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历史与历史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后完成，不是作者写作活动的结束，而是读者接受活动的起点。而且这种接受活动还不止于一人一代，而是包括所有参与作品接受的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是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莎士比亚”。是这些读者的接受活动，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参与了作品的再创造，使作品在这种再创造活动中，得以由作者所提供的“文本”，真正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史，毫无疑问，文学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文本”创造的历史，同时也是经由文学接受活动的再创造，使这种未完成的“文本”，一次又一次地被“具体化”为“作品”的历史。中外文学历史上，那些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创造和认定，也是经由文学接受活动的这种理解和阐释的再创造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外文学经典的重释，原本就是文学创造和文学接受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除了这一条理由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释，作为一个文学研究问题的提出，还有它自身的一些特殊理由。众所周知，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为前提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对新文学的阐释和评价，也要寻找新的价值标准。这种新的价值标准，在新文学发生之初，无疑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所标示的价值取向，尤其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潮的人道主义和科学、民主等启蒙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各种具体的社会人生价值观念，更是这期间的文学接受活动的主要价值取向。这种以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为主导价值的文学接受活动，在对早期新文学的阐释和评价中，奠定了以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歌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同时也赋予了这些文学经典以特定的思想文化特质和文学艺术特质，并以此构成了此后不同时期的文学接受对五四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评价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文化转轨中，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新的价值标准，虽然并未公开遭遇再一次的“重新估定”，但却由于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动，很快便代之以从五四的激进主义思潮中生发出来、同时又受到苏联直接影响的一股更新的社会文化思潮所标示的价值标准。社会革命、阶级斗争于是取代了人道主义和科学、民主，成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尺度。以茅盾的《子夜》等作品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经典，也便由此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由于左翼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与五四同出一源，又由于左翼自身的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的调整，以及作家的文学创作实绩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这期间的文学接受并未完全放弃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价值标准，而是以接纳“同路人”的策略和对艺术本身的看重，使某些非左翼作家的创作获得了一个充分自由的文学接受空间，诸如巴金、老舍、曹禺这些新进作家的创作，于是这期间也便在一个主要是以一批非左翼的批评家为主体的文学接受群体（尤其是京派批评家）的阐释和评价中，开始步入现代文学经典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文学，实际上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经典，这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经典，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分野，同时也为此后不同时期对这些文学经典的重释，隐伏了一种历史的机缘。
与此前各个时期不同，上个世纪40年代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接受活动，一开始便具有一种自觉的经典化意识。这是一个较之30年代更具本质意义的文化转型时期，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确立的新的文化形态（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但要决定抗战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选择，同时也要影响中国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因此，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和“延座讲话”为指针的文学创作，就不仅止于达成某种现实的功利目的，同时还要实现一种崭新的文学理想，即创造出一种超越前此时期乃至也超越五四的、前所未有的、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型的文学形态。从事这种文学创造本身，无疑已先在地具有一种经典意味，故而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作品，无须与前此时期已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比较思想和艺术水准的高下，在这期间文学接受的阐释和评价中，一开始便被提到了一种经典的地位，成为这种新型的文学形态一种划时代的标志。此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实践这种新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为标准，阐释和评价其意义和价值的；也是以此为标准，衡定其经典化的可能和程度的。自赵树理的小说以后，从《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民歌体的叙事诗，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莫不如此。这一经典化的过程，无疑既包含有对五四新文化的主导价值的继承，如科学和民主，也包含有对五四新文化的主导价值的某些超越，如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尤其是在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中包含的一种“中国化”的核心理念，在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暗含了中国和西方、革命和启蒙两种文化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的极端发展，同时也造就了新的文学重释的历史机缘。这种新的文学重释活动，由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极端政治化的影响，扩大和加深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文学接受中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取向的分野，使之由一种共时性的并行不悖的存在，发展成为一种历时性的互相取代的关系。此后某些时期对上述文学经典的重释，尤其是上个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除鲁迅以外的五四以来的文学经典的全盘否定，和“文革”后对这些文学经典的恢复评价，包括此后在“重写文学史”的名义下乃至以其他的名义对这些文学经典的重释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文化递嬗和相互否定的历时状态。
上个世纪50年代一批“红色经典”的出现，基本上重复了40年代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经典的产出模式，是这一产出模式在新中国文学中的自然延伸和继续发展。一方面，这些“红色经典”以其自觉地接受和实践在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已经确立了的文学方向，而与上述40年代的一批文学经典一起，成为新中国文学中“率先垂范”的一族。谚云：始作俑者为俊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批“红色经典”，正是以其在文学史上的这种“开风气”的作用而跻身经典行列的。另一方面，对这些“红色经典”的阐释和评价，从一开始，奉行的同样是在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已经确立了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和逐渐规范的文学原则，而这一文学原则，正是创造这些“红色经典”所自觉遵循的文学方向和艺术准则。从遵循某种既定的文学方向、实践某种既定的文学原则出发，从事文学创造活动，又以是否遵循这样的文学方向、实践这样的文学原则及其自觉性和深广度为标准，阐释和评价其创造活动的结果，在这种封闭的“阐释的循环”中，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红色经典”，于是也就成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史无前例”又不可重复的一种“经典”的文学景观。这样的“红色经典”，虽然它赖以产生和据以立足的历史根基和生活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坚不可摧的，但作为一种文学创造活动的产物，在它的不断被“经典化”过程中，人们为它所构筑的那个“阐释的循环”系统，却是十分脆弱的，一旦作为它的阐释的依据的文学方向和文学原则发生了变化，或受到质疑，这个封闭的循环系统，就会出现许多无法弥补的裂缝，甚至全面崩溃。以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为代表的经典重释活动，率先向丁玲、赵树理、柳青这样的“红色经典”作家及其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发难，就是从打破这个封闭的“阐释的循环”系统，引入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入手的。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其实也就是被这个“阐释的循环”系统所遵奉的主流的革命话语长期闭锁在外或覆盖其下的已经被边缘化了的启蒙话语。后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再度复兴，以回归五四的姿态，完成了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创造和阐释活动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的历史行程。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活动仍在继续，但已经逐渐沉入到学理的层面，未见有如前此时期那样剧烈的价值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西方某些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学研究视角的引入，尤其是将现代性问题应用于文学研究，也逐渐消解了这种价值冲突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这种学理层面的经典重释更少一些政治色彩，同时也远离了因此而导致的那种“翻烧饼”式的简单模式，更具有一种理性的深度和普遍性的意义。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电子传媒的发达，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释，也开始由传统的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的方式，转向电子传媒的图像化方式。这种方式的经典重释虽然更多地是通过一种艺术转换或曰再创造的方式完成的，但其中所隐含的价值冲突却丝毫也不曾稍有或减，相反，却因为某种后现代观念的介入，而用种种软化、杂糅、戏谑、狂欢的方式，消解了这些文学经典所固有的理性和规范，结果便使得这种对经典的重释过程，成为对经典的一种颠覆和重构。现代文学经典也因此而面临着一种不是来自阐释的历史过程，而是来自于从“现代”自身衍生出来的一种名曰“后现代”文化的严峻挑战。
综上所述，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其中既包含有因历史的变动而引起的阐释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也包含有这种阐释和重释活动的历史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含的一种阐释的契机或可能性。任何违背这种历史原则的现代文学经典阐释和重释活动，都有可能把这种阐释和重释活动，导向阐释者个体的现代生活经验的表达，从而引发一种阐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倾向。或者，为着印证某种最新的社会文化理念，尤其是从西方引进的最新的社会文化理念，把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活动，变成对这种最新的社会文化理念的一种实证过程、一种非文学化的抽象的文化传导活动。以对上述“红色经典”的阐释和重释为例，对它的原初的文学阐释和文化阐释，无疑是依托于主流的革命话语，因而它的思想和艺术都受到了高度的肯定。但当它被重新阐释的时候，遭遇的却是一种新的启蒙文化（包括文学）语境，因而这些被肯定的思想和艺术，又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甚至批评和否定。而对它的最新阐释，却是在一个因全球现代化的趋势而引发的现代文化语境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又被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必经过程和现代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红色经典”的思想和艺术，于是又在一个新的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革命话语，受到了新的肯定。凡此种种，这个阐释和重释的过程本身，自然也是上述阐释的历史原则的一种体现，在这个过程中，“红色经典”无疑也因为这种阐释的历史而获得了日益丰富的意义和内涵，但与此同时，在“红色经典”的这种阐释的历史中，是否又缺少了经典之为经典的超越历史的永恒性的一环呢？这个永恒性的一环，我以为不是别的，正是文学之为人学所追求的普遍的人性因素。因为历史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总是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人的活动在历史中所凝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也是要发生变化的，唯有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属人的本性，才是普遍的和永恒的。中外文学经典也许都曾历史地具体地描写过人性，但这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也必定有其超越历史的具体的人性描写，达于普遍的、永恒的一面。这似乎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但证之于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释活动，则作为重释对象的经典的认定，往往只有历史的尺度，而少有或缺少人性的尺度。对主要是以这种历史的尺度认定的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释，又在不断地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尺度，强化其历史的具体的属性，结果是，今天被我们称之为现代文学经典的作品，真正像《阿Q正传》那样，能够超越具体的历史时代（或年代），而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者，似乎数量甚微，大多数现代文学经典只能活在它们的时代，也只能属于它们所存活的时代。
这也许是经典的一种宿命。因为经典的认定，总是处在一种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对经典的重释，也很难超越这个具体的历史语境，因而经典在文学史中的常态，就只能是历史的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也不例外。所幸对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活动，又不是一次完成的，对经典的认定，也不是一次性的钦命册封，而是由一代又一代众多的文学接受者的阐释和重释活动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历史的具体的东西，将不断被悬置、转换或淘汰，相反，那些普遍的永恒的东西，将逐渐被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使文学经典化的阐释和重释活动，也许永远只是一个过程，它的终点和目标，将是一个永远向前延伸着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