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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02)01-0053-06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戎马倥偬之际，还是新中国建设时期的繁忙之时，毛泽东都对诗歌表现了特殊的兴趣。他不仅写下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而且直接发表许多对古今诗人和他们诗作的评论，留下了独特的诗学见解。
毛泽东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对文学的兴趣、爱好必然要服从并服务于他的政治需要，他的诗学观念，也自然要受到他所从事的革命斗争的影响，这在他的诗歌创作活动和理论见解中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就个人兴趣而言，他本人并不喜欢新诗。1965年7月，毛泽东在与陈毅论诗的信中这样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注：《毛泽东诗词集·致陈毅》，中共中央文献出版1996年。）更早一点的1959年，毛泽东在武汉与人谈到因《望星空》一诗而受批判的郭小川时，曾这样说过：郭小川“不是什么反党分子。我一向认为他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他是学马雅的，写的也是‘楼梯诗’。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什么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一你送给我的《将军三部曲》、《至青年公民》等等，我都看了。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他特别提到，前天在这里的东湖游泳时，“竟然听到珞珈山有人背诵郭小川的诗句‘我号召……’”（注：孙琴安《毛泽东与现代文学》，重庆出版社2000年，本文其他处所引用材料，未注明出处者，都出自读书。）在上面的书信和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新诗迄今尚无成功之作，他不喜欢读新诗，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新诗的重视，因为这些新诗“能打动青年”。毛泽东是从新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来肯定新诗的价值的。他以为相对于旧体诗，新诗更能发挥战斗作用。早在1939年夏，毛泽东在延安读了萧三写的二些诗，当即给萧三写信说，“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注：孙琴安《毛泽东与现代文学》，重庆出版社2000年，本文其他处所引用材料，未注明出处者，都出自读书。）很明显，在这里，毛泽东更多地是从诗歌的社会意义而不是它的艺术价值来考虑的。1938年的一天，毛泽东应邀出席延安的边区印刷厂工人晚会。在会上，诗人柯仲平朗诵自己的诗作《边区自卫军》。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柯仲平读了一半，下面还很长，怕耽误毛泽东的时间，就停下来问，还要不要念？毛泽东却把手一挥，说，“念下去。”于是，柯仲平又兴致勃勃地往下念起来。读完以后，毛泽东紧紧握住诗人的手，高兴地说：“你把工农大众作了诗的主人，对民歌形式进行了吸收、融化，为诗歌大众化作出了努力。”会后，毛泽东还特意把这篇诗稿带回去，看完以后，又派警卫员把诗稿送还给柯仲平，并在上面批了“此稿甚好，赶快发表”几句话。（注：孙琴安《毛泽东与现代文学》，重庆出版社2000年，本文其他处所引用材料，未注明出处者，都出自读书。）显然，毛泽东对《边区自卫军》的肯定，也并非全是源于他个人的喜好，而更多是出于对它在革命战争中的政治效果的考量。
对于诗歌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毛泽东总是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这一思想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这种诗学观，也体现在他对诗歌的一些艺术见解之中。他喜爱古典诗词这种艺术形式，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时常吟咏古人的诗词，有兴致时，甚至挥毫泼墨，进行诗词的创作。他的那些众口流传的诗歌，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但他却并不提倡人们写古体诗词。他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注：《毛泽东诗词集·致臧克家等》，中共中央文献出版1996年。）
这种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贯穿了毛泽东一生。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强调政治对艺术的统率，也许是必要的，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问题是后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未能根据情况的变化，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作出适当的发展和调整。特别是五十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逐步发展起来的极左思潮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绝对化和极端化，将毛泽东的有关主张对立起来或者作片面的理解，只承认和接受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予以特别强调的一面，否定和排斥毛泽东虽然没有强调但仍然给予肯定的另一面。例如，把“政治标准第一”变成了“政治标准唯一”，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绝对化，否定、排斥毛泽东也予以肯定过的文艺为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等等，这无疑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肢解和歪曲，曾给社会主义文艺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应该指出来的是，今天，当我们纠正这些错误的做法时，并不意味着要走向它的反面，不是要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要割断文学和政治的一切联系，要排斥诗歌对社会人生的关注。看来，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仍是一项有待于我们深入进行的工作。
毛泽东重视诗歌的政治因素，这也许是他作为一位革命领袖的无可避免的选择。但毛泽东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对艺术的深刻理解，他在强调诗歌与政治关系的同时，也深知诗歌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属性，他并不曾将艺术和政治等同起来，将文学创作和政治宣传等同起来，相反，他倒是非常重视诗歌的艺术个性，重视诗歌自身的艺术规律。在他的一些谈话、书信和读书批注中，他常常发表一些有关诗歌欣赏和创作的真知卓见。
毛泽东认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注：《毛泽东诗词集·致陈毅》，中共中央文献出版1996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诗要用形象思维”，实际是对文学创作基本规律的一个概括，是文艺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根本所在。文学作品不仅要通过形象创造来表达思想，表现主题，而且，塑造形象本身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目的，而“比、兴两法”则是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毛泽东说宋人多数不懂此道，其诗“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注：《毛泽东诗词集·致陈毅》，中共中央文献出版1996年。）正是针对部分宋诗空谈玄理，堕入魔道的批评。明确指出这一点，对于避免将文学变为空洞的标语式的口号，变成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单纯的传声筒”，是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发表了毛泽东与陈毅谈诗的信，文艺界还展开了“诗要用形象思维”的大讨论，这对于拨乱反正，结束极左思潮所造成的思想认识的混乱，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十分重视诗歌形象的创造，他的诗作也都因为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写于长征路途的《忆秦娥·娄山关》，短短的四十六字，把西风、长空、啼雁、晓月、晨霜、苍山、残阳，还有险峻的关城、呜咽的军号、动人心魄的马蹄声和飞越雄关的英勇的红军战士等一系列壮美的形象叠映在一起，组构成密集的意象群，展示出阔大悲壮的画面，传达了丰富的思想和情感信息。毛泽东后来对诗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二句颇为自得，他对人说，是在战争中积累的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这两句话。（注：参见《毛泽东诗词集·忆秦娥·娄山关》注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1996年。）毛泽东所欣赏的这两句诗，意境苍凉，气魄宏大，充分展示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的特征，不仅真实地描状了娄山关血战的景象，也准确地反映了红军在攻克娄山关以后的既充满胜利喜悦，又带着牺牲的余痛的特殊的心理感受。这种浑若天成的诗句，只有在特殊环境和特殊心境“突然遇合”的激发下才有可能产生，它正显示了“形象思维”的真谛所在。
在诗歌的情感问题方面，毛泽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重视诗歌的情感作用，将诗歌是否有丰富的情感内涵，作为诗歌批评的重要标准。这在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欣赏评价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他曾反复阅读东汉女诗人蔡琰的《悲愤诗》，给这首充满悲愤之音的诗歌以很高的评价。在他读过的《悲愤诗》上，他作了很多圈点，诗的标题前画着大圈套小圈，标题后又连画了三个小圈。对诗的最后几句“流离成鄙弃，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他每句都画了圈。他还将此诗推荐给别人看。对蔡琰的另一首诗《胡笳十八拍》他也很喜欢。有关这首诗真伪的争论他也非常关注，六十年代，在上海与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谈话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汉代的苏伯玉妻写的《盘中诗》，一般不太为人所注意，毛泽东却不仅认真读了这首诗，而且从头到尾作了圈点，画满了曲线，天头上还批上“熟读”两字。毛泽东喜欢这首名气不大的诗，其原因可在沈德潜对此诗的批注“全在柔婉，不在怨怒，此深于情”中找到。毛泽东很赞成沈德潜的看法，他在沈德潜的评注上也画上了红线。
1975年，毛泽东因眼睛患白内障，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师芦荻给他读古典文学作品。一次，毛泽东叫芦荻读王粲的《登楼赋》。芦荻读得很有感情，毛泽东也听得很入神。完了，毛泽东赞赏地说，这篇赋好，抒发了作者盼望统一的感情，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他动情地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我写《七律·到韶山》时，就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许多往事，对故乡十分怀念的。……我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些解释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一篇《登楼赋》引起了毛泽东如许多的感慨，这无疑是诗歌中的情感力量，尤其是其中的“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以足少留”、“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等诗句中的深厚的乡情、亲情打动了他。
毛泽东个人的诗作中有许多情感丰富的作品。他早期的诗词或写夫妻之情、或记同窗之谊，均感情深笃醇厚。目前已确认的毛泽东早期的诗作如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词《虞美人·枕上》等都是这样的作品。试看《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写对妻子的排遣不开的思念之情，其风格近于温柳词风，和我们所熟悉的毛泽东的风格有较大不同，它反映了毛泽东感情世界的另一面。这首词杨开慧当年曾向李淑一转述过，建国以后，李淑一去信毛泽东索要此词。毛泽东得李淑一信后回信说，“开慧所述的那首不妊，不要写了吧”，并另抄《蝶恋花》一词赠李淑一。（注：参见《毛泽东诗词集·致李淑一》，中共中央文献出版1996年。）其原因，就是诗人认为《虞美人·枕上》写得过于儿女情长。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后来的诗作，风格当然与此有了很大不同，但感情浓郁深厚却是一致的。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七律·到韶山》、《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等诗在这方面表现得都很突出。
毛泽东喜欢阅读以情动人的作品。这种特点终身未变。他很喜欢六朝时期的小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他经常吟诵和引用。在延安时，他曾与人谈到江淹的《别赋》。他说：“江淹做了很多好文章，有篇叫《别赋》，里面有很好的话，但多是伤感流泪的话。最为人们熟记的有‘青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些“伤感流泪的话”，在毛泽东看来，是属于“很好的话”，“好文章”。被毛泽东视为“好文章”的，还有些不太有名的赋，如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他也能熟练地背诵。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诗感情丰富。在六朝诗赋中，他尤其喜爱庾信的《枯树赋》。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上牺牲了，毛泽东得信后，曾一人独对着院子里的萧疏的垂柳，低声地吟咏着《枯树赋》中的诗句。晚年的毛泽东对《枯树赋》更是情有独钟。1975年，毛泽东还布置了对《枯树赋》的注释工作。当时，有关《枯树赋》的注释，都是因袭了清人倪璠的注本《庾子山集》，说枯树之所以凋零，是因为树木在移植过程中伤了根本所致，庾信借此抒写自己身仕数朝，飘零异地的伤感之情。毛泽东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亲笔写下了自己对《枯树赋》注释的看法，不仅指出，“‘桐何为而半死？’……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击和被人砍伐等等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和移植毫无关系”，而且对一些字词的注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一共有七条。1976年，毛泽东病情加重，周恩来、朱德等人相继去世，毛泽东的怀旧之感和寂寞悲凉的心情日益加重。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一天，毛泽东叫人读《枯树赋》，连读了两遍，意犹未尽，自己又低声吟诵起来：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事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读着读着，工作人员看到，大滴的泪珠从毛泽东的眼中流了出来。重病垂暮的毛泽东，感事伤情，与古人诗句中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终至不能自已而潸然泪下。
但是毛泽东更欣赏的，还是那些大气磅礴、雄浑豪壮的诗歌。这位几十年来叱咤风云的领袖和三军统帅，他的性格中更多地蕴积着英雄之气、豪迈之情。他在读范仲淹诗的批注上写道：“词有豪放、婉约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注：《毛泽东诗词集·读范仲淹的两首词的批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1996年。）“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这是毛泽东诗歌欣赏兴趣的真实的概括，也是毛泽东个性风格的重要特征。“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英雄气”与“儿女情”，很好地统一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中。对婉约与豪放这些不同情感内涵和艺术风格的诗词的欣赏与写作，正好满足了毛泽东在曲折艰难的人生历程中，抒写丰富的精神世界，表达复杂的心理情绪的需要。他很欣赏刘邦的《大风歌》，他与别人交谈时说，“这首诗写得很好，很有气魄。”他对曹操的诗歌也非常喜欢，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注：周溯源《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红旗出版社1998年1月。）在毛泽东故居里，至今还保存着四种版本的《古诗源》和《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这些书中的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许多诗中，毛泽东都作过多次圈画，有的用红蓝两种色笔做了标记，其中《观沧海》和《龟虽寿》二诗，他还用毛笔抄录下来。1954年夏，在北戴河，他写了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其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这样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曹操的肯定。毛泽东喜爱曹操的诗，当然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肯定，但更主要的还是对曹操诗歌本身的喜爱。他对毛岸青、邵华说：“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基于同样的道理，毛泽东对豪放派诗人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情有独钟。他认真阅读过他们的主要作品，对他喜爱的作品反复加以圈点、批注。例如四大册影印本的《稼轩长短句》中，有六十多首词他用红蓝两色铅笔画着圈、点、线。从已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可看到他生前曾抄写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陆游的《诉衷情》、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一些诗词。
毛泽东自己的诗歌作品，许多也充溢着豪放雄健之气。他的词《沁园春·雪》雄视千古，豪气逼人，与苏、辛等人的风格一脉相通；《忆秦娥·娄山关》词调苍凉悲壮，慷慨生哀，令人想起范仲淹的那些写边塞风光的词；《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都写得豪迈劲拔、雄伟奇崛。毛泽东诗词的雄浑豪放，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的胸襟气魄所决定的，但中国古代这些杰出诗人对他的影响显然也不能排除。我们且看这首《五律·张冠道中》：
朝雾迷琼宇，征马嘶北风。露湿尘难染，霜笼鸟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毛泽东这首诗写于1947年陕北战争的转战途中，过去未公开发表过，人们也许不太熟悉。诗人以简练的笔墨，描写了红军将士艰苦的行军作战图景：北风呼啸，战马嘶鸣，大雾弥天，严霜盖地，单薄的军衣像铁甲一样寒冷，战士的须发上结满了霜冰。透过这些描写，表现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慨。读这些诗，不禁令人想起了唐代边塞诗人岑参诗中所描写的“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中的情景。可以说，毛泽东的一些诗，确有盛唐边塞诗的流韵遗风。
毛泽东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又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观念中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因素。他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想象力，富有幻想精神。毛泽东特别喜欢的诗人是李白。他明确地说：“我喜欢李白。”经他批画过的李白的诗，《唐诗别裁》有六部，《唐诗三百首》有五部，用毛笔抄录过的李白诗有《梁甫吟》、《将进酒》、《赠汪伦》、《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登金陵凤凰台》等一十五首之多。毛泽东告诉毛岸青、邵华说，“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注：周溯源《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红旗出版社1998年1月。）很明显，李白诗中的那种汪洋恣肆、热情奔放、充满幻想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的风格吸引了他，这种风格与毛泽东个人的艺术兴趣、爱好是一致的。他也很喜欢李贺的诗。他的故居书房里收藏着各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李贺现存诗约二百四十首，经毛泽东圈画过的诗就有八十三首之多。毛泽东喜爱李贺的诗，是因为李贺诗歌的奇诡瑰丽、富于幻想的风格吸引了他。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充满着神奇的想象力，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浪漫主义特点。《七律二首·送瘟神》、《念奴娇·昆仑》、《水调歌头·游泳》、《七律·登庐山》等诗歌都表现出浓重的浪漫主义风格。据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的梅白回忆，毛泽东对诗人郭小川有过好的评价并曾给他以帮助。1959年，郭小川的诗《望星空》受到了批判。毛泽东要梅白找来郭小川的《望星空》、《致青年公民》等诗来读后，说：“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像郭小川那样忠于宣传职守的人，也寄希望于所发出的幻想啊！……应当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以公民、党员、老战士的绝对自由。”毛泽东还专门为此向有关部门打了招呼，说“不要做受《真报》（当时香港的报纸，曾拿郭小川受批判的事做文章。笔者注。）欢迎，也就是受蒋委员长欢迎的蠢事”。（注：孙琴安《毛泽东与现代文学》，重庆出版社2000年，本文其他处所引用材料，未注明出处者，都出自读书。）
对于毛泽东生前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文艺界目前有着不同看法，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该说这一创作方法在毛泽东本人的诗歌创作中是得到了较好实现的。无论是他革命战争年代创作的诗歌，还是建国以后的诗作，都是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饱和着理想主义色彩，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他的这种诗学观也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评论之中。他所喜爱的中国古代诗人，大都是既关注社会人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充满着理想追求，不乏浪漫主义特征的人。屈原、曹操、李白、李商隐、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辛弃疾、陆游、张孝祥、张元干、陈亮等都是毛泽东推崇、赞赏的诗人，这些人的诗歌他都曾反复阅读和圈点。其中宋代的张孝祥、张元干、陈亮等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毛泽东却给予他们相当的注意。陈亮的诗《念奴娇·登多景楼》，毛泽东就曾多次阅读、圈点，直到晚年，仍经常以手拍桌、击节吟诵。有一次，吟诵完毕，意犹未尽，还叫在场的工作人员一齐来诵读。毛泽东喜欢这些诗人的作品，其原因，就是他们的诗歌中既充满着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情怀，又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反过来，在这两方面有所缺失的诗人，毛泽东的评价相对就要低一些。例如，与李白齐名的杜甫，就未能得到毛泽东这样的青睐。据有关资料吐露，他虽然也肯定杜甫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杰出的诗人，但他对杜诗“不甚喜爱”，认为杜甫的诗是“政治诗”。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杜甫缺少一点昂扬奋发的浪漫主义情怀。
在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诗学观的时候，必须明确的是，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在诗歌的欣赏和创作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但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政治家、革命家，他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去了，读诗、论诗和写诗，只不过是他工作之余的一点业余爱好。他在这方面留下的遗产，应该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置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的框架中来加以研究和整理。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理解和认识毛泽东的诗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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