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社诗人潘飞声掌教柏林——兼谈一段中德文学因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缘论文,诗人论文,中德论文,南社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4)－01－0088－10
近年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界开始注意到1879至188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传授中国文化的安徽休宁人戈鲲化(1835－1882)，①但8年后同样在德国柏林大学教授中文、传授中国传统文化达3年之久的广东番禺人潘飞声(1858－1934)却没有人注意到。
潘飞声，南社诗人、书画家，1858年生，1934年逝世。字兰史，号剑士，别署老剑、说剑词人(与君剑傅屯良、钝剑高天梅、剑华俞锷并称“南社四剑”)，又号独立山人。1887年，德国政府派驻粤领事熙普尔延聘一中国人到柏林即将成立的东语学堂教授中文，作为广州学海堂高材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潘飞声有幸入选。此时，与他同时在柏林任教的还有来自北京的桂竹君(桂林)。潘飞声、桂林的角色实际上就是今天德国大学汉学系里来自中国的汉语专任教师，不过二人实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中国人在德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前驱。而作为诗人、作家的潘飞声，光绪年间掌教柏林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他实际上开创了中国作家海外教授中文的先河。我们知道，后来较著名的例子有清末最后一位探花、书画家商衍鎏(1875－1963)1912－1916年任教汉堡大学。②作家老舍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5年。老舍是在伦敦走上写作道路的，他在那里完成了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以伦敦华人为题材的《二马》，③他同时辅助英国汉学家艾支顿翻译了《金瓶梅》。④
光绪十三年(1887年)7月14日，年仅弱冠的青年诗人潘飞声从香港乘船动身，8月22日抵达柏林。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7月11日离开柏林回国，8月22日抵香港。他在柏林大学任教前后约3年。潘飞声在柏林教书这段史实曾引起部分中国文史学者的注意，如毛庆耆在《潘飞声小传》一文中注意到潘飞声在德国的活动情形。关于潘飞声讲学柏林的因缘，毛庆耆引述邱炜薆《五百石洞天挥廛》的说法：“兰史典簿才名之大，至为域外所慕。德意志国适创东文学舍，嘱驻粤领事熙朴尔致币延主柏林京城教习。以光绪十三年丁亥应聘，十六年庚寅始返。”［1:71－72］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说，潘飞声“清光绪中叶，随轺海外，掌教德国柏林大学，专讲汉文学”［2:279］。有说潘飞声是随洪钧出使的：“早期曾随洪钧出使德国，在柏林大学讲中国文学。在外三年。”［3:684］但国内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潘飞声海外教学的具体情况一直语焉不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和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也鲜有人注意及此。⑤笔者很早就注意到这段史实，⑥今将收集、发现的一些材料加以整理，特撰文为之标举，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那么，潘飞声掌教柏林的机构东语学堂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他任教柏林到底是在怎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关于他掌教柏林有没有其它值得注意的文学史料？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解答。
为服务于在海外拓展殖民地政策的需要，1887年10月27日，⑦德国柏林大学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推动下正式创办东语学堂。该学院德文全称为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
t zu Berlin。⑧东语学堂设立时，潘飞声已抵达柏林，他很有可能就出席了东语学堂的成立典礼。东语学堂下设的汉语专业被誉为“德国汉语教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4:229］。第一届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福兰阁(Otto Franke)、佛尔克(Alfred Forke)等人。不过福兰阁仅在此学习1年，第二年7月就获得帝国总理府的任命，作为皇家使团翻译实习生赴北京从事翻译服务。福兰阁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柏林东语学堂的汉语教学得到一个来自北京的汉语教师的支持，这位来自北京的老师无疑指的是当时另一位在此教课的中国人桂林。⑨当时已是大学教师的汉学家格鲁柏(Wilhelm Grube)也在一同听课。两年后，格鲁柏开始在此任教，任副教授兼民俗学博物馆东亚部主任。格鲁柏著有《北京民俗学》(Pekinger Volkskunde,1901)、《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1902)等著作，他翻译的《封神演义》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继格鲁柏之后，德国有很多重量级的汉学家如佛尔克、莱辛(Ferdinand Lessing)等也都曾在此任教。1899年，汉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也在此注册学过中文。海尼士在回顾柏林大学汉学的历史时，认为东语学堂最初只是传授语言知识，重点在训练日常口语，为德国外务部培养实用翻译人才，并不从事真正的汉学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柏林东语学堂有点类似于我国1861年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⑩东语学堂开展汉学研究始自1889年，甲伯伦茨(Georg v.der Gabelentz)被聘为东亚语言和比较语言学教授，但1893年甲伯伦茨英年早逝，东语学堂的汉学研究留下了长达20年的空档期。
在柏林期间，潘飞声结识了中国驻德外交官张德彝(字在初)、姚文栋(字子梁)等。张德彝为其《海山词》、《西海纪行卷》题辞，姚文栋为其《游萨克逊日记》作序。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五述奇》(11)中记载：“(1878年10月)二十三日，丙午，雨已初，有德国东方大学院之华文教习桂竹君林、潘兰史飞声来拜。二君系前于六月初间经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特邀，同其忝恭官阿恩德前于八月初旬到此者。言定每月束脩三百马克，房屋自赁，饮食自备，每日酉刻人馆，教课一点钟。按其彼此所立之合同，内称每月束脩马克三百元，查我国自与各国换约通商以来，华人所知而仅见之外国银钱，惟有墨西哥之多拉尔，且不知其名。”［5:65］关于柏林大学东文馆，张德彝《航海述奇·五述奇》也记载甚详：“记潘桂二君在德教课之大略。系同于丁亥六月二十四日起程，八月二十三日到柏林，九月二十一日开馆。生徒二十余名，内以律例学生为正学，买卖等人为附学，以三年为满，考试列上等者，给以卒业凭据。原定每日教四点钟，因功课不多，暂作为两点钟。每日午后六点起至八点止。自戊子九月起，每日加课一点钟，自五点钟起至八点钟止。其按定例放学日期，系西年自耶稣生日起放学二礼拜。春季自耶稣复生日(在二月中旬，年年不一定)起，放学两个月。秋季自西八月十五日起放学两个月，其余尚有西洋五旬节等，均放学一日(俱在春季，共四五次)。洋教习阿恩德系每早八点至十点钟教课。馆中教课不过语言而已，并未读书。教习共有中国、日本、土耳其、印度、阿剌伯、波斯、希腊、阿斐利加八门，皆以各本国人为之。又因以上各国地在日耳曼之东，故名其馆曰东方。”［5:204－205］据查资料，1887年至1888年冬季学期桂林(德文称谓为Herr Kuei Lin)教课名称和时间为：Praktische 
bungen im Chinesischen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Nordchinesischen,Montag,Mittwoch,Donnerstag Abends 6－8 Uhr,Dienstag und Freitag Abends 7－8 Uhr(汉语实践练习，以北方汉语为侧重点。上课时间：周一、三、四晚6点到8点，周二、五晚7点到8点)。潘飞声(德文称谓为Herr Pan Fei Shing)教课名称和时间为：Praktische bungen im Chinesischen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Südchinesischen,Montag,Mittwoch,Donnerstag Abends 6－8 Uhr,Dienstag,Freitag Abends 7－8 Uhr(汉语实践，以南方汉语为侧重点。上课时间：周一、三、四晚6点至8点，周二、五晚7点至8点)。(12)可见当时分设两个平行班，桂林和潘飞声上课时间相同，一个教的是北方普通话，一个教的是南方粤语。
张德彝还与潘兰史、桂林一起参加过一个德国学生的父亲的生日晚会：“与华言教习潘兰史、桂竹君等参加柏林东方学堂内华文学生林定浩父亲生日宴会”［5:176］。此外，张德彝还提及潘兰史、桂林在东方学院教书的薪酬问题［5:197］。“二十九日辛未，阴晴不定。潘桂二君在此地东方学院，至明年七月初一日，西八月十五日，三年期满。原定到此一年后，每月加束脩五十马克，而至今已逾二年，毫无加增，别项亦无可令人高兴处。乃其学则有成效者，颇多皆已起程来华，有学充翻译者，当领事者，更有在上洋开设银行充当总办者。今此馆预请兰史再留二年，每月加束脩五十马克。虽云嘉其学问优长，稍通德语，教之便宜，其实为省续请送往迎来之路费也。且华人贫苦者多咸赖在外谋生。今拟每月加给五十马克，亦必乐闻也。中国雇用洋教习，每月百两，合四百八十余马克。然中国无物不贱，一马克可换三百制钱或当十钱一千八九百，且往来车船皆坐头等。潘桂二君往来皆坐二等，每月束脩仅三百五十马克，合银不及八十两，而外邦无物不贵，每一马克用之如一二十制钱，在此三年，虽云处处俭省，然房租食用，皆迫于无可如何，不能十分节俭。谋生于三万里外，所剩无几，亦无大趣味。桂君早已辞却，潘兰史现亦讲明一切而未允也。今记其来时所立合同，以备查考。”［5:199］张德彝详细记录了桂林、潘兰史来德的合同［5:199］。这些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当时在柏林大学东语学堂汉学系任教的德方教授是卡尔·阿恩特(Carl Arendt,1838－1902，汉译名阿恩德)。阿恩德1856－1859年随施坦恩塔尔(Steinthal)学习汉语，1865年到中国。他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弗兰茨·波普(Franz Bopp,1791－1867)的学生，曾协助他编写过《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1863)。阿恩德汉语口语流利，曾长期在德国驻中国使馆从事翻译，后在海关任职，做过德国驻天津领事。1887年，应德国公使Max v.Brandt的推荐，阿恩德担任东语学堂中文教授。(13)阿恩德编撰过多部汉语教材，还翻译过一部中国小说《褒姒》(Das 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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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hen von Pao.Eine Erzhlung aus der Geschichte China'S im 8 Jahrhundert v.Chr.)。自然主义作家奥托·尤利乌斯·比尔鲍姆(Otto Julius Bierbaum,1865－1910)就是他当年教授的学生。比尔鲍姆于1899年根据其中的褒姒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撰写了一部中国题材小说，题为《褒氏美女》(Das schne Mdchen von Pao.Ein chinesischer Roman)。(14)比尔鲍姆在写于1899年的小说前言里说：“我是通过在柏林东语学堂的老师阿恩德教授先生首次接触到这个美女褒姒的故事，这是在一个断片里用简短的两页篇幅叙述的。10年过去了，我勤奋而愉快地试图用更狂野的方式来讲述这个野史故事。”［6:258］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比尔鲍姆在柏林学习中文当在1889年左右，那么他肯定也是潘飞声和桂林的学生。经过进一步查找，我们发现比尔鲍姆也确实在一篇发表于1907年的回忆文章《在镜子里》提到中国老师桂林的名字。他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学习。我读了两年的中文(参看小说《托鲁托罗》，见《学生时代的忏悔》第二辑)，可以用中文和桂林先生，我的中国老师，谈论俾斯麦、叔本华、基督教、儒教、爱情、同情、德国和中国的司法审判、柏林和北京。”［6:1084］(15)据进一步查考，我们得知比尔鲍姆确实是柏林东语学堂的第一届学生：他于1887年10月注册。(16)
随即阅读比尔鲍姆所写的小说《托鲁托罗》(To-lu-to-lo)，我们惊奇地发现潘飞声与他的学生比尔鲍姆之间关系并不融洽。比尔鲍姆在小说中把他的主人公安排为“我的朋友埃米尔”。在柏林东语学堂学习中文的法律见习生埃米尔和他来自中国广东的老师潘先生都爱上一个名叫特鲁德尔(Trudel)的德国姑娘，她的名字中文发音为“托鲁托罗”。在埃米尔与住在他隔壁的特鲁德尔秘密恋爱了半年之后的一天，他们邀请埃米尔的风流倜傥的中国老师潘先生一同到夏洛腾堡宫的植物园郊游。不想，潘先生横刀夺爱，深得特鲁德尔的欢心，特鲁德尔随即投入了他的怀抱。在比尔鲍姆的小说中，潘飞声的德文名字拼写为Pan-Wei-Fu aus Kanton，可见他采用了化名，并没有直接点潘飞声的真名，但熟悉柏林东语学堂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位广东的潘先生指的就是粤语教师潘飞声。桂林的名字也出现在小说中，采用了真名，全拼为Kuei Lin。文中说，学生更感兴趣的是来自北方的桂林，因为他们学习的是北方汉语，即所谓的官话，与教粤语的潘飞声关系不大［7:82］。(17)潘飞声在这里教授的是粤语，这在比尔鲍姆的小说里也得到了印证：“南方汉语班由于参加人数太少被关闭了。潘先生现在在听北方汉语的课，因为他至少可以在写作上帮上些忙。”［7:98］(18)由于在爱情竞争中失利，小说主人公最后对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都异常反感，对汉语以至整个汉民族怀有极深的偏见。主人公最后放弃中文，转学土耳其语。可以说《托鲁托罗》这部短篇小说是作家比尔鲍姆学习中文的自传，有很强的影射性，为我们研究潘飞声在德国的教学生活提供了难得的文学档案。学术界由于没有注意到比尔鲍姆这部小说与潘飞声的关系，曾认为比尔鲍姆放弃中文学习是因为父亲经商失利、家里的经济状况不佳所致，(19)实际上他放弃学习中文与他的情感危机和与潘飞声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着更深的关联。
比尔鲍姆对汉语教师桂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翻译改作李白《静夜思》寄赠来自北京的桂林。(20)1888年12月18日他在给康拉德(Michael Georg Conrad)的信中提到这首翻译的诗歌，它最初以《中国的歌——根据公元8世纪唐代李白诗歌原作》为题(Chinesisches Lied.Nach dem Originale des Li-T'ai-po aus den T'ang Liedern,8.Jahrh.N.Chr.)，发表在慕尼黑的自然主义杂志《社会》(Die Gesellschaft)1890年第6期上。(21)
1890年，阿恩德在《汉堡地理学会通讯》第十卷发表《北京和西山——北中国的城市和地理风景》一文。1891年他在斯图加特出版《中国北方口语手册：汉语语言学习引论》，系柏林东语学堂系列教材第7种。该书提及曾在柏林任北方汉语教师的桂林先生。桂林曾在日本教授汉语3年，喜用日人发明的合成词来表述欧洲的设施。(22)该丛书第12种为《中国北方口语入门——实践练习》。(23)桂林和阿恩德还就某些问题进行切磋，阿恩德在著作里多次提及他的名字。日本的汉语著作《华语跬步》(桂林为此书第二卷撰写过序言)就是桂林提醒阿恩德注意的。(24)张德彝在《五述奇》里也曾多次提到阿恩德。
桂林在柏林讲学在德国汉学家著述中留下了踪迹，而潘飞声在柏林的讲学情形除了被比尔鲍姆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之外，更多是在中国学者的著述里被传为佳话。潘飞声讲学柏林在近代文坛声名远播，影响甚巨。诗人丘逢甲为他的《说剑堂集》题词，在诗中称赞他“七万里外称西师。柏林城小诗坛大，西方美人拜坛下。”［1:73］潘飞声在柏林勤于著述，著有《柏林竹枝词》24首，见于光绪年间刻本《说剑堂集》，亦见汪石庵1913年编选的《香艳集》(上海广益书局)。另有《游撒克逊日记》，有光绪年间刻本，今见李德龙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35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还有《西海纪行卷》(有上海广益书局1915年版)、《天外归槎录》(有上海广益书局1915年版)、《海山词》等。他的《西海纪行卷》记柏林讲学时观光所见。光绪廿四年三月自刊本《说剑堂集》收有《游萨克逊日记》一卷附柏林游记。(25)郑逸梅在《南社丛谈》还说潘兰史“应聘德国柏林大学讲汉学，归绘柏林授经图。”［2:279］张尔田《芳菲菲堂词话》：“兰史尝游柏林，毡裘绝域，声教不同。碧眼细腰，执经问字，亦从来文人未有之奇也。”［8:335］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四亦有类似评语。
潘兰史在柏林任教期间，还与域外文人多所唱和，同时广泛参与音乐艺术活动。张尔田《芳菲菲堂词话》说：“兰史多情，尤多艳迹。居德意志时，有女史名媚雅者，授琴来柏林，彼此有身世之感。兰史赋《诉衷肠》词云云。他日媚雅邀游蝶渡，招同女史二十六人，各按琴曲，延兰史入座正拍。复成《琵琶仙》词云云。”［8:338］《海山词》记德国山水名胜、红颜美人：如《一剪梅·斯布列河春泛》、《碧桃春·夏鳞湖》、《捣练子·与嬉婵女士游高列林》、《点绛唇·白湖夜游》、《菩萨蛮·独游莎露园》、《虞美人·书媚雅女士扇》等。斯布列河(Spree)、夏鳞湖(具体所指待考)、高列林(Grunewald)、白湖(具体所指代考)、莎露园(Charlottenburg)等均为柏林地区的地理名词。潘飞声《老剑文稿》中还有《德意志兵制兵法译略》、《德意志学校说略》等。据查考，1914年9月20日创刊于上海的《白相朋友》旬刊首期曾刊载潘兰史游德所摄萨克逊风景等图片。这些都是珍贵的中德文化交流史料。
在柏林，潘飞声还与旅居德国的日本文人多有交往。潘飞声结识了当时留学柏林的日本作家森鸥外(1862—1922)。森鸥外1884年10月到德国，先后在莱比锡、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学习，1887年4月16日搬至柏林，1888年7月3日离开德国返回日本。森鸥外是在快回国前结识潘飞声的。他在留学期间写的《队务日记》1888年6月7日至8日记录：“与清人潘飞声、桂林相识。”这时距他学成归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9:44］。当时日本词人金井秋苹(1864－1905)也在柏林留学，也认识潘飞声，二人多有酬唱。金井秋苹写有《读潘兰史〈海山词集〉》七绝6首。(26)同一时期，井上哲次郎(1858－1944)也在柏林大学东语学堂任日文教习，认识桂林和潘飞声。井上1887年10月赴德，1890年6月回国，与潘飞声不仅同时，而且在1890年7月16日一同从热内亚搭船返国，8月23日在香港互赠诗文后分别。在日文版《井上哲次郎自传》中还保存一幅柏林东语学堂同人1888年的合影，潘飞声、桂林都在其中，可说是对这段历史的异常珍贵的图像记忆。(27)
注释：
①关于戈鲲化研究可参见崔颂人：《美国汉语教学的先驱——戈鲲化》，《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3期；张风：《戈鲲化：哈佛大学的首位中国教师》，《华人华侨世界》2000年第4期；夏红卫：《文化交流逆差下的跨文化传播典范——中国执教美国第一人戈鲲化的传播学解读》，《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王麟：《戈鲲化：走上哈佛讲台的第一个中国人》，《文史春秋》2006年第1期；江志伟：《戈鲲化——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第一人》，《江淮文史》2009年第3期。
②商衍鎏应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的邀请在汉堡大学海外殖民学院(Kolonialinstitut)任教。参见柏桦：《商衍鎏与德国汉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年第2期，第184－189页。不过文中错误地认为商衍鎏是“第一位在德国教授汉语及国学(也可说汉学)的教师”(第184页)，而不知已有潘飞声和桂林等人在前。
③参见赵毅衡：《老舍：伦敦逼成的作家》，《教师博览》2000年第5期，第17页。
④参见徐德明：《老舍译事》，《博览群书》2009年第3期，第15－18页。
⑤旅美学者洪再新先生新近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洪再新：《艺术鉴赏、收藏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居廉、伍德彝绘潘飞声〈独立山人图〉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第6－26页)。洪先生尤其调阅了柏林普鲁士档案馆“潘飞声—桂林”卷宗，对史实多有发明。拙文提供的史料可与洪文相互参证。
⑥1994年柏林自由大学德语系教授Jürgen Schutte来北大西语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任教，传授德国文学知识，当时是研究生的我曾在其留别纪念册上将其与一百多年前任教柏林的中国诗人潘飞声并举，Schutte教授为之振奋不已。
⑦Vgl.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Berlin:de Gruyter,1954,S.36.
⑧Otto Franke,Das 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in Berlin und seine geplante Umformung,Leipzig:Quelle und Meyer,1924,S.8.Vgl.auch Herbert Franke,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ten.Mit einem Anhang über die Mandschustudien,Wiesbaden:Steiner,1968,S.11.关于这个机构当时有不同的译法，以“柏林大学东语学堂”较为准确。潘飞声本人在其1890年给东语学堂院长(他称为“提调大人”)的中文信里将其译为“东语书院”，参见洪再新：《艺术鉴赏、收藏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居廉、伍德彝绘潘飞声〈独立山人图〉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第6－26页，此处见第11页。李木谢子译为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欠妥。参见李木谢子：《早期德国汉语教育史简要综述——明朝后期至1887年的德国汉语教育》，《商业文化》(学术版)2009年第9期，第229－230页，此处见第229页。
⑨Vgl.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S.36.潘飞声记桂林，云：“余与长白桂竹君秋曹(桂林)于役海外三年，日则对食，夜则联床，忧患相关，视同手足。”(转引自毛庆耆：《潘飞声小传》，第75页)又云：“竹君无子，客死异乡，实堪一恸。”(引自毛庆耆：《潘飞声小传》，第76页)潘飞声另作有《喜晤桂竹君赋赠三首》。
⑩Erich Haenisch:"Die Sinologie an der Bediner Friedrich-Wilhehns-Universitt in den Jahren 1889-1945",Hans Leussink/Eduard Neumann/Georg Kotowski(Hrsg.):Studium Berolinense.Aufsitze und Beitrge zu Problemen der Wissenschaft und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 zu Berlin:de Gruyter,1960,S.554-566[11] Vgl.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S.36.hier S.554.
(11)张德彝著有《五述奇》，后称《随使德国记》，卷二至卷十一专门记载1887至1890年间随清朝驻德国公使洪钧出使德意志国的情形。
(12)"Verzeichnis der Vorlesungen usw.für Winter 1887/88",in:Ed.Sachau(Hrsg.),Denkschrift über das 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Kniglichen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 zu Berlin von 1887 bis 1912,Berlin:Reichsdruckerei,1912,S.55.
(13)Vgl.Mechthild Leutner:"Sinologie in Berlin.Die Durchsetz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Disziplin zur Erschlie
ung und zum Verstindnis Chinas",in.Kuo Heng-yü(Hrsg.),Berlin und China.Dreihundert Jahre wechselvolle Beziehungen,Berlin:Colloquium Vedag,1987,S.31-56,hier S.42.
(14)参见Ernst Rose:"The Beauty from Pao:Heine-Bierbaum -Hesse",in:The Germanic Review 32(1957),S.3-18.Gao Zhongfu:"Die Gestalt des schnen Mdchens von Pao bei Otto Julius Bierbaum.Hermann Hesse und chinesischen Autoren",in:Adrian Hsia/Sigfrid Hoefert(Hrsg.):Fernstliche Brückenschlge.Zu deutsch-chinesi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 im 20.Jahrhundert,Bern u.a.:Lang,1992,S.265-281。
(15)文中把桂林的德文名字错误地转写为“Kuni-Lin”。
(16)Vgl.Dushan Stankovich,Otto Julius Bierbaum-eine Werkonographie,Bern u.a.:Lang,1971,S.22.比尔鲍姆的母亲后来回忆时，误认为儿子在柏林学习日文：“他从苏黎世——在那里他过得很好——来到了柏林，在东语学堂学习日文。有一天他还带着他的两个日文老师来了，弄得我们措手不及。他打算到日本去做领事。”(Otto Julius Bierbaum zum Gedchtnis,München:Georg Müller,1912,S.9) Yun-Mu Liu在其博士论文Otto Julius Bierbaum und China中，误认为比尔鲍姆是1888年才入东语学堂(参见Yun-Mu Liu:Otto Julius Bierbaum und China,Bonn,Diss.,1994,S.11)。
(17)Vgl.Otto Julius Bierbaum:"To-lu-to-lo oder Wie Emil Türke wurde",in:Otto Julius Bierbaum:Gesammelte Werke.Dritter Band,München:Georg Müller,1921,S.74-101,hier S.82.
(18)Otto Julius Bierbaum,To-lu-to-lo,S.98.
(19)参见Yun-Mu Liu,Otto Julius Bierbaum und China,S.15。
(20)Otto Julius Bierbaum:"Mond in der Kammer.Nach Li-tai-po(Meinem Lehrer Herrn Kuei-Lin in Peking.)".in:Otto Julius Bierbaum:Irrgarten der Liebe:verliebte,launenhafte und moralische Lieder,Gedichte und Sprüche aus den Jahren 1885 bis 1900,Berlin/Leipzig:Insel,1901,S.388:Hell liegt der Mondschein vor meinem Bette,/Als wenn die Erde wei mit Schnee bedeckt sich htte./Ich hehe mein Haupt emnpor:der Mond steht klar und rein./Mein Haupt ich senke/ Und dein gedenke/Ich,Doff,du kleine Heimat mein.Schuster推测Bierbaum很可能是根据法国汉学家Hervey-Saint-Denys的法译本转译的(Vgl.Ingrid Schuster:China und Japa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890-1925,Bern/München:Francke,1977,S.91)。实际上这种推测没有根据，Bierbaurn很有可能就是直接从他的中国老师那里接触到李白诗歌的，而且他的翻译和中文明显对应。
(21)Vgl.Dushan Stankovich,Otto Julius Bierbaum-eine Werkmonographie,Bern u.a.:Lang,1971,S.23.Schuster误认为这是不同的两首诗，Yun-Mu Liu在其博士论文中已予以纠正，参见Yun-Mu Liu,Otto Julius Bierbaum und China,S.162。
(22)Handbuch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mit Einschluss der Anfangsgründe des neuchinesischen Offiziellen und Briefstils von Prof.Carl Arendt,Lehrer des Chinesischen am Seminar Erster Theil Allgemeine Einleitung in das chinesische Sprachstudium mit einer Karte.Stuttgart/Berlin:Spemann,1891,S.74、S.436.
(23)Einführung in die nordchinesische Umgangssprache.Praktisches bungsbuch zunchst als Grundlage für den Unterricht am Seminar von Prof.Carl Arendt,Lehrer des Chinesischen am Seminar.I.Abteilung Laufender Text.Stuttgart/Berlin:Spemann,1894.
(24)Carl Arendt:"Vorwort",in:Einführung in die nordchinesische Umgangssprache.Praktisches bungsbuch zunchst als Grundlage für den Unterricht am Seminar von Prof.Carl Arendt,Lehrer des Chinesischen am Seminar.I.Abteilung Laufender Text,Stuttgart/Berlin:Spemann,1894,S.XVI.
(25)参见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第9集，第23卷·书信日记卷·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847页。
(26)关于潘兰史与日本诗人金井秋萍，参见时萌：《春韭楼文剩》，《常熟高专学报》1997年第1期，第76-82页，此处见第81-82页。
(27)参见洪再新：《艺术鉴赏、收藏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居廉、伍德彝绘潘飞声〈独立山人图〉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