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榜样论文,青少年论文,崇拜论文,偶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主要理论和研究
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其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Freud（1925）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性发展的标准方向， 因为青少年增强的欲望行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也需指向象偶像这类较远的人。Fromm（1967）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对幻想中杰出人物的依恋， 这种幻想常被过分的强化或理想化了。Erikson（1968 ）将偶像崇拜理解为个体将儿童时期对父母的养育式依恋转移到青少年时期对异性的浪漫式依恋的一种表现。就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变化而言，偶像崇拜可以是青少年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青少年需要从对不同杰出人物的认同和依恋中肯定自我的价值（Blos，1967；Josselson，1991）。 青少年从自我迷茫和自我确认的拖延状态中走出来，时常需要经历一些冒险，也不接受任何说教和过早的自我确认（Marcia，1980）。在这当中，对一些成年或同龄的偶像认同可使青少年寻求更高的价值并为进入成年角色做好准备（Erikson，1964，1968）。
在美国，Emanuel（1990）的调查表明， 影星占据了美国年轻人偶像崇拜的主导位置。还有许多青年人把摇滚歌星视作自己的“绝对英雄”。Adams—Price Greene（1990）要求60个5年级、8年级和11 年级的学生描述自己最喜欢的名人以及他们想与这些名人建立什么关系。他们从中鉴别了两种偶像依恋的类型：浪漫式依恋（romantic attachment， 希望成为该名人的恋人）和认同式依恋（identificatory attachment，希望成为该名人那样的人物）。在香港，Cheng（1997）比较了77 个16岁以下的影迷俱乐部学生和128个同龄的非影迷俱乐部学生， 测量他们的自尊和自我负评估程度。结果表明，与非影迷俱乐部的同伴相比，影迷俱乐部成员们自尊程度更低，且更具自我负评估。Cheng推测， 参与影迷俱乐的活动可提供给这些青少年相对稳定的同伴关系、地位尊重和价值参考，可使他们相对提高自我评估。特别是对较为敏感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影迷俱乐部的自我确认作用更显突出。Chan，Cheung， Lee，Leung，Liu（1998）调查了2500个香港的青少年，发现依赖偶像作为其道德判断标准的青少年更可能发生过失行为，也更不喜欢接受正面的道德观，且缺乏解决问题的自信。
这些调查表明，青少年时期的偶像崇拜一方面可导致对偶像的过分认同和依恋，另一方面可以补偿青少年个体化（individuation ）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遥亲感（remoteintimacy），以补偿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而产生的情感真空。但这种遥亲感的过于理想化或浪漫化可使青少年对其偶像想入非非，做出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另一方面，榜样学习也可对青少年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榜样学习的理论当中，有两种理论占主导地位：精神分析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对适当的父母性人物的认同对于儿童的自我发展很重要，儿童不断地模仿并认同父母的态度和价值，会有助于其个性的发展（Freud，1925）。还有人认为，榜样可作为一个可靠的基础， 推动青少年对自我的探索和认识（Pleiss和Feldhusen，1995）。 缺乏这样一个可靠的基础，青少年可能会出现忧虑、恐慌，并做出不成熟的自我表现。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模仿和榜样学习对帮助人们获得适当社会技巧的重要性（Bandura，1977，1986）。许多研究表明， 当儿童认同适合的人物时，榜样的积极作用就增强了（Hamilton & Darling，1996）。而替代学习（vicarious learning）也能使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是否受到强化或惩罚来调节自我的行为。榜样学习被证明在教授学生掌握新技巧和行为时特别有效。如Schunk和Hanson（1985）发现，对于那些怀疑自己学习能力且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与那些成绩欠佳却不断努力而最终掌握知识的学生在一起。而就青少年自我确认来讲，对一些著名人物的认同可促进年轻人的自我思考和励志。在这种意义上说，Bandura（1971）把认同（identification ）等同于模仿（imitation）， 但也有其他的心理学家认为认同比模仿更能促进青少年的个性发展（Feshbach & Weiner，1986）。
总而言之，在青少年偶像崇拜中，偶像与榜样密不可分。但一般说来，偶像在青少年自我发展中只是个过渡性现象（Erikson，1968；
Marcia，1980），颇具戏剧性和幻想性的效果（Adams —Price &Greene，1990）；而榜样则更具实用性、现实性和替代性功能，其作用与年龄和性别无特别关系（Bandura，1986；Schunk & Hanson，1985）。至于两者之间具体有什么异同，各对青少年的自我成长起什么作用，尚缺乏学者深入研究。
二、偶像与榜样之比较：一个六边形图型的假设和验证
（一）六边形图型的假设
为了检验偶像和榜样的概念差异及其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影响，Yue & Cheung（1998）在香港和南京的青少年中做了一项抽样调查。他们假设两者间存在一种理想化与现实化、浪漫化与理性化、绝对化与相对化的对立关系：偶像一般是一种理想化、完美化、非凡化和浪漫化的形象，而榜样则是一种现实化、世俗化、功利化和平凡化的形象。这三组对立的概念形成了一个六边形模型（见图1），其具体描述如下：
理想化：偶像崇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想化，即对依恋对象的特质加以强化（enhancing）和理想化（idealising）。 这种理想化的社会认知会使青少年把其偶像及其特质想象得完美无瑕；浪漫化：偶像崇拜的另一突出特征是浪漫化， 即对偶像产生浪漫的幻想（illusoryromance）和依恋（attachment）。 这种浪漫情怀会使青少年沉湎于对其偶像的种种情爱遐想，以此梦幻自己的爱情生活；绝对化：偶像崇拜的第三个特点是绝对化，即对崇拜偶像投以绝对的信任（absolutefaith）。它会使青少年对其偶像采取一种近似狂热追逐和迷恋， 以至于把他们看成是世上最完美的人物；现实化：榜样学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现实化，即对榜样的特质做现实性评估（realistic assessment）。它会使青少年积极认同那些可具模仿价值的人物，进而使其榜样认同深具世俗性和平常性；理性化：榜样学习的另一个特征是理性化，即对榜样的特质做理性的（rational）和功利性（instrumental）评估。它会使青少年不盲目认同、模仿那些与个人能力和志愿不相吻合的榜样特质，进而使其榜样认同深具针对性和功利性；相对化：榜样学习的第三个特征是相对化，即对榜样的认识不极端化，而是相对性地看待那些值得自己学习的人物（relative faith）。它会使青少年较为冷静、客观地认同自己所喜爱的榜样，不盲目地模仿他们，并能认清他们的优缺点和特长。Yue & Cheung假设，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三组对立标准会在二维概念空间中形成一个六边形模型，并由此可测量出六边形每边之间的距离。
图1：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六边形圆型
（二）六边形图型的验证
为验证这一模型，Yue & Cheung设计了一个问卷来测量青少年选择偶像／榜样的标准。其中包括了理想化与现实化、浪漫化与理性化、绝对化与相对化六个属性组（item sets）， 每一属性组中又有四个彼此独立却又主题相似的属性词（items）。 如在理想化这一属性组有天赋极高的、容貌出众的、无可匹敌的和非凡的四个属性词。在数据收集中，他们采用了重复测量法（注：重复测量法（ the repeated measure approach）， 即所有的属性词都使用两遍：一遍用于测量偶像选择，一遍用于测量榜样选择。），答卷形式是Likert量表，其中5 表示一致性最高，1表示一致性最低。为了平衡排列上的偏差（bias）， 他们设计了两个问卷版本（A卷和B卷），其中偶像和榜样选择的等级项序列是颠倒的。为显示六边形的概念空间，他们采用了多维度量比因素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以有效地识别各变量间的距离。此外，问卷还要求被试分别举出三个最喜欢的偶像和榜样。他们共调查了香港的167名高中生和110名大学生以及南京的224名高中生和325名大学生。
调查结果表明，理想化与现实化、浪漫化与理性化、绝对化与相对化之间的确存在着预期的差异，其中理想化与现实化、浪漫化与理性化之差异更具统计显著性（见表1）。此外，理想化、 浪漫化和绝对化对于选择偶像比选择榜样重要得多，现实化、理性化和相对化对于选择榜样更重要。
而就区域差别来说，对南京学生而言，绝对化对于偶像的重要性比榜样高出0.78（1.50－2[*]0.36）个点，而相对化对于榜样的重要性比偶像要高出2.26（1.04+2[*]0.6）个点。而对香港学生来说， 绝对化对于榜样的重要性比偶像高出2.22（1.50+2[*]0.36）个点，而相对化对于榜样的重要性比偶像高出0.18（2[*]0.61－1.04）个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学生在所有六个属性上的平均分都高过南京学生，由此相对于南京学生，香港学生把偶像／榜样看得重要得多。
表1 偶像与榜样之差异重复测量多变量分析结果（RepeatedMeasures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偶像对于榜样的差
偶像平均值榜样平均值
异效应
理想化 48.7 44.4 2.67*
现实化 31.5 35.1 -3.43*
浪漫化 35.9 30.1 3.74*
理性化 57.0 63.7 -5.60*
绝对化 30.1 28.6 -0.36
相对化 55.1 56.6 -0.61
香港对于南京在偶男性对于女性在偶
像上的差异效应 像上的差异效应
理想化-0.860.08
现实化-0.961.59*
浪漫化-0.94
-0.63
理性化-1.242.04*
绝对化-1.50*
0.86
相对化 1.040.19
总之，被试在选择偶像时对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的社会认知明显高于其对现实化、理性化和相对化的社会认知。而在选择榜样时，被试对现实化、理性化和相对化的社会认知明显高于其对于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的社会认知。这一现象对男性群体来说，更为明显。
此外，数据组的多维排列也在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二维概念空间上确立了六边形，其中每一空间的排列都象预测的那样具有环形性和对立点，各对立点之间也具相当距离。在偶像崇拜的六边形中，理想化、浪漫化、绝对化、现实化、理想化与相对化依次连接，呈现环状结构。理想化与浪漫化最接近，浪漫化与绝对化最接近，理性化与相对化最接近，绝对化和相对化最相远，理想化和现实化之间及浪漫化和理性化之间的连线清楚地标明了空间中的三条轴线。这三条轴线在六边形中相互交叉，绝对化与相对化间的距离最远，显示出绝对化与相对化的维数对比最显著。
在榜样学习的六边形中，同样也显示出依次连接现实化、浪漫化、绝对化、理想化、理性化和相对化的环状结构。与偶像崇拜情况不同的是，现实化在榜样学习中处于浪漫化和相对化之间。因此，榜样学习的现实化与其浪漫化和相对化的重要程度是相近的，而偶像崇拜的现实化与其绝对化的重要程度是相近的。所以，被试认为榜样的现实化、浪漫化和相对化同等重要。它表明连接理想化和现实化、浪漫化和理性化、绝对化和相对化的三条对角线形成了三条轴。绝对化离相对化最远，浪漫化离理性化最远。
其实，图中的数据描述并非要形成一个完美的六边形。例如，榜样学习中的理想化离现实化不够远，它们之间的距离也不象偶像崇拜那么显著。还有，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中理性化和相对化的概念空间比预期的要近，这意味着理性化和相对化的属性并没有彼此排斥。
（三）香港和南京两地青少年偶像和榜样选择的比较
Yue & Cheung（1998）还发现，香港和南京的高中生在选择偶像时，在理想—浪漫—绝对（IRA ）类型上选择的名人较其他任何种类都多（见表2）。香港大学生所选偶像中近75 %的人选和香港高中生所选偶像中86%的人选是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 南京高中生所选偶像中近61%的人选是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然而， 南京大学生所选择偶像中近80%的人选是现实—理性—相对（RRR）型名人。在选择榜样时， 南京大学生选的95%的人选和南京高中生选的91%的人选是现实—理性—相对型名人。而对于香港的大学生和高中生来说，他们仍大多选择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大学生18%，高中生39%）。由此，Yue &
Cheung推测当香港的青少年仍沉湎于对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的崇拜时，南京的青少年已更多选择现实—理性—相对型名人作为他们的生活榜样。
总之，香港的青少年比南京的青少年明显选择了更多的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大学生选择偶像中近75%的人选仍是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这与南京大学生所同样选择的22%的人选成鲜明对比。这大概与香港的大量主张消费主义的文化有直接关系（Chan et al.1997,Wong & Ma,1997）。
这些调查结果可归因于偶像崇拜对青少年成长之过渡性作用，即在青少年情感个体化中，需要将对父母的爱转向对他们更具感召力和浪漫性的偶像人物身上；也可归因于青少年对偶像的过分理想化。此外，对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的优先选择也可用社会认同理论来加以解释。该理论强调个人的需求需得到社会的认同，而不仅是个体的认同（Wang，1994）。由此，个体需要将他人当作为偶像来认同自我，并为该偶像的社会团体所接受。联系到香港的青少年，有报告说，成为歌／影迷俱乐部的会员能增强会员的社会认同和自信心（Wong & Ma，1997；Yeung，1995）。
三、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两种社会学习和依恋的比较
综合上述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本文就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及其对青少年自我确认的影响提出一个模式：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偶像或榜样的社会学习和依恋（social learning andattachment）， 其中包含了对崇拜对象的心理认同（identification）、行为模仿（imitation）和情感依恋（attachment）三个要素。 所不同的是，这一社会学习和依恋可因青少年对其所崇拜对象的社会认知的取向不同，而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person—focused social learning and attachment），另一种是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attributer —focused sociallearning and attachment）。下面分加叙述。
（一）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
在这一样式中，青少年一般将其对偶像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定位在某个特殊人物身上（如某个著名歌星、影星和运动明星）。由此，青少年容易对其人采取一种颇为直觉的、情绪化和极端化的社会学习和依恋。这主要包括：
1.直接性模仿（direct modeling）。 这是班图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Bandura，1982）， 它表现为个体对其认同人物的思想行为的直接模仿。在社会学习和依恋中；它可表现为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在人生观、言行举止乃至服饰发型上的直接模仿。如歌迷对美国著名歌星猫王（Elvis Presley）、杰克逊（Michael Jackson）、麦当娜（Madonna）和英国已故王妃戴安娜（Dianna）等人在服装、发型、 化装品及日常动作的迷恋和追逐。
2.全盘性接受（total acceptance）。它指青少年在偶像崇拜中，不加选择地认同其行为表现和价值观。即当一个人喜欢上某个偶像时，他会喜欢他（她）身上的所有品质，无论这些品质是否值得他喜欢，并甘心为他（她）而排斥对其他偶像的社会认同和依恋。如香港和世界各地的追星族常会为维护自己的偶像而不惜对其对立的歌迷、影迷和球迷们出言不恭甚至动武。
3.沉湎式依恋（preoccupied attachment）。这是指当事人对他人的依恋是建立在对自我的负面评估（a negative self—working model）和无用感（a deep —seated sense of unworthiness ）之上的（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据研究表明，沉湎式依恋式的人很容易对他人产生依赖、敬仰之情，并以此作为自信心的指标（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Man & Hamid，1998）。 在偶像崇拜中，许多人常会对其偶像产生一种自贬式依恋。它具体表现为一个人越是敬仰一个偶像，就越感到自己渺小和无能。如每当有传闻某个著名歌星或影星亡故或误传亡故时，就会使某些歌／影迷痛不欲生，甚至意欲自杀。
这种社会学习和依恋很容易使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加以偶像神化（idol mystification），并产生某种光环效应（halo effect ）（注：光环效应（halo effect），由美国心理学家凯利（H.Kelly）提出。 它指人在相互作用中对他人形成的夸大了的社会认知。具体表现为在个体的社会知觉过程中，以对某人的最初印象来不加分析地判断，推论其本质。如一个人最初被认为是好的，则其他好的品质也被加附在其人头上。），其根源在于Yue & Cheung（1998）调查中所验证的偶像社会认知中的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的综合作用。其结果，它可导致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产生偶像迷恋（idol valuation）。这突出表现为：
1）浪漫式依恋（romantic attachment）。它是指青少年对偶像的依恋是以浪漫情怀为基础的（Adams—Price Greene，1990）， 它突出表现在对崇拜对象的迷恋中充满了情爱甚至是性爱的幻想。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偶像调查表明，对异性名人的浪漫性依恋是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女性的浪漫式依恋一般高过男性（e.g. Adams —Price Greene，1990；Cheung & Yue，1999），年龄越轻就越爱听情歌（Wong & Ma，1997）。
2）高明星消费（high investment）。即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一个直接指标。青少年无论是直接地参与事关自己偶像的活动（如音乐会、演唱会、电影、体育比赛、演讲等活动），还是间接地消费事关自己偶像的物品（如唱片、录影带、图书、衣物、像册簿、歌／影迷会等），都需要大量的开销。有调查表明，有些香港青少年在自己偶像身上花费的开销可占他们零花钱的60%以上。
3）低自我信念（low self efficacy）。它与高偶像崇拜似紧密相联。过高地评估他人的价值，理想化其对个人的影响都势必会使当事人降低对自我的信念和信心。有研究表明，香港中学生中的追星族与非追星族比较起来，前者的自信心水准要低于后者（Yeung，1995）。
4）浪漫幻想。 对自己喜欢的异性偶像产生的浪漫幻想（illusory romance）也是青少年偶像崇拜中的常见现象。从把异性偶像当作一般的梦中情人到久久地加以痴迷，浪漫情怀可以是偶像崇拜的巨大动力。有研究表明，浪漫幻想是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主要动机之一（Cheung & Yue，1999）。
5）虚荣满足。从偶像崇拜中获取自我虚荣心的满足（vain glory）也可是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动力。无论是想象自己能象崇拜对象那样的富有和出名，还是梦幻自己可以成为偶像的密友，对偶像的虚荣心都可推动青少年从事其追星族活动。有研究表明，虚荣心满足可以是青少年偶像崇拜的重要动力（Cheung & Yue，1999）。
6）自我迷茫（identity diffusion）。 指对自我的认识含混不清（Marcia，1980）。当一个青少年沉湎于对某个（些）偶像的热烈的梦幻和追逐当中，很难想象他会积极追求自我的变化和成长。所以，自我迷茫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抬高别人、贬低自我有关。
总之，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可导致对偶像／榜样的一种直观的、非理性的、神秘化的和神圣化的社会认知，它可致使青少年因过分迷恋偶像的外表因素而对个人的自我成长带来某些消极的影响。
（二）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
在这一模式中，青少年一般将其社会学习和依恋定位在某些成功人士的特质上面（如对成功人士的人格特点和自我励志精神的认同）。由此，青少年易于对其崇拜对象采取一种较为理性、实用和非情绪化的社会认同和依恋。
1.综合性模仿（synthesized modeling）。这是班图拉社会学习理论的另一重要概念（Bandura，1982）。 它表现为个体对其榜样的思想行为采取综合性模仿。在社会学习和依恋当中，它表现为对崇拜对象的内涵因素的综合性认同和模仿。 如美国电脑大王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香港著名商人李嘉诚对许多大陆和香港的青少年来讲， 是事业成功和奋力拼搏的典范。他们对这类社会名人的认同和依恋主要体现在其人格因素上。
2.选择性接受（selective acceptance）。它指青少年在对其崇拜对象的社会学习和依恋上，有选择地认同其行为表现和价值观。由此，当青少年认同某个崇拜对象时，他不会盲目地喜欢他身上所有品质，也不会将其作用凌驾在其他偶像之上。如香港有的青少年在欣赏流行歌“四大天王”的才艺时，会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分别欣赏其各自最突出的歌曲，而并非要认定其中某个人去排斥其他三人。
3.稳固式依恋（secure attachment）。 指当事人对他人的依恋是建立在对自我的正面评估和人际关系自如感（an internalized sense of self —worth and
comfort
with
intimacy
in
closerelationships）之上的（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 据研究表明，稳固式依恋式的人虽愿意与他人交往，却不会因此降低对自我的心念（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Man & Hamid，1998）。 在对崇拜对象的社会学习和依恋中，青少年不会因敬仰他人就贬低自我。相反，它会推动当事人努力去向自己敬佩的人物看齐，把他（她）当作自我成长的一个永久性指标。
这种社会学习和依恋很容易使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加以榜样认同（model identification ）， 并产生某种聚集效应（注：聚焦作用（focused effect），可谓与光环效应相对应，它指人在相互作用中对他人的社会认知十分具体而有选择性。具体表现为在个体的社会知觉过程中，不以对某人的表现印象来判断，推论其本质。如对一个人好坏的判断是靠其具体行动来鉴别的。 ）。 这种榜样认同的根源在于Yue
&Cheung（1998）调查中所确立的榜样社会认知中的现实化、理性化和相对化的综合作用。其结果，青少年可通过偶像／榜样认同而促进其自我成长（self—actualization）。这突出表现为：
1.认同式依恋（identificatory attachment）。 指青少年对偶像的依恋是以思想认同为基础的（Adams—Price Greene，1990）， 它突出表现为青少年对某个崇拜人物的依恋中充满了想获得类似成功的愿望。有调查表明，对社会名人的认同式依恋会推动青少年的自我确认和励志，在这当中，男性的认同式依恋一般高过女性（Adams—Price Greene， 1990）。
2.低明星消费（low investment）。它是青少年理性化看待崇拜对象的一个直接表现。由于青少年看重的是偶像的内涵和特质，而非其表现形象，所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消费事关自己崇拜对象的活动或物品并非重要。重要的是从其人的特质认同中吸取自我成长的养分。
3.高自我信念。由于青少年理性地看待了自己的崇拜对象，所以他不会过高地评估其人的成就，理想化其生存价值。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人的成就和自我的潜力，不丧失对自我的信念（high self efficacy）。
4.自我励志（self、inspiration）。 这是偶像崇拜正面影响的表现，也是榜样特质认同的直接体现。青少年通过对杰出人士的成功因素的认同，激发自我成长的动力，是偶像崇拜的理性化、成熟化的突出表现。
5.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 它是榜样特质认同的另一直接体现。青少年可以从不同的偶像中吸取自我成长的养分，进而不断地完善自我。 有研究表明， 追逐自我成长是成熟的偶像崇拜的重要指标（Cheung & Yue，1999）。
6.自我达成（identity achievement）。指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并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人生目标（Marcia，1980）。在偶像崇拜中，完成上述的各项指标，可大力推动青少年对自我的确认，使不同偶像的出现成为青少年自我成长路途中一个个路标。
总之，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可导致对崇拜对象的一种理性的、功利性的、实事求是的社会认知，它可使青少年积极认同崇拜对象的内涵因素，从而促进个人的自我成长。
四、结束语
本文依据调查报告的结果，就偶像和榜样的概念差异提出了一个六边形模型，并指出青少年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本质在于对崇拜对象的社会学习和依恋。本文还提出，由于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的社会认知不同，其社会学习和依恋可分为以人物为核心及以特质为核心的两种社会学习和依恋模式，它们对青少年的自我成长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
应当指出，本文中提出的所有理论概念和模式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Yue & Cheung，1998）。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概念差异，偶像崇拜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和区域差异，榜样学习的功利性及其对自我确认的作用，以人物为核心与以特质为核心的两种社会学习和依恋模式的存在依据和相互转化等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的探讨。同时，青少年对崇拜对象的理想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自我确认中的种种困惑与矛盾冲突。在这层意义上讲，青少年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与个人的自我信念、成就动机和其他人格特征有什么关系，也值得我们做深入研究。在这当中，人们应采用问卷调查、实验调查、访谈调查和跟踪调查等多种方法来测量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此外，本作者殷切希望有关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研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希望本文中所提出的青少年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理论模式会被用于其他有关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跨文化研究中去，得到普遍的应用和反馈。
最后，从某种意义来说，本文所引发的问题可能比其提出的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学者将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这两种相似的行为联在一起研究，故此本文的意义在于试图开创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