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互动论者对社会问题的阐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论者论文,社会问题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问题指的是那些对社会起消极危害作用的人及其行为或相关的事件和情景。事实上，有些社会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地对待过，而另外一些问题则被界定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备受重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本文将检视象征互动论者〔1 〕是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一问题的。
社会问题是通过个人、群体之间的互动产生的，它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包含人们彼此相关的社会行为（Bell,1981:3）。在布卢默和其他象征互动论者〔2〕看来， 社会问题基本上是群体界定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结构中的客观存在物；社会事实是由社会行为构成的，正是社会行为，而不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应当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Blumer,1927:298）。当人们理解彼此的行为时，他们与其说是“发现（discover）”了社会事实，不如说是在“创生（create）”着社会事实（Bell,1981:4）。因而，象征互动论者强调界定过程在研究社会问题本质中的作用。以贫困问题为例，贫困不在于经济结构本身，而在于人们如何界定贫困，采取怎样的措施，这些界定如何相互影响、结果如何。
Kitsue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认为，社会问题社会学必须以个人作为解释的起点，着重考察宣称行为和界定活动等基本问题，他说，“要注重研究个人和群体是如何参与某种社会事物的制度化的，如何界定某种情景为社会问题并力图解决的”（Kitsue,1975:593）。
通过对社会问题形成、发展的互动过程的剖析，可以把社会问题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尽管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历经这些阶段。第一阶段出现了界定某种社会问题的互动过程，对问题的界定尚模糊不清。很多社会问题都经历了这一阶段，如吸烟问题，在第二阶段，某些重要的社会群体成功地把某种情景或行为界定为社会问题，不同利益群体试图采取措施处理问题，这时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法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多数社会问题经历了这一阶段，如吸毒问题。制度化是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只有少数社会问题发展到这一阶段。某种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已广为人知，并出现了旨在解决和处理这类问题的社会控制手段，如法制制度和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组织机构。
界定的出现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几乎不存在未被问题困扰过的社会，也找不到任何固有的因素使某种情景成为社会问题。犯罪和种族冲突由来已久；而贫困问题一度被忽略，如今重新困扰着人类。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随时变化，同性恋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深负罪责，而暴力问题则日益引起重视。即便是对于长期存在的问题，人们的解释和处理方法也不断变化。过去，原罪被认为是诱发精神疾病的根源，因而忏悔成为唯一的解救方法；而今天，人们用心理学的原理解释它的起因并给予相应的精神心理治疗。
总之，“认为任何有害的社会事实或社会情景自然而然地就构成了社会问题，这显然是一种误解”（Bluner,1971:301—302）。社会问题与其说是固有的病态，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人们界定过程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某种特定的情景被选择出来并确定为社会问题。
在这一界定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谁把某一情景界定为社会问题？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多大？
在互动论者看来，某一社会问题的出现并引起重视，实际上是某些重要社会群体的界定过程或命名过程。不管行为本身的特征怎样，只有通过某些重要群体的成功界定，才被看作是社会问题，通常是福利工作者界定谁是穷人、医生界定谁是堕胎者和精神病患者。人们往往以为界定者是专家因而比他人更有判别能力，事实上，由于财富、权力、声望的不平等分配，由于阶级差异和权力差别，某些群体对特定社会问题具有更大的控制和影响力而已。因而，其一，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社会问题，要看那些权势显赫的群体是如何界定这一行为的。尽管美国中产阶级的子女和下层阶级的子女有类似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中产阶级往往认为下层社会是青少年犯罪的渊薮。其二，对某种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同群体千差万别，谁的观点占上风，要看界定者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如何。
这种界定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互动才能实现，即通过社会对话，得到其他群体的赞同和认可。这种对话主要有两种渠道，其一是组织支持，比如在美国，天主教会竭力反对堕胎合法化使得堕胎成为社会问题；由于来复枪协会的作用，个人拥有枪支未被当作社会问题。这类组织对舆论乃至立法机构施加压力，从而对社会问题的接受与否产生重大影响。其二是大众传媒参与，公开暴光有利于社会问题的形成。
某种社会问题是否发展到第二阶段，往往与问题持续时间长短、参与人数多少、严重性如何、是否反复等因素有关。
总之，在社会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某些重要的社会群体试图界定某种社会问题并取得社会其他群体的赞同和接受，这是问题发展到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
不同的解决方法
在第二阶段，不同既得利益群体力图控制并解决社会问题。公共舆论的力量、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和社会学的介入左右着对社会问题的接受、拒绝和解决方法。
公共舆论基本反映了社会对某一问题关注的程度及相应的处理方法。然而，舆论和大众传媒往往受人操纵，进而影响问题的导向。例如，美国60年代大众传媒对吸食大麻有害观点的支持和宣传，对于说服人们确信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相当凑效。同样，通过不报道某一社会问题，如吸烟和个人拥有枪支，传媒也有意无意地认同这类情况并非社会问题的论调（Bell,1981:15）。
既得利益群体的不同价值观通常决定着问题的严重程度及解决办法。布卢默认为，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往往是各种不同观点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的结果，“寻求变化的一方与竭力保持既得利益的一方交锋”成为问题发展第二阶段的主旋律（Blumer,1971:303）。尽管各种既得利益群体基本同意性乱交是社会问题，然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有的要求回归传统，有的祈求宗教劝导，有的则主张严刑峻法。
价值观影响着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的研究。通常情况下，往往是那些容易着手，有资助条件，或问题当事者需要帮助的社会问题得到研究。对未婚先孕问题的研究比对婚前性行为的研究更容易得到基金资助，是由于前者亟待解决，后者被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社会学家通常关注社会问题中不健康、不快乐的一面，关注与其社会地位和职业不适应的群体，关注不成功的境况。对成功者的研究，往往陷入窘境。
制度化
对青少年越轨、犯罪和精神疾病等发展到了制度化阶段的社会问题来说，社会已高度认可了这类问题及其严重性的存在，同时也建立了稳定的法律规范和相应的角色和机构来处理这类问题。
施用法律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作为社区多数成员认可的强制性规范体系，法律背后有警察力量作后盾，它意味着国家的正式权威，尽管未必总能付诸实施，其威慑作用仍是巨大的。它能明确区分非法与合法，对某些社会问题当事者实施法律制裁。因此，制度化阶段涉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既有问题的引发者，如罪犯，也有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社会角色和社会机构。有时，问题反倒会出在这些社会控制机构上。
旨在控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机构缺少强大的动力来最终解决问题，因为社会问题的存在本身是维持这些组织机构的必要条件。简言之，没有社会问题，就意味着没有相关的工作和职业。反贫困计划，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免费午餐项目和非熟练工人的职业培训计划等，虽然收效甚微，却客观上达到了争取更多财政拨款、官员晋升的目的，或证实了反贫困机构存在的合理性。从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但当人们试图界定烟草制作和销售为非法时，反对者声称，如果界定为非法无异于置成千上万烟草行业职工于失业状态，结论自然是维持发展烟草业比界定其为非法好得多。这种逻辑意味着吸烟致癌优于失业痛苦。
因而，很难真正彻底地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多数问题只能减轻或缓解。社会问题将一直是生活的一部分，由于人类知识的增长和人文主义伦理的传播，某些社会问题会大为缓解，但其他问题无疑会取而代之（Nisbet,1976:756）。
注释：
〔1 〕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宁愿称之为“互动论者的视角”而不是“标签理论”，即便是标签论的创始人Becker也喜欢用“互动论者”这一字眼（Ruhington and Wcingherg.1981:181
〔2〕互动论的哲学思想渊源主要有 George Herbert Mead 的Mind,Self,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licago; Univcrsity of Chicago Frcss,1934); Alfrcd Schulz,Collecred Papers 1: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Maurice Natanson,ed.(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2).他们都是芝加哥社会学派互动论思想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