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
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谢 地，孔 晓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 ：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基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但其实现形式既受制于一国的经济交往方式,也深受一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从毛泽东开始,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中正仁和、天人合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实际,概括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特征,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以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为基调的国家调控经济的总体思路及政策方法,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充分体现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结构；协调；平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使命是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正确路径是既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中体现出来的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出发进行总结与概括,从而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中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重要特征。
根据上述假定和理论关系，按照墙夼水库的具体条件和不同泄洪、调度方式的数学模型，编制出双库调洪演算计算机计算模型。通过建立函数关系，采用试算法求解，利用二分迭代法，求解东、西库水位和连通沟过水流量。
所谓结构,是指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协调,则是配合得适当。平衡,则是对立的各方面在数量或质量上相等或相抵。在内外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事物的结构从来是变化的,呈现出协调、非协调等多种类型。为此,通过制度、体制、机制设计,使非协调的结构趋于协调,使对立的因素能够均衡或对冲。结构协调与平衡,是人类社会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一直力求达成的一种境界。在经济运行发展中谋求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是基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的一贯追求。
一、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是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的客观要求
有一种观点认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构想未来社会经济制度为己任的经济学说。 服务于这一研究目的, 马克思、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 发展问题做过深入研究, 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少有论及。 事实上,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经济制度构造的过程中, 也结合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某些弊病, 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以及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有序运行、 健康发展的路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
马克思发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一方面赋予了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经济的空前弊端和破坏力。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P406)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集中表现在劳动资本对立、人口相对过剩、贫富两极分化、生产相对过剩、发展盲目性、经济虚拟化、生态危机、世界市场扭曲等许多方面。但最大的弊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2](P290)。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恰恰是马克思揭示出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
对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即资源配置),其集中表现就是对劳动时间的配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解释,即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3](P52);关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这样描述,“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4](P722)。这表明对劳动时间的配置可以外化为两个层次:一是在行业内部,也就是生产同种产品企业间的关系,这与产业组织相类似,此时的商品交换以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二是在行业之间,也就是生产不同产品企业群(即产业)之间的关系,这与产业结构类似,此时商品交换以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实现资源配置均衡,就是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实际使用的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一致。
(4)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五位一体”,即“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13](P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
(1)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和两点论,就要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势,在二者结合上下功夫。
二、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中的形成与演进
(一 )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如何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进而有效地配置资源,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由于缺乏经验,通过移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形成了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加快工业化进程,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苏联的援助下,重点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涉及钢铁、煤炭、冶金、机械等国民经济基础工业主要领域。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建立起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暴露出诸如缺少激励机制、体制僵化、官僚主义等一系列弊病。其实,这种情况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5](P117)他批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6](P2407)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要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促进共同发展;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等等[7]。这些观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又深受中正仁和、不偏不倚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初步形成了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中的结构协调型平衡原则。中共八大之后不久,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结构协调型平衡原则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
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的切入点正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理论层面的重大创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提出“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等一系列新观点。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一决定:“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8](P83)“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8](P91)以这一认识为基础,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事实上了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经济运行发展的结构协调型平衡原则开始基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理论前提展开,并日渐清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当前水利工程设计中，通过经济条件来衡量水利工程的可行性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如果项目成本很高，很可能在实际生产中资金不足。相反，如果项目设计成本低，豆腐渣工程的情况很可能会发生。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发生，设计者应建立适当的经济概念，计算项目的预测价值，分析市场条件，并得出综合结论。随着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不断推进，人们不仅要着眼于当前项目设计的利益和地位，还要对长期发展的准备进行综合分析，以确保水利专业的设计。在不影响下一代使用的情况下，可以满足当前的需求。只有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不受影响。
关于改革的路径设计, 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途径, 规避了激进式的休克疗法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 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整体协调与局部改革相结合、 双轨过渡与增量先行相结合、 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 增长与稳定相结合、 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 目标与过程相结合等具体的举措, 走出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
方案Ⅱ：采用立井开拓方式，主工业广场基本布置在井田储量中心，井筒冻结深度较浅，井筒落底至一水平，初期开拓工程量较少，初期投资、生产费用较低，建设工期较短，初期开采区域需村庄搬迁。
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努力构建均衡、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多次强调了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9](P1312)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首次阐释,“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此后,对此不断调整补充:党的十五大指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指出,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同时,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同时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效率的同时加强政府的调节职能。党的十六大以后,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这一问题;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重点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经过渐进式的调整,公平效率关系逐步厘清,收入分配制度渐趋合理。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拓展深化，进一步巩固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一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使领导干部进一步改进了思想作风，加强了党性修养，坚定了理想信念，增强了宗旨意识，祛除了歪风邪气，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和政绩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有力保证。
(8)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组合。习近平强调要做好加减乘除法。加法就是培育新的增长点,减法是淘汰落后产能,乘法是全面推进创新,除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13](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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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这段历史时,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战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很多先进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如统筹兼顾、“弹钢琴”等方法。而《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来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不能单打一,要各个方面综合平衡。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战略。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必须处理好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来我们又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等。这些思想和方法体现了我们对协调发展认知的不断深入,能够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我国发展的实际问题[12]。
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改革措施都体现了反映当时阶段性特征的结构协调型平衡原则,例如,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统分结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改革与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行,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加上先前提出的沿海率先发展战略,形成了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此基础上,“十二五”期间又开始推进体现国土空间开发管制理念的主体功能区战略,使得国家区域政策日趋完善和成熟;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等等。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问题不断积累。从这一阶段性特征出发,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一系列方针政策。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同时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稳定这一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1](P119-120)。
早在1979年11月,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邓小平就提到,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搞市场经济不能说就是资本主义,是计划经济为主结合市场经济。1985年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我国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单纯地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才可以更好地解放生产力。1987年,他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市场不专属于资本主义,而计划也不专属于社会主义。1990年,邓小平提出要从理论上弄清楚计划和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春,邓小平在其南方谈话中提出著名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P373)同年6月,根据南方谈话精神,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密切结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9](P1363)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点明了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10](P203)。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
三、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等设想的全面实施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基础和条件还不够完备,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资源配置中,更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家干预,国家要扮演好干预者这一角色,这内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公有制经济的派生职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因此,国家的调控可以有效防止社会必要劳动错配即资源配置失误,校正经济结构失衡,推动我国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型、产业向中高端升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固有职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40年的经验,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这一探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不刻舟求剑。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绝不奉为圭臬。充分吸纳人类先进文化滋养,更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充分彰显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经济运行发展的结构协调型平衡原则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之一日臻成熟。主要表现在:
依据上述理论,20世纪先后诞生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计划经济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利用并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要求。鉴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均产生于经济并不发达的相对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失衡是普遍现象,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和国有经济形式,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用最短的时间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对于稳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雄厚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2)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全部作用,政府的作用不能忽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把“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13](P64)。
(3)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习近平提出要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13](P8)。
另外，绍兴二十七年(1157)，二月，曾幾自台州内召，四月还任，务观有诗送行，曾幾有次韵。七月，曾幾为礼部侍郎，有贺启。八月王师心在绍兴对务观颇加礼遇，陈棠赴临安有诗送之。看来绍兴二十七年陆游官瑞安主簿是分身乏术的了。以上关键还是陆游的“予初仕，为宁德县主簿”。不知邹先生对此将作何解释？
近几年发生照护人员虐待老人的事件中，虽然都有安装摄像头，对照护人员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监控总有死角，子女也不可能24小时守在屏幕前，等发现家人被虐待时，身体伤害和心理伤害往往已难以弥补，子女也因此非常内疚和痛心。所以子女要经常回家看看，并多和父母沟通，其实老人可能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只需要子女们的陪伴！
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扩大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这一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集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只能通过行业内和行业间通过盲目竞争这一试错—改错的循环过程来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生产相对过剩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而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推动从“错配”转向“正配”。马克思等为消除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的负面影响,认为 “未来社会”的人们会主动自愿地结成“自由人联合体”,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P928-929)。此时,“劳动时间会起双重的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3](P96)。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一旦被消灭,生产社会化,每个人的劳动就成为社会劳动,那么,一个产品所包含社会劳动的量就可以直接用其最自然的尺度——时间来确定。从而,许多个人劳动力就相应地成为社会劳动力,整个生产关系更加简单、清晰。因此,在《资本论》中,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始终被认为是社会劳动分配的合理状态,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理论等则不过是结构非协调型的非平衡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发展的反证。
(5)关于发展理念。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强调“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互相替代”[13](P26)。习近平还详尽阐释了新形势下协调发展具有一些新特点:协调不仅是发展的手段和目标,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要发展,既要补齐短板,同时也要巩固原有优势,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进一步指出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协调发展应“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13](P36)。要结合我国发展的实际,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13](P64)。
(6)关于共享发展。强调要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共享的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全民共享,指共享的覆盖面是人人享有,而不是部分人的共享;全面共享,指共享的内容,即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共建共享,指共享的实现途径,要发扬民主,激发民力;渐进共享,指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相互联系的,是个有机的整体。贯彻共享发展的理念,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一是把“蛋糕”做大,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进步;二是要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2]。
(7)关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首先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能动摇,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14]。
由式(17)和(18)可以看出，在蜂窝夹芯基本结构参数相同的条件下，双壁厚类方形蜂窝夹芯的面内等效剪切模量、面外刚度以及等效密度均比等壁厚类方形蜂窝夹芯大。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是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中国文化品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没有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未来社会构想的个别结论,但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既没有接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鼓噪,但又高度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9)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 习近平强调要转方式、 补短板、 防风险。 转方式, 就是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 补短板,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防风险, 就是要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15]。
(10)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强调绿色发展,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自然的损害最终会伤害人类本身。恩格斯认为我们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利,都会引来自然界的报复,尽管起初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出乎意料的影响会泯灭最初的结果。习近平还信手拈来地引用古代文化典籍说明中国人较早地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如孔子的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荀子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中“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12]。这些表达表现出习近平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11)关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供给侧和需求的调控自然也就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的管理主要解决量的问题,偏重短期的调控,运用调节税收、财政支出等手段调节需求;供给侧的管理主要解决结构问题,偏重长期,通过优化要素配置、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13](P95)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关键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运用改革的办法调结构,这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着重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这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关注供给的同时没有忽略需求层面的问题,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12]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在理论上,要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相区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减法和加法的关系,以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16]。
(12)关于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产业政策选择。习近平指出：“在一般性产业中,发展哪些行业或选择何种技术路线应该由企业决定,政府不要大包大揽,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就不要管。政府要集中力量抓好少数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项目。”[13](P131)但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更要注重顶层设计,抓好任务落实。
(13)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习近平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尽管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使得广大农民可以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城乡一体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3](P188),“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13](P192)。
3.2神经外科感染特征 病原菌分布见表2,我院神经外科住院患者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占91.53%,成为医院感染最主要致病菌,居前5位病原菌依次为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占40.68%、20.35%、18.64%、11.86%、8.47%,与姜梅杰等报道基本一致[4],与孙洪涛报道有差异[5],说明病原菌的分布有地区差异。调查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居首位,占40.68%,它是人类呼吸道的常居菌,为常见的条件致病菌,也是临床分离及医院感染的重要致病菌之一[6],近年来,是造成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常引起肺炎等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败血症等。
(14)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必须长期坚持下去。”[13](P231)“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旨在跨越行政区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通过轴带引领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在新形势下推出的新的重大举措。
(15)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有三个表现,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和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三大失衡有着内在因果关系,导致经济循环不畅。简单的扩大需求,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反而会激化产能过剩等矛盾。处理产能过剩、房地产、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等风险,“把外科手术快速切割处理和保守疗法延期稳健处理结合起来”[13](P321)。在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金融工作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应着力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也可以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
四、结 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在经济运行发展中努力实现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是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调控经济的一项重要原则,因而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判断可以从根本上澄清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规律及国家调控经济职能认知问题上存在的若干误区。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有所区别,因此,马克思关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进而实行计划经济的构想已经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运发展渐行渐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计划实施提供更好技术基础的讨论,也被指是荒谬的,并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缺陷,根本否定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意义。实际上,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通过国家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调控,谋求经济运行发展的结构协调与平衡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是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目标得以实现的可能及必要条件,至于现实中是选择计划还是规划,抑或是其他各种可能的国家调控形式则取决于社会的经济交往方式(如产品经济抑或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形式,以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原则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并没有改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是正常的,会自动平衡的,不需要事前、事中和事后调解加以预防和解决，甚至认为国家实施的各种产业政策不过是“穿马甲的计划经济”,都是不必要的。如果需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也不过是解决市场失灵的一种暂时需要。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控经济的根据并不只是市场失灵,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基础,也是谋求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的经济运行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因此,不管市场失灵与否,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在公有制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进行经济调节和控制,以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要解决我国经济结构大量存在的失衡问题,通过深化改革健全有效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而按照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借助公有制的优势,有效发挥国家调控作用,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基本要求。追求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应该是“有为政府”调控作用的基本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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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Buildi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XIE Di, KONG Xiao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labor according to proportion is a general law of human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it is also the law of the public-ownership -based socialist economic function exposed by Karl Marx. This law is based on Marx′s conception of the future society, but its implementation is enslaved by the economic communic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als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radition of the country. Starting from Mao Zedong, China′s state larders，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have made ceaseless exploration. With China′s socialism entering a new era,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 by sticking to the position, idea and methods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based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moderation, justice, goodness and harmony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ombining the actual condi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has summarized and generalized the features of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osed the "Five-Pronged Overall Plan" for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d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strategy and 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ess, opening-up and sharing. It fully embodies the CPC′s grad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forms the general strategy and policy method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y the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t has opened a new horizon for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embodie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nd Chinese wisdom. It also embodies the theoretical confidence, path confidence, system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CPC. Th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buildi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economic structure; coordination; balance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9-01-010
收稿日期 ：2018-05-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标准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18ZDA036)
作者简介 ：谢地，男，吉林农安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责任编辑 卫 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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