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理学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 （2000）01—0136—05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理学的研究侧重于清初和晚清，而忽略了对乾嘉理学的研究，使清代理学研究明显呈现出两头强、中间弱的情形。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理学进行初步探讨，为完整理解清代理学提供一点帮助。需要说明的是，经过清初学者的批评，陆王之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已微乎其微，所以，本文的理学专指程朱理学。
一
清王朝建立后，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仍然选择了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一抉择，为明后期以来已趋于没落的理学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使得清初理学呈现了短暂的“复兴”，涌现出一大批理学名臣，像陆陇其、陆世仪、熊赐履、张履祥、李光地、汤斌，等等。出于对陆王心学的反思及清初社会重建封建伦理道德秩序的需要，他们本着务实的精神去阐发程朱理学的意蕴，以宣传“躬行”和“主敬”为主，而将理学中的思辨魅力作冷处理。清初理学的这种转向，为它带来了现实意义，即获得清朝统治者的信赖和支持，得以高踞庙堂，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清初理学的这些特点也为乾嘉时期崇奉理学的学者继承。
乾嘉时期，汉学如日中天，“人人许郑，家家贾马。”尽管如此，由于官方的支持，理学仍在学术界中有一定的影响。许多取得功名的官僚大都以理学为归宿，他们虽在学术上不成家，仍能壮大理学声势。另外，承清初理学之传授，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批坚持理学的著名学者，主要有：福建的雷鋐、伊朝栋、孟超然、阴承方、蔡新、陈庚焕、蔡长云、谢金銮；江苏的任瑗、秦瀛、任谦、吴兆松；江西的陈道、邓元昌、杨锡绂；山东的韩梦周、阎循观、李观瀛；广西的陈宏谋、卿祖培；陕西的孙景烈、王杰、刘绍颁、王巡泰、张岳立；云南的钱澧、李文耕；浙江的戚人镜、吴元音、蒋元、姚学安徽的汪绂、余元遴；湖南的罗典；广东的曾受一，等等。当然，这里列举的并不是乾嘉时期理学家的全部，但足以表明理学仍有很大的势力。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理学的衰落，也主要指其丧失了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内在生命力，不能单纯以群体的大小来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乾嘉时期理学阵营中还有一支可以引以为援的力量，这就是以古文著称的桐城派。此派开创于方苞，中经刘大魁、姚范，至姚鼐集其大成。这个文学流派主张“文以载道”，所谓的“道”，就是程朱之义理。是故，桐城派以维护和承继程朱理学为己任，在治学原则上，坚持义理、考据、词章并提，而以义理为归。所以，桐城派的学者既以古体散文自恃，又研治经学，这在方苞和姚鼐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乾嘉之际，姚鼐在江南历主钟山、紫阳、敬敷等书院，门生弟子遍及大江南北，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鼓吹理学和桐城古文的重要力量。
二
从总体上看，乾嘉时期理学内部也有不同的取向，主要有以下三种：
1、主敬派。以主敬涵养为主， 注重以修身养性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实践，这是乾嘉时期理学的主流，主要代表有雷鋐、蔡新、韩梦周等。他们强调以修身养性的内圣功夫为主，注重立言与道德实践的一致。正如韩梦周《与彭允初书》所言，“圣贤之学，其大要有三：以存养为根本，以省察为修治，以穷理为门户”，而“所谓穷理者非他，盖即穷其所存养者而已矣，穷其所省察者而已矣。”（《理堂文集》卷3 ）这就是说，修身养性的道德实践才是孔孟程朱所传道统之根本，注重内在功夫的修养才是穷理的主要任务。这样，主敬派就把心性修养功夫提高到了统治一切的地位。基于对理学的这种认识，这些学者就始终致力于在心性修养上下功夫。蔡新之学“以求仁为宗，以孟子不动心为指归，因集先儒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之法，曰事心灵，终身体玩之。”（《清儒血案》第2册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 均与此同）韩梦周更是一遵程朱“主敬”“存心”学说，认为“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朱子以为存心之属。盖培养本源，蓄之深，植之厚，成性存心而道义初矣。程子所谓静中有物者，于此体之可见，盖存心薄者，必无恻隐之发，存心戾者，必无辞让之行。致中以立大本，义盖如此，非空空存此无为之心，使不放驰而已也。”雷鋐之学，亦“以躬行为主，以仁为归，以敬义为门户，以人情事理为权衡，以六经为食饵，以文艺为绅佩”，致力于道德之践履。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的理学主敬派是以坚持道德论为中心来发挥程朱理学的，但在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实现理论的突破，仅仅是固守程朱而已。他们的思维是从道德中心论出发，认为人心是维系天下国家的纽带，正人心才能正天下，而人心之正邪则又由他们所宣扬的程朱义理来评判。与此相对应，在施政的对策上，他们一方面竭力维护封建皇权的中心地位，认为天下“安危治乱之几，归本于人主之心，以推极于民生国计”，通过正君心来实现德治。另一方面，又提倡推行教化，让程朱之学深入人心，成为维系社会安乐太平的枢纽。如此种种，只不过反复申述了“内圣”功夫才是治国本源的陈词滥调。
尽管主敬派把讲心性修养看成是孔孟程朱之学的根本，未免过于偏颇，而且在学术上容易流为玄思静想。但从实际上看，这些学者多数还是能够做到言行一致，将立言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信道之笃，另一方面则是由清统治者的政策造成的。从康熙以来，清政府虽提倡理学，但打击所谓假道学，斥空谈心性，力倡躬行。这使得已趋于没落、只能依靠统治阶级的扶持才能获得张扬的理学，不得不注意仰承清统治者的鼻息。理学家们虽讲心性，但并不做深层的理论探讨，而是仅仅谨小慎微地将其具体为日用伦常之躬行。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在仕途上前进的可能。
2、经世派。它代表了理学中务实的一方面，以关注社会现实、 致力社会实践的“外王”为主，摒弃空谈心性之疏陋，主要代表有陆燿、谢金銮等。陆耀“生平不以讲学名，而研易理、明礼制、敷性情，并切实用，无虚空迂阔之谈。”他对儒学精神的理解与同时代的理学家明显不同，认为孔门之大在于“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而所谓的心性之旨，并不是圣学之要。对于当时理学家们所致力的程朱陆王之辨，陆燿认为二者在学术上的差别只不过是“毫厘影响之间”，并不是理学的真切之处，而“朱子之行社仓，复水利，蠲税银，与象山之孝友于家，惠爱于民，阳明之经济事功，彪炳史册”，才是“理学真儒之左契”。很明显，陆燿关注的是社会现实，而反对空谈性理。所以，他赞同戴震关于“理”的重新解释，认为“夫理悬于虚，事征于实，虚者易冒，实者难欺，惟言理而著之于事，证之以迹，空虚无实之谈，庶不得而妄托。”
最能体现陆燿务实的治学态度和经世致用思想的，当属他编纂的《切问斋文钞》。该书共30卷，采辑清初至乾隆年间的文章，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时宪、河防十二类。在《凡例》中，陆燿点明了收辑文章的标准，即“明治道、存同异、贵有用”，故于考据之繁琐、理学之空疏及科举时文之鄙陋，概排除在外，不予收录。可以说，《切问斋文钞》上接《明经世文编》，下启《皇朝经世文编》，实为清代学术和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亦是乾嘉时期经世思想的精华和主要代表。陆燿及其编纂的此书也因此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程晋芳称陆氏的“经济之文”，堪与南宋宗泽、明朝于谦和王阳明的文章相媲美。
3、学理派。它与主敬派相近，只不过在注重心性修养的同时， 更重视从理论上阐释和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主要代表有汪绂。汪绂治学一遵程朱之法，坚持由内圣到外王的修身治国之路，而对于内在修养则强调得比较多。他认为这是孔孟程朱之学的最根本的原则。他的代表作《理学逢源》一书，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该书序言一开始就说：“理一而已，自四子六经以至周程张朱之所演绎，载籍虽繁，要不过欲人反求之于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则以是见之行事，以实践而力行之，而于以措之民物，莫不皆准，此千圣所同符，古今无二致也。”可以说，汪绂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程朱所宣扬的道统之核心及理学的本质，即孔孟程朱心传之道即为修身养性，只有在此功夫上得到实践，治国安民的外王功夫才会不期而致。而汪绂编纂《理学逢源》一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是自求于身心而得夫天性之本然。”该书共12卷，其内容“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夫日用伦常之著，自方寸隐微之地以达之经纶斯世之酋，亦庶几井井有条，通贯融微，所以反求身心，以探夫天命之本源者，亦可不待外求而得终身焉，足矣。”汪绂对理学的发展作了系统的研究，除《理学逢源》外，他对朱熹的《近思录》、薛宣的《读书录》、罗钦顺的《困知记》、陆陇其的《问学录》等理学名著也都进行了反复探研，对理学的一些命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与程朱立异的观点，则辨之尤详。汪绂与当时理学家普遍流于心性之学不同之处，还在于他精研经书，尤深于《易》和《礼》，并广涉其它。朱筠称赞汪绂为学“博极两汉六代诸儒疏义，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为归，六经皆有成书，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所不究畅，卓然传于后。”[1]
汪绂对理学的捍卫及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得到了后来宗理学学者的赞赏。夏炘以汪绂与清初理学家张履祥、陆陇其一起并列为清理学三大家，认为他“僻处山邑，人或不能道其姓氏，其隐晦视张先生殆尤过之，然著述桩继往开来，品谊之升堂入室，与张、陆两先生盖鼎立焉无或逊也。”唐鉴在《国朝学案小识》一书中，将汪绂列为18位“翼道”的理学家之一，亦表明了他在清代理学中的重要地位。
至于桐城派，除了方苞、姚鼐在经学方面有所成就外，大多数都是以文士尊崇程朱，几乎没有经学或理学方面的著作。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不是理学家，而只是理学的追随者。
当然，以上对乾嘉时期理学的分类只是依据其主要的学术倾向，并不十分准确。从整体上看，乾嘉时期的理学以崇尚心性、讲求道德践履为主，后两种倾向影响极小。但是，后者的存在，表明了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化，亦标示了学术演变过程中的多姿多彩。
三
乾嘉时期理学在承接清初理学的趋向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学术任务，所以它呈现出与清初理学既相似又不同的学术特点。
1、抨陆王，辟佛道。乾嘉理学继承清初以来的程朱陆王之辨， 对陆王心学继续进行批评。其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关系，这也是陆王心学与程朱之学的主要分歧。不过，综观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对陆王的批评，远没有超过清初学者。很多批评也仅仅是指出了陆王之学来源及危害，理论上的建树几乎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因为自清初以来，理学家们就疏于理论上的探究，而是转向实践理学的原则，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作用。二是经过清初学者的批评，陆王之学已归于沉寂，公开信奉者寥寥无几。这也表明，批判陆王之学已不是乾嘉理学家的主要任务。例如，对于陆王所宣扬的“心即理”主张，乾嘉理学家普遍认为它是直接从释家转引而来，陷入了佛家泥沼。雷鋐指出，心即理由陆象山提出，“以此直接颜曾，视子贡以下诸贤皆所不足。夫心即理，不必有人心道心之分，达摩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惟其然，遂信心自足，凭臆武断，无所顾忌，”从而开启了王学的泛滥。这种论调在清初学者那里是屡见不鲜的。当然，有的学者虽排斥王阳明的学术，但对他的事功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如韩梦周说，“或又以阳明功业轩烁，为儒者之效，此古豪杰雄略中士优为之，不必尽由讲学也。阳明本豪杰，夙究于经世之务，又能内定其心，足以乘机制变，故成功如此，至于圣贤体用之全，为学之方，则不可一毫借也。”这同时也基本否定了阳明之学与宋学的关系。
在对陆王之学排斥的同时，乾嘉理学家亦对佛、老之学展开批评。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理学之所以具有丰富的思辨色彩，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得益于佛、老二家的宇宙观和自然观。但是，长期以来，理学家拒不承认这一点，反而极力宣称自己代表纯正的儒学，并始终与佛老二家势如水火。乾嘉时期理学家亦不例外。他们认为，佛家之说，既败坏风俗礼教，又危害学术，所以应将其罢黜。诚如其说：“佛入中国几二千年矣，唐以前其患尤在于礼俗，至宋乃并为学术之害，自程门高第子已浸淫其中，朱子所以力辨也。有明王氏更唱异说以掊击朱子，后学师之，其失弥甚”，希望有贤者出，“能本圣贤以来之旨，明中正，以黜邪淫，以正人心。”有的学者则以讳言佛老的面貌出现，如韩城王杰，“生平于浮屠老子法未尝言及，亦不加以排斥，有语及者，辄不对，曰：吾未尝习此也。”当然，在历经了清初的理学反思思潮对理学重要命题的理论来源进行考证式的剥笋后，理学混佛老于一体的事实已昭然于学术界。所以，有的理学家则明确承认理学创始人曾一度喜好佛学，但又认为程朱等人有圣贤之资，所以能够不为佛学所惑，并能够进而严辨儒释。
2、崇实黜虚。这一特点是继承了清初理学的传统， 即它所注重的不是理学义理的阐释和发挥，而是如何将理学的原则运用于个人修养及维持社会的稳定。具体地说，就是在道德修养方面要言行一致，在日用伦常上实践道德原则，避免流于形式和玄想；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努力推行道德教化，引导庶民遵守纲常伦理。乾嘉理学家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如阎循观虽然不反对道德践履，但对于空讲性道则表示不满，他认为“圣门为学只是从事物朴实头力行去，一贯之旨，性道之奥，圣人罕言学者，亦未尝妄意，今为学多是躐等，欲不禅，得乎？”姚学塽将宋学讲学之旨归结为三点，即“以致知启其端，以力行践其实，以慎独握其要。三者之中，慎独尤急。” （《清儒血案》第3册《答闵餐霞书》）这说明他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功夫。但是，他又认为，“宋儒之学非尽于宋儒之书而已也，本之于经以深其源，博之以史以广其识，验之伦常日用以践其实，参之人情物理以穷其变，不必终日言心言性而后谓之理学，亦不必言太极阴阳五行而后谓之理学也。”（《清儒血案》第3 册《答家五中书》）他是要以博学经史和道德实践的结合来提高修养的境界，反对玄想养性的做法。陈宏谋则对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近世言学亦知遵尚朱子，而用功止凭口耳，逞技惟在词章，终日读书作文，未知所读之书于己何益，所作之文于世何用？其业居然，读书人亦未尝不以读书人目之，究之身世，毫无所益，甚有所行所存与书全相反者，使世人谓书可以不读，读书不必有用，皆由于此。是当以圣门知行合一之语，因人指点，随时印证，庶几挽颓风于万一耳。”（《清儒血案》第2册《寄家圣泉法书》）可以说， 清初以来理学向“躬行”、“践履”方向的转向，强化了理学在社会教化中的影响，使它与封建政权的紧密结合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这也是它能够始终受到清统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
3、批评汉学。这是乾嘉时期理学所面临的新任务。乾嘉时期， 汉学大盛，它不仅以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改变了学术界的格局，而且以自己特有的“通经致用”原则冲击着理学的影响，改变了儒学内部派别的地位。理学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高踞庙堂，实际上已走向没落，但面对来自汉学的挑战，它不得不进行反击，以捍卫自己的权威地位。于是，汉宋双方展开了批评与争论。从深层来看，汉宋之争的实质则是争夺“圣道”的阐释权。汉学兴起以后，撇开宋儒，直接上溯两汉经学，欲追求真正的“圣道”，这应该是引起汉宋之争的最主要原因。乾嘉时期宋学对汉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汉学的治学方法提出批评，认为汉学以考据训诂为主， 连篇累牍，解一字至万千言，实为破碎大道，为害学术。姚鼐就认为，为汉学者局限于训诂考证，搜求琐屑，徵引猥杂，而不追求义理。这种徒以求博为主的治学方式，实是“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钜”[2]，为学术之大害。
清代汉学是以考据为主要治学特征的儒学派别，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思想指导下，为了一个事实或一段经文的正确与否，汉学家势必要广泛地、尽可能多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和证据，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予以判断。这种以归纳为主的推断方式当然难以避免堆积材料，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流传下来大量历史典籍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是不可避免。理学家批评汉学琐碎和猥杂，涉及了汉学学术的表面形态，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汉学家看来是必须的，在理学家看来却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对学术的理解不同和治学路径不同造成的。本来，汉学和理学是儒家内部两种性质不同的学术派别，汉学家需要以实证来得出结论，即使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命题也是如此。当他们用训诂考证的方法重新解释程朱宣扬的抽象命题，并因此与程朱有所不同时，这也无可厚非。概念的重新理解和诠释或说是概念的革命是引起思想变革的前提和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汉学家对理学所讨论的命题进行重新诠解，是一种有意义的“否定”，是一种进步。这也远比清代宋学家恪守程朱、不敢立异要好得多。那么，理学家所批评的汉学之破碎大道，在实际上只是促使了程朱理学发生了变革而已。从汉学家的思想背景来看，他们有能力完成这一变革，毕竟，他们都是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有了理学的思想背景和基础。尽管以后他们宣布学术转向，并进而反思和否定理学，但究其实质，也只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方法改造了理学而已，由此拉近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这种经验的学风也是清初以来整个学术界的基本倾向。
（2）以德行评判汉学。认为汉学家专宗两汉经学，排斥宋学， 是为了一己之私名，并为自己道德修养的不足作掩护。姚鼐在《仪郑堂记》中认为，“世之说经者，不蕲明圣学诏天下，而顾欲为己名，其必王肃之徒与？”在姚鼐的眼里，汉学家是一群“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之人，“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所以，毛奇龄、李刚主、程廷祚、戴震，“率皆身灭绝嗣，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姚鼐《再复简斋书》）
关于乾嘉汉学家的行为修养问题，确实值得注意。王鸣盛的贪陋、戴震的兀傲、江藩的直梗、汪中的好疵论人物、王昶的好与人争胜，皆为世人所讥，也成为理学家攻击汉学的口实。其实，综观整个乾嘉学术界，学者的行为可议者不少，并不仅仅是汉学家所独有。而且，汉学家阵营中大多数能够做到学行双修，有些汉学家如洪亮吉、王念孙、武亿等人，或冒死上书，或讥弹当朝权贵，皆可作为名臣傲视当时的理学官僚。这也反映出理学家对汉学批评的偏见。
（3）以经世致用来评判汉学。如前所述， 乾嘉时期的理学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在评判汉学时，重点也不一样，主敬派批评汉学无裨于身心，经世派则认为汉学无益于国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模式是理学各家共同遵守的理想。
谢金銮在《复郑六亭书》中将研经分为经学和经术两种，认为经术优于经学，有用于世。而汉学家从事的只能算是经学，于世于己皆无益。只是他所谓的经术，却是以四书为纲，以六经为辅，很明显他坚持的仍是理学立场。陈宏谋将这一点表述得更为明白，其《寄孙文定公书》云：“古人穷经足以致用，凡不能致用者，不可谓之穷经，然穷经而不能求切于身心伦物者，亦必不能致用。近见人毕生读书，而不能有用，皆坐看书中所言不甚亲切之故，而经义尤甚也。”
通经致用是儒家的一条重要原则，它认为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认知，从而获得圣人关于安身立命和治国安民的原则，并进而用这些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在经学盛行的两汉表现得尤为明显，所谓的以《春秋》决狱，用《诗》为答辞等，皆属此类。这也是儒家经典占据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特有表现。陈宏谋和谢金銮一样，都主张治经在于致用，若以当时流行的儒家原则来评判，他们的批评可谓指中汉学的要害，因为汉学家虽亦有通经致用的初衷，但主要还是处于通经求道的阶段，明显地与现实的距离较远。
（4）反驳汉学家的义理阐述和经学辨伪，为程朱理学辩护。 这主要是针对戴震的《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这两部著作可以说是汉学家在理论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体现，也是对程朱理学冲击最为有力和最为集中的论述。此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理学家的反击。韩梦周对戴震批评宋学的“性即理”之说深表不满，认为戴震没有全面理解孟子。他说：“戴东原谓：‘程朱说性即理也，其视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即老氏之所谓无，佛氏之所谓空。稍变而为此说，孔孟无之。’然孟子有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彼疏孟子字义，并此句忽之，何也？”深于金石考订的翁方纲非常佩服戴震在名物象数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对戴氏“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则不能容忍，于是著文驳斥戴震的“理说”。（《理说驳戴震作》）刘开在《学论中》认为，汉学家批评宋儒略于考证训诂有情可愿，因为他们对此并不擅长，但连程朱的义理也进行批评，有失公允。“夫义理乃宋儒之所独精，攻其短而没其长，岂非味直道之公而过为己甚之言乎？无惑乎士心不服，而潜心好古之儒，莫不发愤叹息，思攘臂而争之也。”这其实也道出了汉宋双方分歧的焦点所在。
综上所述，乾嘉时期理学从总体上是处于沉寂状态，这既有其学术生命力进一步丧失的原因，也有来自其它学派尤其是汉学的冲击的缘故。但从细微处分析，仍可发现这一时期理学所具有的与清初和晚清不同的学术特征，显示出理学在没落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垂死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