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陶东风先生一文的简短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常生活论文,一文论文,简短论文,再谈论文,陶东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陶东风先生自己讲，“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话题是他在2000年扬州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的。（注：参阅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一文的第1条注释，见《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2003年4月和11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分别与《文艺研究》、《文艺争鸣》一道召开过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关的研讨会，2004年4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又召开过以“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候”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比较遗憾的是，虽身在北京，这几次研讨会我都没有参加；在此之前，我对这一话题虽有耳闻，也曾翻阅过相关文章，但并没有留意。2004年5月16日，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文学理论的边界”学术研讨会，为准备会议发言，我仔细阅读了《文艺争鸣》和《文艺研究》上发表的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关的文章，觉得这一命题存在着一些问题，于是便选择了这一命题与陶东风先生的文本作为质疑对象。为什么选择陶东风先生呢？原因有二：一是觉得他是我的师兄也算是老师，与他商榷就是向他请教。即使有叫板之嫌，叫错了他也能够担待。二是自认为对他近年来的思想走向比较清楚，但他的许多观点我都无法同意。比如，早在90年代中期，当他与王蒙对话并质疑“人文精神”、批判“道德理想主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观点有些问题，后来，他又提出了一个更值得商榷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适合中国当下的现实。于是，当我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时，除了对这一命题本身进行质疑外，我没办法不想到陶东风先生十多年来的著作文章，也没办法不对他所动用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行清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写出了一篇与陶东风先生商榷的文章：《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注：拙文与陶东风先生的回应文章同时刊发于《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对于我的这篇文章，陶东风先生马上作出了回应。在《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一文中，他主要对“三种范式”做了分析，并对他的思想走向进行了自我梳理。他说：在赵勇看来，“我已从一个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批判者，变成了妥协者或中立的‘阐释者’”。他认为我的判断不对，并在他的文章中拿出两段文字作为论据，对自己的价值立场作出了重要申明：“我的立场绝对不是站在那些中产阶级、白领或新贵阶层一边，而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同时他还指出：“我的确不止一次地指出：人文学者应该重视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众塑身热情、消费主义等的研究。但是一个不应该忘记的常识是：在学术的意义上呼吁重视一种对象，不等于在价值上倡导它（否则我们怎么理解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难道他是在倡导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陶东风先生的申明非常可爱，但我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现提出来，继续请教。在与他商榷的那篇文章中，我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个基本判断。我认为“这个命题的深层含义其实就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它隔断了人与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并让人沉浸在一种虚假而浮浅的审美幻觉当中，误以为他所接触的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因此面对这种虚假的日常生活，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工作就是祛魅与批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陶东风先生的文章中，虽然个别篇什也在祛魅（比如他对广告的文化解读），但在更多的时候，他则是取消了批判，祛魅也淹没在他那种说不清是无奈还是欣赏的解读或阐释兴趣中。究其原因，我以为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他始终持一种比较暧昧的态度。虽然他也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建构原则之下的身体美学热流露出某种怀疑，（注：参阅陶东风等：《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但这种怀疑并没有构成他思考的主要方向。因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中，陶东风先生采取的是一种不断后撤的姿态和立场。90年代初，他曾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过中国的大众文化，（注：参阅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又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错位说’的提出者，并开始反省和检讨他在90年代初期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失误。（注：参阅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东方文化》2000年第5期。）世纪之交，他开始借用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倡导文化研究，（注：参阅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最近两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又成为他思想中的重要元素。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声音提倡文化批判，英国的文化研究主张文化反抗，后现代主义讲究什么呢？是不是更多地要讲协商、对话或意指实践(signifyingpractice)，或者像鲍曼所说的，后现代型的知识分子要由原来的‘立法者’变成一个‘阐释者’？（注：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如果我的这一判断大体成立，陶东风先生后撤的路线已非常明显。而且，这种已经后撤的立场与姿态不光是陶东风先生一个人的，它为一批学人所共享、维护和发扬光大，并且成为我们思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与社会、时代、文化、文学等等进行交往时的重要的思想症候。”
经过一番思考，我觉得陶东风先生对其自我思想转变的中国语境的分析只是丰富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却无法让我放弃先前的判断。之所以如此，理由如下：第一，我的这种判断是一种整体判断，这个判断建立在对陶东风先生近年来著作文章的阅渎之上。因此，尽管他的文章中有对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忧虑和批评的文字，但这种文字常常是惊鸿一瞥，而并没有构成他思考的重心。第二，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形成所谓的大众文化理论和消费主义理论。当中国的学者面对中国问题发言时，借用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资源就成为其惯用套路。这样，一个人借用了怎样的西方资源，他抛弃了哪种资源又亲近了哪种资源，就常常会成为我们判断其思想的重要角度。同时，一个人当前的思想状况也决定了他对西方资源的取舍。因此，当一个人对利维斯的理论情有独钟时，他不可能成为大众文化的肯定者；当一个人想“后现代”一把时，他相中的很可能是利奥塔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分析出了陶东风先生思想后撤的路线图。当然，这只是我形成判断的一个方面，但却足不容忽略的一个方面。第三，“闸释者”确实是我对陶东风先生的一个基本定位，这也是当下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所认同和欣赏的一种角色扮演。现在既然陶东风先生不同意我的这一定位，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鲍曼所谓的“立法者”是陶东风先生追求的目标吗？好像不是。因为他曾借用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和“专门知识分子”的区分，认为“中国现代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主流部分所信仰的正是这种普遍知识分子的神话，他们以启蒙者自居，自信自己掌握着普遍的价值，肩负着拯救社会与人类、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使命。”（注：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换成鲍曼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对“立法者”的质疑。一个对“立法者”持如此态度的人，虽并不必然就是“阐释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那种“现代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早已松动。我在思考他所倡导的“文化研究”时，之所以会得出“价值立场的暧昧”这种结论，其判断概出于此。第四，我在文章中并没有形成“在学术的意义上呼吁重视一种对象，就是在价值上倡导它”之类的判断，但既然陶东风先生拿马克思说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罗嗦两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来都是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因此，在这种研究中，始终渗透着马克思的价值判断。如果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既取消了批判的维度也取消了那种乌托邦的维度，而光剩下客观事象的呈列和分析，他的理论还有魅力吗？他能不把他的读者搞得一头雾水吗？
事实上，以上争论还不是我关注的主要方面，我更为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或研究课题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以及以此作为“文化研究”的前提，“文化研究”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但令人遗憾的是，陶东风先生在其回应文章中却基本上回避了这一问题。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重申我的观点。
陶东风先生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话题的提出者，但这是一个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活题吗？好像不是，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一命题出自西方理论家之手。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指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三种含义或三种表现形式，（注：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5-105页。）德国学者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注：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依我的判断，西方学者提出这一命题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他们的这种判断实际上是要为当下的社会形态找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但是中国进入列一个后现代社会了吗？相信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那么，是不是说中国当下的社会中就完全没有后现代的因素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在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都市的某些场所，在童庆炳先生所说的北京的二环路以内，确实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的景观。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后现代还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消费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他们关心的还是劳作的身体而不是欲望化的身体，他们还只是时尚的看客而不是时尚的主人。王彬彬先生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指出：从一个大城市周边的任何一个地方往外走上30里，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了前现代的汪洋大海。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现在的疑问是，如果我们承认当下的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为主体的世界，如果我们也承认现代性或现代化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那么，我们借用西方学者这个后现代意味颇浓的命题来指称中国的现实究竟有几分真实？我们注意到西方学者提出问题的语境和中国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吗？当一些学者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较劲时，我们的劲是不是有点使的不是地方？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贫困化”而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然而，由于陶东风先生的关注以及由此带来的研讨会的关注和媒体的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却成了文学理论界和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和西方文化研究接轨的方面看，不能说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由于文化研究者的倡导，“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一种研究时尚，那么，这种研究本身既远离了中国的现实，又很容易遮蔽、忽略或遗忘掉真正的、更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也很容易使文化研究演化为一种话语游戏而脱离开它所倡导的社会实践，还很容易使文化研究获得了一种“全球性”却丧失了它所应该具有的“中国性”。同时，有了文化研究者（他们大都是大学教师）的示范，又很容易对后来者形成一种误导。
这就是我和陶东风先生在“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当然，这个分歧也许还只是表象，因为更大的分歧或许还深藏于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不同理解和它对中国问题的适用与否上，甚至深藏于我们对“人文精神”、“道德理想主义”的功能、价值等方面时不同判断上。不过，这应该是一篇更大的文章，容我闲下来从容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