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满意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不可究诘：反满意识里的多义和岐义
历史文化里的族类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的民族主义汇通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节节内卷的社会矛盾得以附着聚合，在知识人的论说里激烈地归向排满一途。然而邹容说：“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刘师培说：“今之所谓革命党，不外学生与会党二端”；汤增壁说：“民族思潮，灌输中等以上，行商坐贾、老圃佣工、贩夫走卒之属，农氓，役隶之流，及于役戎幕、浮浪江湖、山泽联群、乡曲结社、市肆贾勇以为活者，凡诸品类，固有几人能识黍离之痛哉。”（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469、952页；第3卷；第87页。）面对一个多数人所闻见的世界，知识人的论说始终是一种不能进入深处的物事。邹容、刘师培、汤增壁的指述都自列于少数而自居于先觉，但“凡诸品类”所代表的应是一个大众社会，则“凡诸品类”之不识“黍离之痛”显然不是“凡诸品类”之全无心肝，而是大众社会对于他们那个世界里满汉关系的别有感觉和感知。因此，在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合不拢来里，比后觉与先觉的扦格更深一层的，其实是形而下对形而上的扦格；是社会对思想的扦格。用历史文化里的族类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的民族主义论说排满，本来对应于一个由思想激发，并由思想支撑的过程。当思想过程自成其思想过程的时候，古人的思想和西人的思想都不难自圆其说。然而族类之辨和民族主义同知识人的愤怒和血性相串结，从思想过程里推演出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总括社会过程，把20世纪初年中国人的内绌外困一并归结到满汉之争。《民报之六大主义》说：“满洲去，则中国强”。同一个意思在《复报》的《“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文驳议》里表述为：“譬如解网，纲举则目靡不张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80、552页。）排满的知识人深信这一套道理，并以此成其屡仆屡起和百折不挠；但20世纪的内绌外困积成于19世纪的百年衰世和古今中西的相克相激，而后“政府棼瞀于上，列强束胁于外，国民怨讟于下，如半空之木，复被霜雪，如久病之夫，益中以沴疠，举国相视，咸儳然若不可终日”。（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055页。）其间的地动山摇都不是满汉关系所能归纳得了的。从思想过程里推演出来的东西罩不住社会过程中的世事起伏和因果始末，因此，用反满意识总括当日中国的社会矛盾，便不能不牵事实以就论说。合群于族类之辨和民族主义的人们虽共奉一个宗旨，而笔下的文字则各以才识情性和心思阅历为规范。于是，当这些论说此起彼伏于思想潮流之中的时候，被牵来牵去的事实常常会首尾不能相顾。当日排满的文章多，然而由文章带来的抵牾也多。
章太炎作《讨满洲檄》，“数虏之罪”凡十三。其中一节专说等类不平：
世奴之制，普天所无，虏既以厮役待其臣下，汉人有罪，亦发八旗为奴，仆区之法，有逃必戮，诸有隐匿，断斩无赦，背逆人道，苛暴齐民。
“以厮役待其臣下”到“苛暴齐民”，都是举人间之大不平说“满洲”的暗无天日。但在收入《訄书》的《平等难》一章里，他由“天地之道，无平不陂”起讲而文义不涉满汉之辨，则引为论据并言之侃侃的却是清末中国的众生平等：
今自包衣而外，民无僮仆。昔之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者，今亦及身而息。自冕黼旄钺以逮蓝缕敝衣者，苟同处里閈，一切无所高下。然则以种族言，吾九皇六十四民之裔，其平等也已夙矣。复从而平之，则惟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耳。（注：《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92页；第3册，第37页。）
章太炎的笔下少见盛赞，而这一段文字庶几近之。《皇朝通志》里与此相关的记述是“雍正元年，时山西省有曰乐籍，浙江绍兴府有曰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曰伴当，宁国府有曰世仆，苏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曰丐户，广东省有曰蜑户者，该地方视为卑贱之流，不得与齐民同列甲户。上甚闵之，俱令削除其籍，与编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谓棚民，广东有所谓寮民，亦照保甲之法，按户编查”。（注：转引自俞正燮：《癸巳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第425页。）嘉道之际，俞正燮曾对这些在各色名目下被剔出了齐民的人口用心做过通考，而后举“乐户”作总论说：“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帝、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注：《癸巳类稿》，(2)，第435页。）则章太炎不会不知道“昔之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今亦及身而息”正是在满人的君权下做到的。因此，以学人作鼓吹，他一面能引清代的历史来论说清代之等类不平；一面又能引清代的历史来论说清代之众生平等，然而用《平等难》里的意思校对《讨满洲檄》里的意思，其前后的议论便不能不相悖相歧。与“乐籍”、“惰民”、“伴当”、“世仆”、“丐户”、“蜑户”相比，“世奴（包衣）之制”其实是旗人的家事。包衣虽在“厮役”之列，却远不是八旗中的“卑贱之流”。康熙朝李士桢籍隶正白旗包衣，而一生“历陟显仕，宦迹不可枚举，洊晋使相，开府豫章，旋抚南越，治行卓卓”。（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1页。）近一点的，还有同治朝的大学士官文和光绪朝的兵部尚书立山，其官品虽高，而究其来路，也都是从内务府里走出来的包衣。这些人都可以由“厮役”之身而致通显，以此为实例，则排满而持“世奴之制”为讨伐之辞，其间牵事实以就论说显然已绕得太远。
章太炎的矛盾，是同一个人的前后牴牾，而更多的矛盾则出自志士之间的牴牾。孙中山说：
夫汉人失国，二百六十年于兹矣，图恢复之举不止一次，最彰彰在人耳目者莫如洪秀全之事。洪以一介书生，贫无立锥，毫无势位，然一以除虏朝复汉国提倡汉人，则登高一呼万谷皆应，云集雾涌，裹粮竞从。一年之内，连举数省，破武昌取金陵，雄据十年，后以英人助满洲为之供给军器，为之教领士卒，遂为所败。不然则当时虏之为虏未可知也。（注：《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22页。）
这段话显然地表达了一种追慕和敬意。但同一年杨笃生在《新湖南》里说洪扬旧事，则笔下剥开的都是血污，全然不肯为太平天国留一点体面：
洪扬之举事，虽能震荡天下，实龌龊无远略，其用兵殆同儿戏，而其虏掠焚杀之惨，几几不减于前明闯、献之所为者。自粤来围湖南时，吾乡实受其茶毒，至今父老言之心悸。其掠人也，常喜刳腹屠肠，刽其肝而食之，一父老言见一酋为此，在傍赐得一脔焉，投小儿高数仞，而承之以枪，或自腹出于背，或贯其颅而出；尤恶书籍，用以入厕拭秽。吾里中某处为刳腹所，某处为竽首所，言之历历。（注：《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第36-37页。）
太平天国是19世纪的一段与内战连在一起的历史，在20世纪初年盛涨的反满意识里又成了一种观念的象征。由具体的历史变为观念的象征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滤掉了细节，也滤掉了乱世中万千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是以排满的孙中山能够以观念连接观念，无窒无碍地向“除虏朝”的洪秀全认前辈。然而经历过血战的两湖不比远离内战的广东，50年前的地方历史同兵燹和血光连在一起，由此留下的伤痛是一种不容易被过滤掉的东西。因此，在广东人孙中山看到“登高一呼万谷皆应”的地方，湖南人杨笃生看到的是“虏掠焚杀之惨”。杨笃生与孙中山一样以排满为抱负，但在他的心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始终是具体的历史，这个过程里的生民涂炭不是用观念中的“除虏朝”能够熨平的。他没有完成太平天国的抽象化，所以他无法亲近洪秀全。与之相类似，另一个排满的湖南人宋教仁曾说过：“吾则沅、湘间产也，犹念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亡足论，观其识度，无忝于英雄，其民又乐为之致死。”（注：《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00页。）他所指涉的也是这一段历史。虽说“其是非亡足论”，但与孙中山比，他的敬意和追慕显然都是给了敉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和左宗棠。因排满而汇为一群的知识人本来各有前世今生，以此融入鼓吹和灌输，则南腔北调之间便常常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所以当他们牵事实以就论说之际一旦脱缰而走，遂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张继说：“汝满洲人之窃夺中原也，北自幽燕，南至滇粤，屠创焚掠，较胡元尤甚。扬州十日，嘉定万家，此他州县之比例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87页。）他不是一个以史学为长技的人，但像他这样用扬州和嘉定的故事拢括当日中国，把明清之际那一段天崩地坼的历史统束为汉人之痛史的道理，却是20世纪初年排满言论中最能代表多数并被说了又说的东西。所以《东方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总言之曰：“夫彼党所借口者，亦惟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其持论之根据焉尔”。（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28页。）然而当别人都在说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时候，雷铁崖办的《鹃声》为四川人通论二百六十多年之前的四川历史，言次所痛恶的，却还是屠蜀的张献忠：
试问张献忠剿四川，那一段惨历史，至今虽然到了二百数十年，我们四川妇人孺子，那个不知，那个不晓，一想起那惨无人理的张献忠，杀人不转眼的时候，诸君诸君，你说可怕不可怕？诸君试想，现在的四川人，岂还是从来土著的四川人吗？四川从来土著的人，岂非是被张献忠杀完了吗？（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66页。）
《鹃声》张排满革命，并因之而为疆吏所厉禁。但说到明清之交的山河岁月，则川人之痛异乎江南人之痛，牵事实以就论说之际，扬州和嘉定的历史都太过文不对题。当日满人杀汉人，张献忠也杀汉人；而与满人的刀头比，张献忠的刀头在四川留痕委实更有深度。因此川人说史，记得更分明的一定会是张献忠。然则由排满的知识人重提二百六十多年之前张献忠的“惨无人理”，对于正在热说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人们而言，却是一种直接的矛盾。由于前一面以血色相陪衬，后一面的“屠创焚掠”之酷遂不能不减杀其满汉之辨的种族意义，剩下来的正是两者所共有的人性中的恶。而“虏下江南，遂悉残破”（注：《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91页。）的历史故事一旦减杀了种族意义，也便失去了可以引申的地方，在旁观的评点中都成了“此固吾国易姓时之普通现象，彼汉高、明太开韧之初，何尝不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也乎！”（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28页。）论说容易持一面之理，而历史本以多面为真相。因此，一面之理援历史以为助，结果常常是论说之间的相互捉襟见肘。沿一面之理走得更远的，则是从心头翻上来的推想和独断，它们更少一贯性，所以更多彼此的扦格。《复报》第11期曾以“政治革命之非”为题目力攻君主立宪，大言曰：“吾今正告若，载虏拥贼者若党耳，若党与汉族，渺苍海之一粟耳，而排满革命者全部汉族”。这是一种以数量作比较而产生的极度自信。但在相近的时间里，刘道一发“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于《汉帜》，说的是“预备立宪之满诏下，此我汉家子孙举吊旗服丧之日也。乃庆祝立宪会，倡之于学界，应之于政界、商界，创办于京师、上海，遍及于各省各郡各埠，龙旗耀日，演说如雷”。他称之为“举国若狂，不可思议”，并由愤懑激出一腔“杀汉奸必杀立宪党”之心。（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22、858页。）其杀心正是以没有自信的态度回应了立宪一面在当时的人声鼎沸和气象盛大。同《复报》眼里的“苍海之一粟”比，两者之间的程度显然相去太远。与此相类而题目更大一点的，还有自贬汉种“奴隶之根性”和自褒汉种“能力之伟大”的相悖；进化论和伦理学的相悖；蔑视古学和发扬国粹的相悖；代议制度之然和否的相悖；南人和北人的相悖，等等。这些围绕同一个题目而孽生出来的异议存在于共有一个主义的群类之中，说明了以思想为源头的反满意识常苦于太过空泛。主义太过空泛，阐发便可以人自为说，鼓吹和灌输遂成一派繁弦急管之势。然而沿众声喧哗深入内里，则不难看出反满意识所维系的群类统一，其实是一层缺乏固性和没有厚度的东西。
由排满发为论说，重心在于攻击。因此，义理、词章、考据都不足以为这种别成一类的文体立规范，攻击能够支配论说，攻击便已自成规范。于是人自为说不仅常常相扦格，而且容易信笔游走而漫无制束，其间的指述遂不能用考信之法细读深究。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李肖聃后来作《星庐笔记》，说章太炎曰：
章乃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见于著述，至再至三。深文犷悍，无复人理。所为《检论》，谓公（曾国藩）死三十年，其孙广钧语人曰：“吾祖民贼”。及为广钧所呵，又复易为家人，羌无主名，此不直辱其先祖，亦且诋其子孙矣。（注：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4页。）
“以洪、杨为神圣”和“谓曾、左为大盗”，是用种族之辨判人物之是非的结果。因此詈“曾、左”即所以詈“满洲”，“深文犷悍”犹是题中本有之义。然而由“深文犷悍”而凭空撰结，把曾广钧拖入笔下以供其无中生有，则显然已经越出了常理和常度。章太炎学识植于古文经学，以考辨和实证为家法，不会不知道言而有据的道理。而一旦纵笔论时务，却往往好作任情咳唾，不肯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戊戌正月，他曾上书李鸿章，建言“与日本合从”：
威海固日本戌邑也，使德据胶湾，俄据旅顺，则威海之在其间，亦腐肉朽骨而已。与其使德俄得之，何如使日本得之；与其使日本攘而取之，何如我迎而与之。夫与之腐肉朽骨而足以市恩于彼，何苦而不为。（注：《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62页。）
彼时他还刚刚从诂经精舍的读书生涯里走出来，于中外情事皆非深知，而指论国事之际，已敢于率意比划，操刀一割。等到反满意识自成潮流之后，志士文章讨伐“满洲”，无不以土地利权做大题目发为痛诋：“若胶、威、旅、大，皆吾立国之重门键锁，若铁路权、矿山权、理财权、练兵权、教育权等，皆立国之精神元髓，为吾四百兆同胞所披霜带月风尘憔悴以生殖者；而彼则尽数敲剥，以献诸外人焉”。（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91页。）排满的论说虽多纷呈歧义，在这一点上却绝无牴牾。若以文字本义相比类，“献诸外人”的意思与“迎而与之”的意思应当相去不远。然则通观于此一时与彼一时之间，显见的正是章太炎以学人作策论之恣肆和随便。由于恣肆和随便，策论变为鼓吹之日便易走入臆断和臆想一路。戊戌后三年，他在《正仇满论》里评说光绪曰：
彼自乙未之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外而已。何也？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5页。）已亥立储，而后有“废置”之说。但已亥在戊戌后一年，其间的事实一经被移到戊戌之前的乙未，则史事颠倒，因果也颠倒。用这种颠倒史事和因果的办法推论光绪的心迹，意在掘出“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的大义，因此，“交通外人以得其欢心”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的一连串探赜索隐，其真实程度已是次一等的事了。在这种以一已之悬想作推论的过程里，真实性被当成了一种可以让路的东西。由此层积而伸张，便很容易产生使李肖聃深致不平的那种假故事。李肖聃以不实责备章太炎，但时当排满发为论说而论说成为鼓吹之际，这种言之凿凿而不可考辨的风格远不止乎一人一时。与有史以来中国人的文章流派相对比，鼓吹和灌输显然是一种不由师法而前无古人的文字产品。它们之所以别成一格，大半应归于不尚精确而以渲染为功。与之相匹配的正是反满的知识人整体上的躁急而没有静气。因此，由渲染过度而致情节离奇，在鼓吹和灌输里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现象。孙中山作《支那保全分割论》，也说过一个经不起深诘的故事：
往年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而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夫支那人爱国之心，忠义之气，固别有所在也，此父老之事即然矣，此岂外人之所能窥者哉！（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2页。）
孙中山意在用“海陬父老”的话语形象阐说满汉之争的深结于人心。但被称作“日清之战”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一种太过具体的背景，有此反衬，则被盛赞的“海陬父老”所显出来的便不是一种实相，而是一种暝濛。甲午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孙中山自广东起程至上海，又由上海到天津，由“游京津”到下武汉，而后在秋日里从上海远去檀香岛。（注：《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上册，第73-74页。）除去广东，其行迹之间只有上海与天津地在沿海，与文中的“海陬”之义稍近。然而推算时间，“旅顺已失，奉天不保”事在甲午十月的下旬，节令已过立冬而近小雪，他应当早就不在“海陬”了。这种时间与地点的断脱，使得“亲见有海陬父老”成为一种不可指实的叙述。由此深入一层，则不会不触到甲午一战给中国人带来的深痛入骨，以及当日中国人在深痛入骨里的号哭和愤激：“迴视龙旗无孑遗，海波索索悲风悲”，（注：《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58年，第3页。）这是万千人心中的国之大丧。因此，在甲午年间不作中日之辨而作满汉之辨，并在日人的横暴和血腥面前“欢呼雀跃”的人，无论横看和竖看，都是不能识其来路的人。由此牵出的“爱国之心”和“忠义之气”便因其太过异常而成了另一重不可指实的叙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一类不可指实的叙述虽然经不起深诘，却在排满发为论说的过程中支撑了先设的结论。所以，它们很容易被放手攻击的知识人召入文字里。《苏报》一枝独秀于东南之日，曾“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并由张继作《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以为烘托，着力要染出“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的四海怨怒。然而事过境迁之后，局中人章士钊后来说的是：
（其时）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注：《章士钊全集》第8册，第206页；《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85页。）
其末了的论断总括了彼时士风中的一种普遍性。因此，事涉满汉，便无忌禁。古来的士大夫留下过许多界限，而在知识人的手中都成了可以打碎的东西。阿英论晚清小说史，曾举黄小配的主要著作“《大马扁》和《太平天国演义》两种”评述说：
前者写在康有为到日本活动的时候，后者是在广州光复党人起义失败之后写的，书中竭力宣扬民族思想，并有章太炎的序文；与史实尽多不符，在当时却是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注：《小说闲谈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6页。）
“与史实尽多不符”正是不可指实的叙述扩展到历史范围中去的结果。在20世纪初年的反满印刷物里，小说是当作论说来写的，两者之间并无太多立意上的区别。不符史实而可以成为“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自非中国士人的本来传统所能想见。然而历史中的变迁常常是正面连着负面，知识人的近代化是由政治化开始的，因此，从士大夫到知识人的嬗蜕，近代政治的正面和负面都会成为一种改造群类品格的力量。与此相对应而造成了一世文风之转移的，是19世纪的经世文编演为20世纪的“政治宣传”。两者虽同出于用世济时之心，但后者更自觉地依傍于一种既定的思想。在那里，既定的思想代表了最终的真实，所以思想便成了可以安排情节的东西，而政治文字中的叙人与叙事则常常因此而经不起认真的钩稽和对证。
19世纪中叶以来的60多年里，中西交冲催发出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演化为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的源头在彼邦和彼族，所以民族主义的锋芒所指也在彼邦和彼族。60多年之间，虽然社会在变迁中前后嬗递，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主张各不相同，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作一种共有的精神，则始终是连续于前后之间，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接起来的东西。但在排满汇成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里，民族主义的名目和锋芒都是指向满人的。于是，一面是中国由“变局”而入“危局”，一面是涨起的满汉矛盾正在淹掉久成中国人心头之愤的“外衅危迫，分割洊至”。由此产生的论题和论旨，便成了近代思想历史脉路中凸起异峰。当日东京留学生以“拒俄”，起风波，张继在上海作时论评“拒俄”而笔下别立是非，说的全是另一套道理：
吾愿人自今之后，莫言排外矣。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满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为满族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87-688页。）
他把满洲人和外国人一同归入“异族”，则东西洋的侵逼与“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历史相比而成了轻重不能相称之物。因此排满比排外更要紧。另一个志士在《民报》上说：“夫排外之特质，立国于天地之所极不可缺者也。特今日而言排外，当先用之于满洲”（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43页。），其持论出于同一套道理。被这一套道理移到后面去的民族矛盾，其实是近代中国最激烈，并因此而最突出的一种矛盾。与知识人翻出来的满汉旧事比，19世纪中叶之后的60多年里，累次民族战争留下的都是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生当20世纪初年，这些场面犹在泪血未干之际，比之“扬州十日”那一类层层转述的故事要切近得多，其创深痛巨也真实得多。因此，章太炎曾说：
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会政治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万倍于满洲。
又说：
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80-81页。）
他不是不知道“西人”的新祸比“满洲”的旧祸更猛烈，但事涉“种族革命”，则不能不把“白人”放在一边而专向“清人”下手。这两段话构成的是一种思想矛盾，说明了排满的人群生于此世此时，不会没有一点心头的趑趄与回徨。而“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又说明了趑趄和回徨最终都不会成为排满一群的心理障碍。中西交冲的历史和现状使内卷的排满意识面对着外向的民族意识，从而迫使他们在排满的过程里要对满人和外人作类比，然而种族革命所给予他们的理路又实在太过偏狭。所以，当日以文字作排满，便常常会产生非常奇异可怪之论。吴樾说：
不观联军之入北京乎？称英、法、德、美之顺民，夫亦可见我同胞之不以满洲为存亡与俱之政府矣。盖前此之为满洲顺民者，乃屈于满洲之权力而不胜；今满洲将为英、法、德、美所倾，则称为英、法、德、美之顺民者，亦屈于英、法、德、美之权力而不胜。若后此满洲之为革命军所驱除，吾知吾同胞必称为革命军之顺民，可深信者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28页。）
中国人向八国联军称“顺民”本不是一件有脸面的事，而一经排满之旨深作开凿，则居然别成意义而自有光华。然则以排满论时事，人间的道理有时候会酸咸异乎常味。章太炎也喜欢深作开凿。他说：
夫自族民言之，则满、汉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载在历史粲然可知。自国民言之，则日本隔海相对，自然一土，而满洲之在鸡林靺鞨，亦本不与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风俗之同异，则日本先有汉字，而后制作和文，今虽杂用，汉字犹居大半，至满洲则自有清书，形体绝异，俗夫毡裘湩酪之俗，与日本之葛布鱼盐，其去中国，孰远孰近，然则日亲满疏断可知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98-99页。）
章太炎比吴樾更有学问，而一旦笔走偏锋也更狭更拗。在他用“鸡林靺鞨”和“毡裘湩酪”描画满人的时候，满人其实早巳脱出了“鸡林靺鞨”和“毡裘湩酪”。在他用“文字风俗”与日本人叙亲近的时候，日本人却正在以自己的欧化鄙视中国人的文化和种族：“试观留学生与游历考查官绅，一履日本之境，其上流社会视为奇货，辄甘其言曰同文同种；中流社会视若无知之白痴，辄津津而道甲午战胜之故事；下流社会则嘲骂无所不至，言及支那人，辄含有轻薄愚弄之意。彼初不知有所谓满、汉者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125页。）因此，“日亲满疏”虽然以倒叙历史为“粲然可知”，但由直观而见的事实作衡量，则错得非常厉害。章太炎的毛病在于学问用得不对路数，所以一面把满人与汉人分开来，一面把“白人”与日本人分开来，凭空攀亲弄出许多曲折，使人看了诧异而且肉麻。在那个时候的知识人当中，像这一类因仇满而致亲外的趋向虽属极端，却并不是主流之外斜生出来的东西。《浙江潮》第7期有《四客政论》一文，统说“当日人士执持之宗旨”为四派，其中之一便是排满人而佞洋人：
夫白人之文明，非过于满人远耶？均之为奴，吾宁戴体面之主人翁矣。且夫为满人所管领之土地，与其与白人所管领之土地，其治理之必不能及白人，可断言之。彼印度者，于已为英人所得以后，与未为英人所得以前，则后者固已胜于前矣，惟失者自立之权而已。且夫白人虽暴，蔑视异种，或不以人理待；然如今者，满人屠戮新党之惨刑，愁天地黯日月，彼白人者犹以为过，而动其不忍之心。盖不肯以屠戮兽类之道屠戮人类。
这一段文字出自移述。作文字的人并不崇奉其间的宗旨，所以移述有如临摩，一旦把握不住尺寸，下笔之际便太过酣畅，使这个题目应有的含蓄之趣一一变作恣肆淋漓。然而由文字识读思想，则其本来的面目和本来的取向仍在显然可见之中。作为一种能够被归入“当日人士执待之宗旨”的东西，它所代表的当然是既有呼声又有回声的群鸣。以情理而论，被裹入其中的人物未必都能与排满革命的志士同归一类。但排外的民族主义既为反满的民族主义所遏，则以此遏彼之际，其内在的理路便会催生出满人与洋人之间由比较而抑扬，由抑扬而取舍，由取舍而终至一面排满一面佞洋。这个过程由排满意识中内含的“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发为端绪，虽然越来越浮泛化和单边化，却越来越有影响力和支配力。所以《四客政论》一文在叙述之后特为标记曰：置身于此说之“旗下者，不知凡几”，（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06、507、508页。）以说明影响力和支配力都在化作规模的可观。于是，随反满意识在彼时社会思想中的腾越摩荡，附着于排满意识的人口日多，用反满淡化外侮的杂议旁出也日多，而后则是排外的民族主义日弱。彼时多次聚众起义，而曾经用过的口号之一便是“保洋灭满”（注：《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52页。）。当《民报》与《新民丛报》交争之日，梁启超曾说：
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国外之诸族是也。
汪精卫斥为“其言有类梦呓。（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00页。）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无疑延续了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回应西潮的苍茫心路，而在晚清最后10年盛涨的反满意识面前，却成了被刻薄奚落的对象。但与反满意识相比，“大民族主义”内含更多历史的真实和时代的真实。因此，武昌起义的枪炮声响过之后，迁延十年的反满意识戛然而止，在后来的岁月里没有留下一点余响。而回应西潮的苍茫心路却一直在历史中延伸，一次一次唤出中国人锋芒外指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有根和没有根，其区别盖在于此。
在清末的思想潮流中，反满意识所体现的是一种毁灭性的批判。它以毁灭性地批判中国现状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然而当后起的无政府主义自张一帜之后，惯以批判和攻伐为常态的反满意识也成了被批判者。
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群类大半是从排满的知识人里走出来的，因此，两者同属“秀才造反”而常在别有渊源之中。《新世纪》里曾有一段话说：“凡吾辈今日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者，昔皆曾主张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此二主义非相反，惟今之主义较昔之主义为进化耳”，（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984页。）正是在自叙次第。但“大同主义”与“种族革命”虽在这一群人身上因“今”昔”而相连，前一种道理和后一种道理其实是不能兼容的。如果各就本来面目，则两者不是“非相反”，而是正相反。所以无政府主义中能够深入义理的人物，常常要对排满的种族革命施以反手一掌。与立宪一群对反满意识左推右挡以作招架相比，这种反手一掌由造反派批判造反派，常能别成精彩。《天义报》第3期有《保满与排满》一文，其中说：
若夫彼之排满者，非尽恶政府也，特恶满洲耳。其昌言革命者，特希冀代满人握统治之权耳。故革命尚未实行，已私立总统之名，或利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以此度量排满的人物和思潮，其批评大半都是从道德开始的。“希冀”、“私立”、“以攫重利”罗举的都是不纯不净，而抉发的则是伦理上的没有正当性与公信力。由此深入一层，便是用“公理”扼种族主义之吭。
夫以汉人视满，则满人为异族；以苗民视汉人，则汉人又为异族，使实行民族主义，在彼满人，固当驱逐，即我汉人，亦当返居帕米尔西境，以返中国于苗民，岂得谓中土统治权，当为汉人所独握。故知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915-916页。当日学人深信汉族人种由西而来，因之有帕米尔之说。）
排满以种族之辨为大义，但这又是一种没有彻底性的大义。无政府主义一派用彻底性演示了一遍，结果便是否定了种族之辨本身。而后，在观念中被整体化和抽象化了的满人与汉人重新成了可以分析的具体对象。李石曾说：“夫排满，则私矣，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移同一个道理说汉人，则“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005页。）他仅仅把常识常谭引回了思想之内，却已从弥漫于暴涨和暴热的反满意识中获得了一片清凉。而在舆论世界里没有还手之力的满人，则借助于这片清凉讨回了一点公道。这种由革命党为满人讨回来的公道特色地折射了清末中国的纷杂多态。彼时反满意识喜欢锐利，无政府主义也喜欢锐利，于是批判便成针锋相对。《民报》曾刊“祝辞”，其中有一段呼唤祖宗的文字：
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列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
《新世纪》引为大谬，迎头一击说：“此文实具三种迷信：一崇拜帝王，二崇拜祖宗，三仇视异族。此实吾辈所谓旧世纪之革命矣”。并追问：“即使轩辕果可崇拜，其灵何在，即使种族自应无极，所谓神灵何解”？这种推论用科学主义解构了精神感召，文不对题而又咄咄逼人。受到解构的一方遂被归入“凡此类文辞，皆野蛮时代用之惑众，乘机利用，以图利已”，（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981-982页。）成为一种过了气的东西。排满的知识人曾把满人圈进“野蛮”之中，而代表了更“进化”的无政府主义一旦起来，又把反满意识圈到了“野蛮”里面。此可谓一种思想的跳踉遇到了另一种思想的跳踉。
章太炎曾说：“世乱则文辞盛，学说衰；世治则学说盛，文辞衰”。（注：《章太炎全集》(3)，第230页。）以此对比清末最后10年的反满意识，则这一段思想历史里显然见不到学术。古人的思想和外来的思想都在鼓吹之中引入时论，又在鼓吹之中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办法串起来。
标签：章太炎论文; 章太炎全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历史论文; 八旗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孙中山论文; 扬州十日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