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教材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理论论文,语文教材论文,叶圣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圣陶先生对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先生对语文教材建设的研究和实践进行一些探索。
众所周知，叶圣陶对如何编写语文教材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同时，他又身体力行，倾注莫大心力，编写了多种中小学语文教材。探析叶圣陶的语文教材理论，可以发现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一切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叶圣陶围绕语文素质教育提出的关于语文教材的标准、性质、功能和归宿等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形成了相当完整而准确的语文教材观，它是我国语文教材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一 教材标准论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叶圣陶就对语文教材的编写提出了“符合规定”、“足为模范”等要求。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他在制订中学语文课程目标的同时，主张按照教学目标编写出规范化的教材。他提出：“中学语文教材，就精神说，要符合目标第一项所规定的各点；就内容说，必然的涉及各科，以各科的内容为内容；就品质说，要朴实、精确，足以为目标第二项的模范；就体裁说，要包括一般人在生活上所触及的各类文字（不列举），高中要选若干明白易晓的古文，以能够通解普通文言为目标。”[①]这些主张，正是叶圣陶语文教材标准论的集中反映。他提出的规范化标准，充分体现了语文素质教育对教材的客观需求。
在“精神”上，叶圣陶认为，学语文其实就是学做人，尽管语文课并非思想政治教育课，但语文教材就精神说，要脱离思想内容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语文教材有利于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中，从“情操和意志”方面培养“五爱”精神。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他主张：“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②]这正是着眼学生基本素质、力图通过语文教材育人的语文教材素质观的具体体现。
在“内容”上，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为了体现语文的性质和特点，叶圣陶要求语文教材“以各科的内容为内容”。这一主张从语文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社会功能出发，克服了语文教材选材上的狭隘观念，摒弃了教材编写中的“关门主义”倾向，从而有利于学生在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全面接受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提高学生的素质，更好地运用语文为社会文明服务。应当说，任何学科的学习都离不开语文，而通过语文学科“以各科内容为内容”的教材所培养起来的语文能力，无疑将更适合于时代对社会成员语文能力的要求，也即更符合当代社会语文素质教育的目标。
在教材的“品质”上，叶圣陶提出了“朴实、精确”的要求，主张足以示范，以顺应学生“身心的发育和生活经验的扩展”，逐步培养学生“凭我国语言文字吸收经验表达情意的知能”。这更是一种基于语文素质教育根本目标的正确主张。毫无疑义，语文教材只有成为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范本，学生所掌握的语文能力才能真正成为人生发展的阶梯。
至于在教材的“体裁”上，叶圣陶也从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出发，主张兼及社会生活“所触及的各类文字”。这种“各类文字”，应当成为学生学习书面言语和口头言语的良好借鉴。其实，无论是书面的抑或口头的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无论是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等常用文体抑或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文学作品，无论是广为普及的白话文抑或借鉴传统文化时需要接触的文言文，人们都必须具有最基本的读写听说能力。叶圣陶关于兼及“各类文字”的主张，同上述观点一致，目的都是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使他们能以尽可能完备的语文能力更好地适应并积极地影响社会生活。
二 教材性质论
认识教材必须明确教材的性质。语文教材的性质是什么？叶圣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认为语文教材应当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的“锁钥”，这正是叶圣陶语文教材性质论的生动概括。叶圣陶把语文教材作为学生获取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养成学习习惯，即培养良好语文素质的“锁钥”。他说：“语文教本好比一个锁钥，用这个锁钥可以开发无限的库藏。”[③]“锁钥”是一种“凭借”，是一种“工具”，因此他还说：“我相信书本是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一种凭借。”“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本。”[④]但是，这种“锁钥”和“凭借”并不是狭隘的，他说：书本“不是唯一的工具，唯一的凭借。许多功课都不一定要利用书本，也可以说，文字的书本以外还有非文字的书本。非文字的书本罗列在我们的周围，可以取来利用。”[⑤]
语文教材自然应是学生获取语文知识的“锁钥”。语文教材中不仅应有介绍语文知识的文章，而且主要应使学生从教材所选典范文章的阅读中，从教材安排的写作和听说训练指导中，学到活生生的语文知识。学生从正确而灵活地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范文的阅读中，从教材规定的作文和听说实践中学习语文知识，当比孤立地学习语文知识更易奏效。所谓“锁钥”，正是从语文知识的现实应用，即各类文章的阅读写作与听说活动中，逐步掌握这种知识的应用规律，这是最实际、最有效的语文知识的学习，这种知识正是语文素质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然而，语文教材更应成为学生提高语文能力的“锁钥”。语文教材不应仅仅传授知识，而更应培养语文能力。能力训练型教材之所以被认为是理想型的语文教材，就是因为它不仅渗透了语文知识，而且特别把语文能力的训练作为主线和重点，将语文教材作为训练和培养学生读写听说能力的“锁钥”，这恰恰是语文素质教育目标所要求的。
语文教材又应当是学生养成语文学习习惯的“锁钥”。语文学习的习惯是一种重要的语文素质，这种素质的形成同样必须凭借教材的指导。这就是说，不论编写还是使用语文教材，都有一个如何引导学生养成语文学习习惯的问题，都要注意通过语文教材使学生掌握学习语文的正确方法，历练定型，成为良好的习惯，从而爱学语文、会学语文、常学语文、善学语文。学习的习惯与非智力因素是考试难以检测的。叶圣陶要求教材有助于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正说明他把教材当作素质教育的“锁钥”，而决非应试的敲门砖。
值得指出的是，语文教材不应仅仅是文字的书本，它还应当包括非文字的书本。语文教材是构成语文教学活动的重要因素，是语文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师教与学生学之间的纽带。语文教材的价值，正在于它是实现语文教学目的的工具，教师主要是凭借这一“锁钥”进行教学，因而各种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都可加以利用。叶圣陶关于语文教材广泛性的论述启示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文教材时，必须取开放的态度，尽可能地使学生通过教材这一“锁钥”获得多方面的知识、能力、方法和习惯，这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所必需的。
三 教材功能论
教材观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教材功能论。叶圣陶历来提倡以教材为示范，指导学生掌握阅读的方法，提高阅读同类书的能力。对于语文教材的功能，他曾明确指出：“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⑥]“举一反三”，这是叶圣陶语文教材功能论的科学体现；而他所说的凭借“例子”，又是“举一反三”的最好注释。他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⑦]这里，他所追求的是适应学生“现在或将来”的“需要”，“能阅读同类的书”，同样着眼于素质而并非为了应付考试。
语文教材要有助于“反三”，就应当更好地“举一”，这就要求教材编写者精选文质兼美、脍炙人口、适合教学的典范文章。一要思想内容好，二要语言文字好，三要适合教学。但从当前的一般教材看，用以“举一”的教材质量并不平衡。尤其拿适合教学来衡量，各种教材在编排上是否科学合理、分量上是否恰如其分、要求上是否适应学生实际、操作上是否方便教师教学，都还值得研究。这方面，叶圣陶的教材选编理论和实践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极好指导。
语文教材要有助于“反三”，还应当要求教师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和改造教材。对于教材，长期以来不少教师往往习惯于被动接受和搬用，他们不了解教材无非是“举一”，目的则在于“反三”；教材无非是“触类”，目的则在于“旁通”。教师使用教材应当成为一种主动的工作，他们应当把教材视为一种“抓手”，使比较、鉴别、选择、加工、处理、编制教材的多种方式，成为更好地发挥教材“反三”作用的有力手段。
好的语文教材应当有助“举一反三”地进行语文素质教育，好的语文教师应当正确地对待语文教材：一要善选，即在可能条件下按一定标准选择运用有助于素质教育的教材，对各类语文教材进行比较和鉴别。不论选择综合型的还是分科型的语文教材，都要做到符合培养目标，适合当地需要，切合学生实际，方便教师教学。二要善用，即能合理地处理教材，把握目标，分清主次，确定取舍，选好教学角度。同时要使用好教学参考资料，包括文字图象资料和声像资料，如有关文件、教学指导用书、研究成果、教学刊物、工具书等图书、地图、年表以及幻灯片、录像带、录音带、电影等。三要善编，即学会从素质教育出发，按一定的原则选取范文，能灵活地编写语文教材，包括自编补充教材和实验教材。编写教材要持积极而慎重的态度。积极，才能解放思想，编写出适用于素质教育的教材；慎重，才能使教材符合要求，不断优化，并在语文素质教育中有效地发挥作用。
四 教材归宿论
叶圣陶的语文教材理论不但包含了叶圣陶对于语文教材标准、性质、功能的富有特色的见解，还包含了他对于语文教材归宿的别有见地的论述。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养成学生的课外阅读习惯，这历来是叶圣陶语文教材归宿论的基本思想。他把语文教材视为学生课外学习的基础，要求教师从教材出发，尽量推广、扩大，落实到课外广大的阅读天地。他说：“精读文章，只能把它认作例子与出发点；既已熟习了例子，占定了出发点，就得推广开来，阅读略读书籍。参读相关文章。”[⑧]这种书籍，这种文章，主要是指课外读物。因此他强调“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⑨]他说：“阅读要养成习惯才实用，所以课外阅读的鼓励和指导必须配合着教材随时进行。换句话说，课外书也该认作一项教材。”[⑩]通过教材，带动学生广泛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习惯，这确应成为语文教材观所追求的归宿。
叶圣陶关于延伸“课外”的教材理论，揭示了语文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在语文素质培养上的辩证思想。基于这一思想，叶圣陶认为，在教材操作领域，应当正确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精读与略读的关系，一是导读与自读的关系。
叶圣陶十分重视处理精读与略读的关系。在《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的前言里，我们可以看到叶圣陶对于精读与略读两者关系及培养学生语文素质的基本观点。培养语文素质，不但需要凭借课本或选文，同时也要凭借课本或选文之外广大的略读天地。他说：“课本里所收的，选文中入选的，都是单篇短什，没有长篇巨著。这并不是说学生读了一些单篇短什就足够了。只因为单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细磨细琢的研读功夫，正宜从此入手，一篇读毕，又读一篇，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颇，阅读的兴趣也不致单调；所以取作‘精读’的教材。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这就是‘略读’。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学生在校的时候，为了需要与兴趣，须在课本或选文以外阅读旁的书籍文章；他日出校之后，为了需要与兴趣，一辈子须阅读各种书籍文章；这种阅读都是所谓应用。使学生在这方面打定根基，养成习惯，全在国文课的略读。如果只注意于精读，而忽略了略读，功夫便只做得一半。”(11)由此可见，无论编写教材或使用教材，都必须兼顾精读与略读；以精读示范，以略读模仿；在精读中明规律，在略读中练本领；得法于精读，得力于略读。其指导思想完全不同于应试教育，而皆为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其最终目的，则均为他日学生走出校门以后的应用。
叶圣陶还十分重视处理导读与自读的关系。尽管精读多在课内指导，略读多在课外自动，但不论课内指导精读还是课外自动略读，都离不开教师的指导。“略读是国文课程标准里面规定的正项工作，哪有不需要教师指导之理？”当然，课内导读仅是一种“事前指导”，而非大量阅读和应用；课外自读则是学生“按照老师所指导的去阅读，去参考，去研究”(12)。学生掌握学习的规律主要靠课内导读，但运用这些规律大量地自动阅读与应用，显然大多在课外的自读。为培养学生语文素质，课外自读同样也是语文教师应予特别关注的学习领域。更何况，课内的导读，不光有精读与略读的指导，就整个语文学习而言，更有读写听说的全面训练；而在课外的自读，不光需要教师事先在课内就指出一条自学的门径，还需要在课外通过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使社会生活中的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都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的教材。由此可见，无论编写教材或使用教材，都必须兼顾课内的导读与课外的自读。这在指导思想上，也皆为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其最终目的，也均为走上社会以后的应用。
总之，叶圣陶有关于语文教材建设的观点，无不与语文素质教育密切相关。叶圣陶的语文教材观，对于我们进行语文教材建设，进行语文素质教育，都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 见《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叶圣陶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第一项”即“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从感性的认识出发，在学生的情操和意志方面，培养他们（一）对劳动跟劳动人民的热爱，（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三）随时准备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决心和勇气，（四）服从公共纪律爱护公共财物的集体主义精神”。下文的“第二项”即“顺应学生身心的发育和生活经验的扩展，逐步的培养他们凭我国语言文字吸收经验表达情意的知能”。
② 见《〈大学国文〉序》，《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6页。
③ 见《国文教学》，开明书店1945年版。
④ 见《略谈学习国文》，《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⑤ 见《如果我当教师》，《叶圣陶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页。
⑥ 见《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⑦ 见《谈语文教本》，《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页。
⑧ 见《精读指导举隅》前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⑨ 同④第90页。
⑩ 见《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案》，转引自顾黄初《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11） 《略读指导举隅》前言，《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54页。
（12） 同注（11），第255—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