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拉美、东亚发展模式的比较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拉美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主要指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和东亚（主要指“四小龙”）基本上奉行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拉美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无论其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发展成效，与东亚相比，相形见绌。探析这两种发展模式，并从中找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战后，拉美发展模式受西方各种发展思想和理论的影响较大，而东亚很少受它们的束缚，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轨迹如下。
（一）拉美发展模式的历史沿革
拉美国家在经受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后，逐渐改变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奉行一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内向发展模式。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学的影响下，它们实行国有化，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建立起大批轻纺工业企业，鼓励本国制造非耐用消费品，以取代进口；同时，还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等手段，促进重工业的发展。经过约70年的时间，它们的轻工业品已基本能够自给，并初步建立起本国的钢铁和石油工业。
从50年代初开始，在日常消费品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后，它们就转向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的“进口替代”生产。到60年代初，巴西的工业品自给率已达到90%，资本货自给率接近80%。墨西哥在60年代中期，工业品自给率达到85%左右。阿根廷在1950～1970年期间，非耐用消费品工业产值在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3%降到36.8%，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相应地从37%上升到63.2%。
然而，自60年代中期起，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拉美国家在向“进口替代”高级阶段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如下困难和问题。第一，市场饱和。众所周知，要使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进口替代”工业达到最低限度的生产规模，就必须有足够的国内市场。而拉美国家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由于贫富悬殊，广大居民收入增加有限，加之落后的农业结构限制了农村销售市场的扩大，因而国内市场比较狭窄。第二，产品很难打入国际市场。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是在国家高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过度的保护使国内市场脱离了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降低了本国企业吸收先进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能力。因此，拉美的产品很难打入国际市场。同时，过度保护还使拉美的产品在国内销售比出口取得的利润更大，因而使企业失去了出口动力。第三，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国内市场有限，出口又遇到困难，导致许多企业缩减投资，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因缺少外汇，无法进口中间投入品而停工待料的现象司空见惯。第四，失业增加。由于内向发展工业化吸纳工人有限，而大量农民又流入城市，因而城市人口膨胀，失业增加，市郊贫民区扩大。第五，对外依赖加重。拉美的消费品进口虽有所减少，但资本货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却大大增加，加上国际市场上石油、机器设备等产品价格的涨幅高于拉美替代工业品和出口品价格的涨幅，结果拉美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拉美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需要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就越多，所需外汇量也就越大，因而，对外依赖也就越深。第六，落后的基础设施已成为严重影响拉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面对上述矛盾，拉美国家在“依附论”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几乎都采取了如下政策和措施：首先，进一步对外资企业和濒于破产的中、小企业实行国有化，并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益；其次，积极发展公共部门，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降低失业率；第三，乘国际资金充裕、利率低下之机，大借外债，继续保持“赶超型”高速经济增长，以继续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向高层次发展；第四，采取各种优惠和补贴措施，竭力促进工业品出口，以赚取外汇，确保“进口替代”高级阶段所需资本货和中间产品的进口；第五，积极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扩大市场和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尽管采取上述措施后，拉美经济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但“进口替代”内向发展模式产生的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发达国家经济滞胀冲击下，日趋加剧。
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压力下，进行了应急性调整；而后，又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进行了经济结构改革。它们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其一，通过国营企业的整顿和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发挥市场的作用和私有企业的积极性；其二，通过价格、税收和金融改革，建立正常的宏观经济秩序；其三，通过降低关税、调整汇率和减少政府对民族工业保护，实行贸易自由化，鼓励自由竞争和吸收外资，以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拉美国家逐渐向开放性市场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二）东亚发展模式的历史沿革
战后初期，生产发展水平和工业基础远比拉美国家落后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除香港外，也都走上了类似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道路。但它们与拉美有如下不同：一是它们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很少受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二是它们对民族工业的保护程度较低；三是它们对农业生产较重视，因此，其农业生产率比较高，食品也基本能自给，不像拉美那样需要进口食品。
“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实施，不仅大大提高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消费品自给率，减轻了它们的进口压力，而且奠定了其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基础，部分地缓和了劳动就业问题。然而，由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市场要比拉美狭窄得多，从60年代中期起，它们先后遇到了类似于在拉美出现的那种市场饱和及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
面对这种局限性，东亚国家和地区没有像拉美那样继续促使“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向高级阶段发展，而是利用当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限制外资、实行国有化的机遇，及时促使其经济转向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它们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大力吸收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用廉价产品填补发达国家中被排挤的产业空出的市场。为培育和发展市场，它们采取了如下政策和措施。一是放宽贸易和外汇限制，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缩小国内价格和进口价格之间的差距，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利率和汇率，使之接近市场实际水平，以改变“进口替代”政策所造成的各种扭曲。与此同时，它们还鼓励企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参与国际竞争上下功夫。二是采取各种鼓励措施，不断促进企业的出口能力。三是改善投资环境，建立出口加工区，给予外国投资者各种优惠，并向它们提供投资安全保障。通过上述措施，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迅速扩大，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起飞。
然而，进入70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同拉美一样，其经济的发展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其一，发达国家经济的滞胀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不利于它们扩大出口；其二，石油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其出口加工品成本增加；其三，国际市场上轻纺工业品竞争的加剧，使它们的同类产品逐渐丧失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其四，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片面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调和劳动力的短缺；其五，基础工业的相对落后和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有碍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内外形势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已不可能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于是，它们再一次利用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尚不尖锐的机会，进一步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进入80年代后，面对与美、日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以及货币升值、出口竞争下降和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的情况，东亚国家和地区再次调整发展战略，使其经济进一步朝自由化、国际化和出口市场多元化方向发展。同时，它们把发展重点进一步转向高产值、轻型化和节约资源的微电子、生物工程、精密化学等主导产业。为此，它们大力增加科技投入，加强对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替换。
由于拉美和东亚实施不同的发展模式，原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拉美跌落了下来，而原来发展水平较低的东亚则迅速赶了上来。1950年，拉美9国〔1〕的人均收入大大高于韩国，其中多数国家还超过希腊、葡萄牙和土耳其，有的国家甚至超过意大利、奥地利、芬兰和西班牙；即使到1960年，有些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仍超过日本或与之不相上下。然而到1985年，拉美9国的人均收入只有日本和欧洲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1/3，只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1/2〔2〕。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91年，香港和新加坡已超过1万美元，台湾和韩国也分别达到8815 美元和6235美元；而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3030美元、2940美元和2790美元〔3〕。整个80年代，拉美受债务危机的困扰， 其经济持续衰退，而东亚经济却在快速发展。进入90年代，拉美经济虽然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其发展速度仍然大大低于东亚的发展速度。
二
战后，东亚飞速发展和拉美相对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两者奉行的不同发展模式方面来考察，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进口替代”能否适时转向“出口导向”，是构成两地差异的基本因素。
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拉美和东亚基本上都经历了长短不同的“进口替代”发展过程，并且都遇到了类似的矛盾和问题，然而各自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拉美继续以高保护方式从“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而东亚则适时地转向“出口导向”阶段，从而展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前景。
东亚及时抓住外部世界提供的各种机遇，充分发挥本地丰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吸纳了更多剩余劳动力，减少了城市失业和半失业人口，使长期趋于停滞的职工收入持续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转移，减少了农村潜在失业人口，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到70年代初，韩国的农业加工品和工业品出口额已占其出口总额的80%以上，彻底改变了韩国以出口农产品为主的传统结构。出口的扩大，增加了外汇收入，促进了原材料、燃料和技术设备的进口。同时，因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企业效益也得到较大程度提高。这一切，都为东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拉美国家与东亚不同。它们直接向“进口替代”高级阶段的发展，首先造成严重的超前消费现象。超前消费引起供求失衡，进口增加，并致使物价上涨。因此，它成为80年代拉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由于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比发展初级阶段工业需要更雄厚的基础条件，因而国家通过直接干预的方式大量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这就造成公共开支的不断扩大。例如，墨西哥的公共开支，197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而到1982年则扩大到46%，财政赤字突破万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第三，拉美跳过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阶段，其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不到发挥，从而造成就业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明显不及东亚。第四，在出口结构方面，拉美国家也没有发生东亚那样的变化。它们仍然靠出口少数几种初级产品所换取的外汇来进口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随着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这种交换格局势必会使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诚然，拉美在“进口替代”高级阶段也重视制成品出口，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出口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种“出口导向”同东亚适时地转向“出口导向”阶段根本不同。在拉美，鼓励出口阶段通常滞后于“进口替代”阶段，出口的工业品往往是过去低层次“进口替代”的剩余品，重化工业品的出口主要靠外资企业。靠各种优惠措施虽然也促进了工业品出口，但弊端很大：第一，“进口替代”保护政策提高了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为鼓励出口而支付的财政补贴过多，加重了政府负担；第二，“出口导向”阶段与“进口替代”阶段脱节，资源（资本、人力和技术）往往流向“进口替代”部门，无助于提高出口产品生产的经济效益；第三，靠各种优惠鼓励“进口替代”剩余品的出口，虽也赚取了外汇，但效益与代价相比，实际上是赔本生意，因此，出口越多，越不利于宏观经济平衡。然而，为迅速赶超发达国家，拉美国家仍不顾自身的国力和公共部门的管理能力，大量举借外债，继续追求高经济指标、高投资，这就造成难以解决的恶性债务问题，“为其80年代遇到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4〕。
（二）市场化和非市场化发展取向是造成两地差异的关键因素。
在拉美和东亚，与落后经济相伴随的是市场发育不全。东亚国家和地区在转向“出口导向”阶段时，实施培育和发展市场的政策及措施，迅速改变“进口替代”阶段所造成的各种价格扭曲。它们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促使市场主体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并拓宽和改善市场的运营，逐步建立起一种“有管理的市场”体制。同时，它们还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培育和发展内部市场，强化比较优势部门，发挥劳动密集部门产品优势，以扩大国外市场。而后，它们又借助行政机制和日益壮大的财团力量，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并通过广泛的国际经济活动和竞争引起的革新，来促使工业结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发展，以继续保持和扩大内外两个市场。
而拉美国家与东亚不同，它们在由“进口替代”向高级阶段发展时，继续采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例如在60年代中期，韩国对非耐用消费品的实际保护率不存在，而巴西则高达50～60%〔5〕。 面对“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中的问题，拉美国家通过把外资企业和中、小私有企业收归国有，以及大量投资兴建基础设施等途径，进一步强化国营企业体系。在主要由国营企业、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构成的混合经济体制中，国家以国营企业为主干，并围绕这一主干来制定发展规划、配置资源和控制产品价格；同时，通过贸易保护、外汇管制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干预经济生活。
这种非市场化发展取向的国家干预首先限制和阻遏了民营资本的发展。市场本身的不统一、不公正和不规范，不但导致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以同等的地位与国有企业竞争，使许多私有中、小企业成了国有企业的零配件生产企业，而且严重阻遏了大批小手工业向现代化产业的转化。其次，它阻止了广大农民小生产者经由市场发展而走向城市、工厂和现代农业，使国内统一市场迟迟不能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难以发育，从而保护了农村中自然经济结构和集市式的初级市场。为发展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政府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农民不仅无法扩大再生产，而且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就在国内形成了发达城市经济和落后农村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第三，长期处于高保护下的国有企业，其产品成本高、质量差，竞争能力低，加上管理不善，缺乏活力，因而亏损十分严重。70年代中期，拉美7 个大国国有企业亏损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0年代初上升到4%〔6〕。第四， 它还造成了政府机构庞杂臃肿，公共开支巨大，以及管理上的多层次、低效益，等等。
（三）内向发展和外向发展是造成两地差异的重要因素。
拉美在从“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中，继续采取内向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因此，其原来的那一整套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措施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设置也仅仅以满足国内需求为目标，而较少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东亚与拉美不同，它在从“进口替代”阶段转向“出口导向”阶段以后，奉行外向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改变了原先那种高保护的内向发展方针，采取了以市场化发展为取向的外向性政策和措施，鼓励企业提高竞争力，当然也不排除对幼稚产业和战略产业的保护。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出口贸易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设置也转而以扩大出口为中心，以国际市场为依托。
通过对上述两种不同发展取向的分析可以看出，“外向发展较之内向发展更有可能取得经济的迅速增长和高效的工业化。”〔7〕这是因为外向发展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首先，投资效益高。由于外向发展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潜力，企业一般都能采用大规模的生产设备，提高设备开工率，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使投资效益提高。同时，通过参与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它能迅速反馈需求动向和竞争国的生产、技术状况，及时改进自己的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这种刺激作用也有助于投资效益的提高。而内向发展，因立足于国内市场的购买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生产规模的限制，从而使投资效益难以提高。
其次，外汇收入多，储蓄率高。外向发展大力鼓励出口，有利于增加外汇收入。而外汇收入的增加，又可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加。这就为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进而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而内向发展往往忽视出口生产部门，几乎完全靠当地资源来实现工业化，力图靠动用当地自然资源来运用国际资本和技术，因此，国际交换能力差，外汇收入少，国内储蓄率低。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所需要的进口投入就不可能得到保障，因而工业生产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第三，企业竞争力强。外向发展的企业面向国际大市场，其主要竞争对手来自海外。因此，它们更注重于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由于需求来自外部，它们能根据世界市场生产和消费的变化情况，灵活地调整产业结构，使之与国际化产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使其管理技术接近国际标准。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比工业实力在拉美首屈一指的巴西也要强得多。
第四，劳动生产率高。外向发展主要依靠技术革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加强国际竞争力，因而扩大出口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此外，为开拓国际市场，它还能及时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变为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重新配置，从而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内向发展则通过提高同类进口品价格的办法，来保护进口替代品免受竞争，因此，企业对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缺少应有的刺激。低效益、高成本成了难以克服的痼疾。
第五，资源动员和利用能力强。外向发展能把当地资源动员与国际交换结合起来，即把进口投入与当地具有优势的资源结合起来，生产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并根据世界产业结构的重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因此，微观经济运行机制比较灵活，资源配置也较合理，产业政策的失误也比较容易纠正。而内向发展主要根据消费需求变化来调整产业结构。“进口替代”保护政策重点的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由于政策功能主要是通过高价格刺激企业增加供给，随着“进口替代”品需求趋于饱和，政策抬价功能存在刚性，它继续刺激企业生产，就会造成生产过剩和资源浪费。此外，由于保护性的抬价没有反映工业的实际效率，企业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资源配置也就无法优化。企业效益普遍低下，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三
战后，拉美和东亚在实施不同发展模式中的得失，给我们提供了几点启示。
（一）应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只要稍微认真总结一下战后生产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就不难发现，东亚在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不仅在于它能挖掘和利用自身的潜在资源，也在于它能挖掘和利用国际资源，并逐渐趋向靠资本和技术来利用世界自然资源。因此，东亚能够较容易地克服生产能力过剩及经济衰退的问题。而拉美虽然原先的工业体系比东亚更为完整，工业基础也更雄厚，但它凭借自己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内部市场，走上了一条自我封闭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力图依靠本国自然资源来运用国际资本和技术，结果国际交换能力低，自我调节能力差，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大潮中逐渐被东亚赶了上来。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要尽量避免完全依靠本国自然资源来利用国际资本的发展方式。
（二）政府应当致力于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拉美和东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表明，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充分运作虽最能优化资源配置，但市场机制绝非完美无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和市场发育不全，它们更需要利用国家干预手段。因此，并非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东亚的“成功”是政府减少经济干预而让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结果〔8〕。实际上， 除香港外，东亚对经济活动采取过多种形式的行政干预。既然东亚和拉美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都采取行政干预，那么，为什么两者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关键就在于，东亚强化行政干预不仅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更是为了培育和发展市场，包括加强政府对市场功能的补充和政策指导，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领域的作用，以中长期规划鼓励企业决策者树立长远观点，避免短期行为，等等。总之，“出口导向”增长政策的实施，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实施提高储蓄率的政策，都是东亚经济成功的要素。而拉美强化国家干预，发展国有企业，走的是一条非市场化发展道路。这条路子虽在短期内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从长远看，它保护了落后，损害市场的发育，因而阻碍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拉美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的作用。但这决不是要削弱政府的干预功能，而是要转变政府干预的方向，提高干预质量，实行有效干预。
（三）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要与自身的实力相一致。
拉美没有像东亚那样适时地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拉美自然资源丰富，初级产品出口创汇能力强，以及政府缺乏“权威性”，还在于拉美国家领导人那种不切实际的急于赶超发达国家的指导思想。拉美国家历届政府为了赢得民心，往往制定出同自己国力不相符的赶超战略。例如在70年代，墨西哥政府制定了关于争取到1990年把墨西哥建成一个工业体系完整的经济实力雄厚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计划。巴西政府也提出了要到2000年使巴西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的目标。它们都指望凭借自身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甚至为了实现高速增长，不惜大举借债，以迅速填补“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鸿沟。结果欲速而不达，到80年代，它们都先后陷入了债务危机之中。
拉美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要适度。当然，没有规模和速度，就没有发展，但不顾自身国力地高速发展，经济就难免会出现大起大落。拉美一些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在这方面更容易出问题。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这类国家较易从“进口替代”初级阶段直接向高级阶段发展。尽管其间会遇到不少问题，但通过大量发行货币、国债，以及大量吸收外资等，经济也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如巴西“经济奇迹”期间，年均增长率高达11%以上。其二，“进口替代”内向发展的一系列弊端，较易被一时高速增长取得的成果所掩盖。其三，一时的成就往往容易使缺乏远见和民主的执政者头脑发热，制定出更脱离实际的发展目标。因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国及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要随时注意将经济增长速度建立在自身国力的基础上，建立在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提高的基础上；同时，还要考虑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切忌片面追求高速度。
（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拉美与东亚由于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及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不同，它们在战后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东亚发展模式无疑比拉美发展模式更具特色和活力。但也不容否认，东亚模式的成功与当时有利的国际背景不无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如果国际环境不那么好，东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而现在，东亚当时所处的那种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已不存在。目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发展中国家间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科技的发展，使传统产品的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各自内外的具体条件，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及时抓住各种机遇，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如果只想简单地模仿某种发展模式，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注释：
〔1〕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
〔2〕贝拉·巴拉萨等：《拉丁美洲经济复兴之路》， 时事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第5页。
〔3〕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 93年版。
〔4〕C.拉尼斯等：《拉丁美洲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发展战略的比较》，参见杜兰主编：《拉丁美洲与世界衰退》，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5〕同〔4〕，第60页。
〔6〕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66页。
〔7〕同〔6〕，第95页。
〔8〕美国《新闻周刊》，1983年11月14日，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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