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赔偿法的重新构建：欧洲经验与欧洲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赔偿法论文,趋势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的努力
近几十年以来，在欧洲，特别法、尤其是判例不断推动损害赔偿法的发展。在最近一些年中，针对损害赔偿法出现了越来越广泛的改革活动，其中部分在整个民法典修订的框架内展开，另一部分限于就损害赔偿法进行全面修订。
葡萄牙民法典①与荷兰民法典开启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民法再法典化的浪潮。经过较长时间的停滞之后，中欧国家和东欧国家也重新开始了法典化的努力，②例如，全新的匈牙利民法典即将通过。即使在欧洲之外，法典化的思想同样不乏追随者，例如巴西在2002年制定了全新的民法典；③以色列也公布了一部民法典草案；④日本和韩国也正忙于各自的民法典修订工作。在中国，人们全力以赴制定一部全新的民法典，其中已经完成了部分各编，而目前正在制定侵权责任法。
除此之外，损害赔偿法或者债法的修订草案也不断出现，这些草案尝试结束特别法丛生的局面，以实现损害赔偿法或者债法的现代化。⑤瑞士可以被认为是单行修订债法的急先锋；⑥土耳其以瑞士为师，⑦紧随其后。在奥地利，一部全新的损害赔偿法草案也已经问世。⑧在法国，一个非官方小组也提交了其起草的法国民法典债法修订草案。⑨
在整个欧洲层面，学者针对欧洲侵权法的统一不断作出努力，产生了两个分别起草的侵权法草案。⑩欧洲侵权法研究小组于2005年提交了“欧洲侵权法原则”；(11)欧洲民法典研究小组和欧洲共同法小组于2008年提交了“因致他人损害的合同外责任”建议稿。(12)
二、国际趋势
如果我们纵览上述这些新的变化，可以较为清晰地厘清一些发展的轨迹，在此先做简要总结，后文还需要再作详细探讨。首先，目前主流做法是分别调整合同责任和合同外责任。就责任前提而言，可以确定存在如下趋势，即无过错责任日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尚未达到针对过错责任设定一般条款那样，针对危险责任也规定一个一般条款的程度。在就雇员的行为归责时，在国际范围内，倾向于扩大责任的认定，这样就导致雇佣人侵权责任与合同法中的履行辅助人责任趋同。此外，企业责任日益严格。就损害赔偿而言，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断扩大，认定责任的条件不断放松，此种趋势日益明显。
下文无法就所有具有争议的问题作全面的梳理，但尝试分析一些有关损害赔偿法的重要问题。
三、责任法作为整个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在探讨损害赔偿法时，首先必须指出，而这恰恰是容易被遗忘的：损害赔偿法根植于整个法律制度，后者包含了其他损害分担体系。其他各种法律制度相互配合，于损害赔偿法之外，填补损害赔偿法的不足。在各种损害分担体系中，尤其应当注意到，建立在共同福利思想基础上旨在保障人的基本生存目的的社会法，其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日益承担了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功能；(13)从而形成在整个被保险人之间分配损害并通过公共机关提供的共同资金作用于所有大众的机制。社会保障的范围越广，在人身损害赔偿领域，寻求损害赔偿法救济的需要就会越来越低。此外，由政府机关资助设立的基金针对灾难以及犯罪的受害人提供救助。不仅如此，通过保险合同，损害实际上转由整个保险群体，即间接由所有保险人承担。(14)
从上述针对损害分担不同体系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首先，损害赔偿法依据其正义价值基础旨在实现完全填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但同时也应当避免超出在损害填补之外给受害人带来利益。(15)就此需要协调、衔接不同的体系，以防止出现受害人不当得利的后果。(16)
还需要注意的是，其他并非之于损害填补目的的法律救济手段，也同样可以具有填补损害赔偿法不足的作用，并在结果上达到类似的损害填补效果。例如，基于返还不当得利目的的请求权人，在其权利遭受侵害情况下，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功能一致。需要指出的是，损害赔偿法与不当得利法分别承担不同的目的，前者旨在填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而后者旨在返还所得不当利益。因此在考察法律后果时，应当考虑到此种差异。
四、合同责任与合同外责任
与其国家传统相吻合，奥地利和捷克有关损害赔偿法的草案都一并调整合同责任以及合同外责任。此种立法模式具有诸多优点：(17)有关对损害的理解，如物质性损害与精神性损害的区分，何时存在因果联系包括如何处理因果联系中的特殊问题等，以及相当性、规范保护目的、损益相抵、第三人损害等各种问题，在合同责任以及非合同责任中以同样的方式存在，应当就此作统一调整。在少数情况下，需要作出不同规定内容的，如有关履行辅助人责任问题，可以设置不同的规范。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违反债之关系与侵权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清晰界限。(18)例如，在违反前合同保护义务和说明义务，以及合同订立之后违反—当事人主观认为生效—保护义务情况下，由于并非基于当事人之间明确的意思表示而产生上述义务，因而其与合同履行义务存在差别。另外一方面，此种义务又与合同关系紧密关联，(19)似乎符合典型当事人的意思；判断这些义务，还应进一步依据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所以，此种义务构成了一个过渡地带，体现在一些国家将其纳入侵权责任的调整范围，而反之，有些国家将其纳入到违约的调整范围。(20)
五、采取僵硬的界限、严格规则抑或弹性规定
在认定是否归责以及法律后果时，两种主要观点针锋相对。第一种观点认为，损害赔偿的义务要么存在、要么完全不存在，因此被戏称为“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原则”。一再强调此种原则实际上已经逐渐令人惊讶，因为长期以来，法律已经在重要的领域摆脱了上述原则。例如，欧洲大陆几个世纪以来，在受害人具有共同过错的情况下，导致如下后果，即加害人并非全部免除损害赔偿义务，而是导致责任减免(参见奥地利民法典第1304条、德国民法典第254条)。
避免适用“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赔偿原则，通常情况下也应当是更为公平的。对于该原则，即使不去考虑如下情况，即仅仅因为细微的区别就摇摆于全部赔偿与完全不赔偿之间引发了公平正义的问题，仍需要质疑的是，由于事先规定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赔偿原则，导致法庭在避免过度显失公平的结果时，往往易于——有意识或者无意识——控制责任成立的前提要件。在没有公开此种裁判背后所隐藏的考量情况下控制责任的认定，较之于公开法庭采取此种裁判可以并必须公开论证的折中方案，对于法律安全以及裁判的可预见性，前者应当更加有害。
通过分析引起责任的事件与意外事故之间的替代因果联系，可以很好地证明上述论证(下文还将详述)：依据主流观点，当可能引发责任的事件引起的因果联系的可能性符合受害人应当承担的事故原因，法官在此情况下必须判定，两个事件中的哪个事件构成原因。依据全有全无原则，法官要么认定存在全部赔偿义务，要么认为不存在任何赔偿义务。斯达克(Stark)(21)因此提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问题：“在一个处在25％和75％之间的盖然性情况下，如果简单绝对地认定，加害人不承担任何赔偿义务或者承担全部赔偿义务，难道不存在问题吗？如果人们作出其明知无法知晓但却似乎知晓的决定，难道对当事人的任何一方不都是带来了不公平？”同时还要指出的是，奥地利民法典并没有严格地信守因果关系理论，即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情况下，恰恰在事件潜在具有高度既定危险性时，认定存在侵权责任。我们可以将此种思想推延到其他情况，即使在因果关系不甚清晰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存在归责事由，并且在考虑到受害人具有共同过错的情况下，依据损害分配的基本思想，应当承认按份责任，而这应当更加公平。
放弃实践中并不存在的严格界限与尖锐对立，抛弃“全有全无”原则符合动态系统论的基本思想，该思想构成了上述路径方法论的基础。奥地利学者维尔伯格(Wilburg)(22)基于比较法的基础发展了令人信服的动态系统论基本思想，斯里希特尔(Bernd Schlichter)(23)与比德林斯基(Franz Bydlinski)(24)二位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此种理论，就此下文还将作进一步的探讨。动态系统论从如下出发，即在今天，规范通常无法直接规定规范自身立足的各种价值评价。因此，尽可能地针对各种相关的利益加以裁量，并提炼相关所有事实构成要件，就成为法律适用者的任务。单纯依据上述事实构成要件尚不足以得出法律结论，而应当结合其他特征。总之，应当采取分层式的标准，标准越是清晰，法律后果也更加容易认定。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使诸多标准中的一个标准不明显或者不甚明显，但其他标准非常典型，此时仍然可以认定存在相应的法律后果；因为法律规范通常建立在所有标准的整体评价基础上，从所有这些标准的平均强度出发作出相应的规定。(25)虽然判断是否出现法律后果要求评价所有标准的程度，但并不是要求所有标准在达到平均程度时才出现相应法律后果；相反，即使未达到或者根本不符合一些标准，但能够较为明确地符合其他标准，此时仍然可认定存在法律后果。此种所谓的“配合解释”方法考虑到，法律适用者需要多次整合评价处在协作关系中的多种在数量上可以分层次的论证基础。依据此种动态系统理论，在缺乏众多重要因素之一或者仅在细小范围存在该因素，而其他要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正常情况下的要求，则可以认定存在责任。维尔伯格强调，(26)“如果一个因素以一种特殊强烈的方式出现，就可足以满足认定存在责任的要求。”他进一步论述了此种路径的优点：“此种系统可以依据彼此的本质考虑到所有的情况。较之于现存的基本原则，该系统更加具有弹性，不会像玻璃制品那样易碎，因为在就各种因素的力量进行价值判断时，如就企业活动的危险性，这些因素随着时间流转而发生变化。在此进一步增加其他新的考量因素也是可能的。”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动态系统论本身并非完全富有新颖价值，也不应当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因为该理论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所有损害赔偿法上的行为规则以及既定行为的法律后果都要求，立法者考量各种相关的平行利益；即一方面，行为人应当尽可能地享有行为自由和人格自由展开空间以及不受限制地利用自己的物品的自由，而另一方面，应当尽可能地保护自身领域。由于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完全清晰表述的固定规则，则其必须赋予法律适用者具有自由裁量的空间，每一个法官以及其他法学家都应当进行利益裁量以填补该空间。人们别无选择，都或多或少在有意识地从事此种利益裁量工作。在利益裁量时，通常应当考虑到多个因素，其中每个因素的强度和数量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果立法者明确作出此种规定，并且除此之外明确列举了各种相关要素作为“服务基础”，也仅仅表明，对于应当并希望得出公正和经得起推敲的结果的每个法律适用者而言，这些工作都是不可避免的。
六、总则规定内容
欧洲侵权法原则(第1：101条)与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292条)开宗明义规定了“总则”内容，其中确定了损害赔偿的各项目的，以及确立了“方向标”，即明确规定最重要的归责事由。
就损害赔偿法的目的而言，欧洲侵权法原则第10：101条与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292条第1款规定了损害填补以及预防功能。损害赔偿法的上述两种功能符合欧洲大陆达成共识的观点，即损害赔偿法的主要任务在于填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27)该主要功能也同样适用于非物质损害领域。(28)不仅如此，一些学者、尤其是法律经济分析学者(29)强调，损害赔偿法—当然包括危险责任(30)—也具有预防功能，(31)因为赔偿义务具有威慑作用，能够针对发生损害的情况产生防止损害发生的激励机制。从这一点来看，预防功能也构成权利持续效力理论以及客观抽象计算损害方法的基础。所谓客观抽象计算损害，就是指损害等同于被侵害法益的市场价值，欧洲侵权法原则第10：201条、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315条第5款以及捷克损害赔偿法第2699条都规定了这一点，而此前奥地利民法典第1332条也明确采纳了此种理论。(32)采用此种客观的计算方法，从预防思想的角度出发，不考虑受害人的主观情况，也不考虑已经发生的损害变化，加害人必须向受害人赔偿被侵害法益的客观价值，此种客观价值构成最低损害。
如果法律强调损害赔偿法的补偿功能和预防功能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就表明，损害赔偿法不应当包括纯粹的惩罚性功能。(33)惩罚性赔偿盛行于美国，在欧盟(34)以及法国侵权法草案(35)中都倾向于逐步承认此种惩罚性赔偿，但明确拒绝规定惩罚性赔偿完全是必要的。(36)
此外，在对损害赔偿法的规定进行历史—目的性解释时，也应当考虑到损害赔偿法的目标；如果立法者就此作出明确规定，也应当非常有意义。例如，在涉及到归责限定、赔偿范围以及降低赔偿时，损害赔偿法的目的都具有意义。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有关损害赔偿法的规定中都首先规定“指导性质”的条款。(37)在此种指导条款中，首先强调，只有在将损害可充分归责于某人事由时，才能产生损害赔偿义务；反之，如果仅仅发生了一个纯粹的事故，其后果只能由受害人自己承担。(38)有些指导性质的规定中也会列举主要责任事由，包括过错或者其他瑕疵行为，因加害人的控制以及利益范围内所产生的危险来源，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以及因雇用人所生损害等。(39)
七、损害与法律保护的法益
除了奥地利民法典第1293条、奥地利民法典损害赔偿法修订草案第1293条以及欧洲侵权法原则第2：101条就损害作出明确的定义以外，其他国家的民法典以及草案针对损害并未都作定义。考虑到针对损害存在多种解释可能以及区分问题，就损害作出定义是非常必要的。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就此采用如下定义：“损害是指任何给他人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受法律保护的法益所造成的不利益。造成具有金钱价值的不利益的，为财产性损害，否则为精神性损害。”草案就此首先明确表明，并非所有遭受的不利益都被视为相关的损害，相反，只有侵害法律上所保护的法益才能够构成一个可赔偿的损害。因此，草案采用了法律上的损害概念，而非物理意义上的损害概念。此外，草案还进一步区分了财产性损害和精神性损害，前者体现为金钱价值的不利益；后者(情感损害)并不造成一个可以金钱计算的财产减损。(40)上述有关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的区分在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意义体现在，针对精神损害赔偿，较之于财产损害赔偿，(41)采取了极其保守的立场，并且纯粹的精神损害通常并不能够获得赔偿。(42)
如何确定受法律保护的法益范围，遭遇到困难。德国民法典在其第823条第1款中规定了一个僵硬、详细的规定内容，即明确列举了受法律保护的法益范围。相反，法国民法典与奥地利民法典根本没有规定受法律保护的法益范围。德国法中僵硬的立法模式并未得以维护，也未达到良好的法律安全的目的，尤其是其原则上拒绝对纯粹经济损失提供救济，遭到了来自很多方面的批评，(43)因此，德国民法理论尝试通过一些学理解释规避法律，但此种方式遭到质疑。例如，将有意识的违约总是视为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侵害他人的侵权行为，这样针对债权就一般可以提供侵权法上的救济，但此时已经不需要故意的要件，并且也扩张了违反善良风俗的要件。不仅如此，德国法还扩张了违约责任的范围，目的在于向纯粹经济损失提供救济(包括缔约过失、积极侵害债权、合同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等)；法律规定被视为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为了保护广义上的财产而发明了社会交往安全保障义务，并且承认了一个神奇的权利—“企业营业权”。从中我们原则上可以得出如下印象：由于德国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过于狭窄，导致向不确定的一般条款逃逸，从而使得僵硬的立法条文转而引起了相异于其本来所追求的目标。与之相反，法国民法典与奥地利民法典规定内容，即过错致他人损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缺乏更为细致的论证并不能为法庭提供可资裁判的充分论证基础。
在确定受法律保护的法益范围时，还面临着相互对立的利益的博弈。(44)当法律向一个人的权利以及法益提供保护时，同时也要求其他人尊重这些受法律保护的法益空间。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导致限制其他人的行为自由。因此，在确定法律保护的法益范围时，必须衡平相互对立的各种法益：一方面，应当为各种权利尽可能地提供充分保护；另一方面，应当保护其他人行使对立权利时享有的最大可能的自由。
正是因为该问题具有多个层面，需要解决的事实具有多样性，导致就此无法作出明确无误的规定内容。动态系统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通过明确规定法官裁判时应当考量的各种重要因素，立法者可以达到非常具体化的规定目的，能够决定性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并且也使得法官裁量具有可预见性，而同时又有所控制地兼顾了生活事实的多样性。各种不同因素可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相互之间彼此协调，对于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当然，法律适用者在考量这些裁量要素时面临诸多困难，并且在将来，这些困难也一定不会减弱。但规定各种关键考量要素总是可以简化裁判的任务。通过比较分析各个不同国家的相关规定，可以得出清晰的考量标准，这些都是可为的。(45)欧洲侵权法原则第2：102条以及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293条在比较法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具体规定各种考量因素，上述规定强调，确定受法律保护的法益范围取决于法益的顺位、价值、可界定性以及公示性，但同时也取决于其他人自由展开与行使其权利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需要。(46)
八、因果联系
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了条件理论或者若无法则，(47)即如果不发生某种事由，将不会引发某种结果，则在此种事由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联系。目前越来越多的立法，尤其欧洲侵权法原则以及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尝试针对富有难度并具有争议的有关潜在因果联系尽可能作出统一的规定。
第一，累积因果(或者竞合因果)。所谓累积因果或者竞合因果是指两个事件同时导致一个后果发生，其中任何一个事件理论上都足以单独引发整个后果；任何一个事件都易于引发整个损害。例如：A和B同时射击导致他人死亡。现实中，两个企业同时向河流中排放有毒污水，任何一个企业排放的有毒污水量都足以导致整个损害(属于典型的累积因果案件——译者)。虽然在上述案件中，任何一个事件都不符合条件说，因为没有其中一方的行为仍然可以导致全部损害的发生，但仅仅因为数个事件引发损害后果，其中任何一个事件足以引起全部损害，一方即可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目前具有争议的是，是否应当要求所有行为人一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48)
第二，超越因果联系。不同于累积因果，超越因果联系中，两个事件并非同时引发同一个损害后果，相反表现为，一个事件引发了损害后果，即使假设该事件理论上没有引发该损害后果，此后第二个事件同样引发了损害后果。我们可以设想如下案件：B1侵害K，导致K丧失了劳动能力；此后K再次遭到B2的侵害，该侵害同样可以导致K丧失劳动能力。实践中通常出现的情况是：B1刮蹭了K的汽车，不久之后B2导致该部汽车整个报废。上述案件的共同问题表现为：依据条件理论，即使没有第一个行为人的加害行为，损害仍然发生。在汽车刮蹭案件中，虽然第一个行为人导致汽车出现刮蹭，但第二个行为人导致整个汽车报废；在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案件中，因后来的加害行为或者丧失工作岗位，受害人失去了应得收入；在供货违约情况下，第二个供货人的迟延履行同样可以导致整个生产停滞。在上述最后两个案例中，第一加害人因其事先行为导致损害发生。
与累积因果联系不同，就超越因果联系存在很大的争议。(49)目前的主流观点是，B1违法真正引发损害，即使假设B2此后也引发了损害，B1仍然不能免除责任。但此种观点并未充分考虑到，采取金钱赔偿方式时，赔偿的范围并不是填补真实的利益变化，而应当是依据差额理论计算的概括财产的减损。
与之相反，比德林斯基(50)—至少令我信服—指出，超越因果联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在时间上延长的累积因果联系；因此他主张在超越因果联系下，多个侵权人也应当对外承担连带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当其他责任前提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假设意义上的第二个加害人才承担侵权责任。(52)如果第一个侵权行为已经导致被侵害的法益完全灭失，假想的第二个侵权人针对已经灭失的法益不再负担注意义务，因此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其也就不应当再承担侵权责任。
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在第1294条采纳了比德林斯基所提出的观点。(52)欧洲侵权法原则在第3：104条规定：第一个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第二个侵权人并不承担责任，此种规定乍看起来采纳了目前通说。但该规定具有一个重要的限定，即只有当第一个侵权人所造成的损害真正发生之后，第二个侵权行为可能同样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才适用上述规则。(53)因此，第一个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仅限于第二个行为人并未从事违法行为，因为在第一个行为人已经完全毁损法律所保护的法益的情况下，则不存在任何需要保护的法益了。
如果第二个事件是偶然事故或者由受害人本人引发的，则原则上应当由受害人本人承担此种结果；如果出现了与可归责事件的竞合情况，适用有关受害人共同过错的思想，在当事人之间进行损害分配。(54)
第三，替代因果。所谓替代因果是指出现了两个引发损害的原因，但无法确定，究竟哪个事件是引发损害的真正原因。有关替代因果最为古老的案例就是：两个猎人A和B，举枪向一个兔子射击，但二人忽视了射程还穿过一条路，一位行人被子弹击中，但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位猎人的子弹击中了行人。
针对替代因果联系同样存在极为激烈的争议，(55)通说的观点主张连带责任，也有人主张两位潜在行为人免除责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主张两位潜在加害人承担按份责任观点的人越来越多。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当两个事件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具有引发损害的现实危险性，即符合高度相当性的标准的情况下，才承认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
主张按份责任的理由是：在替代因果联系中涉及到一个无法证明的因果关系所引发的责任问题，因此应当令行为人承担较轻的责任后果。(56)不仅如此，如果假设事后能够证明真正加害人，但其破产无赔偿能力，则应当尽可能地由受害人承担是否能够获得全部赔偿的风险，因为，受害人在此种情况下原本无法实现其损害赔偿请求权。例如：A和B为潜在加害人，而A无赔偿能力，如果A事后被证明为真正的加害人，则受害人根本无法行使其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如果无法确定，究竟是A还是B引发了整个损害，则受害人不应当完全免除此种潜在风险。瑞士学者Stark(57)此前主张在替代因果联系情况下，潜在加害人应当承担按份责任。欧洲侵权法原则(第3：103条第1款)(58)以及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都采纳了此种观点。
在一些替代因果联系中，如果竞合原因是某个特定高度危险、可归责的事件或者偶然事故，则按份责任理论符合比德林斯基(59)的学说，奥地利最高法院也采纳了此种观点。(60)在1995年出现的一个相关判例(61)中，原告出生时遭受人身损害，其原因既可能是医疗事故，也可能是其母亲患有某种疾病，现无法确定，损害由何者引发。奥地利最高法院强调，只有令上述两个行为人承担按份责任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问题解决方式，因为在可归责的行为与偶然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令人费解并且是极端不公平的解决方案。目前，为数不少的欧洲学者在无法查明真正加害原因情况下主张按份责任；(62)但法庭却很少采取此种理论。(63)欧洲侵权法原则第3：106条采纳了按份责任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还须指出的是，针对尝试适用最令人疑惑的所谓“最后机会”理论的情况，按份责任的观点有助于为上述情况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64)
九、过错或者其他瑕疵行为责任
第一，导入。卡纳里斯强调，(65)过错责任，即可归责的不法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原则上是一个法律伦理上无需证明的事情，因为其建立在一个法律上的反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环视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可以发现，“不法行为”以及—即使在法律上存在不同理解的—“违法性”要件在所有国家法律体系中成立责任时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6)即如果行为具有违法性，则行为人就其不法行为所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即使能够确定，在过错责任之外，其他责任—尤其是危险责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所有较新的法律以及草案都固守违法性的要求。
第二，违法性。过错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是指，加害人从事了一个可以避免的不法行为。所谓不法行为首先是指一个不符合法律规定从而具有违法性的行为。离开了违法性的问题去讨论行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损害赔偿法中的一个基础问题，针对过错存在极大的争议，并且在不同的国家中也存在不同的规定。
德国法曾经主张过结果不法理论。(67)如果存在故意(68)或者直接(69)加害一个受法律保护的法益的侵权行为，则可以认定存在违法性，例如：S损害了V的物品，则其行为具有违法性。该理论强调，法律保护特定的法益，并且应当赋予此种法益以尽可能广泛的注意。需要指出的是，当下的侵权法已经将危险视为一个相关的结果，(70)并且进一步承认，结果本身征引违法性。(71)
与德国法不同，奥地利法原则上采纳了行为不法理论，(72)德国法针对过失侵权的很多情况，尤其是间接侵权也采用此种行为不法的理论。(73)例如，S侵害了V，只有当其客观上违反了注意义务从事此种行为，其行为才具有违法性。因此，并非任何一种损害他人物品行为都建立在客观上具有瑕疵行为的基础上。
有关违法性的不同理解对过错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4)过错要求尽可能考虑主观可责难性，如因年龄或者精神状态所欠缺的识别能力。如果采纳结果不法理论，将导致考察客观违反注意义务与过错要件混同；而行为不法相反却为清晰区分客观违反注意义务与主观可责难性提供便利。此种区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虽然法律将违法性规定为责任成立的前提要件，但在诸如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患者承担侵权责任时并不要求其具有过错。(75)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针对过错或多或少可以从主观方面加以理解；下文就此还将作进一步的分析。
实际上，就像通过比较法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那样，无论概念上存在何种差异，就此我们可以区分三个层次：(76)
在第一层次应当确定，行为人是否威胁到法律保护范围之内的权利或者利益。如果行为人威胁到法律保护的范围，则其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在非常抽象的意义上从事了违法行为。如果不具有这些前提要件，既不考虑存在过错责任，也不考虑存在危险责任。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尚不意味着对行为人的严重责难，也无法为损害填补提供正当性理由；但行为的该当性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即其为承认各种权利抗辩事由提供了充分基础，如正当防卫权利、排除妨碍以及停止侵害请求权等。
在第二层次上应当更为具体地检讨，加害人是否从事了某种行为，依据既定情况下的客观标准，该行为违反了注意义务。在第二层次上，虽然依据客观标准检讨行为是否具有瑕疵，即违法性，但此种检讨建立在本质上非常具体的层面上。通过检讨行为是否违反了客观注意义务，结合是否在主观上具有可责难性的充分论证，论证行为人是否应就所引发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确定行为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当前各国侵权法几乎没有作出可资利用的规定内容。欧洲侵权法原则第4：102条以及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296条尝试就此尽可能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上述两部法律首先确定了一个“裁量标杆人”，表明行为人本身以及一般平均的人都不是“标杆人”，相反，“理性人”构成判断行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标准。理性人不仅只求自身的利益，而且照顾他人的利益。需要强调的是，判断是否违反注意义务，应当考察“特定情况下”相关社会群体中一个理性、负责的成员应尽的注意义务程度，即具体状况具有重要意义。(77)不仅如此，上述两个草案还进一步规定了判断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参考因素。比较法研究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支持。(78)侵害他人法益的人，如果所侵害的法益的顺位以及价值越高，则其负担的注意义务也越高；针对传统的人格法益，尤其是生命、健康以及自由，较之于针对有体物财产、甚至纯粹经济利益，行为人应当承担最高的注意义务。明确列举各种法益的价值表明，在各个不同的顺位范围内，涉及到不同程度顺位的法益。此外，情况的危险性、盖然性的程度以及加害的严重性程度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加害行为自身所追求的价值构成对立的博弈因素。如果行为自身的价值越高，那么，行为人针对其他人负担严格的注意义务将严格限制了行为人的行为自由，这更加缺乏正当性。需要考虑的因素还包括负担注意义务对行为自由的限制程度。此外，行为人之间的亲近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防止损害的成本以及主观努力对于判断特定行为是否具有可期待性都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个层次涉及到主观归责以及如下问题，即是否可以责难具体行为人，即一定程度上的主观过错。
第三，过错。过错责任法律伦理上的正当性体现在如下基本思想，即每个人应当就其意志瑕疵承担责任，(79)由于其具有可责难性，导致其所造成的损害可以归责于该人。(80)只有在行为人本人意志控制以及能够控制其意志的前提下，其侵害了他人的法益时，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并且行为人可以其他方式行为，具体行为人就其意志瑕疵才具有主观责难性。此种法律伦理上的论证方式要求考虑到具体行为人的特殊能力以及不同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与之相适应，应当考虑行为人的反应能力、不可校正的视力障碍、身体残疾、精神能力以及行为人的教育程度，但就此不应当考虑由意志所可以影响的行为人的一般注意程度。(81)
此种主观过错通常为刑法理论(82)所采纳，在奥地利、(83)瑞士(84)以及捷克(85)侵权法草案中，都采纳了此种主观过错的标准。但在绝大多数国家的侵权法中，通常依据客观标准判断过错。(86)欧洲侵权法原则第4：102条规定了客观过错标准，但由于要求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时，考察行为人的年龄、其精神障碍以及身体残疾等因素，实际上也承认了主观化的过错。
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追求过错的客观化，(87)例如，作为判断标杆的人可以限于特定的人群，如较为年老或者具有视力障碍的人。所选择的人群越广泛，过错标准越脱离主观性。如果采取一个理性人的标准，则采取了一个绝对客观的过错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脱离主观标准的过错都将导致责任严格化，而责任严格化有悖于法律伦理的要求，因为过错引发对行为人的责难性。例如，某人精神以及身体能力较弱，因此其禀赋低于普通人，所以其无法认识到其行为的危险性或者违法性，或者无法以其他方式行为，针对其如果采取客观过错责任，将导致其就易发的危险性承担侵权责任。但就此缺乏正当性，因为此时不存在即使针对危险责任所列举的事由：对其他人构成的较高危险并非之于精神上或者身体上低于普通人的利益，完全相反，能力较弱的人并非创造了危险源，危险持续存在也并非系于其本人意志。在符合人的尊严生活领域所必须的社会交往中，此种危险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那种常常被作为论证基础加以适用的信赖思想也无法站得住脚，因为侵权法并非基于此种思想。因此，不能仅仅针对精神障碍或者未成年人才认为其主观上不具有可责难性。此外，如果仅仅因为某人禀赋弱于普通人，就要求其承担因其禀赋弱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风险责任，则此种做法还违反了基本人权。最后，此种责任也无法发挥预防功能，因为行为人无法认识到其行为的危险性以及违法性，其还是无法以其他方式行为，损害赔偿义务也无法为防止损害的发生提供激励机制。(88)
因此，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够完全采用纯粹客观过错责任，即存在损害归责的例外正当性理由。例如，首先可以考虑到经济上的承受能力：通过考量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状态，较之于受害人，加害人更易于承担损害，则可以要求客观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就其引起的全部或者部分损害承担责任，即使因为其禀赋或者认知不具有意志瑕疵的可责难性。这也是针对未成年人以及精神障碍者(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德国民法典第829条)所采用的思想的延续。(89)此外，针对广义上的专家责任也采取客观过失：虽然某人能力或者认知能力较弱，但自愿从事了需要特殊能力和知识的活动，由此引发了一种特殊的危险源，虽然此种危险是可以避免的。但专家从其有偿活动中也获得收益。此外，客观过错与加害人在其领域内设定了较高的危险性相辅相成，采取客观过错也具有充分理由。特殊危险导致严格责任具有正当性，此种理论为各国所采纳。
第四，积极作为义务。在当下欧洲各国侵权法法典化中，目前尚未出现有关积极作为义务以防止他人遭受损害的详细规定，由此也导致了较为严重的法律不稳定状态。通说认为，与积极作为侵权相比较，只有在极其例外的范围内，将不作为加损害他人的行为视为具有违法性。理由在于，与禁止作出危险行为相比，设定一个积极作为的义务对行为自由构成很大的限制。在禁止作出危险行为的情况下，规范所调整的行为人仍然具有从事其他各种行为的可能，而在负担积极作为义务的情况下，强制行为人必须作出某种特定的行为。(90)
欧洲侵权法原则第3：103条、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297条以及捷克损害赔偿法草案第2631条针对积极作为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此种规定兼顾了上述有关积极作为义务与禁止作为之间的区别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判断是否存在一个积极作为的义务关键取决于在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一个紧密的关系、是否开启交往、引致或者保有危险源，以及现实发生之虞的损害与防范此种损害所需负担之间是否构成严重不成比例关系。此外，此种开启社会交往以及引致或者保有危险源，即负担积极作为义务的观点与目前的通说保持一致。
韦德迈尔(Widmer)(91)强烈主张如下观点，即在具有发生现实损害之虞时应当认定行为人负担积极救助义务，此种义务也被称之为“救济原则”。此种原则就是因违反基本忠诚义务与连带义务的放大的过错责任，由此可以明确看出，不仅仅存在各种人权，也同样存在人所负担的各种义务。(92)
十、归责于本人自身领域的他人不法行为
第一，其他人的不法行为责任。雇员责任实际上也建立在行为人必须就其自身领域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思想基础上；(93)但是，雇主责任涉及到将他人不法行为归责于本人的侵权责任制度。世界各国侵权法一致将雇员责任系于雇员不法行为、即违反义务的行为基础上。(94)雇主自身领域存在重大瑕疵是雇主承担雇员不法行为损害后果责任不可放弃的归责要件。(95)可见，此种归责也符合侵权法的基本旨趣：存在替代他人行为责任的归责事由时，其与自己不法行为责任的理由并无二致，这样一来，替代他人不法行为责任在整个连续性的归责体系中就具有正当性。在整个各种归责事由的体系中，使得替代他人不法行为责任的归责基础并不弱于其他侵权责任形态。
雇员侵权责任取决于雇员的客观不法行为还与如下思想具有内在联系，即如果雇员从事了无瑕疵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则其行为将不会引起雇主责任，因为面对此种行为受害人原则上不应当享有保护，并且如果雇主自身没有促成雇员从事此种行为，雇主也无须承担责任。因此，仅仅凭借某人基于他人利益而行为的事由，并不能够成立独立的归责事由。
此外，如下思想对成立雇员责任也具有重要意义，即雇主一方面基于自身的利益而使用雇员，另一方面将雇员置于自己的范围之内，因此雇主必须就其雇员的不法行为承担侵权责任。(96)
在下文详细分析雇员责任之前，有必要首先探讨一个具有意义的问题，即雇员自身责任。世界各国针对雇员自身责任作出了不同的规定。(97)奥地利和德国法规定，如果依据一般规则，雇员应当针对受害人对外承担侵权责任，则其与雇主一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欧洲侵权法原则第9：101条第1款采取了此种立法模式，显然，在雇员实施侵权行为完全符合责任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其他人就其行为要承担责任，其就可以完全免除责任。雇员与雇主一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模式，也符合一般原则，即损害可归责于数人的情况下，数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世界各国就雇员履行债之关系中的义务(履行辅助人)的责任存在一致的规定内容，即债务人应当就履行辅助人全面承担履行责任。(98)如同比德林斯基(99)所强调地那样，雇主就雇员履行债务承担责任符合补偿正义的原则：使用辅助人能够并且可以提供其经济上的收益以及其他经济上的机会的人，也应当相应承担因使用辅助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否则债权人的地位将严重受到减弱，因为债务人直接承担应履行的债之关系中的义务，而履行辅助人的行为并未违反合同，导致履行辅助人通常根本不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所以，在债务人基于自身利益将债务履行义务转交他人之时，随之带来就其履行辅助人扩大责任的法律后果。
在侵权法领域，即雇员责任(Besorgungsgehilfenhaftung)上，世界各国就此却出现了差异极大的规定模式。(100)但各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雇员责任以雇员从事了一个客观违法即违反义务的行为(101)以及雇主在其控制领域存在一个尤其严重的瑕疵为前提。(102)此外，各国还普遍认为，独立、不接受指示完成委托事务的独立受托人执行他人事务，委托人就其行为不承担雇主责任。(103)此种限制当然正确，因为在雇主无法发出指示时，对独立受托人无法施加影响，即无法控制危险。德国法中的雇主责任要求雇主在选任、监督方面具有过错，奥地利法还进一步要求雇员具有不适合工作的能力；(104)但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采纳此种立法模式，而是相反规定雇主就其雇员从事了违反义务致他人损害时承担侵权责任，即采纳了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替代责任模式(respondeat superior)。(105)欧洲侵权法原则第6：102条(106)以及欧洲共同指导框架第六编第3：201条也规定了此种不以过错为前提的担保责任。
相反，奥利地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306条)就此规定得较为保守：只有在受害人能够证明，雇员缺乏工作能力或者雇主没有尽到选任谨慎注意义务或者未谨慎监督时，雇主就雇员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雇主为企业，则采取举证责任倒置方式加重雇主的侵权责任。此种保守的立法模式重要论证依据体现为：雇员责任建立在雇主雇佣他人执行自己事务并且置于雇主领域之内，但如同比德林斯基(107)正确指出的那样，直到目前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仅仅凭借上述理由就可以足以成立侵权责任并使得雇员的任何违法行为都具有归责的正当性。(108)因雇佣他人导致将风险提高到一个足以成立侵权责任的程度也无法成为论证雇员侵权责任的其他正当性基础。(109)因此主张雇佣他人引发危险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委托一个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执行事务甚至可以降低风险。某人基于雇主的利益而行为，尚不足以在缺乏其他前提要件时，将其在执行雇主利益时出现的违法行为归责于雇主。此种归责思想的重要性，与就自己过错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基础相比，看起来显然弱的多。
第二，替代人的技术辅助手段。最近另外一个被讨论的问题(110)是，企业在使用计算机或者机器人时，是否就硬件或者软件领域出现的问题需要承担无过错责任。有人提出建议，就此适用与雇员侵权相类似的侵权责任。(111)雇员侵权责任的基本思想应当可以胜任机器辅助手段所发生的侵权问题：就如同以雇用辅助人的手段一样，雇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将机器设备投入使用扩大了自己的活动领域；在机器具有瑕疵的情况下，如果采取不同于雇主自身瑕疵行为或者雇员瑕疵行为所引发的侵权责任的模式，即雇主就机器瑕疵不承担侵权责任，则使用机器设备反而提高其地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雇主侵权责任原则上取决于人的行为以及严重可责难的违法行为。就像比德林斯基(112)所强调的那样，在使用机器设备情况下，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设备取代了此前由人来完成的各种智力活动，从而可能就此改变了责任状态，当然此种变化在规范的角度完全是偶然的，这都要求严格侵权责任。就此涉及到一个“功能转化”的情况，即恰恰是为了维护当前法律上的评价以及全新事实状态下的结果，必须做出全新的解释或者法律变动，在投入机器设备的情况下，将雇员责任应用到承担智力功能的物之上。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306条第4款)采取了此种思想并且将其与雇员责任一并规定。
十一、企业责任
欧盟85/374号指令包含了企业责任在实践中富有意义的部分领域，即就瑕疵产品引发的损害，企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指令针对企业设置了极其严格的责任，因为责任认定完全独立于是否违反注意义务，并且不存在免责事由，尤其是不包括不可抗力，当然，科学技术发展风险和法律提高标准抗辩事由除外。但针对如此严格的责任找不到一个充分的论证理由。
上述欧盟有关产品责任指令所采取的严格产品责任无法令欧洲侵权法研究小组信服，经过详细的比较法讨论之后，(113)有关企业责任的一般规定并没有采取产品责任指令的做法，(114)相反受到瑞士责任义务法草案第49a条的启发。欧洲侵权法原则中所规定的一般企业责任以企业活动具有瑕疵为前提(企业经营、产品或者服务具有瑕疵)，并且存在客观违反注意义务，当然就此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进一步采用了此种建议。
此种立法模式建立在当前欧洲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基础上，(115)在美国(116)同样可以发现此种企业责任，与一般的过错责任不同，一般的企业责任涉及到特殊的企业负担严格损害赔偿义务的责任。
首先，企业责任的基础体现在，确定的瑕疵导致较高的危险，并且导致责任严格化。(117)其次，保有人通常负担社会交往安全保障义务以排除威胁其他人或者物品的状态；不仅如此，瑕疵物品的保有人就其不法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也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补偿正义也证明企业责任严格化具有合理性：(118)收益与风险应当由同一方承担，而企业同时享有收益和负担风险；此外，企业通过价格可以将分散责任风险的保险费用以及责任承担费用转嫁给购买人，导致其责任风险通过价格机制而社会化。(119)如下思想，即企业所导致的受害人面临一个复杂的组织，受害人在举证证明企业经营活动中具有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时面临巨大的困难，也要求企业承担严格责任。(120)
十二、危险性作为侵权责任要素
如同上文已经谈及的那样，在过错责任的框架内危险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具体情况越危险，注意标准也越高。此外，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在具有较小危险性的危险源时，虽然侵权责任取决于保有人的违法行为，但其承担纯粹推定的过错责任，因为其必须证明其无任何过错。(121)只有在高度危险源情况下，(122)才存在一个独立于各种危险行为的严格责任。在过错责任与危险责任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严格的界限，相反，却存在一个动态的过渡地带。(123)
危险责任的思想体现在：(124)任何人从危险源中获取利益并且对危险源享有控制可能(危险控制)，则其应当就此所引发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环顾欧洲各国法律可以发现，(125)有关危险责任规定之间的差异(126)大于过错责任的规定。有关危险责任的不同规定体现在：从法国法中物的保有人承担广泛的无过错责任，到德国法中针对不同的危险源规定具体的危险责任，再到英国法针对危险责任采取保守的立法模式。此外，多数国家针对危险责任都未采取一般条款，而是通过单行法分别调整各种危险责任。(127)此种分别调整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律规定漏洞并导致价值评价矛盾，因为，通常针对一个危险的物品或者设备规定了无过错责任，但对其他同样危险的物品或者设备却不采取危险责任。正是因为危险责任完全建立在一个统一的思想基础上，出于公平的要求，应当通过一般条款统一调整危险责任。(128)瑞士侵权法草案实现了这一立法模式，奥地利(129)和捷克损害赔偿法草案同样规定了一般条款，甚至在立陶宛法律中也可以发现调整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第6：270条)。虽然此种一般条款不断被视为富有勇气并迈出了模范式的一步，(130)但反对针对危险责任采取一般条款的人也不在少数。(131)这些反对意见导致，欧洲民法典小组所起草的共同参考框架第六编最后一稿针对危险责任又回归到目前单行调整的模式上。(132)欧洲侵权法小组目前就高度危险源达成采取“小的一般条款”的一致意见，各成员国就各种高度危险源的具体规定补充此种一般条款立法模式。法国侵权法草案(第1362条)针对高度危险源同样规定了一个一般条款。
十三、归责的限制
第一，责任限制的必要性。依据条件说，因行为人过错或者其他可归责事由致他人遭受损害的，应当就此种加害事件承担责任，将从中所产生的各种不利益归责于行为人，对于不利益而言，事件构成一个条件。依据所谓的“等额理论”，所有的条件具有同样价值，加害人不仅应当承担“直接损害”，而且对后果损害，即受害人所遭受的其他各种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就此不考虑，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是因为出现了极其例外的事件、还是因某个违反经验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完全非典型的后果，或者所发生的损害完全不同于行为规范所欲防止的类型。如果引发责任的事件构成损害的条件，孤立从当今主流因果联系理论出发，并不能限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133)都认为，宽泛、无所限制的赔偿义务是不公平的，也是无法令人期待的。在民法中，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条件说针对非引发的损害不承担责任具有适用余地，(134)因为即使在非常抽象的意义上，加害人也无法避免此种非其引发的损害。就此学者们一致认为，如果引发责任事件反构成整个条件，将全部损害归责于责任义务人，显得过于宽泛。为了公平地限制责任人的责任范围，在检讨因果联系之外，还需要就可期待性进行价值评判。
在德语国家中，(135)发展了限制责任的各种标准，其中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和责任成立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取得了长时间的成功。欧洲侵权法原则第3：201条第a项与第e项以及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310条第1款都规定了上述两种限制责任的内容。其他国家的法律经常作出如下规定内容，在“自然因果联系”(136)之外——通过条件说或者若无法则加以检讨——还需要检讨较为严格的“法律上的因果联系”。(137)由于在讨论所引发的损害是否可归责时，涉及到法律上的价值评判，因此，上述“法律上的因果联系”的表述方法是正确的。但此种表述方法也导致，在谈论因果联系时不区分自然因果与法律上的因果，引发了一些混乱。此外，此种概念也容易导致忽视条件说意义上的因果联系，而仅仅检讨法律上的因果联系。(138)因此应当在条件说和若无法则的意义上使用因果联系概念，而在价值评判限制损害所引发的责任时，采用归责限制或者责任界定的概念而非法律因果关系的概念。(139)
第二，相当性理论。相当性理论在限制责任方面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相当性理论最初表现为一个因果关系理论，而其本质是一个建立在价值评判基础上的归责理论。(140)相当性理论，尝试发现一些加害人应当承担责任范围内的损害后果的客观标准，即哪些损害可以归责于责任人。加害人的主观能力，对于过错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此种客观责任限定问题上却没有意义。
虽然相当性理论具有众多的表现形式，但就此仍然存在共通性，即针对偶然、客观上无法预见的各种情况相互作用所引发的非典型损害，加害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依据拉伦茨(141)的观点，针对此种远因损害排除加害人责任的较深层次原因在于，行为人无法以理性的方式充分考虑到此种损害后果，也无法回溯到行为人自由的自我决定。比德林斯基(142)进一步强调其与预防思想的关联：如果涉及到一个无法客观预见到的损害后果，其可以引发责任，但此种责任却无法引起潜在责任人就其行为施加影响的动力。
也有些学者(143)认为，当赔偿义务不以违法行为为前提时，则不需要将相当性理论作为责任的内在论证基础。但绝大多数的学者仍然主张，(144)相当性理论就危险责任领域限制损害赔偿后果具有适用余地。此种观点完全正确：即使在危险责任领域，既定情况下如果无法预见到从危险源中可以产生此种损害后果，则损害的归责也缺乏正当性。与引发责任的危险之间的关联性如此遥远，损害后果如此异常，导致典型异常的危险并不能引发责任。
相当性并非总是能够限制损害归责：(145)法律为了保护法益而禁止各种特定的行为，虽然所保护的法益之上出现的损害不具有相当性，但如果行为规范希望避免各种例外导致损害的可能，即使损害处于远因状态，违法行为人同样承担责任。虽然一个客观观察者无法预见到此种损害发生，但在例外情况下不能免责，因为立法者自身设定了一个特殊界限。
当前通行的相当性理论具有一个瑕疵，而这首先由维尔伯格(146)提出：“该理论的瑕疵体现在要么赔偿要么拒绝赔偿的原则所具有的僵硬性。”他论证认为，相当性在现实中仅仅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其需要进一步地划分层次。依据不同归责事由的强度，如违法性的程度、过错程度，依据规范保护的目的，(147)维尔伯格希望将责任扩张到或多或少具有相当性的损害后果之上，从而通过一个与有关损害赔偿法结构相关联的思考取代此种僵硬的“全有或者全无”的原则。(148)奥地利损害赔偿法第1310条第1款采纳了此种思想。在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中，都可以发现使相当性理论更加具有动态性的努力。(149)
第三，规范保护目的。在奥地利，(150)部分取代或者在通过相当性限定损害责任之外发展了其他责任限定理论，即所谓责任成立规范目的理论。(151)该理论在德国(152)也广为承认。在英格兰、(153)比利时、(154)法国，(155)责任限定取决于原因具有直接性，则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实际上也具有意义。
规范目的体现在很多方面：(156)首先，规范必须恰好旨在保护受害人的目的(人的保护范围)；其次，损害的类型属于规范目的的范围(物的保护范围)；再次，涉及到规范所规定的危险实现的形成方式(方式保护范围)。
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主要适用于过错责任领域。但其在整个损害赔偿法领域，尤其在危险责任领域同样具有意义：通过规范目的即依据规定责任的规范的基础及其意义对损害归责作出一般性的限制，此种思想来源于当前广泛承认规范解释时的目的性方法；依据规范目的性解释方法，(157)也应当探求侵权法的保护目的，此时损害赔偿法的一般目的同样具有意义。(158)需要强调的是，规范的保护目的并不提供僵硬的界限：通常以规范保护目的确定其调整损害的核心领域，此外进一步确定一个并非明确属于调整范围的边缘领域。依据各种归责要素的强度，尤其是过错的强度或者危险的范围，决定在多大范围可以将损害归责于加害人。(159)
第四，赔偿义务的减轻。当前，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减轻赔偿义务的参考因素。首先，瑞士债法典第43条第1款规定，法官应参考案件情况以及过错程度以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立陶宛侵权法第6：251条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荷兰民法典第6：109条规定，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够作出责任裁量，即在既定情况下要求行为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将对受害人显然构成不可接受的后果时，法官有权调整损害赔偿的法定义务。在既定情况下，依据法律的规定，法官应考虑责任的方式、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经济承受能力。在其他国家法律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责任限制的内容，但在例外情况下也有人主张限制赔偿义务。(160)
欧洲侵权法研究小组在其起草的欧洲侵权法原则中针对例外情况规定了一个减轻责任条款(第10：401条)，欧洲民法典研究小组的共同参考框架在第6：602条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采取了类似的规定内容，其第1318条规定：“赔偿义务对于加害人严重不当并且造成重大压力，并且只能够期待受害人作出部分赔偿的，在例外情况下可以减轻损害赔偿的义务。在此应当考虑到归责事由的轻重程度、受害人和加害人的经济上的状态以及加害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草案就此非常明确，受害人原则上有权获得全额赔偿，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可能减轻加害人的赔偿义务。
例外情况下减轻赔偿义务责任的合理性体现在宪法中的禁止过度原则。卡纳里斯(161)强调，在特殊前提条件下，应当存在降低加害人灾难性的赔偿义务的可能。他指出，过度掠夺性的赔偿义务不仅仅限制了加害人的行为自由，而且也侵害了受到宪法保护的受害人的人格权。结合宪法中所规定的禁止过度原则，基本权利必须在损害赔偿法中原则上向受害人提出不当侵害的救济保护。就像卡纳里斯(162)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受害人依赖于损害赔偿义务的履行，则主张全额损害赔偿请求权完全是正确的。但如果受害人在无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满足其需要，而加害人履行损害赔偿义务将导致其生活陷入困境，则应当限制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比德林斯基(163)也指出，损害赔偿法中具体体现自己责任原则的归责事由应当不同程度地获得体现，依据公平的要件裁量责任时应当尊重这些不同的归责事由，否则可能忽视了其间一些重要的差别。他认为，不仅仅损害能够摧毁人的经济生存，而且巨大的赔偿义务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生活，虽然这仅仅是例外情况，而责任成立事件中事实上是否以及发生了何种损害，即属于例外附属情况下的问题。依据比德林斯基的观点，社会公平的“区分原则”也要求制度性的预防。所有这些原则都要求就对应于承担全部责任的理由进行衡量；这些原则越是具有重要效力，则个案中的归责事由的效力就显得更加弱小。
最后，需要总结性地强调，(164)与补偿原则以及预防思想基础上的现行法原则相适应，在充分满足归责要素时，通常有权要求全额赔偿，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够非常慎重地妥善减轻赔偿义务。
*本文为作者应《法学家》约稿而撰写，全文首发。德文原文刊载于该刊网站。
注释：
①参见A.Pereira,"Portuguese Tort Law:A Comparison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in Koziol/B.C.Steiniger(Hrsg),European Tort Law 2004(2005)623 ff.
②有关爱沙尼亚参见Kull,Estonia Rz 1 ff,in Koziol/B.C.Steiniger,European Tort Law(2004),248 f; 有关立陶宛参见Garbatas/Laucienè,Lithuania Rz 1,in Koziol/B.C.Steiniger,European Tort Law(2004),405; 有关波兰参见Baginska,Poland Rz 1 ff,in Koziol/B.C.Steiniger,European Tort Law 2003(2004)316 f;有关斯洛文尼亚参见：Strnad/Lampe,Republic of Slovenia Rz 1 ff,in Koziol/B.C.Steiniger,European Tort Law 2002(2003)364ff;有关罗马尼亚参见Raduletu,Romania Rz 5,in Koziol/B.C.Steiniger,European Tort Law 2006(2008)516 f; 有关捷克参见L.Tichy,Czech Republic Rz 48 ff,in Koziol/B.C.Steiniger,European Tort Law 2001(2002)118 ff;有关匈牙利参见Menyhárd,Hungary Rz 1 ff,in Koziol/B.C.Steiniger,European Tort Law(2002),352 ff.
③参见A.Pereira,Brazil,in Koziol/B.C.Steiniger,European Tort Law(2003),453 ff.
④参见Siehr/Zimmermann(Hrsg),The Draft Civil Code for Israe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2008).
⑤下文提及的有关侵权法或者损害赔偿法的草案载于Winiger(Hrsg),Europ
isches Haftungsrecht morgen(2008),该书就各个草案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⑥参见《瑞士责任义务法的修订与统一》(Revision und Vereinheitlichung des Haftpflichtrechts),Vorentwurf eines Bundesgesetzes.
⑦土耳其债务法草案，参见Entwurf des türkischen Obligationenrechts,Fassung November 2006.
⑧参见Griss/Kathrein/Koziol(Hrsg),Entwurf eines neuen 
sterreichischen Schadenersatzrechts(2006)。修订的讨论稿全文载于Juristische Bltter(JBl)2008,365 ff.
⑨法国债法修订草案，参见Avant-projet de reform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该草案简称为Catala 草案)；有关该草案参见Moréteau,France Rz 1 ff,in Koziol/B.C.Steiniger(Hrsg),European Tort Law 2005(2006)270 ff.
⑩参见Jansen,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 Grundwertungen und Systembildung im europischen Haftungsrecht,RabelsZ 2006,732; SchmidtKessel/S.B.Müller,Reform des Schadenersatzrechts I:Europische Vorgaben und Vorbilder(2006)74 ff.
(11)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Text and Commentary(2005),下文引用为EGTL-Commentary;就此参见Koziol,Di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 der "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Zeitschrift für Europisches Privatrecht(ZEuP)2004,234 ff.
(12)Study Group on a European Civil Code and Research Group on EC Private Law(Acquis Group),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2008)301 ff.
(13)参见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1996)904; Brüggemeier,Haftungsrecht:Struktur,Prinzipien,Schutzbereich(2006)9 und 11.
(14)Oetker in MünchKomm,BGB5(2007)§ 249 Rz 10.
(15)参见Jansen in Historisch-kritischer Kommentar zum BGB(HKK)Ⅱ(2007)§§249—253，255 Rz 18.
(16)就此可参见Schaer,Grundzüge des Zusammenwirkens von Schadensausgleichssystemen(1984).
(17)参见Koziol,Die Vereinheitlichung der Delikts-und Vertragshaftung im Schweizer Vorentwurf für einen Allgemeinen Teil des Haftpflichtrechts,Zeitschrift des Bernischen Juristenvereins(ZBJV)1998,517 ff.
(18)就此详细论述参见Canaris,Schutzgesetz-Verkehrspflichten-Schutzpflichten,Larenz-FS(1983)84 ff; Koziol,Delikt,Verletzung von Schuldverhltnissen und Zwischenbereich,JBl 1994,209; von Bar,Gemeineuropisches Deliktsrecht I(1996)409 ff; sterreichischer Oberster Gerichtshof(OGH)in JBl 1995,522.
(19)Oechsler,Gerechtigkeit im modernen Austauschvertrag(1997)spricht deshalb von "naturalia negotii".
(20)就此参见Krebs,Sonderverbindung und auβerdeliktische Schutzpflichten(2000)28 ff,47 ff.
(21)Stark,"Die 'perte d'une chance' im schweizerischen Recht",in Guillod(Hrsg),Neuere Entwicklungen im Haftpflichtrecht(1991)101; Oftinger/Stark,Schweizerisches Haftpflichtrecht I5(1995)124 f.
(22)Die Elemente des Schadensrechts(1941); derselbe,Die Entwicklung eines beweglichen Systems im bürgerlichen Recht(1950); derselbe,Zusammenspiel der Krfte im Aufbau des Schumdrechts,AcP 163(1964)346 ff.有关动态系统论的介绍可参见B.A.Koch,"Wilburg's Flexible System in a Nutshell",in Koziol/B.C.Steininger,European Tort Law 2001(2002)545 ff.
(23)Schilcher,Theorie der sozialen Schadensverteilung(1977); derselbe,Neuordnung des sterreichischen Schadenersatzrechts,in Magnus/Spier(Hrsg),European Tort Law:Liber amicorum for Helmut Koziol(2000)293 ff.
(24)F.Bydlinski,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echtsbegriff 2(1991)529 ff.
(25)就立法者的“基础判断”可参见Schilcher,Schadensverteilung 204.
(26)Bewegliches System 13 f.
(27)参见Magnus,"Comparative Report on the Law of Damages",in Magnus(Hrsg),Unification of Tort Law:Damages(2001)185；此外可参见Stoll,Haftungsfolgen im bürgerlichen Recht(1993)147 ff; 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des Privatrechts(1996)187 f; Koziol,sterreichisches Haftpflichtrecht I3(1997)Rz 1/13 ff,jeweils mit weiteren Angaben.
(28)F.Bydlinski,Der Ersatz ideellen Schadens als sachliches und methodisches Problem,JBl 1965,253 f.
(29)参见M.Adams,konomische Analyse der Gefhrdungs-und Verschuldenshaftung(1985)85,285 f; Ktz/Schfer,Schadensverhütung durch konomische Anreize,AcP 189(1989)502 ff mwN; Gimpel-Hinteregger,Grundfragen der Umwelthaftung(1994)43 ff; Faure,Comparative Analysis,in Faure/Koziol(Hrsg),Cases on Medical Malpractic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2001)254 ff.
(30)详细论述可参见Stoll,Das 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1961)347 ff; Faure,Economic Analysis,in B.A.Koch/Koziol(Hrsg),Unification of Tort Law:Strict Liability(2002)364 ff.
(31)Magnus in Magnus,Damages 185 f; ferner:Weyers,Unfallschden(1971)446 ff; Schiemann,Argumente und Prinzipien bei der Fortbildung des Schadensrechts(1981)193 ff; 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190 ff; Koziol,Haftpflichtrecht I Rz 1/15.
(32)参见Neuner,Interesse und Vermgensschaden,AcP 133(1931)277; Wilburg,Zur Lehre von der Vorteilsausgleichung,Jherings Jahrbücher 82(1932)51; F.Bydlinski,Probleme der Schadensverursachung nach deutschem und sterreichischem Recht(1964)29 f; Schiemann,Argumente und Prinzipien 205 ff; Koziol,Haftpflichtrecht I Rz 1/18.
(33)有关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参见Koziol in Griss/Kathrein/Koziol(Hrsg),Entwurf 32 f.
(34)参见Koziol/Schulze,Conclusio Rz 23/23 ff,in Koziol/Schulze(Htsg),Tort Law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2008)596 f.
(35)参见Viney,Le droit de la responsabilité dans l'avant-projet Catala,in Winiger(Hrsg),Europisches Haftungsrecht 149 ff.
(36)有关拒绝采纳惩罚性赔偿的观点参见：Koziol,Punitive Damages-A European Perspective,Louisiana Law Review 68(2008)741.
(37)欧洲侵权法原则第1：101条；欧洲共同参考框架第1：101条；瑞士责任义务法修订草案第41条；奥地利损害赔偿法第1292条。
(38)就此种“消极责任规则”参见：Karollus,Funktion und Dogmatik der Haftung aus Schutzgesetzverletzung(1992)7 ff; Karner in Koziol/Bydlinski/Bollenberger(Hrsg),Kommentar zum ABGB2(2007)§ 1301 Rz 1.
(39)参见Koziol in Griss/Kathrein/Koziol(Hrsg),Entwurf 33 f.
(40)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21; Magnus,Schaden und Ersatz(1987)311; Koziol,Haftpflichtrecht I Rz 2/11 mit weiteren Nachweisen.Zum Grenzbereich zwischen Vermgens-und Nichtvermgensschden hchst aufschlussreich Schobel,Der Ersatz frustrierter Aufwendungen(2003).
(41)Zu den Gründen siehe 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22; derselbe,Die "Umrechnung" immaterieller Schden in Geld,in Koziol/Spier(Hrsg),Liber Amicorum Pierre Widmer(2003)27 ff; Karner/Koziol,Der Ersatz ideellen Schadens im sterreichischen Recht und seine Reform,Gutachten zum 15,sterreichischen Juristentages(2003)15 ff.
(42)Vgl 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23; Karner,Der Ersatz ideeller Schden bei Krperverletzung(1999)79 f.
(43)So etwa G.Wagner in MünchKomm,BGB5(2009)Vor § 823 Rz 15,§ 823 Rz 185 f; vgl auch Deutsch,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2(1996)Rz68.
(44)参见Alexy,Begriff und Geltung des Rechts(1992)120.
(45)参见各国报告以及最终结论，载Koziol(Hrsg),Unification of Tort Law:Wrongfulness(1998).
(46)有关纯粹经济损失保护参见库奇奥(Koziol)：《欧盟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研究》，朱岩、张玉东译，载《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
(47)von Bar,Gemeineuropisches Deliktsrecht Ⅱ(1999)Rz 411 and 413; Brüggemeier,Haftungsrecht 27 ff; van Dam,European Tort Law(2006)268 f; Deakin/Johnston/Markesinis,Markesinis & Deakin's Tort Law 5(2003)185; Zimmermann,"Conditio sine qua non in General-Comparative Report",in Winiger/Koziol/Koch/Zimmermann(Hrsg),Digest of European Tort Law Ⅰ:Essential Cases on Natural Causation(2007)1/29 Rz 1 ff.
(48)B.A.Koch,"Damage Caused by Several Simultaneous,but Independent Events-Comparative Report",in Winiger/Koziol/Koch/Zimmermann(Hrsg),Digest of European Tort Law Ⅰ 7/29 Rz 1 ff.
(49)B.A.Koch,"Damage Caused by Several Successive,but Independent Events Outside the Victim's Sphere-Comparative Report",in Winiger/Koziol/Koch/Zimmermann(Hrsg),Digest of European Tort Law Ⅰ 8a/29 Rz 1 ff.
(50)F.Bydlinski,Schadensverursachung 68.
(51)F.Bydlinski,Schadensverursachung 75; Koziol,Haftpflichtrecht Ⅰ Rz 3/76.
(52)Koziol,Schaden.Verursachung und Verschulden im Schadenersatzentwurf,JBl 2006,772 f.
(53)参见Spier/Haazen,"Comperative Conclusions on Causation",in Spier(Hrsg),Unification of Tort Law:Causation(2000)141 f.
(54)F.Bydlinski,Schadensverursachung 78 ff,95 ff.
(55)Koziol,"Damage Caused by Less Than All Possibly Harmful Events Outside the Victim's Sphere-Comparative Report",in Winiger/Koziol/Koch/Zimmermann(Hrsg),Digest of European Tort Law Ⅰ 6a/29 Rz 1 ff.
(56)累积因果联系中，可以确定每个行为人都可能引起了整个损害，因此可以将整个损害归责于任何一个行为人。
(57)Oftinger/Stark,Schweizerisches Haftpflichtrecht5 Ⅰ(1995)148.
(58)参见Spier/Haazen,Comparative Conclusions on Causation,in Spier(Hrsg),Causation 153; Spier in EGTL-Commentary Art 3:103(1)Rz 6.
(59)F.Bydlinski,Aktuelle Streitfragen um die alternative Kausalitt,Beitzke-FS 30 ff; derselbe,Haftungsgrund und Zufall als alternativ mgliche Schadensursachen,Frotz-FS(1993)3.
(60)OGH in JBl 1990,524; JBl 1996,181; anders jedoch OGH in JBl 1992,522; JBl 1994,540 mit Anmerkung von Bollenberger.
(61)JBl 1996,181.
(62)Akkermans,Proportionel aansprakelijkheid bij onzeker causal verband(1997)70 ff; derselbe,Theorie en praktijk van proportionele aanspraklijkheid,in Akkermans/Faure/Hartlief,Proportionele aanspraklijkheid(2000)85ff; Koziol,Haftpflichtrecht I Rz 3/36 ff; Larenz/Canaris,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13 II/2(1994)§ 82 Ⅱ 3c; Oftinger/Stark,Haftpflichtrecht5 Ⅰ 152.
(63)就此参见"Damage Caused by Less Than All Possibly Harmful Events Outside the Victim's Sphere"的各国报告以及比较法上的报告，载Winiger/Koziol/Koch/Zimmermann(Hrsg),Digest of European Tort Law I,第六节a.
(64)就此详细参见Kadner Graziano,"The 'Loss of a Chance' in European Private Law,'All or nothing' or partial compensation in cases of uncertainty of causation",in Tichy(Hrsg),Causation in Law(2007)133 ff; Koziol,Schadenersatz für den Verlust einer Chance? Stoll-FS(2001)233 ff; Koziol,"Loss of a Chance-Comparative Report",in Winiger/Koziol/Koch/Zimmermann(Hrsg),Digest of European Tort Law I 10/29 Rz 1 ff; Msch,Chance und Schaden(2004).
(65)Die Gefhrdungshaftung im Lichte der neueren Rechtsentwicklung,JBl 1995,16.Vgl auch 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189 ff; von Caemmerer,Das Verschuldensprinzip in rechtsvergleichender Sicht,RabelsZ 42(1978)5 ff.
(66)就此参见Koziol,Conclusions,in Koziol(Hrsg),Wrongfulness 129 ff.
(67)就此参见Wagner in MünchKommBGB5 § 823 Rz 4 ff.
(68)就此参见Brüggemeier,Haftungsrecht 37 f.
(69)参见Ktz/Wagner,Deliktsrecht10(2006)Rz 108.
(70)Deutsch,Haftungsrecht2 Rz 237.
(71)Larenz/Canaris,Schuldrecht Ⅱ/213 § 75 Ⅱ 2 c und 3 c.
(72)参见Koziol,Haftpflichtrecht Ⅰ Rz 4/2 ff.
(73)但此种内容波动的概念常常引起理解上的困难，参见Brüggemeier,Haftungsrecht 52 ff.有关行为不法可参见Münzberg,Verhalten und Erfolg als Grundlagen der Rechtswidrigkeit und Haftung(1966).
(74)就此参见Wagner in MünchKomm,BGB5 § 823 Rz 28 ff.
(75)参见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德国民法典第829条。
(76)参见Larerz/Canaris,Schuldrecht Ⅱ/2 § 75 Ⅱ 2; Koziol in Koziol(Hrsg),Wrongfulness 129; derselbe,Rechtswidrigkeit,bewegliches System und Rechtsangleichung,JBl 1998,623; Wagner in MünchKomm,BGB5 § 823 Rz 1.
(77)就此参见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198.
(78)就此参见Koziol(Hrsg),Wrongfulness一书中的相关论文以及最终结论；此外，欧洲侵权法原则第4：102条与奥地利民法典第1296条非常相似，欧洲侵权法原则的评注参见Widmer in EGTL-Commentary 75 ff.
(79)Wilburg,Elemente 50; Meder,Schuld,Zufall,Risiko(1993)176 ff.
(80)就此参见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196 ff.
(81)详细内容参见Koziol,Objektivierung des Fahrlssigkeitsmaβstabes im Schadenersatzrecht? AcP 196(1996)593 ff.
(82)Burgstaller,Das Fahrlssigkeitsdelikt im Strafrecht(1974)182 ff.
(83)Koziol,Haftpflichtrecht I Rz 5/35 mit weiteren Nachweisen.
(84)参见瑞士责任义务法修订草案第48a条。
(85)参见捷克民法典第2642条第1款。
(86)比较法上的分析参见Widmer,"Comparative Report on Fault as a Basis of Liability and Criterion of Imputation",in Widmer(Hrsg),Unification of Tort Law:Fault(2005)347 ff und in den jeweiligen Lnderberichten.
(87)有关德国法参见Wagner in MünchKomm,BGB5 § 823 Rz 36 ff.
(88)详细论述参见Koziol,AcP 196,599 ff.
(89)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18 ff.
(90)同样观点参见Deutsch,Haftungsrecht2 Rz 108.
(91)Widmer in Griss/Kathrein/Koziol(Hrsg),Entwurf 132.
(92)参见Saladin,Menschenrechte und Menschenpflichten,in Bckenfrde/Spaemann(Hrsg),Menschenrechte und Menschenwürde(1987)267 ff.
(93)Wilburg,Elemente 43 und 225; 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14 ff.
(94)各国相关法律规定就此显然一致，参见Galand-Carval,"Comparative Report on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Others",in Spier(Hrsg),Unification of Tort Law,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Others(2003)300 Rz 43.
(95)Wilburg,Elemente 43 und 225; 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14 ff.
(96)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06f.
(97)Brüggemeier,Haftungsrecht 119 ff; van Dam,European Tort Law 151 ff; Galand-Carval,"Comperative report",in Spier(Hrsg),Liability for Others 304 f Rz 52 ff.
(98)参见Galand-Carval,"Comperative report",in Spier(Hrsg),Liability for Others 290 f.
(99)System und Prinzipien 207 f.
(100)有关比较法上的报告参见Galand-Carval in Spier(Hrsg),Liability for Others 289 ff;此外可参见Brüggemeier,Haftungsrecht 119 ff; van Dam,European Tort Law 437 f,448 ff.
(101)各国相关法律就此规定显然一致，参见Galand-Carval,"Comperative report",in Spier(Hrsg),Liability for Others 300.
(102)Wilburg,Elemente 43 und 225; 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14 ff.
(103)参见Galand-Carval,"Comperative report",in Spier(Hrsg),Liability for Others 306.
(104)针对缺乏相应能力的雇员采取严格责任的原因在于，在雇主所控制领域，因雇佣不合格的雇员而制造了严重风险，所以存在一个瑕疵。
(105)就此参见Galand-Carval,"Comperative report",in Spier(Hrsg),Liability for Others 306; Harrer/Neumayr,Die Haftung des Unternehmers für Gehilfen,in:Reischauer/Spielbüchler/Welser(Hrsg),Reform des Schadenersatzrechts Ⅱ(2006)137 ff; Jaun,Haftung für Sorgfaltsptlichtverletzung(2007)378 ff; Renner,Die deliktische Haftung für Hilfspersonen in Europa(2002); G.Wagner,Reform des Schadenersatzrechts,JBl 2008,11 f.
(106)参见Moréteau in EGTL-Commentary 112 ff.
(107)System und Prinzipien 212.
(108)同样参见Harrer/Neumayr in Reischauer/Spielbüchler/Welser,Reform Ⅱ 142 ff,verweisen nur auf rechtsvergleichende Feststellungen,bieten jedoch keine dogmatische Begründung.
(109)Renner,Haftung für Hilfspersonen 181 ff.
(110)参见H.Berger,Schadensverteilung bei Bankbetriebsstrungen(1980); Khler,Die Problematik automatisierter Rechtsvorgnge,insbesondere von Willenserklrungen,AcP 182(1982)126; U.H.Schneider,Das Recht des elektronischen Zahlungsverkehrs(1982); Koziol,Die Haftung der Banken bei Versagen technischer Hilfsmittel,
BA 1987,3 mit weiteren Angaben.
(111)例如，Canaris,Bankvertragsrecht I3(1988)Rz 367; G.Graf,Rechtsfragen des Telebanking(1997)67; Janisch,Online Banking(2001)241; Mschel,Dogmatische Strukturen des bargeldlosen Zahlungsverkehrs,AcP 186(1986)197 ff; Spiro,Die Haftung für Erfüllungsgehilfen(1984)209 ff; dagegen U.H.Schneider,Zahlungsverkehr 82 f.
(112)System und Prinzipien 215 f.
(113)就此参见B.A.Koch,Kommentar zu Art.4,202,in EGTL-Commentary 93 ff.
(114)B.A.Koch in EGTL-Commentary 95 f.
(115)就此参见Brüggemeier,Haftungsrecht 119 ff mwN; Faure,"Towards an Expanding Enterprise Liability in Europe?",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1996),235 ff; G.Wagner,Grundstrukturen des Europischen Deliktsrechts,in Zimmermann(Hrsg),Grundstrukturen des EuropischenDeliktsrechts(2003)303 ff.
(116)美国有关企业责任的讨论可参见G.Priest,"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Liability: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Modem Tort Law",14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85)461 ff; G.T.Schwartz,"The Beginning and the Possible End of the Rise of Modern American Tort Law",26 Georgia Law Review(1992)601 ff; Keating,"The Theory of Enterprise Liability and Common Law Strict Liability",54 Vanderbilt Law Review(2001)1285 ff; Henderson,"Why Negligence Dominates Tort",50 UCLA Law Review(2002)377 ff; Wantzen,Unternehmenshaftung und Enterprise Liability(2007)136 ff.
(117)参见B.C.Steininger,Verschrfung der Verschuldenshaftung(2007)91 ff.
(118)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02.
(119)就此主要参见Wilburg,AcP 163,346; Albert.A.Ehrenzweig,Negligence without Fault,Trends towards an Enterprise Liability for Insurable Loss(1951); Canaris,JBl 1995,6 f; Wantzen,Unternehmenshaftung 72 ff,152 ff.Für rechtsvergleichende Angaben siehe B.A.Koch/Koziol,Comparative Conclusions,in Koch/Koziol(Hrsg),Unification of Tort Law:Strict Liability(2002)412.
(120)B.A.Koch/Koziol in Koch/Koziol(Hrsg),Strict Liability 411; B.A.Koch in EGTL-Commentary 94 f; Wagner in MünchKomm5,BGB § 823 Rz 385.
(121)相关介绍参见B.A.Koch/Koziol in B.A.Koch/Koziol(Hrsg),Strict Liability 432 ff,其中援引了各国相关报告。
(122)高度危险一方面系于造成损害的盖然性—即使尽到注意义务仍然不能避免—另一方面，取决于可能发生损害的程度。就此参见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01 ff; Canaris,JBl 1995,2; Koziol,Haftpflichtrecht Ⅰ Rz 6/1 mwN.
(123)Deutsch,Gefhrdungshaftung und Verschuldenshaftung,JBl 1981,450; von Bar,Verkehrspflichten(1980)144; Koziol,Bewegliches System und Gefhrdungshaftung,in Bydlinski/Krejci/Schilcher/Steininger(Hrsg),Das Bewegliche System im geltenden und künftigen Recht(1986)51 ff.
(124)Müller-Erzbach,Gefhrdungshaftung und Gefahrtragung,AcP 106(1910)365 ff,413 ff; Esser,Grundlagen und Entwicklung der Gefhrdungshaftung(1941)97 ff; von Caemmerer,Reform der Gefhrdungshaftung(1971)15 f; Larenz/Canaris,Schuldrecht II/2 § 84 Ⅰ 2 a; Gimpel-Hinteregger,Grundfragen der Umwelthaftung(1994)31 ff; Koziol,Haftpflichtrecht Ⅰ Rz 6/11; ferner die Comparative Conclusions desselben in B.A.Koch/Koziol(Hrsg),Strict Liability 412 Rz 71,mit weiteren Nachweisen.Anderer Auffassung Blaschczok,Gefhrdungshaftung und Risikozuweisung(1993)53 ff,63 ff,356 ff.
(125)就此参见Brüggemeier,Haftungsrecht 103 ff; van Dam,European Tort Law 255 ff; B.A.Koch/Koziol(Hrsg),Strict Liability; Koziol,Die Vereinheitlichung der Gefhrdungshaftung in Europa,Michalek-FS(2005)217 ff.
(126)有关各国具体报告参见：B.A.Koch/Koziol,Strict Liability，以及主编在比较法上的总结，395 ff.
(127)具体内容以及论证参见各国报告，载：B.A.Koch/Koziol,Strict Liability;总结以及相关各国规定参见该书中的比较法总结，395ff.
(128)主张针对危险责任采取一般条款模式首先参见：Ktz,Haftung für besondere Gefahr,AcP 170(1970)19 ff; Widmer,Die Vereinheitlichung des Schweizerischen Haftpflichtrechts-Brennpunkte eines Projekts,Zeitschrift des Bernerischen Juristenvereins(ZBJV)1994,405 f; Will,Quellen erhhter Gefahr(1980)70 ff.
(129)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304条：“(1)高危险源造成损害的，其保有人承担责任。(2)判断谁是保有人，依据针对危险来源享有利益、承担费用以及事实上具有控制权力的标准。(3)虽尽到必要的注意，但在正常使用或者活动中仍然带来经常性或者较严重损害后果的风险的物为高度危险源。高危险源主要是核反应堆、大坝、油气线路与高压线路、弹药厂与弹药库、飞机、铁路与缆车铁路、机动车、机动轮船以及采矿及爆破。(4)因不可抗力或者尽管物品没有瑕疵并且尽到了最大可能的注意(不可避免的事件)而造成损害发生的，排除责任；尤其当受害人自身行为、非雇佣的第三人行为或者动物引发此种高度危险的，不承担责任。在诸如核反应堆、大坝、飞机、弹药厂等高度危险情况下，可以依据危险的程度减免责任。同样，具体情况下意外事件本质上增加了物品的危险性的(极其例外的经营风险)，可以减轻责任。(5)受害人知晓并主动承担此种危险的，可以排除或者减轻他人的责任。”
(130)就此参见B.A.Koch/Koziol,Austria 37 Rz 130; Galand-Carval,France 142 Rz 38; Fedtke/Magnus,Germany 172 Rz 77,alle in B.A.Koch/Koziol(Hrsg),Strict Liability.
(131)参见du Perron/van Boom,Netherlands 251 f Rz 141; Rogers,England 123 Rz 63,beide in B.A.Koch/Koziol(Hrsg),Strict Liability.
(132)DCFR,(Book Ⅵ),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damage caused to another,in von Bar/Clive/Schulte-Nlke(Hrsg),Principles,Definitions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 Law(2008)301 ff.Dazu Koziol,Auβervertragliche Schuldverhltnisse im CFR,in Schmidt-Kessel(Hrsg),Der Gemeinsame Referenzrahmen(2009)97 f.
(133)参见Spier in EGTL-Commentary 43,59 f; Wright,"The Grounds and Extent of legal Responsibility",40 San Diego Law Review(2003),1425 ff.
(134)但此种原则在有累积因果、超越因果以及替代因果适用时存在例外情况，因为潜在的因果联系已经足以要求行为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35)其他国家的解决方案的简要介绍可参见Koziol,"Natural and Legal Causation",in Tichy(Hrsg),Causation in Law(2007)59 ff.
(136)参见Koziol in Tichy,Causation 56.
(137)Winiger,"Damage Caused by Psychological Influence-Comparative Report",in Winiger/Koziol/Koch/Zimmermann(Hrsg),Digest of European Tort Law I 4/29 Rz 48.
(138)参见R.Zimmermann,"Conditio sine qua non in General-Comparative Report",in Winiger/Koziol/Koch/Zimmermann(Hrsg),Digest or European Tort Law I 1/29 Rz 2; Koziol in Tichy,Causation 66 f.
(139)参见欧洲侵权法原则第3：201条。
(140)Bienenfeld,Die Haftung ohne Verschulden(1933)170; F.Bydlinski,Schadensverursachung 59 f; Cantzler,Die Vorteilsausgleichung beim Schadensersatzanspruch,AcP 156(1957)43 ff; Spickhoff,Folgenzurechnung im Schadensersatzrecht:Gründe und Grenzen,in E.Lorenz(Hrsg),Karlsruher Forum 2007(2008)36.
(141)Larenz,Hegels Zurechnungslehre und der Begriff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1927); Ebenso Bienenfeld,Haftung 170 f; F.Bydlinski,Schadensverursachung 60; Cantzler,AcP 156,45 f; H.Lange,Begrenzung der Haftung für schuldhaft verursachte Schden? Gutachten 43,Deutscher Juristentag I/1(1960)11.
(142)Schadensverursachung 60;也可参见Spickhoff in E.Lorenz(Hrsg),Karlsruher Forum 2007,40 mwN.
(143)BGH in BGHZ79,259; H.Lange,Gutachten43.DJT 11; vgl auch Deutsch,Haftungsrecht2 Rz797.
(144)Apathy,EKHG-Kommentar zum Eisenbahn und Kraftfahrzeughaftpflichtgesetz(1992)§ 1 Rz 10; Bienenfeld,Haftung261; Spickhoff in E.Lorenz(Hrsg),Karlsruher Forum 2007,43 ff; Stoll,Adquanz und normative Zurechnung bei der Gefhrdungshaftung,25 Jahre Karlsruher Forum,Beiheft zu Versicherungsrecht 1983,184.
(145)H.Lange,Adquanztheorie,Rechtswidrigkeitszusammenhang,Schutzzwecklehre und selbstndige Zurechnungsmomente,Juristen Zeitung(1976),200; Lange/Schiemann,Schadensersatz3(2003)§ 3 Ⅶ 3; Stoll,25 Jahre Karlsruher Forum,Beiheft zu Versicherungsrecht(1983),187.
(146)Elemente 242 ff; ebenso F.Bydlinski,Schadensverursachung 62; Karollus,Schutzgesetzverletzung 380 ff.
(147)参见Stoll,25 Jahre Karlsruher Forum,Beiheft zu VersR 1983,186 ff; Karollus,Schutzgesetzverletzung 381.
(148)参见van Dam,European Tort Law 277;有关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参见：Koziol in Tichy,Causation 65 f.
(149)同样可参见van Dam,European Tort Law 277;有关其他国家的介绍参见：Koziol in Tichy,Causation 65 f.
(150)Koziol,Haftpflichtrecht I Rz 8/17 ff mwN.
(151)在某种程度上，相当性理论被部分融入到保护目的理论中，参见Koziol,Haftpflichtrecht I Rz 8/76; Spickhoff in E.Lorenz(Hrsg),Karl-sruher Forum 2007 21 f.
(152)Lange/Schiemann,Schadenersatz3 § 3 Ⅸ; Markesinis/Unberath,The German Law of Torts4(2002)108 f.
(153)von Bar,Gemeineuropisches Deliktsrecht Ⅱ Rz 477; van Dam,European Tort Law 277; Deakin/Johnston/Markesinis,Markesinis & Deakin's Tort Law6(2007)219,277 fund besonders 389 ff; Rogers in Spier(Hrsg),Causation 40 f.
(154)参见Cousy/Vanderspikken,"Causation under Belgian Law",in Spier(Hrsg),Causation 25 f; von Bar,Gemeineuropisches Deliktsrecht Ⅱ Rz 475.
(155)van Dam,European Tort Law 279; von Bar,Gemeineuropisches Deliktsrecht Ⅱ Rz 475.
(156)Rümelin早就指出，参见其论文Die Verwendung der Causalbegriffe im Straf-und Civilrecht,AcP 90(1900)304 ff; Karollus,Schutzgesetzverletzung 339 f; Spickhoff in E.Lorenz(Hrsg),Karlsruher Forum 2007,24 ff.
(157)Larenz/Canaris,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3(1995)153 ff; F.Bydlinski,Methodenlehre2 436 ff.
(158)参见R.Lang,Normzweck 113 ff.
(159)Wilburg,Elemente 245.
(160)Canaris,Verstβe gegen das verfassungsrechtliche übermaβverbot im Recht der Geschftsfhigkeit und im Schadensersatzrecht,JZ 1987,995,1001 f; 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26 und 233; Koziol,Haftpflichtrecht Ⅰ Rz 7/7 ff.
(161)Canaris,JZ 1987,995,1001 f; derselbe,Die Verfassungswidrigkeit yon § 828 Ⅱ BGB als Ausschnitt aus einem grβeren Problemkreis,JZ 1990,679.Kritisch Medicus,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βigkeit im Privatrecht,AcP 192(1992)53 f.
(162)JZ 1987,1002.
(163)System und Prinzipien 226 ff.
(164)同样可参见F.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