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与德国社会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德国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社会学协会于1909年建立。次年10月在法兰克福召开了首届德国社会学研讨会。新协会的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商业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即现在的法兰克福大学主楼内举行。
德国社会学协会首先制订了第一部章程和明确了《纯科学著作的出版和资助》条例，接着又提出了定期举行社会学研讨会的设想。德国社会学协会的产生为社会学成为学校教育的科目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不久，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设立了最初的社会学教席。1919年，弗兰茨·奥本海默在法兰克福担任了唯一的社会学全职教授职位。同时在科隆和柏林等地亦有教授开始讲授社会学。然而，“社会学”作为大学“主修专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德国正式建立的。
1990年10月，第25届德国社会学研讨会再次在法兰克福举行。这之前，法兰克福作为东道主已负责主办了三次研讨会：第1届于1910年德意志帝国时期；第8届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16届于1968年大学生运动高潮中。就主办年会的次数而言，法兰克福同柏林并列第一位，其次为海德堡。这显然意味着，上述三地为德国社会学的传统中心。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科隆虽然没有主办过德国社会学研讨会，但它历来也是社会学的研究中心。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历次社会学研讨会之所以值得回顾，是因为它们所处的时刻极为引人注目，不是面对特殊的专业科学问题，就是面对特殊的社会问题；1910年面对社会学家的自身组织；1946年面对解决纳粹遗留问题；1968年面对大学生的反抗运动；1990年面对东欧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和两个德国的结束。
一、社会学的目标和道路
1910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社会学研讨会是德国社会学协会建立后的第一次专业大会。欢迎晚会上，格奥尔格·西默尔作了题为《交际社会学》的报告。他的报告中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距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估。西默尔指出：“在许多社会中，或许在所有使用欧洲语言的社会中，绝对存在善于群聚的特点。
第一个学术讨论报告是由长年担任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的费迪南德·特尼厄斯作的。他从1909年担任主席直至1933年。当时，他纲领性地提出了《社会学的目标和道路》。在“社会学前景广阔”的口号下，他努力限定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主题范围，并特别强调社会学源出于哲学。他认为，社会学无法摆脱同法哲学和国家学的联系。同时他还认为，理论国民经济学同理论社会学亦不能分离。因而，早期的社会学发展阶段显示了社会学同它邻近学科的紧密相连性。
马克斯·韦伯紧接特尼厄斯之后作了一个全面的科学工作报告，提出了一个对新闻业进行调查的研究计划。同时，他赞扬了法兰克福的倡导工作。不久，韦伯、西默尔和特尼厄斯作为德国社会学的学科带头人开始在法兰克福走向讲坛。
1910年的某些讨论题目听起来很现代化，如维尔瑞·佐姆巴特的报告《技术和文化》。有的题目现在看来显得对纳粹问题具有先见之明，如阿尔弗雷德·普勒茨的报告《种族概念和社会》。普勒茨曾致力于将社会学纳入达尔文主义的纲领中。
魏玛共和国时期，没有一次社会学研讨会是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其他中心，如耶拿、德累斯顿、维也纳和苏黎世，尤其是柏林。社会学历届研讨会的主题均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问题：1922年《革命的本质》；1924年《社会学和社会政策》；1926年《民主》。1930年的社会学研讨会研讨了《新闻和公共舆论》，选择这个题目是为了纪念1920年过世的韦伯，他曾在首届研讨会上提出上述题目的研究计划。
原定于1931年召开的第11届社会学研讨会起先是推迟，之后由于处在纳粹时期，因德国社会学协会解散而最终取消。但是，1932年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社会学讲师聚会。这次聚会研究了“社会学教学形式”，并受到了卡尔·曼海姆的权威影响。曼海姆当时作为奥本海默的继任者，在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和社会科学系有一社会学教席。
法兰克福社会学家奥本海默和曼海姆都出席了在维也纳和苏黎世召开的社会学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同时，法兰克福的戈特弗里德·萨洛蒙和诺贝特·埃利阿斯也出席了这些社会学研讨会。当时，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的社会学家也参加了研讨会，但那些视社会学为批判性理论的社会学家却没有参加魏玛共和国时期举行的社会学研讨会。1923年建立的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卡尔·格林贝格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追随者，以维也纳大学教授的身份参加了在耶拿举行的第三届社会学研讨会。
纳粹时期没有举行过社会学研讨会。社会学协会于1933年在汉斯·弗赖尔接任领导后解散。法兰克福社会学家奥本海默和曼海姆如同社会研究所的其他成员一样被迫流亡国外。纳粹主义者对待经济和社会科学系、哲学系以及社会研究所的各派法兰克福社会学家一视同仁。霍克海默尔1930年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职务，同特奥多尔·阿多尔诺一样流亡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曼海姆成功地在经济和政治科学伦敦学校立足。奥本海默的命运最糟，1943年他在美国流亡时死于极度贫困中。而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副教授海因茨·玛尔却在第三帝国时期坐守法兰克福大学，继续进行他的教学和研究。
二、以社会学作现代形势判断
战后一年半，在莱奥波德·封·维泽的推动下，第8届社会学研讨会很快于1946年9月19日至21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组织工作由海因茨·绍尔曼负责。后来绍尔曼成了法兰克福著名的经济科学家，然而他最初却是一名社会学家。参加这届研讨会的人数不多，因许多社会学家尚未从政治流亡中返回。
封·维泽是魏玛时期德国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70岁高龄时接任了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的职位，任期自1946年至1955年。他在社会学领域中影响颇大。研讨会上他作了第一个报告——《以社会学观察当今形势》。
他在报告中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了。他的理想社会是“世俗的梵蒂冈”，在那里人们可感受到公共行政机构的理论和实践有效地相吻合。同时，他指责，“法西斯主义是从外部给人类带来的瘟疫，是在毫无准备时的残忍侵袭。这是社会学家无权谈论的秘密。”与其相对，海因茨·毛斯在他的批判性的讨论报告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他认为，必须拒绝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但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去作现代社会的经济分析。由于官方社会学对法西斯主义有所忽略，毛斯按照霍克海默尔的建议提出了研究“恐怖统治社会学”。尽管封·维泽确认，这本身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明显的批判，然而一个对法西斯的过去进行恰当的社会学分析却未能开展起来。
在第8届社会学研讨会上虽然总共仅有六个报告，但这些报告提出了众多的问题；从“社会的学问”、“社会问题”、“天赋人权和国际法”，直到“德国工会社会学”。第一个用英语在德国社会学研讨会上作报告的是迪莱，他的报告涉及到“经济政治和垄断问题”。这些报告都从不同的角度运用社会学理论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分析和判断。
从1946年的法兰克福社会学研讨会之后，直到1954年在封·维泽的领导下，历届研讨会间隔两年。1959年在柏林社会学研讨会上举行了德国社会学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庆祝活动。在1964年举行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纪念会上，尚未有人预测和感受到数年后产生的大学生运动的波浪。以后的大学生运动顾问赫伯特·马尔库塞当时在场并作了报告，他认为，“工业化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没有示范性的结果。
三、面对后资本主义
在社会政治矛盾处于紧张的气氛中，联邦议会刚作出“紧急状态法”不久，第16届社会学研讨会于1968年4月8日至11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工业社会还是后资本主义？》。德国社会学协会新任主席拉尔夫·达伦多夫主持开幕式，前任主席特奥多尔·阿多尔诺作了导论报告。阿多尔诺在报告中强调，按照这次大会的主题，我们不应去争论各个术语，而必须开展讨论，资本主义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按照它修正过的模式统治下去，或者工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概念日趋失效。他在进行社会分析时多次援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断。对此，达伦多夫的反映充满了疑问。
在这届社会学研讨会上，约阿希姆·贝格曼等五人的报告论点都与纵向的和横向的不平等相关。埃尔温·绍奥希报告了总体社会分析的方法问题。赖讷·勒帕西乌斯对德国的民主作为一个社会历史问题进行了观察分析。尼克拉斯·卢曼的报告介绍了以现代系统理论作总体社会分析的形式。
1968年5月，大学生占领了法兰克福大学主楼。其中一位学生领袖名叫汉斯·于尔根·克拉尔，他是阿多尔诺的博士生，“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合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后死于一次交通事故。大学生们想将“政治大学”的模式付诸实施，这次尝试随大楼的清理而突然结束。社会学教授对大学生的造反感到十分意外，他们对此既没有预见，又未作出评价或表示理解。大学生们的反抗未能获得社会学研讨会的支持。面对激烈的论战，德国社会学协会避退三舍。约翰·瓦尔认为，由于“大学生运动是被社会学家政治化和初次大量出现的二者必择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纲领激起的”，因此社会学研讨会不得不暂时中断。直到1974年社会学研讨会才在卡塞尔重新举行。这次会议进行了“社会学中期回顾”，并再次明确，今后每两年有规律地举行社会学研讨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兰克福社会学理论学派在德国社会学研讨会上又重新出现。阿多尔诺于1954年在海德堡社会学研讨会上重新露面，并作了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报告。霍克海默尔在1959年德国社会学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作了题为《社会学的哲学》的报告，但作为讨论演讲者，他在1956年和1964年的研讨会上都出场了。此外，法兰克福社会政治家汉斯·阿辛格尔和社会地理学家路德维希·诺恩德尔弗尔也代表法兰克福大学出席了德国社会学协会的50周年庆祝会。
四、当代社会与社会学的现代化
第25届德国社会学研讨会上的许多报告着手探讨了新的现代化问题：一是由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而引起的问题，二是对从现代社会进入信息现代化社会的风险和挑战，开始进行思索和研究。
社会学研讨会本身亦部分遭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尽管学术报告的形式自1910年以来保持基本不变，但仅参加研讨会的人数增长就要求有“现代化”的形式措施。在1910年的首届社会学研讨会上仅有8个报告，70年代中期，报告数已增长至50个，而到1990年则激增至540个，参加者达三千人。参加者和报告数的激增，要求投入使用如录像转播等现代化交际工具。如此，听众与报告者的直接接触就渐渐减少甚至失去。
此外，妇女参加社会学研讨会和从事社会学的数字增长也是现代化的标志。在长期没有妇女参与之后，现在不仅德国社会学协会的女性成员有所增加，而且在研讨会上的女报告者亦持续增多。1979年4月，“妇女研究”部门经德国社会学代表大会一致同意而设立，其首要任务为，作出在联邦德国社会科学的妇女研究概览报告。女社会学家在这方面很快取得成就，至1990年12月，德国社会学协会中不少领导职务已由妇女担任。与之相比，德国社会学协会的基层组织中妇女仍为少数，在936位协会成员中有146位妇女，仅占总数的15.6%。
社会学研讨会历来是专门科学的不同混合物，即内部的论争和为公众进行的社会学外部阐述。
在最近的法兰克福社会学研讨会上，一方面继续作传统的单个报告，另一方面对具有某一目的而带来的题目不加限制，因此就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它们既表现了社会学家高涨的积极性，又为局外人阐明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对社会学研讨会的新闻反响于1990年达到高潮。当时格奥尔格·西默尔作的开幕报告立刻在“法兰克福报”上刊登出来，其余的报告和讨论报道如连载小说一样见诸报端。1990年社会学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和讨论报告也引起了新闻界的极大兴趣。除了刊登大量的学术报告外，报道还集中于具有现实意义的、以原东德社会政治发展为题目的报告和在新的联邦国家中社会科学的矛盾形势方面。汉斯·贝尔特拉姆的调查报告引起了报界的特别反响。他在报告中阐述了他的“教育水平和独身生活现象相连”的论点。
自魏玛共和国时期以来，社会学研讨会的开幕致词都由公众代表、部长或市长来作。1946年，法兰克福市长瓦尔特·科尔布在他的欢迎词中回顾性地评价了社会学的作用：“如果社会学的理论能以指导性作用使德国人始终记忆尤新，并遵循它们，那么，无止境的贫困和灾祸就可以避免。”1968年，维利·布龙德特市长在他的欢迎致词中说：“依我之见，这门年轻的学科毫无争议地唤醒了人们，它不仅在狭义的科学领域里产生了深刻的作用，而且在广大的公众中传播了知识。”
两位公众代表的致词，既对社会学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反映了来自于社会对社会学的殷切期望。法兰克福作为德国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心之一，必然会按市长和公众的期望，为未来德国社会学的发展谱写出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