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小论文,小说家论文,文体论文,概念论文,汉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3)04－0110－05
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在所列百家中专列了“小说家”并有作品著录。因其为诸子之一家，作品与其他诸子看起来似乎又不具有文体区别的意义，故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汉志》“小说”概念与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具有某些相似性，从而无视它的“小说学”价值。但近二十年来，学者们从战国“说体”与小说的“说”的同一性着眼，承认《汉志》“小说家”的“小说”已接近今日所说“小说”，指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其产生源于战国当时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说”体。本文拟将众家之说加以辨析梳理，以明晰中国小说概念的真正生成是在西汉武帝前后，《汉志》“小说家”是对小说现实存在的反映，并进一步说明我国小说文体的早期生成与演进。
一、《汉志》“小说”源于“说体”
(一)“小说”概念源起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庄子·外物》最早出现“小说”一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小说”的意思是小的学说，指琐屑言谈，整句谓“琐屑的言谈与大道相去甚远”，其“小说”与今日小说内涵不同。西汉时桓谭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这时的“小说”已开始把先秦那种琐屑的言语——“丛残小语”合为“短书”，组成为一篇像样的篇章了。西汉时刘向的《说苑》一书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东汉时，刘歆在其父刘向所著《别录》基础上撰《七略》，其中首辟“小说家”一类。而班固的《汉志》是在列举诸子九家如儒家、道家、杂家、农家后列举了“小说家”书十五种，并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著录的“小说家”书十五种皆已亡佚，但从班固的论述看，这些“小说”大概指来自民间的传闻轶事，包括《百家》、稷下道家《宋子》、方士《未央术》等，旨趣各异；还包括《青史子》、《周考》、《周记》等史籍。“小说家”书十五种中，《虞初周说》不仅卷帙繁富，为诸书之首，而且其性质亦最接近魏晋志怪小说，所以张衡在《西京赋》中说：“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
(二)《汉志》“小说”源于战国“说体”
周策纵说：“我以为这个‘小说’的‘说’字，和现在‘说话’或‘论说’的‘说’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周朝，尤其是晚周、春秋战国时代，‘说’字大多含有两种意义：之一，多半用作‘游说’之‘说’，即是劝说、说服之意，例如《韩非子》里的‘说难’、‘说林’等都是这种意义；之二，和‘悦’字相同，大概意指悦耳、悦心之言，取心中快乐，或用语言取悦的意思。我认为‘小说’一词，应读作。xiao shui或xiao yue，尤其是前者。”[1]《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毛传：“山川能说”，《释文》：“能说，如字。《郑志》‘问曰：“‘山川能说’，何谓也？”答曰：“两读。或言说，说者，说其形势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读如‘遂事不谏’之遂。”’”《淮南子》中“说山”、“说林”，刘向《说苑》等都与《韩非子·说林》同义。即“说”有“说解”及“述其故事”的含义。《说文》的“说”即“释说”。这一义项汉代应用广泛。
战国“说”风大炽，“口说流行”，诸子辩说、师徒授受、瞽史诵说皆以口传为主。《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说之(齐威王)以讔”、“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这类例子很多，不赘。此处“说”皆“释说、开解、演绎”之谓。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它既包括逻辑推演，也包括寓言譬喻。战国到秦汉，经史也多以口传。“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2]可见《春秋》的传原来多为口传，这仅是《春秋》二十三家的例子，其余《诗》、《论语》及诸子，无不以口传为主。“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2]，口说盛行可见一斑。且无论经史，一经口传加以诠释、演绎，就促成解经的“说体”成熟和繁荣。“说”的叙事性内容或取资史书，或采自街谈巷语，或为作者虚构(寓言)。取资史书者，将长编史书截为一个个短小的段子，绎内涵，形成为自家学说服务的“说”；口传过程未免张冠李戴(这就是虚诞、依托的来由)，但无害得意忘言。它们非“子”非“史”，且有了新的用途，时人为区别于“子”、“史”，称为“说”。
“说体”有的无故事性，如许慎的《说文》，如刘安《淮南子》中《说山》、《说林》的大部分以及刘向的《说苑·谈丛》等。有的有故事性，如《庄子·说剑》、刘向《说苑》大部分及《韩非子》中的《储说》、《说林》等。
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3]认为：先秦时存在一种以讲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当时被人称为“说”(或“传”、“语”)，现在可以称它们为“说体”，它以口头传播而得名，它直接导源出后来的“小说”和寓言等文体。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廖群先生将全部“说体”都说成是叙事性的，但她将“说体”从诸子散文中剥离出来，功不可没。此前，赵逵夫师也曾将《庄子》中“说体”的《说剑》剥离出来，认为是中国第一篇小说。[4]这都证明“说体”中的经典部分甚至经得起近代小说概念与理论的考量。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肯定《汉志》小说概念的“说”带有本体论价值[5]，其实质即在于此。因此，我们进一步说《汉志》“小说”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为“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
二、《汉志》“小说”与“经”说、诸子之说
(一)“小说”与“经说”对应形成
其实，“说”在《汉志》中各部都不乏著录，并非都属“小说家”。很多“说”潜藏在作品集中。其次，战国“说体”依靠口传，流传很广，一个故事收录在不同书中的情况很多。《战国策》、《吕氏春秋》、《庄子》、《韩诗外传》等书中故事类内容见于《说苑》、《新序》以及《韩非子》中《储说》、《说林》者尚多。《晏子使楚》是“儒家”所著录《晏子春秋》一书的重要内容，但在《说苑》中也有收录。这种情况不是个别，而是非常普遍。大多数“经说”并不单列，只依附于经。所以《汉志》中“说”与非说，甚至“说”的学派归属都并不绝对化，这也是战国中后期文化融合的体现。
《汉志》“小说家”以外著录不少以“说”命名的著作，它们的“说”与“小说”之“说”同义，它们形成的原理与“小说”同；但它们依附于经典，属于“经说”。《汉志》中常常“经”与“经说”对举：
《诗经》二十八卷：《鲁说》二十八卷《韩说》四十一卷
《论语》古二十一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
《孝经》一篇：《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安昌侯说》一篇。“经”在战国指诸子经典，如《墨子》有“墨经”，道家有《道德经》，在汉代主要指儒家经典。《汉志》中两种“经”并存，故此文所指“经”泛指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经典。“经”是理论，而“经说”是解释，是注释式的，如《墨子·经说》即注释式，无故事；有故事类的，如《韩非子·说林》。“经”、“经说”对举时，“经说”的“释说”这个义项和作为文体的“身份”也更为明确。“经”与“经说”的作者一般不是一个人，如果抛开“经说”与经的关系不谈，含有故事的“经说”都可独立出来成为小说，因为它们这个“说”与《汉志》小说之“说”的学理一般无二。独立的“说”如果不是“经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说”了。因为没有“经”抬高身价，加之“说”又向来为人轻视，故称“小”。所以“小说”是一个与“经说”对应的词，并不如人们认为的那样与“大道”对应。需要强调的是“经说”不是“经”+“说”，“小说”也不是“小道”+“说”，更不是“微不足道(小)的学说”。虽然小说中包含一些看似小道的东西，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六艺虽著录很多“经说”，但它们作为“经”的附庸存在，它们的文体特征被掩盖了。而“小说”之名恰恰强调的是“说”的文体规定性，指那些以“说”为特征集合在一起的内容，包括谚语、历史故事、传说、神话、寓言等。《汉志》在如实著录小说家时，注意到这种区别，特意做了“小说家”不入九流的说明，在当时背景下这个说明是足够的(不会发生歧义)。因此，《汉志》小说家其实虽与其他诸子并列，但又与其他诸子区别。
(二)《汉志》“小说”与诸子之说
“说”在战国时就是各家传道的工具。《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以“秦伯嫁女”、“买椟还珠”告诫大家“寓道于乐”不能以文害道，否则只能导致游说失败。
民间固有的、以叙事形态流传的传说故事等，战国以来被赋予“说”或“小说”之名。其中一些被诸子收集起来，一些未被组织到篇章中，游离于诸子学说之外，比如《说苑》、《韩非子·储说》，《淮南子·说林》、《淮南子·说山》等(《韩非子·说林》稍有不同)，这些“说”与“经”的关系很松散。它们很多根本没有经或道可以依傍，只是一些广为流传的故事、传说。因此，我们也不必将“经说”与“小说”的界限划分得过于分明。
《汉志》“小说家”十五部作品，以“说”命名者五部，虽不能肯定它们都指故事体的“说”，但毫无疑问《虞初周说》的“说”与“小说家”之“说”指同一概念。《汉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虞初作品篇幅占“小说家”的90％，“小说家”的命名不可能不受他影响；且他是“小说家”中唯一著录全名的，也是“小说”“知名”作者中最早的。《心术》、《未央术》虽都在武帝时，前者刘向已不知其姓，后者也未录其姓氏；《周记》在虞初之后，也未著录姓氏。学者们着眼于考证“待诏”、“黄车使者”是何职务，却未追究为什么这里只有虞初是著录全名。我们认为是虞初“小说”当时名气太大，作品太多，遂成为一代小说家的代表。《心术》、《未央术》、《封禅方说》、《周记》都是献于皇帝的，民间未必流传。《虞初周说》也称“秘书”(中秘)，但这个“秘”也许是方士伎俩，故意弄得很神秘，但也很流行。我们推测，刘向编《别录》时，虞初小说影响已在；桓谭等人的论述也当从虞初的现象生发出来。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小说家·虞初周说”注曰：“本志篇帙，莫此为众，《庄子》曰‘饰小说以干悬令’，而此固非以干悬令者，亦如后世小说，为娱乐之具已。”[6](P164)虞初为方士，熟谙医巫厌祝之术，应邵注《虞初周说》“以《周书》为本”。且《虞初周说》篇幅巨大，即使是方术之言，也是方士版的《周书》演绎，正如后来《封神演义》的雏形。现存《太平广记》的《鬻子说》一则，与此颇为相像，正可参照。李零认为《汉书·艺文志》“道家”有一种“阴谋书”《伊尹》、《鬻子》等，这类阴谋书和“小说家”有密切关系，著录在《汉志》“小说家”的是对应的《伊尹说》、《鬻子说》，“有些内容就像《三国演义》，如《孙子·用间》说商周的开国功臣伊尹、吕牙都是间谍，据考就是来源于这些故事”。[7]我们认为很有道理，它们都是游离于“大道”、“经”之外的，这些“说”应即我们所言“小说”之“说”。
《汉志》列入“小说家”的《宋子》18篇(后其书失传)是“说”得好的“诸子之说”的典范。《荀子·政论》说宋钘“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说，成文典”。“成文典”说明其著作并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家之作可比。关于宋子入“小说家”，顾颉刚说“(《宋子》)以其突梯滑稽，类于市井之谈，遂使刘向、歆校书时视为不雅训而抑之……原宋鈃之所以如是，原非如淳于髡、东方朔之流之好为滑稽，乃含有通俗文学之意，取其为群众生活之常情，适其听闻，便于借以宣传已所见到之真理。《庄子·天下》云：‘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知其不独游说君主，亦复向人民大众说教。假事于邻父、邻子则最易得人了解。佛教徒为便利说教，作《百喻经》，能近取譬，故其入人也深。宋鈃生于战国而能若是，以全民为其对象，强聒、强见以行其志，谓非奇杰乎？”[8](P287－296)。可见，宋子为了“上说、下教”，便以日常生活故事入说，但其所含义理又绝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可比。班固将《宋子》列入“小说家”，说明宋子的“说”极其出色，也说明了《汉志》“小说家”中又含诸子百家。故杨宽详细论证过“小说家”中《宋子》、《百家》两书的叙事性质[9](P616－619)，以证明其所蕴涵的小说文体意义。
三、《汉志》“小说”“说”的文学内涵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知北游》)
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故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庄子·天道》)庄子的意思是圣人之意(即“道”)无法言传，用文字书写的圣贤之书不过是糟粕，就像轮扁无法言传斫轮的体会。“言不尽意”，故庄子采用寓言的形式传达难以言传的“道”，立象以尽意。但人们不能因此忘记“言”和“象”都只是媒介而不是“意”本身，他提醒人们“得意忘言”：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也可以说这是庄子面临论敌“大而无当”的指责时的辩解，他以“得意忘言”化解了寓言虚构带来的“道”的真实性备受质疑的困境。他对言意关系(包括象意关系)的思辨已达至艺术哲学的境界。“说体”和《汉志》“小说”都是诉诸口头的，口传心授过程中，传播者不求甚解或不够认真的态度，倾听不准确、语言歧义、记忆误差等都会导致传说变易，这是无意识的传闻失实。然而，也正契合了庄子所说的“得意忘言”。
促使“说”变易的更多是人为因素，地域、群体利益(如阶层、族群、流派等)、时代性等因素。班固关于《汉志》“小说家”的注释“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其语浅薄……似因托之”、“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迂诞依托”等都可以作为《汉志》“小说”传闻失实(被动虚构)的证据，也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特征。传闻异词、踵事增华就意味着失实。换言之，传闻失实是被动的“虚构”。《汉志》“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预留了艺术虚构的发展空间。
《韩非子·解老》在解释《老子》“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时，提出了“象”(意象)、“想象”的概念：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案其图以想其生”即“想象”，而“诸人之所以意想者”是“象”(意象)。由此可见，韩非子之所以广泛收集“说”而储备起来，是他已经自觉认识到了它们对传道的作用，化抽象为形象、寓道于乐。
从刘向对《百家》、《说苑》、《新序》、《世说》的纂辑以及收集大量“说体”编辑在一起并以“说苑”命名，可见他对这种文体的自觉意识。
四、《汉志》“小说家”与“小说”的民间性
《汉志》为我们勾勒了小说发生之初，起于口语叙事的历史场景，清楚地表明了小说源自民间的性质。“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表明“小说”不是某个作者的独创，而是流播中的大众文化的积淀，综合了社会上原有的种种神话传说、民间生存智慧故事、生活常识、民间信仰等，承续了社会集体的文化意识，是民间的生活经验和价值传承的积淀，又是体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汉志》载青史子五十七篇为古代史官记事，现存三则都是关于民俗的记载。《说苑·谈丛》多民间俗语、谚语，《淮南子》《说山》、《说林》中亦多此类，颇似后来的《朱子治家格言》、《增广贤文》类，都并非专业知识分子水准的东西。《心术》也来自日常察言观色的切身体会；《未央术》产生于汉代，不仅时代不及诸子，且浅薄、不僧不道难以归类，故归之“小说家”。“小说家”其“似子者”和“近史者”的性质其实就是统一在民间智慧这个层面上。如《周说》近《封神演义》，大家看重的就是它的民间性，而并非仅故事性。
《汉志》“小说家”成立时，把当时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化都吸纳进来了。其中能够析出的部分“自立门户”。暂时不能与成为显学并与诸子抗衡的部分，由于长期历史沉淀形成其内涵的丰富、复杂性、混沌性，尤其是其民间喜闻乐见的叙事性形态，从而成为这样一种与诸子不能并列、不能取消、不能作为附属的状态。在敬天命、远鬼神、重人事的儒家思想统治下，汉武帝行封禅大典无法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封禅的理论依据和仪式所需的规范准则(“礼”部著录了一些)，不得不求诸民间。这时“小说”不是为了论证、解释某种学说而刻意创作，而是基本采自民间的那些未被组织到诸子篇章中、游离于各种学说之外的“说”，这才是《汉志》“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真实含义。原来“小说”本不是文学的专利，娱宾遣兴，生动形象地传“道”，无论争鸣的诸子、政客、传教徒、巫医厌祝，皆可得而用之。这时期的“小说”“担负了说服、劝戒和娱悦的功能，并在此处与宗教的人生关怀相连接。讲故事和说道理殊途同归，凝聚了古今民众的大悲惧和大欢喜”[10]。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为“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纪实，而是一种“似子者”和“近史者”，不入九流但又深受欢迎的以讲故事为主的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预留了艺术虚构的发展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钟肇鹏认为《汉志》“小说”一如今天的传说；杨义肯定《汉志》“小说”概念具有本体论价值、口承传统，为中国小说之祖，[11][12]是完全正确的。
［收稿日期］2013－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