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波动之谜与搜寻匹配模型的进展与争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进展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起源
失业理论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力图解释的难题，R.Shimer(2005)的测算表明，经过HP滤波处理的失业率波动（u，方差）将近是劳动生产率波动的10倍，而加上岗位空缺(v)之后，空岗失业比率（v/u，通常也称作劳动力市场的宽松指数，tightness of labor market）的波动要高于劳动生产率波动的20倍。如何解释如此高的失业波动成为近年来宏观经济学和劳动力经济学的热点问题。由于基于搜寻匹配的一般均衡失业模型在过去20多年得到了长足发展，MP模型(Dale Mortensen & Christ Pissarides's Search and Match model)业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准模型，时常称为教科书的均衡失业模型。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波动问题，MP模型被寄希望能够解决该难题，但Shimer(2005)却对MP模型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认为搜寻匹配模型对劳动力市场波动的解释能力同样不足，被称作Shimer批判。MP模型的创立者之一——Pissarides(2009)将当前宏观经济学模型难以解释失业过度波动的问题称为“失业波动之谜”(unemployment volatility puzzle)。
Mortensen & Pissarides(1994)基本上确立了基准的搜寻匹配模型，他们分别分析了岗位的设立和破坏的最优决策，并对均衡结果的失业率、岗位空缺率等进行了相应的分析。Pissarides(2000)对搜寻匹配模型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Acemoglu & Shimer(1999)对风险偏好系数和失业保险等的研究，成为研究社会保障的一种重要范式。Rogerson，Shimer & Wright(2005)也对搜寻理论做了较为完整的总结。
搜寻匹配模型强调了交易摩擦，客观上更真实地反映了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特征——通常没有集中的瓦尔拉斯撮合者，交易通过各方花费时间和精力实现，而且并不总能达成匹配，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多种摩擦因素。搜寻匹配模型将交易过程用摩擦的形式加以衡量，更具有直观性，并且搜寻匹配模型具有微观基础：交易双方都在谋求各自最大化的利益（效应或者利润最大化）。搜寻匹配理论在P.Diamond(1984)、Mortensen & Pissarides(1994)、Pissarides(2000)及Acemoglu & Shimer(1999)之后，越来越得到了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重视，并且搜寻匹配理论不仅在劳动力经济学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在货币经济学、婚姻市场和金融市场等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是对搜寻匹配模型继续进行修正，还是重新寻找产生失业过度波动的新理论，这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挑战。我们结合搜寻匹配模型，对劳动力市场过度波动问题进行相应的评述。
二、研究进展：争议与回应
我们将对当前最新的主要进展做一概述，并对可能的问题进行说明。
（一）招聘和就业中的粘性工资——Robert Hall的研究
Hall(2005)侧重从厂商的招聘和岗位设立中寻找工资粘性的证据，并在粘性工资设定下主要分析就业波动。他的结论是，粘性工资能较好地解释就业波动。他的研究和Shimer(2005)的结论完全不同，因而到底哪一种研究结论更为可信、说服力更强，引起了后续诸多研究。
Hall的研究偏离了经典搜寻匹配模型中的Nash拍卖机制，而引入了粘性工资设定，从而使得生产率的冲击对劳动力市场有着放大效应。主要的偏离是在工资设定上，工人的保留工资为：失业时的收入（包括休闲）与工作的函数值之差；同样，厂商的保留工资水平为全部预期的收入。因而谈判解集为介于工人和厂商之间的保留工资水平。Hall没有采取通常的Nash谈判解，认为这种谈判只是工资决定中很小的一种方式，而分别得到了在平稳状态（没有冲击，或者冲击固定不变）与存在着不同程度冲击状况下的工资水平，并且证实，在特定的条件下就是模型的均衡解。
在数据模拟中，他所测算出来的岗位空缺率失业率(v/u)与工资水平的弹性为9.4，而Shimer(2005)测算所得的是7.2。岗位空缺失业率(v/u)对生产率冲击的弹性为1.8，而Shimer测算所得的是1.7。因而Hall的模型得出了更强的劳动力市场波动。
Hall，et al.近年来对劳动力决定做了经验上的研究，特别强调了新近招收的工人是否具有谈判实力，问卷调查表明(Krueger & Hall，2008)，通常情况下，新近匹配的工人大部分没有谈判实力。
Hall(2009)再度对劳动边际产出和劳动的时间价值的周期波动进行了研究，并且寻找更多的微观证据，他得到的结论表明，失业率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通常会比较高。他还对RBC模型和Shimer(2009)关于劳动楔子的研究进行了比较。整体上，Hall认为MP模型仍然具有说服力。
（二）劳动工资刚性及劳动楔子
Shimer(2005)在评估了搜寻匹配模型的解释能力之后，提出了劳动楔子(wedge)，并做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工资设定可能是导致劳动力市场波动和搜寻匹配模型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Shimer，2009a)。楔子侧重衡量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上的差距，分别衡量了决定劳动力供给的边际消费休闲替代率，及决定劳动力需求的劳动边际产出。而且衡量的楔子通常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波动而产生相应的波动。
从直观上看，由于劳动力寻找工作和岗位招聘工人都存在着搜寻和匹配的过程，需要时间来完成，可能可以为劳动力的过度波动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但在Shimer看来，由于在搜寻匹配模型中，工资决定是根据Nash谈判实现的，这意味着工资可以根据生产率的变动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使得工资水平可以进行较为灵活的调整，这种调整的结果是劳动力市场变得很有弹性。正是这种弹性导致了搜寻匹配模型解释能力大幅度下降。
Shimer(2009b)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的周期波动做了总结，并对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均衡水平及其效率、技术冲击的影响等都做了较为完整的研究。厂商的决策中不仅仅包括了先前的生产决策，而且包含了“招聘”（招收工人）决策。在先前的搜寻匹配模型中，厂商以外生的成本设立新岗位，而Shimer将厂商的招聘决策内生化。他将劳动工资决定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认为模型解释能力差的主要原因是Nash谈判使得劳动工资太有弹性，因而试图寻求劳动力工资决定的形式，在此基础上再探讨搜寻匹配模型的说服力。他将真实工资设定为上一期工资水平与当期劳动工资的加权，当期的劳动工资是通过Nash谈判实现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权重的决定并没有严格说明，这个权重和刚性程度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这种设定下，技术冲击对劳动力市场波动的程度会大大加强，暂时的正向技术冲击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反馈到工资水平上，从而使得就业数量持续提高，即部分地存在着工资价格粘性，使得工资水平较低，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有所增加。并且在调整的过程中，所衡量出的劳动楔子是负的，与他所测定的经验事实相吻合。由于并没有很充足的理由确定上期工资占真实工资的比重，他不断变更权重值，发现随着刚性越强，冲击的放大效应越强。
搜寻匹配模型的说服力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提高，对他所研究的劳动楔子有较强的解释能力。Shimer的核心结论是完全竞争的模型对就业波动解释能力有限，需要引入粘性工资设定或者工资刚性，一旦引入这些设定，搜寻匹配模型对劳动力市场波动的解释能力就会有大幅度提高。
（三）劳动工资粘性是问题的答案吗？——Pissarides的质疑和解释
作为MP模型倡导者之一的Pissarides，针对Shimer的劳动工资刚性设定，做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回应和研究(Pissarides，2009)。他将岗位的创造和破坏过程都加以内生化，即如果技术冲击较大，将使得劳动生产率低至岗位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他根据PSID和CPS的数据测算出工资和岗位空缺率(v/u)和生产率波动（技术冲击）之间的弹性，结果显示实际上的弹性系数大约在0.1和0.6。他认为，劳动工资刚性结论难以成立，Nash谈判机制产生了工资的周期波动，但这种周期与岗位创造无关。
他用数值模拟测算出保留生产率水平R为0.94，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生产率冲击和失业率对工资的弹性，测算表明，生产率冲击对工资的弹性为0.97，而工资对失业率的弹性为-0.36，也就是周期的失业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工资将降低2.15个百分点。
他对基准的模型进行变更，并采用不同的数据再度进行测算的结果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他在这些模型分析中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不同状态的工人受到的冲击不一致，工作处于转换状态的工人（失业到就业）工资和周期同比例波动，而一直在工作的工人工资变动的幅度只有一半（用工资生产率弹性衡量）。在工资决定中Nash谈判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却很好地刻画了新近达成匹配工人的工资水平。
由于工资实际上是有弹性的，至少是岗位刚被设立和从失业到就业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是会随着生产率的冲击而变动，因而他得出结论是，工资刚性不是问题的关键。相反，他早先的论文(working paper)认为如下因素将有助于解决失业波动之谜：考虑工人的在岗搜寻、将行业（部门）的冲击差异和不对称等特征刻画出来、考虑需求冲击。
在他最终的文稿中，将这些因素都排除在外，而引入了一个培训成本。显然引入额外的成本和摩擦使得劳动力市场效率下降，从而加大了整个市场的波动。但培训成本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却偏离了搜寻匹配模型的本身含义与特征，并且培训成本的经验证据及其普遍性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四）在岗搜寻和定向搜寻匹配
Menzio & Shi Shouyong(2009)试图将工作之间的切换纳入搜寻匹配模型之中，即在就业的工人会进行在岗搜寻(on-the-job search)，而直接从一个工作到另外一个工作，此时，工人的状态变换就包括了失业(EU)、找到工作(UE)和工作到工作(EE)。他们认为，根据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需要把这三种状态都纳入考虑，并且这种工作之间的转换相当重要，一旦将这三种状态纳入考虑之后，搜寻匹配模型的说服能力将得到显著提高。相比而言，他们的模型比Shimer(2005)的模型增加了内生的工作转换状态(EE)。
模型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一旦考虑在岗搜寻之后，模型也改变了匹配方式：在工作的工人不会找条件更差的工作，因而搜寻变得更为直接，匹配也不再是随机的。在他们看来，模型显著的优点是，分散的均衡和有计划的集中均衡是一致的，这保证了均衡是有效率的。此外，方程求解也更容易。在模型特点上，跟一般的模型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设定合约是完全的，规定了工人在合约期末可以进行搜寻，再决定是否和原来的工作续约，如果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会选择转换工作，如果没有，工人和厂商之间可以继续续约，保持原先的匹配。在求解的过程中，他们刻画的是双方保持匹配的值函数，并且证实，集中的均衡就是分散搜寻匹配的均衡。均衡不仅仅存在，并且是唯一的。
他们测算认为，劳动生产率冲击因素可以解释40%的失业到就业(UE)的波动，几乎完全的就业到失业(EU)的波动，因而整体上可以解释80%的失业率波动，30%的岗位空缺波动，并且很好地解释失业和岗位空缺的负向相关关系。从而认为总的生产率冲击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上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他们的解释是，一旦有正向的生产率冲击，生产率水平会提高，EU会降低并且会增加厂商为在位工人的岗位；同时，模型还显示，生产率单位的提高，所带来的劳动力的提高幅度只有0.65，而不是一般模型的0.73；生产率冲击的效应弹性也有所差别。他们认为，要更妥当地衡量生产率冲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劳动力的转换，如果将工作之间的转换视为外生的，将会低估找到工作的概率对市场宽松指数的影响，从而低估了生产率冲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旦加入在岗搜寻，显然会更加符合现实，而且很显然，一旦加入在岗搜寻，会使得市场更加“拥挤”，搜寻的人更多，劳动力市场的变换更频繁。但在方法上，会变得更加复杂，特别一旦考虑市场面临整体冲击和个体更难以遇见的冲击时，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都将是个更难的技术问题。
三、研究评述与展望
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搜寻匹配模型进行不断修正，研究结论越来越丰富，传统的失业波动问题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但整体而言，失业过度波动之谜仍有待进一步揭示，该问题仍然是国际宏观经济研究的前沿领域。
对于搜寻匹配模型，由于是一般均衡模型，有效解决了原先就业理论中的非均衡问题，在分析框架上研究失业波动无疑具有价值。同时，搜寻匹配模型很直观地将交易中的摩擦加以衡量。此外，搜寻匹配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微观决策主体的最优决策，因而搜寻匹配理论具有较强的前景，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及可能的突破方向。
1.变量的分布。从方法上，搜寻匹配理论面临的一个的挑战是变量的分布函数。比如通常认为的期望收益（工资）要等于保留工资水平，但却被证实，在搜寻匹配模型下，工资分布是退化的，所有的工资都等于保留工资水平。更进一步地，保留工资水平居然会等于0。该结论通常称作Diamond悖论。因而近年来有不少研究在改变搜寻匹配模型的各种设定，寻找非退化的工资分布。在工资分布的同时，个体如何进行有效地搜寻，搜寻行为的特征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事实上涉及到了个体的最优决策问题。个体在决策过程中需要不断获取信息，而信息可能不能简化地设定为完全和已知的，而且整个分布，包括工作机会和工人的能力，可能的分布都可能是未知的，并且也可能会是变动的（如Gonzalez & Shi，2008）。这就将信息收集的过程，即学习过程引入了决策之中。引入概率分布及其变动将会使得模型更加复杂和难以分析，但也可能是解决劳动力市场过度波动的一个方向所在。由于存在着信息收集和对分布函数的估计及其变更，可能使得整个交易过程变得更加困难，摩擦因素进一步加剧，从而产生了放大效应，加剧了生产率冲击对劳动力市场失业和岗位空缺的影响。
2.岗位空缺的决定及其波动。在搜寻匹配模型解释失业波动的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岗位空缺率（衡量厂商招聘努力和对劳动力的需求）的波动幅度更大，比如在Shimer(2005)所衡量的，岗位空缺率的标准差为0.202，而生产率冲击的标准差为0.020，意味着岗位空缺率对生产率的冲击反应更大。搜寻匹配模型对岗位空缺率的过度波动解释能力同样非常不足。即使考虑在岗搜寻和定向搜寻(Menzio & Shi，2009)，对岗位空缺率的解释能力（用生产率冲击）也只有30%，尽管他们认为可以解释80%的失业率波动。这意味着目前的搜寻匹配模型及其修正的模型对岗位空缺的研究远远不够。客观地说，劳动力市场的波动，部分是由于家庭或者工人对不同的经济做出不同的决策所致，比如对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行权衡，但同样需要进一步关注厂商的招聘（设立岗位）决策。面临不同程度的技术冲击，厂商为何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需要进一步研究。对该问题的研究可能不应仅仅局限在简单的岗位空缺方程方面，还需要对厂商行为做更进一步的研究。重要的一点是，厂商对技术冲击的程度非常之大（20倍），在负向冲击时，岗位设立下降的幅度非常大，而在正向冲击时，岗位设立增加又相当多，厂商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还是过度反应了？这都是极有意思的后续研究方向。
3.价格（工资）的决定及价格刚性设定。价格是重要决定变量，而在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过度波动之谜上，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是工资报酬决定。工资如果是刚性的，那么很直观地可以得到，由于在负向冲击的情形下，生产率下降，劳动边际产出下降，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下降，但工资水平居高不下，会进一步放大这种负向冲击，导致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下降。但是难点在于在均衡模型下，刚性工资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要满足厂商和工人，这成为研究的一个难点。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从厂商和工人的激励机制入手，研究工人的报酬方式是如何确定的。Shimer(2009)设定了当期的报酬是上一期的报酬和当期目标工资（Nash谈判工资）的一个加权平均，但对于为何会有这种特征、并且权重的决定，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尝试的是，将效率工资的模式一般化，设定报酬为固定工资和奖金(performance pay)两部分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一些事实，但对模型的整体说服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从报酬方式上揭开搜寻匹配条件具有很大的空间。原先非均衡模型直接设定工资有刚性，通常设定价格或者名义价格是刚性或者是滞后的，很容易得到劳动力市场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具有过度波动的特征，但非均衡模型并不令人满意，因而用均衡模型刻画出均衡交易的条件将是模型的另外一个关键所在。
4.匹配过程及匹配函数。搜寻匹配模型用到分析劳动力市场时，更多地强调了搜寻行为，在搜寻过程中需要时间和相应的成本，这种摩擦导致了过度的波动。但对于匹配过程，可能做了过多的简化设定。通常的模型及其修正的模型都用了一个匹配函数(M＝M(u，v))表示，并且认为该方程具有厂商的生产函数类似特征。分散市场是否满足如此简化的设定，仍然值得进一步的研究。该简化设定将匹配函数当作另外一个“黑箱”，能够使模型分析更加简便，但可能也丧失了模型所要刻画的“摩擦”特征。Shimer(2007)就曾经采用了“盒子—球”的匹配模型，得到了一些额外的结论。同时，对于匹配函数，也存在着诸多争议，Petrongolo & Pissarides(2001)对相关的研究做了一个回顾，对匹配函数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等做了相应的介绍。事实上，搜寻匹配模型直观上具有微观特征，但匹配函数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总量模型，对整个模型的微观基础有所偏离。对于匹配特征，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婚姻市场上，重点研究不同性别的个体在婚姻市场上是否是匹配的，或者是正向匹配还是负向匹配。本质上看，匹配及匹配函数的分析隐含地将匹配行为建立在大样本的基础之上，认为最终会趋向一个稳定的特征，并可以用函数形式表示。但就一般特征看，搜寻行为试图达到最佳的匹配，而真正能达到最佳匹配的概率事实上是非常之低，在经典的“招聘秘书”问题中，能找到最好秘书的概率只有0.368，意味着最优的搜寻行为通常情况下只能得到非最优的结果，非最优的概率高达0.612(T.Ferguson，2009)。一旦进一步考虑匹配行为和结果，会增加模型分析的难度，但不考虑匹配特征，而做过多的简化设定，可能是导致模型说服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妥当地处理劳动力市场岗位和工人之间的匹配行为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