 (38)《遐迩贯珍》1854年11月。 (39)报告文学奠基人基希以举例的方式阐释了游记和报告文学的区别，他指出游记在描述锡兰这个地域时会写道：“珍珠岛的美丽，冲激海岸的波涛的音响，永远在颠簸的木筏，往昔的王宫废墟，以及其他关于自然的美及古代文化的遗迹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可厌而又可怖的日常生活，只字不提。”而面对同一描述对象，报告文学的论述方式是：“从十月到一月之间，有三万以上的儿童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亡。这里的百分之八十的儿童，饿得连走到学校那样的力气都没有。……这里的人民吃着草根树叶，每日继续有人走着由乞讨到饿死的道路”。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册，第121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0)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1932年2卷1期。 (41)T·巴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册，第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2)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第39—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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