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看经济全球化的本质_经济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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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2)02-0061-07

经济全球化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领域凸现的产物,随着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它对各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才能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证实现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利益的最大化,就有一个如何正确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本质的问题。在学术界,有人把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看成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也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及其本质的认识,涉及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着力于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角度,透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二元一体”的形成蕴涵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是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问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世界范围内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按照一定的规则、通过一定的关系结合而成的统一体。这一统一体一经形成就具有了鲜明的“发达”与“不发达”的二元特征,表现为两种异质状态。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表现为各个不同民族或国家之间在“全球维度”上的相互依赖达到最大化的结果。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又确实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开始,经济全球化在表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中,已经深深地蕴涵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反映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时产生的“二元一体”格局,表明了经济全球化是一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并主导的经济运动,经济全球化不可能使未来的世界经济成为一个同质的体系,使全球成为一个大同的世界。

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是这一体系形成的基础。14~15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萌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米兰等一些城市,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已有所发展,毛纺织业中产生了由商人控制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但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开始则是以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期的“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线的开辟”为标志的。“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线的开辟”,使欧洲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例如,贸易的范围得到扩大,商业资本获得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贸易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商业利润随之而成倍提高。又如,对外贸易趋于大众化,原先一些价格昂贵、只能为少数富人和贵族享用的商品,随着新航线的开辟,价格下降,需求激增而成为大众商品,从而使欧洲的经济更为开放。“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线的开辟”导致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在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先行者,它们最先获得了大批的殖民地,如中南美洲、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后来,英国、法国、荷兰很快也成了殖民帝国,特别是英国成了最大的殖民帝国。这些殖民者通过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获得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在使本国的社会经济走向发达的同时,却使殖民地的社会经济走向了不发达。由此可见,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前奏,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产生的前提。

历史的事实在表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以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为现实基础的同时,也表明了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国际分工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标志着一国的社会分工超出了国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欧洲殖民者用暴力手段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在殖民地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为本国生产或提供不能生产的农作物原料,扩大本国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欧洲殖民者国家凭借其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优势,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殖民掠夺,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这不仅打破了殖民地国家的自然经济,而且还使它们卷入了国际交换,从而形成了欧洲殖民者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工形式,即欧洲殖民者国家从事工业生产,殖民地国家成为它们的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这就是资本主义建立初期的国际分工体系。“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1](P273),“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线的开辟”奠定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随着国际分工的产生、国际交换的日益发展,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缓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开始不停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寻找和扩大商品的销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所造就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讯设施,为沟通和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提供了方便;各国的频繁而密切的联系使得涉及一国居民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可避免地也对其他国家发生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标志着世界市场的形成。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开始融入了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也更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个体系是一个“二元”(发达与不发达)与“一体”(体系的整体性)的对立统一体的存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二元一体”的本质特征深刻表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基本表明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德国学者布洛克指出:“只有当人们把今天的变化与从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全球化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我认为,对比性地研究经济全球化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或者说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角度认识经济全球化,可以更好地、更深刻地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布洛克也强调,“特别重要的是,要把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与历史上早在欧洲‘漫长的16世纪’就已经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区分开来。”从联系的角度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可以作为理解世界走向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的基础,从区别的角度看,“如果把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那么,人们就可以区分出两次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截然相反的效果”。[2](P101)布洛克所说的这种“截然相反的效果”,我认为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意义与经济全球化的不同所在。

这种“截然相反的效果”是什么呢?布洛克从世界体系的劳动分工意义上说明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意义与经济全球化的不同所在,即前者是民族国家的产生,后者是民族国家的相互依赖。他认为,“16世纪以前经济循环始终被理解为一种内部机制。一个国家的实力归根到底取决于这种经济循环的强弱,也取决于它是否完善。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也努力尽可能地把整个经济循环,至少是贸易通路、战略上重要的商品或生产基地并入自己帝国版图之中。”那么,“从15世纪末直到17世纪前期的欧洲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的、使这个问题得以消除的格局。逐渐出现了一种劳动分工的世界经济,在它的内部,各国的国民经济只集中在经济活动的调色板上某一个部位,它们的实力要通过国际贸易来补充。”[2](P102-103、103)我认为,仅仅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意义是不够的,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历史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分裂出了受殖民者宰割、凌辱的落后的民族、国家,其实,这些民族、国家的经济原本是先进的、繁荣的,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却给它们带来了落后的境况,带来了被剥削、被奴役、被控制的局面,这就是“发达”对“不发达”的控制与制约的格局,这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凸现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无法更改的本质。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表现为各个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全球维度”上的相互依赖规模达到了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正日益缩小,它们正在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低廉的成本跨越空间距离,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从事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也可以从纯技术的角度加以复制,因而对于经济价值的创造来说,生产能力的大小也就越来越不显得那么重要了。正因为如此,经济全球化就“不再是以生产、而是以应用为取向对科学知识的综合掌握对于经济价值创造具有中心意义,在这一层面上为了本国民经济利益而进行政治干预的能力也随之失去,因为现代知识在原则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建构起来的,摄取知识的障碍最多不过是语言界限”。[2](P112)但是,布洛克的这一描述仍然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不过,他在对经济全球化所作的这种不同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现象性描述中,说明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主权受到挑战的事实。只要我们发问:经济全球化时期,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主权受到挑战?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为什么会受到威胁、主权为什么会受到挑战?现象性描述就无法解决问题了,需要从本质上去剖析。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达”与“不发达”的对峙、“发达”对“不发达”的剥削、控制格局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并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运动,在这场经济运动中,是那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利益受到威胁、主权受到挑战,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时期亦已产生的“二元一体”的本质特点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这不仅说明了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深化,而且也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民族利益为什么受到威胁、主权为什么受到挑战的根源。

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二元一体”的发展深化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时期产生的“二元一体”的本质特点,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的推动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达”与“不发达”的对立、“发达”对“不发达”的剥削和控制,不只表现为经济的运动,而且更表现为经济关系、经济矛盾的深化,从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也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不仅是一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并主导的经济运动,而且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和延伸。

从世界历史来看,生产力的日益发展把各个国家推向了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和交往之中,而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越是紧密,原本在狭隘地域内单独运动的经济关系也就越是被纳入世界范围的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整体之中。从18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在推动生产的社会化、经济的国际化日益向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深化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18世纪中期发生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工业生产由手工业转变为大机器工业,生产力成百倍地提高,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自己,增加自己的资本,生产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不断扩大,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努力开拓着世界市场,生产趋于社会化。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P276)资本主义世界的开创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使资本积累处于不停顿的运动之中,使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不断的扩展之中,使地球上的其余部分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被囊括进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在资产阶级为自己开创的这个世界中,“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1](P276-277),从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二元一体”趋于具体化。

19世纪下半期发生的以电、电机和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资科技革命,使那些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先进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迅猛发展,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生长成为金融资本,资本日益向世界范围扩张,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力图兼并”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日益国际化,商品输出继续扩大,资本输出大量出现,并以借贷资本输出为主,多数殖民地附属国成为少数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资本主义在这一发展中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3](P684)垄断资本的剥削采取了与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为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在经济上,这种对外扩张主要表现为国际垄断同盟作为在国内垄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超越国界的一种“超级垄断”,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形式,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中强制地划分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使加入这一同盟的各国垄断资本保持彼此独立的垄断地位,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殖民地国家实行经济上的控制。在政治上,这种对外扩张主要表现为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的垄断,表现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和重新瓜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重新瓜分世界领土的趋向。经济上的对外扩张是导致政治上对外扩张的重要基础,政治上的对外扩张则成为巩固和发展经济上对外扩张的重要条件。“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3](P639)垄断资本在经济上和领土上的对外扩张,“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3](P648)可见,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在促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的同时,也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格局发展为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发达国家与多数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空间得到扩张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得到了较高层次的扩张。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随着时间的推进,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科技革命,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格局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日益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互联网络的出现,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国际分工由垂直分工为主发展为水平分工为主,世界市场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劳务、信息、金融、货币、技术等世界市场得到发展,产业资本的国际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发展中国家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政治力量,积极投身于世界经济活动之中。然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极大提高,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私人垄断已不能适应其发展的要求,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以后,在经济上却始终未能摆脱历史上形成的国际分工的影响,未能改变在经济上作为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的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以“新殖民主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着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它们以经济“援助”、“赠与”、“贷款”的名义输出国家资本,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各种特权,最终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引向有利于发达国家发展的轨道;它们通过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它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国际垄断组织,把原来属于自己统治的殖民地附属国继续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们通过进出口价格的“剪刀差”和在国际贸易中形成的不平等交换,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大量流向发达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呈现出外向性的特点。如此种种,充分说明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发达国家与多数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发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外围”)的对立。这实际上意味着发达国家用“新殖民主义”方式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大,形式更隐蔽,并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更发展,世界范围的“富国”与“穷国”的分化更剧烈。

由此可见,三次科技革命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变化,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在这一历史过程的背后,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二元一体”本质特点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和深化进一步表明了经济全球化本质的内涵所在。

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影响

应该承认,经济全球化使当代资本主义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如信息技术的创新所带来的信息传递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快捷,以及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作用的增加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贸易自由化的范围、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扩大和推进;生产网络化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投资外向化的现象正日益凸现。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实绩、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等,都离不开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但是,由发达国家引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势必首先有利于发达国家,它在平等竞争的旗号下掩盖着经济霸权主义的实质,在全球实施着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并扩展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弊端和局限,它不仅把市场经济的矛盾,把市场经济关于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消极功能扩展到世界范围,造成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世界性,而且也把资本的动机和目的扩展到世界范围,从而商品和货币关系的无限扩大化和深化就成为一种支配人的社会力量,它不仅把一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扩展到世界范围,推行经济霸权主义、技术霸权主义和金融霸权主义,而且也把资本主义国家中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的并存扩展到世界范围,从而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经济霸权的现实威胁,损害其国家主权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更把一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扩展到世界范围,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扩大着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使一些国家和一部分人走向贫困化。

同样,我们也承认,经济全球化进程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会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机遇,即在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中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在促进研究开发、开展技术竞争的过程中促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积极争夺这一制高点,在协调各国之间经贸政策的过程中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国际冲突频率降低、国际协调机会增加这一发展经济的重要契机。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矛盾、弊端、局限的扩展,深刻表明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不只在于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一场经济运动,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扩展。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多是严峻挑战。

首先,它加速了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推行。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尽管有一些规则可能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但这是微不足道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遵守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时,必然要牺牲某些利益,付出一定的代价,接受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条件。例如,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迫使发展中国家在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的基础上,使自身的产业结构走向了单一化、低度化和从属化,使自身的国内市场受到了发达国家的挤占。“中心”与“外围”的国际经济互存关系,使发达国家对国际事务有较大的发言权,而发展中国家则无足轻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各种国际性机构,从发展中国家获取高额利润,可以利用援助、投资、转嫁危机的方式,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达国家利用在世界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迫使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方面与它们保持依附关系;利用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对世界市场和产品价格的垄断地位,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迫使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方面与它们保持依附关系。

新殖民主义政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推行,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这是资本关系内在逻辑的后果。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说明了这一后果。他指出:“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西欧开始时,中国、印度、欧洲和其他一些中东国家拥有世界80%的人口,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最大差距不过是1:2。200年后,这种差距变成了1:60。”应该看到的是,“在19世纪,中国和欧洲一样发达,在某些方面,还发达于欧洲;印度的纺织业的生产效率还要高于英国。这样看来,这些变化就是资本全球化所造成的。”阿明认为,“如果我们让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任意发展或者忍受着这种逻辑,那么,甚至中国和西方强国之间的差距都会越来越大。”[4]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可能平等地分享到它所带来的好处,贫富差距有着日益扩大的趋势。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两极分化的过程,原先的殖民地国家虽然已是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经济上的不发达,使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只能是受剥削和受控制的“外围”国家,原先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其殖民体系已瓦解,但是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霸权,则使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有剥削、控制“外围”国家的优势。对于这两类不同的国家来说,发达国家会利用经济全球化为己谋利,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迫接受其后果。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却改变不了“中心”与“外围”两极分化的事实。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不能将经济全球化拒之门外,但也不能对经济全球化存有任何幻想,更不能认为乘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就意味着走向了繁荣富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出路。

其次,它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经济全球化倡导金融自由化,放松外汇管制,为国际流动资金创造了免受国家金融当局管制和约束的活动场所。随着国际金融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国际金融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赌博性极强的投机活动,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大多是博弈性交易,与实际商品的生产和贸易相脱节,使规模庞大的金融活动失去了相应的物质生产与产品的支撑,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投机套利活动,甚而导致金融风险。国际金融市场上经济的虚拟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是以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开放的金融市场为代价的。经济的自由化、金融的自由化,给发达国家的大投机财团提供了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条件。加上发展中国家原本就缺乏资本,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但经济实力依然很弱,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易于受到国际金融活动的冲击;金融体系不完善,立法不健全,政府的金融调控机制不健全,管制放松,易于被国际大投机财团所利用。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的自由化,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规模投机套利活动,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行为,注意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三,它加剧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经济全球化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会投射到政治、文化等领域,外化出浓厚的政治和战略色彩,衍生出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取向。事实表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市场扩展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来自于资本扩张和霸权主义的需求。西方国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建立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国际性机构,并依靠这些国际性机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章、条约、协定、公约等契约。西方国家以经济全球化为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建立政治上的全球权威,实行对世界的政治统治。它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施行文化殖民政策;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代替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削弱其民族意志,破坏其民族存在的基础;运用高科技传媒如影视文学、互联网络等,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军队非党化、领土分治化、生活西方化。

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初期,就已经饱受了西方国家的“西化”之苦,政治上引进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经济上引进了西方的发展模式,文化上引进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其结果带来的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是在经济增长指数上升的同时社会进步指数下降的事实。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深刻地体验到由政治冲突和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困惑。例如,政治上的民主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要求,在发展中国家却成为社会动乱的缘由,政府工作效率的低下、政府官员腐败的滋生都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有一定的关联。怎样能够在既推进政治上的民主化的同时,又能够不断地强化政府的权威性作用,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既不受西方政治渗透的影响又能够推进自身民主政治进程的一大难题。又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面临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与此相适应,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传统文化衰落、外来文化涌入、新旧文化交替的过程之中,加之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必然带来价值观的困惑。面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发展中国家的反映则是激动和痛苦交加,留恋和恐惧并行。怎样能够在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又能够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弘扬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又一大难题。发展中国家要解决这两大难题,必须摈弃“西方中心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态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也要求西方国家丢弃“中心”意识和优势心理,理性地看待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又不可避免地使它具有强烈的西方化趋向,这和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不忘将其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扩展到整个世界,渗透到各个角落是有关的。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挑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既不是全球具有某种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价值标准、共同的社会心理,更不是全球以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文明为主导。“西方中心论”不可能带来经济全球化中各民族、国家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只会造成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压迫和控制的加深,造成对民族国家主权限制的加深。

[收稿日期]200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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