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评陈浩武演讲录《人与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市场论文,人与论文,人文精神论文,资本论文,陈浩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与资本》收录了陈浩武博士从1993年到1996年的演讲。该书不仅记载了他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理性思索，而且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最早期实践者之一、作为全国十大券商之一的老总的管理艺术。
一、以历史与思辩的眼光透视资本市场的内核
在最广的意义上，资本市场按其形态可以分为货币资本市场和实物资本市场。人们在谈论资本市场时，一般是指前者，而且多指其中的股票市场。在《人与资本》一书中，浩武博士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问题的。
从纯学理的立场来看，这样定义固然不无缺陷，但从认识资本市场之本质的角度出发，这样做却具有独到之处。因为在资本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没有哪个市场能比股票市场更充分地体现了资本的精神，也没有哪个市场能比股票市场更集中地反映了资本市场对人类发展进程的革命性影响。
在我看来，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金融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主要有四。其一是货币的产生。这种最简单最基本的金融产品，一方面促进了分工与交换，拓展了经济的空间尺度，另一方面则使得生产者挣脱了实物的束缚，得以将储蓄和投资进行跨期安排，从而拓展了经济的时间尺度。其二是银行的出现。这种被列宁称为“最精巧的机器”的金融组织，通过其独有的中介技术和分配技术，创造了真正属于社会的资本。基督教世界运用它敲响了中世纪的丧钟，并奠定了在现代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其三是股票的发展。它激发了人类的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并神奇地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积累，催生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其四是它的衍生产品的创造。它将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挟现代科技之力，从根本上改造了全球经济。从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浩武博士专注于股票市场，确是独具慧眼的。更何况，他作为一个思索者，作为一个关怀人类之发展、中国之前途的沉思者，其本意并不是要在研究中发现金矿。
股票市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产权制度。财产关系的重建是股票市场发展的动力，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所以，马克思认为，产权革命，即法人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意义比蒸汽机还要大。然而，在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筹集资金。对比，浩武博士忧心忡忡：“如果说中国的资本市场仅仅是作为一种筹资制度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市场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对中国来说，引进资本市场的真正意义应该是作为一种产权制度来引进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筹资制度来引进。”（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61-62页。）
股票市场的发展，加速了货币资本与职能资本的分离，导致了经理革命。在它所催生并不断予以巩固的现代企业制度下，出资者与经理人员之间有了历史性的分工，建立了资本经营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经理人才市场的出现，使得现代企业被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在治理。股票市场的运行使出资者以其特有的“用脚投票机制”来行使其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和制约。
中国企业制度的一步步改革，都是在寻找从集权制下的行政控制转向分权制下的市场制约的新的经营机制。从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到股份制的每一次探索，都是向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企业治理结构逼近。但是，企业可以在一夜之间将名称改为股份公司，其经营机制并不能自动地转换过来。事实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企业从改组为上市公司到转换机制之间尚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一点，陈浩武博士当然看得很清楚：“股票发行结束绝不是上市公司业务的结束，而是上市公司转变机制的开始；股票发行结束应该是股民和股东对企业进行契约监督的开始，真正使股东和广大的股民能够对企业实施一种契约监督，一种管理上的压力，这才是它的核心所在；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通过股东的契约监督，形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和淘汰机制，就会在中国形成一个寻找‘资本牧羊人’的过程，将来应该通过这种机制在中国产生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阶层”（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62页。）。这不能不说是牢牢地抓住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应该具有而当前还完全不具有的实质内容。
二、科学客观地把握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在理论上对资本市场进行逻辑严密地论述是一回事，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却是另一回事。我们从来不能相信，在理论上有建树的人，在实践中也一定会成就卓著。因为，理论研究的许多假设已大大简化了它所要研究的对象，而实践却要遇到无数具体的问题。所以，恩格斯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如果说浩武博士通过积极的思辩已经吃透了“灰色的”资本市场理论的话，那么，以其特有的社会角色，他还拥有资本市场实践者的“常青”之树。这是我们这些纯粹研究理论的人和另一些只是关注市场走势的人所不及的。正因为是一位思索的实践者，他才能以敏锐的思维来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
资本市场是由资本供给者、资本需求者以及同时作为制度供给者的监管者组成的三位一体，资本市场应由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共同创造。因此，每一个角色都有其历史责任，而且必须密切配合。认识及此，浩武博士便向监管者呼吁：“政府应该以一种历史的眼光，站起来看股市，把中国股市的发育与成熟放在一个更长远的过程中来看待”（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41页。）。他反转来向企业呼吁，上市公司要端正自己的行为，不能把股市当作摇钱树、聚宝盆。而对于备受责难的股民，浩武却极为宽容。在他看来，在规则所允许的范围内趋利避害，是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本能反应，这是无可厚非的。因此，中国股市规范化发展的基础的关键，在于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在于选择业绩优良的公司上市。
当然，资本市场是风险集中的经济领域。由于资本市场交易对象的特殊性，资本市场的风险又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一旦资本市场风险演化为危机，就可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社会经济便会受到严重损害，所以，合理适度的监管有利于股票市场有序地发展。关心中国股市的发展，就不能不关心市场监管问题。就此，我们在《人与资本》中也能发现至理名言：一个合理的证券监管体系应该由立法体系、执法体系和自律体系组成。其中，前两者是制度与权力约束，后者是道德约束，它建立于一种契约精神、一种市场道德、一种职业操守之上。尤其是券商的职业操守和文化精神，对于加强监管、提高监管效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尽管权力部分是可以整合整个系统的，但是，任何再强硬的权力系统，其整合作用都是有限的。要真正提高监管的效率，除了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外，还要依靠资本市场交易各方的自律和道德制约。所以，浩武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渗透于充满了“冰冷的利己主义”打算之空隙中的道德精神问题：由于中国证券市场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道德背景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缺乏的不仅仅是系统的游戏规则和公平交易，而且还缺乏等价交换的市场契约精神，因此，在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市场的建设、加强对游戏规则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市场契约精神的培育（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54-57页。）。这一分析确是切中要害的。
到1994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有数载，但人们对股份制企业的性质仍然争论不休，尤其是政府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暖昧不清的态度，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之中。1994年的长期的熊市，更使得许多人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前景心灰意冷。而浩武博士却矢志不渝地以乐观的心态面对这一切，他告诫人们要有“眼光、责任、意识和心态”。在他的眼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不仅仅带来了融资制度的改革、财产关系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必将推动人们观念、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既是改革，就不可能没有曲折；既然是波浪式发展，在低谷之后就应是一个新的高峰。
实践的发展已完全印证了他的这一判断。当看到新闻媒体如数家珍地在历数股票市场如今的辉煌成就时，在股票市场已经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的今天，我们不应忘记浩武等一批中国资本市场最初拓荒者的贡献。
三、深谋远虑创新现代证券业管理艺术
海洋是美丽迷人的，但是，下海游泳却要有勇气和能力。湖北证券有限公司从1000万元起家，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如今资产已达数十亿元，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券商，这中间凝集着浩武及其伙伴们的心血，体现着他的管理才能与管理艺术。
现代证券业管理的集中性内容就是风险控制。要经营，就要面临不确定性，要承担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在风险面前缩手缩脚，将一无所获；不认识风险，在市场上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再强大的公司也会折戟沉沙。如何在风险控制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是每一个券商苦苦冥思的问题。浩武博士当然很懂得风险控制与发展的“均衡”，他在《人与资本》中提出了“稳中求进，阳光利润”的经营方针，并将这一经营思路贯穿于“湖证”的发展中。围绕这一思路，他在证券业管理实践中建立了科学的风险控制系统，并得到了可观的回报，这是“湖证”在风雨坎坷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致胜法宝之一。这虽然是浩武个人智慧的结晶，但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无疑是可为大家共享的。尤其是，对风险日益暴露的金融业的经营来说，浩武的探索有着广泛的可借鉴性。
浩武博士用“蛇”与“蚯蚓”来比喻风险控制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这就是他常说的“蛇”与“蚯蚓”体制选择说。所谓“蛇”的体制，“就是威风凛凛，但弱点是风险集中、致命，关键在‘七寸’，打了‘七寸’，它就不能动弹；蚯蚓的优点是分成几节都能活，但只能在地下拱一拱”（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26页。）。这些比喻十分生动，的确切中了现代证券业的风险特征与经营实际。要驾驭市场风险，就必须有“蛇”的威风和进取，以及蚯蚓的各自为战的能力。所以，“湖证”很早就成立了经纪事业部，开了中国券商管理体制创新的一代先河。
四、人本主义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认识及此，在《人与资本》中，关于尊重人和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内容便成为“现代证券业领导与管理艺术”的开篇。“大智者治人”，而“‘治人’的核心是用人”，用人必须“公正”、“鲜明”、“示范”、“体贴”、“物质利益”兼顾（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70-74页。）。之所以要“治人”，是因为“斧头”比“金子”更重要（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32页。），因为人才是财富的创造者。“一个人有德行，有才干，有技能，能用他的能力去换取财富，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32页。）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现在风靡全球的“知识经济”。正是知识经济摒弃了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增长归结于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简单概括，突出了人的创造性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
浩武是“大智者”，所以他“治人”。其“治人”的核心是塑造别具一格的企业文化，缔造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使其扎根于每个员工的心灵深处，并转换成自觉的道德行为。之所以要匠心独运地缔造企业文化，是因为“一种新的规范只有上升到文化的范畴，才具备真正的约束力”。
“人与资本”是“湖证”的企业理念，“追求卓越”是“湖证”的企业精神。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在“湖证”不是口头时尚，而是为中国资本市场、为中国经济改革而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家园。可以想见，这种企业精神深入到每个员工内心以后，将转化为多么强大的动力。
一提起证券业，人们自然想到那里流动着的都是金钱，这是事实。有一种历史久远的偏见，认为只要与金钱有牵连，便会散发铜臭味。这种偏见在历史上曾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既然做事，就应当赚钱。总之，我们应确立商业精神。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赚钱。如果能在一种和谐的秩序中以平等的手段获取财富，那么，就正象斯密的自利的经济人一样，每个人在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同时，也会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浩武始终在追求一种“赚阳光下的钱”的意境：“我们这个团体，既有功利主义倾向，也要有理想主义倾向。我们既要经商，又要有情操，有道德”（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11页。）。这既不是纯粹的功利主义，也不是清心寡欲的禁欲主义，而是在遵从合理的伦理道德下物质性与精神性的融合。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们今天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资本市场蒸蒸日上，也同样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推动经济制度的变革，从而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巨大力量。
“湖证”另一显著的风格是奉行机会均等与承认主义。“湖证”的均等是竞争机会的均等，而不是结果的均等。在“湖证”，无论你有无深厚的背景和骄人的资历，刚进公司，一切都变为零，那是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挑战。它公平地给予了每个员工施展才华的舞台，所得所失都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与奋斗。一个刚进公司不久的员工会因出类拔萃的表现得到迅速地提升，高层管理干部如果不能胜任本职工作也只得拱手让贤。而所谓承认主义，就是“承认员工的劳动、承认员工的成绩”（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19页。），而这种承认不仅仅是向他们提供丰厚的物质回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地成熟和完善中也有他们的一份付出。我以为，相比起来，后者比前者重要；在公司的实践中，做到后者比做到前者更难。而这一点，在“湖证”却做到了。究其根源，是因为浩武及其“湖证”的同仁们始终将尊重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立业之本。
证券业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资本的结合”（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22页。），即现代人经营现代资本。何谓现代人？现代人是具有顽强的学习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的法律意识、能够驾驭风险、善于捕捉机会的人（注：陈浩武：《人与资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23-227页。）。我们看到，“湖证”文化在深入到每个员工心灵深处以后，它不仅成为了在那里忘我工作的一群热情洋溢、激流勇进的年轻人的职业操守和工作规范，而且这反过来已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证券业风险控制系统。我想，这恐怕是超越了缔造“湖证”文化的初衷而带来的额外收益。
“湖证”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一份艰辛跋涉的记录，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要理解“湖证”，不可不与陈浩武谈；要与陈浩武谈，不如先仔细地品读他的《人与资本》。这就是我在读过《人与资本》之后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因，这也正是我将《人与资本》推荐给所有关心中国资本市场的人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