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苦难论文,困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有部分中国作家热衷于书写“苦难”主题。对这一现象给予关注似乎令人费解，文学几乎与生俱来就与苦难主题结下不解之缘，没有苦难，何以有文学？但以往对苦难主题的表现，都不如当今中国文学的苦难主题蕴含如此丰富、复杂而矛盾的内涵，折射出如此暧昧、诡秘而生动的时代特性和文学的根本困境。苦难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时代烙印却是值得仔细辨析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落差巨大，一方面是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促使原有的经济体制解体转型，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经受生活变故的冲击。但当代中国作家何以对这一现象产生兴趣？他们以何种方式加以表现？通过哪些途径，运用哪些手段加以表现？最终结果如何？探究这些问题，我相信能够触摸当代思想的某些症结，触摸到文学最坚硬的那些环节。
一、苦难主题及其在文本叙事中的展开方式
2000年第二期的《花城》杂志登载了荆歌的中篇小说《计帜英的青春年华》，这篇小说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该期的《花城》杂志甚至没有把它作为封面标题加以强调。作为一位还鲜为人知的优秀小说家，荆歌被忽略是不奇怪的，更何况这篇小说也说不上是荆歌写得最好的小说。像荆歌所有的小说一样，他能抓住那些富有标志性的要害的因素，把它们进行夸张而偏斜化的处理，略微扭曲它们的本质特征，使之富有戏谑性的效果。这就是荆歌的小说技巧，他能把小说叙述处理得生气勃勃，始终富有张力。这部小说进述一个普通女工青春年华的遭遇，它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还难以明确归纳。就从她所处的社会地位、她的一系列不幸以及最终的死亡来看，这里面无疑隐含了苦难主题。
实际上，苦难主题近年受到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关注，鬼子在继《被雨淋湿的河》之后，于1999年发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第6期），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母女俩经历的不幸生活。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因为下岗而生活拮据的女工程师偷了一块猪肉，导致丈夫出走。这使母女俩的生活立即陷入恐慌，母亲的所有愿望就是找到出走变心的丈夫。这是绝望的“寻找”，其结果是女儿也遭遇更大的不幸，母亲也终于死去。这篇小说无疑表现了鬼子对苦难的书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篇小说无疑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尖锐暴露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在这种困境中的无助。
2000年，熊正良在《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谁在为我们祝福？》。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一个下岗母亲历经艰难，偏执地四处寻找做妓女的女儿的故事。这个家庭似乎是彻底崩溃了，无情无义的父亲，下岗并且有点偏执狂的母亲，做妓女的大姐，做广告模特儿的二姐，再就是无所作为的“我”。
这几篇小说的具体主题无疑有所差异，但都写到了当今社会底层艰难困苦的生活。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苦难”呢？这些“苦难”在小说叙事中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先来看荆歌的《计帜英的青春年华》。计帜英作为一个普通女工，生活不易，住在破烂不堪的屋子里，守寡的老母，死去的痴呆的哥哥，作为逃犯的男友，以及她历经多次人流，等等，这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普通女工的苦难史。但人物并不意识到苦难，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化的生活，都被叙述人作为背景式的历史加以叙述。实际上，青春年华的平静和美好是被爱欲打破的。是主体的选择和爱欲的“谬误”引发了随后的生活变故。爱欲成为生活不幸的根源，但人物却是自觉沉醉于其中，爱欲与个性的合谋造就了苦难。
苦难的史前史就是一部狂热的性欲史，这部历史的主角怀着全部的激情充分了欲望的冒险英雄。象所有性欲史的主角一样，计帜英有着明显的性欲化标志：她长得白晰，惊人的白晰。一白遮千丑，在所有传统审美趣味范围内，“白”构成女人首要的审美效果，也是男性欲望化对象的显著标识。计帜英被设定为这样的角色，她的成长史主要是性欲成熟史。作为另一种性欲化的标识，计帜英的同伴姐妹张妍则是一目了然的欲望化对象。小说再三写到她出众的胸脯，她们躲在被窝里互相抚摸的准同性恋举动，关于处女的猜疑，关于张妍与车间主任偷情的推测，等等。所有这些构成计帜英（与张妍）青春年华的主导内容。随后“姐夫”与马科分别出现，前者使性欲史变得暧昧，而后者则使之变得冒险刺激。这也许就是荆歌的小说出类拔萃之处，那些叙事和人物性格都有一种内在动荡不安的张力，它们一点一点渗出，使生活发生转折，错位或者断裂。马科就是这样的破坏性人物，他轻而易举就把计帜英的暧昧的情爱史变成性欲的冒险史。马科从一名商人变成了杀人犯，杀人犯的身份远没有性欲冒险者角色重要，从新疆潜回计帜英家的马科，以一个逃犯的角色从事欲望化英雄的事业，他给计帜英的印象是“异样的感觉”，“既让她痛恨，又不可抗拒”。最后给计帜英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并不是贫病交加的物质生活，而是与性有关的交易。马科以五千元的价格，把计帜英出卖给一个陌生男人。这个结局当然可以读解为是精神破灭导致的后果，但在小说叙事的现实生活层面上，它依然是关于性的活动。作为一段“性史”，它在叙事层面上也就相当完满了。现在，苦难动机已经遗忘了，爱欲变成叙事的中心。作为苦难根源的爱欲其实是充满快乐的，苦难的本质已经失踪了，不幸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寻欢作乐的气息。
也许荆歌并不过分专注“苦难”，他的小说叙事历来关注性格与命运构成的反差关系，苦难只是他的那些扭曲的故事和性格依托的特殊语境。那么看一看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苦难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小说的主人徐梅确实陷入苦难的境地，她的苦难与悲惨与其说在于女儿出去做妓女，不如说在她寻找当妓女的女儿的过程中。女儿当妓女并不是出于生活所迫，这与旧社会被迫卖到窑子里不同。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形也很难把年轻女人做妓女这件事描述得苦难兮兮的，它要构成母亲的痛苦根源似乎也有一些勉强，熊正良当然清楚这一点。在这个时代，什么是母亲的痛苦呢？也许熊正良在小说叙事的开始阶段，可能会认为女儿做妓女这件事已经足够提供一个苦难的情境，但在他的叙述进程中，他不断地给母亲的苦难加码，“寻找女儿”的行为使这个母亲失魂落魄，生活破碎不堪。但女儿不断逃离母亲的视线，痛苦的不是做妓女的女儿，而是妓女的母亲。母亲痛苦的根据是什么呢？这正如在前现代时期（或现代初期），逃婚的女儿并不痛苦，她们被描述成寻找到个人的幸福而逃离了封建家庭的迫害；但母亲的痛苦却很实在，却很真切。母亲难以接受女儿同一个不负责任的男子私奔这一个事实；对于母亲来说，女儿的未来前程已经毁于一旦。当然，这两个时代关于女儿出走的意义确实有着本质不同，前现代时期是历史前进的力量推动的结果，而后一种情况只能理解为后现代时期的欲望狂欢节诱惑使然。假定解除历史叙事来看，就个人的生活愿望来说，“女儿出走”这一故事母题还是有共同性：它意指着欲望化表达的个人选择，超越家庭伦理的个人自由（尽管其结果是不自由）。
很显然，母亲的痛苦与女儿的痛苦不能重合，因为其中隐含着现代性叙事的巨大鸿沟。不管是前现代还是后现代时期，痛苦都是历史强加的，都是客观的痛苦。对于个人的选择来说，它不可能只有一种被决定的历史语境才具有的意义。它本质上是非历史的，所有的个人选择，对于它所面对的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是非历史的，都是对历史性的拒绝和逃脱。选择的结果只是属于未来，而未来具有多种可能性。这使原来给定的历史语境强加的意义没有现实性。很显然，在熊正良的叙事中，“痛苦”这一主题并不是以独断论方式合乎逻辑地推进，相反，这一主题在推演进程中产生了各种歧义。母亲的痛苦与女儿的非痛苦构成的反差就是歧义之一。他意识到不能把个人的选择简单地归结到既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这个刘金娣始终逃脱母亲的追寻，她对所处的现实的认识，与她的母亲显然相去甚远。女儿的苦难向着不同的审美趣味方面转移，根本缘由在于，作者无法确定女儿的苦难具有绝对性。具有绝对性必然具有普遍性，如此，社会性批判的意义才站得住脚，才有力量。作者意识到苦难的普遍性并不充分，苦难的缘由只剩下结果，因而苦难的缘由也就只有假定性的意义。
1998年，韩东发表《交叉跑动》，一个音乐家因流氓罪入狱，出狱后与一个年轻女孩同居。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年轻女孩性欲极强，小说最后揭示出谜底，她的恋人数年前被汽车撞死，作为目击者，她难以摆脱那种负罪感，于是她以肉体的堕落来获得灵魂的超度。我们当然不能排除现实中确实有可能会有此类事发生，但作为一个虔敬信奉“本质性写作”的作家，作为一个试图绝对超越现实的作家，何以要用这种逻辑来建构一个灵魂获救的当代神话？作为故事的内核，苦难在这部小说中隐蔽得很深，它是以谜底的形式存在的。但这个谜底终究难以解构层出不穷的性爱的话语，这个谜底终究是被遮蔽了，它呈现反倒更象是一种事先编造的慌言。一种刻意的和被迫设置的补充结构。
东西对当代生活洞悉非同凡响，在他大多数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苦难沉甸甸的分量。2000年，东西有本小说集的书名叫《痛苦比赛》，其中有一篇同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的用意显然是在嘲弄失去痛苦的当代生活展现出的那种荒诞感。寻找痛苦的过程变成一系列可笑的自虐行径，问题不在于当代生活有没有痛苦，而在于人们根本无法理解生活痛苦。但什么是当代生活的痛苦？什么是真正的苦难？东西也难以作出直接的回答。
在所有这些小说中，由于苦难的展开被性的场所遮蔽，对性的反复叙述成为苦难深化的必由之路，苦难转化为当代性史。这里面不断出现了关于纵欲和狂欢的叙述。
苦难的本质？苦难的根源在哪里呢？到了20世纪末期，为什么关于苦难的书写总是从预定的叙事动机中滑脱出来？在当代，苦难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吗？还是说苦难的本质已经无法在美学表现中被历史化？
二、苦难的历史本质：建构与迷失
苦难一直是文学艺术表现的生活的本质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艺术对生活的把握具有现代性意义。苦难是历史叙事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对苦难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性叙事的最基本的一种形式。
现代性确立的历史观成为文学艺术表达的基础，人类生活的历史化，也就使文学艺术的表现具有精神深度，而这个深度主要是由“苦难”构成其情感本质。苦难在文学艺术表现的情感类型中，从来就占据优先的等级，它包含着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实力量。苦难是一种总体性的情感，最终极的价值关怀，说到底它就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本质。
现代性把人类的生活历史化的同时，也就把苦难（痛苦）设定为人类生活的本质，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客观实在性。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也是在表现人类经受的苦难才获得巨大的精神震撼力。在古典时代向现代转化的时期，文学艺术确实为描写人类经历的巨大的精神创伤而做出努力，无可否认，人类在步入现代历史进程中，也确实经历着巨大的磨难。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如何把“苦难”这一词语看成是现代思想系谱学中的关键词，它无疑具有历史的实在性。也就是说，苦难具有历史本质，或者说，苦难构成人类历史的真实本质。只要想一想人类走过的历程，这无疑是一个最简单明显的常识。看一看那些古典名著，无不是因为描写了人类生活的苦难而震撼人心。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狄更斯、巴尔扎克……，这个名单可以把所有古典大师的名字排列下去。在中国，同样可以把现代以来的文学大师的名单开列出来。
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是以“苦难”作为历史／现实本质而构成文学艺术表达的核心情感。现代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精神向导。拯救国民灵魂、医治心灵创痛则是其根本任务。自从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现实主义审美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反映“苦难”则是其基本的叙事法则。当然，在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中，“苦难”不再是目的，不再是生活的绝对本质，它只是手段，只是一个侧面，尽管它总是以各种方式反复渲染强调，但终究是为了反衬党领导人民战斗到底的坚强意志和英雄主义气概。所有的苦难终究都要被克服，都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光芒所照亮。80年代中国文学被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它以“伤痕”为标志开创一个文学的新时代，再次证明苦难是如何强有力地构成文学的历史本质。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文学围绕意识形态的轴心实践展开一个又一个热点，这个时期的文学从整体上看无疑是热情洋溢，积极向上的，但对苦难生活（或者历经艰难的叙事模式）的观照依然构成其中的历史潜流。
80年代后期，“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文学不再是引导时代精神的火炬，文学退回到它自身的领地。形式主义实验，以及自我体验式的文学叙事，使苦难这样深重的母题或主题逐渐退出叙事的中心，生活世界为各种暂时的随遇而安的生活碎片所堆积。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人们可以明显感受文学与现实的妥协关系。文学写作主体不再是历史代言人或评判者，语言风格或个人的体验成为写作关注的重心。文学不再是生活世界不朽的盛事，文学写作者不是什么崇高得了不起的人物，它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正面临着各种新生文化的挤压。宏大的历史叙事及其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趋于衰退，必然导致文学那种深重的苦难意识和救赎意识趋于退化，崇高而令人敬畏的悲剧让位于平凡随遇而安的喜剧，文学写作更多的制造快慰。
90年代的中国文学有相当长时期沉浸于个人体验，热衷于表现当代现实的分离和破碎的情境。最近几年，鬼子、熊正良、荆歌、东西等人开始反映底层民众的艰难境遇，他们试图强行超越非历史化的现实语境，尝试种种重新历史化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追究的是：为什么他们要重新书写苦难，重新寻求当代现实的真实本质却在文本内部产生分裂和变异呢？是什么力量导致动机与效果，表象与实质，思想与审美的分裂的呢？这既有历史的“客观存在”的作用，也有当代意识形态变异，以及当代审美趣味的潜在支配作用。
在以上提到的那些小说中，“苦难”并非是绝对性的存在事实，苦难并非具有历史的客观性，也就是说苦难未必是历史给定的命运，人无能为力与之抗争的被迫接受的宿命。这类小说确实反映了当今社会存在的命题，市场经济给底层民众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幸福还是安宁？带来了破裂还是悲剧？当然，《谁在为我们祝福？》这篇小说没有直接提到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没有出现社会性的压制力量。这个家庭的悲剧根源似乎在于这些人的个性。徐梅与刘义离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徐梅偏执地寻找女儿，这也是她的偏执心理造成的，二女儿当广告模特儿是因为她的大眼睛和大胸脯，至于大女儿当妓女显然也不是生活所迫，至少她还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但她选择了当妓女，这就是个人问题，也许是她自觉堕落。她身边似乎有一个坏男人逼她，但小说并未给予充分表现。好象那个叫李红卫的人还振振有词教育徐梅：“把日子过好了不行？”似乎强盗也有强盗的逻辑，条条道路通罗马，目的都不过是把日子过好了。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如此看来，这也不失为奔小康的一种途径。
批判现实主义批判什么呢？它没有针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相反，我们看到现今的社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可能选择。大姐选择了当妓女，二姐利用大眼睛和大胸脯做广告。这在一部分人看来是悲剧性的选择，如徐梅看来这是奇耻大辱，但金娣和银娣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充其量这些悲剧都是个人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正如小说一再表现的那样，连徐梅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太过偏执了，她的前夫，她的儿子，她的邻居都认为她的执着有点变态。尽管批判现实主义提到这些现象，但无法触及社会的根源。小说在叙述上使这些苦难的和偏执的生活，更具有原材料的特征。这与数年前余华、苏童们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些没有真实历史内涵的“历史”，给先锋们的叙述提供了叙述的原材料。现在，这些苦难兮兮的生活，主要根源于个人的性格和个人的生活选择，也给小说叙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就写作苦难而言，并不能证明小说就特别有价值，实际上，当今的小说一触及苦难主题，其内在都隐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它表现苦难的目的、方式、动机和结果，都很难达到统一。就此层面而言，苦难原则并不能贯彻到底。
这使苦难的批判性变得暧昧。无可否认，这些书写苦难的青年作家试图反映当今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揭示底层人的疾苦。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充当代言人的角色，行使文学的批判性功能。但批判性是一种现代性的预设，同时也是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它有赖于叙述者在历史总体化的过程中占有主体性的地位。批判者的批判具有历史总体性作为后盾，它们在建构民族一国家寓言，或是作为某个阶级的代言人的时候，具有强大而明确的社会理念作为目标。很显然，对于这个时代的批判者来说，这种历史总体化或社会理念都不存在，不可能存在，也不必要存在。不管是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或是革命性的诉求，他们都无法承载。文学写作群体已经与主流历史脱节，作为边缘化的群体，他更适合于表达怨恨，而不是批判性。“怨恨”当然也是一种现代性情绪，但它与批判性有着显著的差别。后者是社会强势群体表达的一种态度，它包含了明确的社会理念，带有强烈的变革现实的诉求；而前者则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表达的一种情绪，它没有明确的社会理念，也没有总体性的变革诉求，它只是对自己的境遇不满而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包含的意义通常显得暧昧不清，因而它也被称之为牢骚。
这些作家如此严肃认真地试图反映当代社会的症结问题，但苦难主题实际迷失了，什么是苦难的本质呢？文学在现代如何去叙述苦难呢？
当代作家处在矛盾状况：当文学成为一种弱势文化，文学写作者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时，他们试图批判当代社会现实。但他们的批判性写作的根基何在呢？如何理解文学叙述主体的这种位置和情绪的改变呢？过去，文学生产的主导部分携带着强大的社会理念和向前的明确目标，它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它批判一切它认为不合理的现象，颂扬合乎理想的事物。批判性包含着改造世界的责任和勇气。在经典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叙事中，批判性依附于历史客观化的总体性建构。9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已经失去批判性的主体地位，这种批判性不具有被历史总体化和客观化的可能。也就是说，对苦难现象的揭示，并不能与特定的社会理念形成一致的思想力量。它只是局部的、侧面的、个别的。批判性更象是一种怨恨情绪的表达，它并没有明确地违背既定秩序的社会理念，它仅仅是“不平则鸣”而已。文学关注弱势群体，它不再是悲天悯人的救世主的角色，也不是民族寓言自觉的讲述者，它本身就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它是诚挚的自我倾诉。怨恨是无本质的批判，无目的的反抗，被动的不满，没有结果的颠覆。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怨恨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后革命的话语策略。
我这样阐释这类文学话语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功能，似乎有亵渎严肃文学的嫌疑。但我想真实地揭示出时代的变异，必然导致一种精神存在变得困窘。认识这一点是重要的。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苦难的揭示，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批判性思想理念。苦难主题，以及批判性冲动，在文学叙事的具体开展过程中，逐渐被文本的感性力量所取代，艺术感性的力量替代了批判性反思。哲学的否定，为美学的肯定所取代，文本的狂欢喧哗使社会正义的诉求变得勉为其难。总而言之，这并不是说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批判性就变得不重要，而是认识到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三、艺术表现力：非历史化的后当代叙事
当苦难失去历史本质之后，苦难主题无法承载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性，苦难主题在本文的展开中被分裂了，它不断地后退，让位于性的主题。并不是说苦难就不能与性的主题相联系，而是说二者无法构成一个本质联系，也无法构成一个因果式的隐喻关系。
在当代小说里，性与苦难相连完全失去了道德非法性的历史本质，与其说它是苦难的根源，不如说它是苦难的道具，而苦难则变成它的布景。对苦难的认真书写，结果是对苦难的颠覆。书写苦难的动机让位于对当代消费社会主导趣味的叙述。
也许，苦难依然有本质，但苦难的本质被悬置了。苦难的文学叙事中的含义被改写了。它变成另一类的表象。反本质主义写作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解构行为，它致力解构宏大的历史叙事，解构权威性的历史本质。但反本质主义又是历史的被给予性，当作家回过来试图寻求本质时，他还是使之脱离本质。
现在，苦难本身的社会本质变得模糊之后，爱欲与苦难的本质关系也出现脱节。也就是说，苦难并没有在爱欲关系中找到关联方式，在当代最有责任感，最有力量的写作者的笔下，苦难是爱欲的派生物，这些爱欲没有非法性，没有向历史和社会挑战，它是纯粹的个人的生理需要。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写作的虚假性和缺乏坚实的力度。它的本质是被历史之手掏空的，同时也是被历史之手推到当代审美时尚的前沿。怨恨与狂欢这二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和审美态度，却被当代作家混淆在一起，成为互相制约缠绕、补充和颠倒的反现代性表意策略。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它的内在的巨大的裂痕恰恰以无意识的方式泄露了当代美学的时尚需要。一个企图改变当代中国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写作行为，一种企图最有力触及到当代社会症结的文学叙事，却以它独特的方式，最强有力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审美时尚。
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展开的审美感知方式的转型，也许是发生在精神生活领域里一次最深刻的改变。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中持续了如此长时间的那种宏大叙事，以及与之相关的崇尚深度和苦难的审美经验，正在被感性的、表面化的、零散化的感知方式所替代。荆歌、熊正良、鬼子们不过是以最彻底坚决的方式，证明了不可更改的历史转化而已。
既然苦难的本质无法深究，艺术表现力就成为实际的用武之地。这几位作家在叙述上风格各异，但还是有一些共通的特征：性格的极端化处理。他们竭力把苦难的情境表现得极其充分，但实际的笔力却落在了人物性格的磨砺上。苦难的情境似乎更少来自外部世界不可抗拒的压力，它与人物的性格相关。也就是说它是人物自虐和性格自我扭曲的产物，是自作自受的结果。
当然，小说的叙事动机，以及故事的起因都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这正是这些小说有力量的原因所在。这些苦难的主角主要是女性，她们所处的背景是国企改革攻坚战引发的减员增效阶段。她们是国企不景气，下岗再就业的直接承受者。小说的叙事都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这些直接原因，它们只是简单作为人物生活变故的一个转折性事件，并没有在人物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记。所有这些苦难发展的动力都源自人物的性格。
计帜英的苦难源自于她的个性，她与马科的情爱史，她的与众不同的白晰的皮肤，好对男人所特有的情爱态度和方式。同样，鬼子的《打瞌睡的女孩》中的母亲显得过分偏执，她对丈夫发狂的寻找带有很强的歇斯底里的特征。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中寻找女儿的母亲也同样如此。假定她们的性格不如此，外部社会的力量似乎没有把她们逼到绝路。苦难的产生与发展发生了颠倒：苦难导致了某些行动，例如寻找的行动，但其实是行动导致了一系列的苦难。寻找的过程就是受苦难的过程，作者无法找到相应的外力压迫机制，这使得受苦的过程如同自虐。一个原来作为客观性的社会化的苦难来书写的事件，现在变成一种主体性的“谬误”。把个性的偏执加以夸大，推到极端，这就是这类小说表现苦难的奥秘所在。
韩东近年的小说显示出尖锐的反讽意味，这明显得益于他制造的荒诞情境和怪戾的人物性格。《双拐李》把一个有窥视癖的房东拐子和一个妓女房客放置在一起，这是典型的黑色幽默的做法，把处于极端困境中的人推到一个可笑的境地，苦涩中的快乐反倒使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正是在人物性格完全变形的状态中，韩东的叙述才显得精细、敏锐而生意盎然。从容不迫的叙述、似是而非的悬念、游龙走丝的笔法，都显示出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显然，《交叉跑动》再次制造了一种怪异的情境，一个准备赎罪的男人和一个欲壑难填的年轻女子不期而遇，他们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床上戏。赎罪的前提和谜底，给扭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提供了无限可能性，这使韩东无所顾忌去表达身体语言，特别是女人的身体语言。人们意识到罪孽深重，不是通过苦行修身，而是通过放纵情欲，这确实是异想天开的精神超越。正是在这样颠倒、暧昧、交叉的情境中，韩东放手去刻画人物的奇特行为和心态。仅仅是对叙述语言和叙述结构的特殊处理，才使这篇小说逃脱了二流黄色读物的恶名。它甚至在向当代人的灵魂拷问方面，还可以装模作样显得理直气壮。到底是颂扬欲望，还是追问灵魂，这篇小说实在令人无所适从。尽管《交叉跑动》并不是韩东的典型作品，甚至不是他的成功作品，但作为一次对欲望的极端化处理，《交叉跑动》的特点是虚张声势和声东击西，所有的主题意念，都不得不变成艺术表现力的布景和道具。
不管怎么说，东西始终可以使他的叙述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在于东西能够始终如一把握荒诞性的情境，持续制造反讽效果。也许东西并没有明确的历史化企图，在他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作品中，如《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痛苦比赛》、《不要问我》，等等，可以看出疏理历史化的企图。显然东西并不强行追究历史的本质或实在性，某些不可逾越的生存障碍总是在他的小说叙事中起到关键性的转折作用，这使他的那些具有历史化特征的小说叙事总是在个人的命运变故方面发生断裂。
《不要问我》可以看成是东西近年来比较出色的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一个叫做卫国的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的遭遇，这个二十八岁就评上副教授的青年才俊遭遇一连串的倒霉，起因只是因为喝醉站在女生宿舍门前喊了一个女学生的名字。作为一个教师，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抱起一个女学生，叫嚷要跟她睡觉。这足以让他从学校滚蛋。长期蕴藏的青春期的欲望骚动，不像传统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以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展开，而是以如此怪诞荒唐的形式突然呈现。关于欲望困扰或表达并不是这篇小说的主题，这篇小说确实有某种更深刻而复杂的形而上思想贯穿始终。这篇小说也许可以看成是通过对历史延续性突然断裂的描写，去写出这个时代生活本质迷失的根本问题。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分离，个人无法确认自我，人突然失去了身份，也失去了真实生存的权力。人只剩下身体，不断地被直接的欲望所支配。小说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细节，卫国带着父亲的皮箱南下寻求生活的着落，但在火车上，他的皮箱丢失了，那里面有他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一个象征父辈历史的皮箱的丢失，这使他的历史与现实全部陷入可疑的境地，他突然间只剩下一个身体，一个如此真实的身体，却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没有人承认他的学历，没有人认可他的能力。对于个人是真实的东西，对于社会却可能是荒谬的。东西不断地在小说的叙事中寻找对于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始终断裂和错位的那些环节。在这种情境中，东西的那种反讽和黑色幽默的笔调可以沉着犀利地表现出来。在东西的叙事中，人物历经的种种苦难，不过是使人物性格变形，使人的生存境遇变得荒诞的一个过程，“苦难”情境散发的不是什么悲剧意味，更多的是提供黑色幽默的机制，制造反讽的快乐。
正是把艺术表现发挥到极致，因而才把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端，才把人物性格推到极端，才把人物的心理状态推到极端。东西，鬼子、荆歌、熊正良、韩东等等，无不是在这几方面用足力气，才使小说叙事变得有棱有角，变得神奇荒诞，从而产生震惊的效果。这一批作家作为当今最有实力的作家，他们的叙事总是以独特的方式展现文学语言的表现力，文学叙述的力量决定了文本多种因素综合统一的机制。说到底，非历史化的文学观念，决定了其叙事法则更具有后当代性的传奇特征，以及更偏向于艺术表现力的文本特征，而不是思想内涵和现实实在性的意指关系。
观念性的东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或者说企图对生活现实进行本质的理解陷入困境。进入具体的文学叙事，一切都依照艺术表现的需要展开。苦难主题作为动机，并没有贯彻到底而成为目标，它转化为艺术表现的基础，依赖这样的基础，艺术表现可以找到尖锐犀利的感觉。而艺术表现力的推进，反过来使这些苦难情境得以强化，但艺术效果越是强烈，苦难的本质则越是虚空。
苦难先是被性的话语所分享，同时也被艺术表现力所利用。苦难是一个基础，是一种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遮蔽。苦难使非法的性话语获得了合法化的表现机遇。在这里，苦难、性话语、艺术表现力，三者既相互分裂，又相互补充粘合，使得书写苦难的文学、使得这种痛苦的书写，在这个时代获得了一种优越性的生长领地。这里说的“优越性”，并不是说它们在这个时代得到主导意识形态的支持，或者说在流行的消费文化潮流中如鱼得水。恰恰相反，它们的表意动机和策略都与主导文化相左，但它们可能是最有生长力的一种书写方式。这种矛盾的复合体，这种分裂的重新聚合，都使这种书写最大可能弥合了突然断裂的当代审美意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无意识的矛盾转化的形式加以完成的。
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面临着又一次深刻断裂。80年代后期开始的那种转折并没有有序地完成过渡，就如同中国数个历史转型时期结果以断裂的方式迅速完成一样，90年代上半期，中国社会转向商业主义，这就如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向了现代文明，20世纪中期由社会改良转向了革命，20世纪后期由前现代转向了后工业化社会。尽管这些转向都是在现代性总体框架内进行，每一次的转向都是“未竟的事业”，都是以跳跃的方式推进，从而也必然是以断裂的形式完成历史定格。在每一次的历史转型和断裂式的跳跃中，文学艺术都充当了撕裂历史沟壑的精神动力，同时也以特殊的方式去弥合这些沟壑。
90年代的中国文学越来越倾向于表象化，大量描写的现实的作品依据个人的直接经验，热衷于表现偶发的感觉，堆砌感性直观的场景，人们完全忘却历史，回避任何精神重负。作为刚刚走出历史阴影的那种轻松自如，这些表面化的写作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文学界（特别是文学期刊）不断地寻求新鲜经验，寻求年轻的作家群，以至于评判作品的标准简化到选美标准，只要年轻的就是好的。历史感的消失，当然也就没有经典的标准，经典化被各种新奇表象所吞噬。年青一代的被称之为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以及部分被称作“美女作家群”的职业写手，正在消费主义文化潮流中兴风作浪，它们构成了这股潮流的一部分。这股潮流迅速抹平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与通俗读物、先锋派与时尚前卫的界线，过去的文学分类和分层规则已经被打乱，所谓黑白混淆，鹿马难辨。
当代小说确实已经失去了单纯性，它那种含混的多元化的因素似乎在铸造一种新品质的文学。但就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断裂的痕迹还过于分明：这主要是指从传统严肃文学向消费主义文化转向的幅度过于迅速，文学的主导趋势对于靠拢消费主义时尚。也许，文学这种最古旧的文化类型，它的力量所在，并不体现在那些最迅速简单明了追逐潮流的行动者，可能是那些观望者、眺望者和眷恋者能把握更为充分复杂的历史变异。
也就是说，具有这种复杂性特质的文学艺术，正是那些有内在丰富性，以非历史化的方式触及到历史深度，也就是在非历史化与重新历史化的冲突之间，从而表现了较大的精神跨度的作品。这当然是极少数的作品才具有这种表现力。荆歌、熊正良、东西们的写作，在有意识地抗拒历史变异的层面上，他们试图连接传统的精神价值；而在无意识地落入感性描写的圈套，却又适应了当代审美趣味。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艺术表现力为当代文学叙事可能向它所最欠缺的二种美学要素方面——厚重和锐利拓展，做出有效的贡献。当然，这里所说的“厚重”和“锐利”也是相对的，因为当代文学从总体上看显得轻薄和圆滑，而荆歌、熊正良们的文学叙事，则是显示出某种个性化的力量。
当代文学确实被消费主义文化所吸引而向着感性化的方向转化，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就从此走向穷途末路。现实确实具有不可超越性，当代消费主义审美霸权之所以能够发挥支配性的作用，这显然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从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的文学，逃离历史深度之后，它也需要在感性和感官刺激的层面获得休整。那些怀抱着传统记忆的写作，尽管那些深重的主题，被消费主义的历史之手分裂，只存留部分的因素在起作用，恰恰是这有限的部分，包含着非历史化与重新历史化的张力，造成了细微的差别。它与传统经典文学，与消费主义的流行文化，与其他霸权文化构成细微的差别，这才是它独行其是的另类道路。真正的勇气，真正的理想，真正的力量不是天马行空，无所羁绊，而是在与现实各种力量的冲突较量中，在百般的磨损中，依然一息尚存，那才是真正可贵的质地，那才是历史（历史经非历史化的过程）得以存留延续的真正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