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伟大创新_小康社会论文

“三个代表”: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伟大创新_小康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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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3)05-0096-08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不仅科学地回答了建设

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赋予我们党的重大历史课题,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对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实现了社会

主义发展理论的伟大创新。

一、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论的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时指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

大理论武器”。这一重要论断,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具有的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我们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在科学揭示执政

党建设规律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所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首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理论。他在《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写道,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

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

又是相矛盾的。”[1](P768)这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他还在

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殊性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剥削阶

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因此它不需要也不应该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

而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完善加以解决的。这又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是

自我完善的问题。毛泽东上述具有开拓性的思想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为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局限,加之

毛泽东晚年受“左”倾思想影响,因而他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方面的认定以及完善

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上出现失误。一方面,他追求“纯而又纯”的理想化社

会主义,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等方式使社会主义制度趋于完善,其结果是不

仅脱离了生产力实际,而且违背了他的初衷,使原本存在弊端的体制反而得到了进一步

强化,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明

确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科学命题。[3](P142)这一命题表明: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符合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趋势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我

们必须在改革中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能否定和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根

本性质。第二,只有对存在弊端的旧体制进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日臻完善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若干弊端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导

致的,它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力量,通过有步骤

、有秩序的改革不断加以解决,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完善起来。这就既继承了毛泽

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但要不断完善的科学思想,同时又找到了改革这一完

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方式,是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理论的重大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的实践中,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结合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

,总结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惨痛教训和我们党近80年来的奋斗历程,

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高度继承、丰富和发展

了由毛泽东首创、邓小平进一步深化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理论。

首先,江泽民从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的辩证关系上全面论述了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

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思想。在谈到改革的性质时,他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

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的过程。”[4](P39)在谈到

社会主义制度时,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

。”[4](P38)他说:“中国要强盛,中国人民要走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 兴,就必须始终坚持我们已经建立并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基本原 则。”[4](P36)江泽民还进一步从“三个代表”的高度论述了改革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 的关系,认为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要求 。正如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谈到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时所指出 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 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 ,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 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5](P155)这就是说,只有代表先 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代表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 的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社会主 义的根本任务,也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其次,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实质做出了新的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 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问题。”[5](P66)这是对邓小平的改 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在近年来的讲话和谈话中,对创新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他反

复强调并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肯定:“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

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把创新划分为理论创新、体制

创新和科技创新3种基本形式,并认为“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5](P47)。把

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纳入“创新”思想体系中,把它归结为体制创新,是江

泽民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提法不仅十分明确地把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

善的对象和内容限于体制层面,而且用“创新”这一更具动态性质和时代特征的词语来

表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式和途径。

“创新”思想是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体制创新实现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实质就是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进行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创新,从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十六大”报告第二部分以“全面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题,表明我们党关于“三个代表”的侧重点已经从理

论创新转向实践创新即体制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并科学揭示“三个代

表”与体制创新的内在联系,在实践中体制创新要体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创新

了的体制要保障我们党能够更好地坚持“三个代表”。因此,我们必须按照中国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行经济体制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必须按照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行文化体制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文

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

调发展;必须按照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政治体制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只有这样,不断完善的社会主

义制度才能获得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的创新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任务,必须

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

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

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一论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发

展、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三个层面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

规律,是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首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指明了实践“三个代表”要求的根本途径

。邓小平曾经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要靠发展,社会主义信

念的增强要靠发展,稳定大局的保持要靠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也要靠发展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这一思想,在总结我们党执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科学论断,表明我们党对发展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达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不仅体现在“第一要务”的表述本身,而且体现在发展与“

三个代表”的内在联系上。我们党之所以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因为它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反过来说,要实践“三个代表”要求,根本途径就

是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正确把握生产力的发展

趋势,不断推动生产力以较快速度和较高水平向前发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代表中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因此,坚持“三个代表”,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把发

展作为第一要务并贯穿于我党执政兴国的始终,离开这一条,“三个代表”就会成为没

有实在内容和实际意义的空中楼阁。

其次,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的全面发展观,揭示了实践“三

个代表”要求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因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全

面的建设。邓小平在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思想的同时,针对我国建国以来重视精神文

明建设,忽视物质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两种倾向,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并从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上论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指

出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根据新的社会历史条件,针对

人们在实践中对发展的某些片面理解,多次明确指出,发展不仅是指经济发展,而是经

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不仅是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要促进社会

全面进步。为了使全面发展的目标更加完整,层次更加清晰,江泽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这两个原有范畴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崭新概念。2001年1月,他

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在讲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要紧密结合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

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2002年“5·31”讲话

中,他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目标”。同年7月,他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又指出:“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在“十六大”报告中,正式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

全面进步提高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指出实践“三个代表”要求,

就是要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三大基本目标。这就以新的观

点、新的语言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理论。

再次,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阐明了实践“三个代表”要求的价值取向。人的全面

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只有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全面

提高,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只有在社会全面进步,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才会成为真正的可能。在这两者当中,

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条件和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和归宿。“十六大”报告把实践“

三个代表”要求,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落脚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以

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把实现人

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基本标志。这既是马克思关于未

来社会的科学构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5](P179)。

因此,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纲领、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辩证统一论的中国共

产党,理所当然地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这

也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要求。从党的性质来看,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人”的含义来看,人的全面发

展中所说的“人”是一个整体概念,指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或全体劳动者。可见,江泽民

提出的“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正是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

的全面发展是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前提条件的。这就要求我们全面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

,不断使人民群众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的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靠什么推动?这是一个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

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久,毛泽东就在理论上明确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并指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

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从而克服了斯大林长期否认社会主 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失误 ,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增添了科学的内容。但是,在对这一动力所涉及 的三个层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和实践中,毛泽东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错 误地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在上层建筑领域,实际上把阶级斗争看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邓小平在纠正 毛泽东上述理论失误的同时,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思想。这一科学 理论的价值在于:第一,它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发展与旧 体制的矛盾;第二,改革是革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从而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 力相适应的过程;第三,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因而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快 速发展。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表明,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是完全正确的理论。

由改革动力论到“三个代表”动力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认识的又一次

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统一的高度,从“

三个代表”、三个层面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

首先,在物质层面上,强调先进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主义

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一部人类

社会发展史,归根到底,就是一部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从而导致社会形态更替的

历史,正如江泽民所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

史进程”[5](P155)。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而不断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其

自身包含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和科学技术诸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外,

还受制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

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

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5](P154)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这

一先进社会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先进生产力;而先进生产力作为

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其不断发展的要求又推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因此,发展先进生产力,既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

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其次,在精神层面上,强调先进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文化是一定时

期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反作

用。这种反作用的大小与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成正比。在当代,文化不仅成为社会经济

发展的战略资源,而且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文化的影

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共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正是基于对文

化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清醒认识,江泽民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党

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

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

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

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在主体层面上,强调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力量。从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来讲,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就必然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因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民群

众不仅以自己平时默默无闻的劳动为社会创造着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在社

会制度变革时期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果敢的革命行动成为社会形态更替的推动力量。但

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和唯心史观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被忽视

、歪曲和抹煞了,只有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才恢复

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一次使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创

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加

之在某些领导干部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以权谋私、不顾群众安危

冷暖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动摇了一部分人对党和

政府的信任,制约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

观和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具体化为一切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

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最高标准;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告

诫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好、引导好、发挥好,把

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胡锦涛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所有这些论述,都指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

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求,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又促使他们 最大限度地创造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四、社会主义建设战略论的创新

党的“十六大”有两个彪炳史册的理论贡献:一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被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

指导思想;二是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被写进党章。这两个历史性

贡献是紧密相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提出来的,它

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把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今后一个时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对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发展战略论的重要创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邓小平

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

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3](P190)“小康”这一充满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的概念被赋予时代内涵而重新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实际出发,为全国人民树起的一个特定阶段的具体纲领和奋斗目标。邓小平最初用

“小康之家”、“小康社会”的概念来表述我们在上世纪末所要实现的“中国式的现代

化”,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解决温饱

、达到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但是,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现

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就是虽

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人均水平还比较低;所谓不全面,就是目前的小

康基本上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性消费,而发展性消费尚未得到有效满足;所谓发展很不平

衡,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发展水平上还存在不小差距。这种发展现状,决定了我

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经历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对于这

个阶段及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党经历了多年的探索。早在1989年6月,邓小平就建

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在“十五大”提

出的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三个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十五届五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从新世

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则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

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惠及十几亿人口”,以朴实的语言,表明我们党

的方针政策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表明

我们党真正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十六大”还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宏伟纲领,这就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目标更加具体,步骤更加实在,更加符

合现阶段的实际。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在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的基础上,“使经济更加发展、民

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可

见,“小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一个包括经济目标、政治目标和文化目标在

内的综合目标。这三方面目标是同“三个代表”一一对应的,全面体现了“三个代表”

的要求。因此,只有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具体说来,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我们党必须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我们党必须更好地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文化目标,我们党必须更好地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果“三个代表”贯彻得不全面不彻底,那么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总体目标最终将难以实现。除经济、政治、文化目标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包 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即通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使可持续发 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一目标也是发展 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要求,它的实现同样离不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正确指导。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在“十六大”报

告中明确指出:“这次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

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只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全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才能深刻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现实和深远意义。在邓小平理论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设想为100年,即从上世纪中

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这

100年中的重要20年,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目标

。如果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看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次质变和飞跃的话 ,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这一质变之前的量变,就是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部分质 变。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没有部分质变就没有最终的根本性质变。因此,在建立小康 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经历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就会为将来实现现 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牢靠的基础。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其中每一步都是扎扎实实走过来的。我们已经以艰苦的努力和坚实的步伐胜利跨过了 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诚如“十六大”报告所说:“这是社会 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现在,我们在跨越第三步 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再迈出承上启下的关键一步,这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又一伟大胜利, 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出的丰硕成果。这一步目标实现之时,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也就指日可待了。

收稿日期:200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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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伟大创新_小康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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