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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家经学渗入法律并对它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和记载作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或经义决狱。对经学与汉代法制的结缘及其后果，本文似做一浅探。
作为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秦王朝尊崇法家学说，大搞严刑酷罚，施暴于民，结果二世而亡。汉王朝建立后，总结秦亡的教训，实行“无为而治”，把黄老学说当作制定统治政策的理论依据。但是，黄老学说并不是提倡完全无所作为，而是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与刑名法术之学颇多相通、相近之处。汉初，萧何参酌秦法，作律九章，确定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其后法律条文不断增多，至汉武帝时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又有死罪例13472条。文书充盈几阁，连司法官吏都看不完。刑法繁苛，狱吏上下其手，断狱岁以万数，犯罪者比肩而立，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另一方面，借助于“无为而治”的思想氛围，地方割据势力大肆活动，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扩充实力。即使在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还有一些诸侯王蠢蠢欲动，试图与皇帝抗衡。地方上一些强宗豪右的势力也在迅速膨胀，成为强化皇权，推行统一政令和法律的巨大障碍。很显然，作为指导思想，黄老学说越来越不能适应汉王朝现实政治的需要，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法制建设的需要。
与此同时，儒家经学的影响逐步扩大，其社会政治作用也开始显示出来。经学倡导大一统，主张尊王（君），强调“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经学虽力主仁义德治，反对严刑峻法，但并没有否定法律的功效。特别是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吸收了包括法家在内的诸家思想，提出了德刑并用，德主刑辅的系统理论，统治者可以藉此将德治与刑法结合起来，推行恩威并用，宽猛兼施的统治政策。汉武帝即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汉王朝的指导思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成为统治者确立、实施各种政策和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理论依据，其中《春秋》又受到特别重视。汉代治经儒者继承、发挥孟子的观点，认为孔子作《春秋》，意在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使乱臣贼子惧”，是为后王立法，甚至是为汉代制法。在他们看来，《春秋》的“微言大义”，也就是孔子的政治观念和理想，具有治理国家、纲纪人伦、维护社会秩序的非凡作用，所有政治上、法律上的现实问题都应该而且也能够在其中找到答案。另外，经学尤其是汉代经学中确实有着丰富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内容。而承于秦制的汉代法律制度本身并不完备，利用儒家经义正好可以弥补其缺陷和不足。于是，经学与法制结缘了，《春秋》决狱也应运而生了。
最早运用《春秋》决狱，将经学引入法律之中的，当推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公孙弘。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春秋》决狱的一些原则，后“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①。公孙弘则以《春秋》经义缘饰法律条文，并因此登上相位。另外，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曾以《春秋》专断淮南王刘安谋反案。在此以后，治经儒者竞相用经学思想对现行法律、刑典加以解释和阐发。班固著《汉书》，设《刑法志》，专从经学之旨立论。马融、郑玄等则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分别对刑律做了数十万言的注疏。
《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或者说经学渗入法律的突出特征，是“原心定罪”（又称“论心定罪”、“原情定过”），即在判案时根据犯罪事实，考察犯罪者的内心动机来定罪。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盐铁会议上，“文学”更明确提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②汉王朝在司法实践中也贯彻了这一原则。哀帝时，薛宣之子薛况雇人刺伤父亲的政敌申咸。御史中丞主张处以弃市之刑。廷尉则提出：“《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结果薛况被减去死罪，改判戍边③。顺帝时，霍谞的舅父宋光遭人诬告而入狱。霍谞上呈文给大将军梁商，称“《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力辩宋光无犯罪之动机和可能，要求明察。于是梁商奏明顺帝，赦免了宋光④。在这里，当事人动机的善恶，成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如果动机是善的，即使触犯法令也当免刑；如果动机是恶的，即使行为合法亦可处以刑罚。那么，如何判断动机的善恶呢？名曰依据儒家经义，实际是依靠司法官吏的主观意志。这就为统治者任意解释法律，滥用各种刑罚开了方便之门。
与“原心定罪”相关联的原则，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昭公元年》，意谓凡是蓄意杀害父母、君上而谋乱的，即使并未付诸行动，也当与叛逆同罪。这就是说，只要存在谋乱的念头，就应处以刑罚。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谋反，胶西王刘端奏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⑤新莽时期，皇孙王宗密谋篡位，事泄自杀。王莽为此下诏：“《春秋》之义，君亲毋将，将而诛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乌乎哀哉！”⑥这条原则，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维护皇家威严，是大有帮助的。
“诛首恶”也是与“原心定罪”相关联的一条原则。《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年》：“虞，微国也，曷为序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汉代治经儒者由此将“诛首恶”总结为《春秋》的一条经义，引入法律之中，强调从重惩罚共同犯罪中的“首恶”。董仲舒曾指出：“《春秋》之听狱也，……首恶者罪特重。”⑦成帝时，广汉发生农民起义，太守扈商无力平息。益州刺吏孙宝则亲入山谷，劝说起义农民回归田里。事后孙宝上疏，“奏商为乱首”，强调“《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结果扈商被捕下狱，参与起义者无罪赦免⑧。“诛首恶”与“原心定罪”有关联又有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如何定罪，前者偏重于如何量刑。“诛首恶”原则的运用，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汉王朝既要对危害封建政权的人施以重刑，杀一儆百，又力求多用德教，少用刑罚，使更多的人安心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
此外，经学对法制的影响还表现在“亲亲得相首匿”、“恶恶止其身”、“以功覆过”等决狱原则上。“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隐庇犯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孔子曾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⑨《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也提到：“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董仲舒曾遇一案：甲无子，于道旁拾一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大而杀人，甲藏匿之，他人告甲有罪。董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之，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之。”⑩但是，这一原则在当时并未普遍运用，汉武帝甚至推行首匿相坐之法，父子、夫妇不得例外。直到宣帝时才废除这一法令，“亲亲得相首匿”之法始颁布于天下。宣帝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11)不过，这种首匿仅限于上面提到的几种亲属关系，而且也并非什么罪犯都可以隐庇，象犯有谋反、不道等重罪的即不在其列。凡遇此类案件，其亲属不但不能相匿，反而还得告发，否则将受到严重处罚。
“恶恶止其身”，又称“罪止其身”，是指断狱时只对犯罪者本人进行处罚，而不株连他人。这一原则源于《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汉光武帝时，赵熹为平原太守，会同诸郡讨捕盗贼，斩杀其头目，余党当判刑者达数千人。赵熹上书称：“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光武帝同意了(12)。安帝时，居延都尉范邠犯了贪污罪，按惯例父子两代不得为官。太尉刘恺则提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安帝认为其说正确(13)。然而这一原则与首匿一样，不适用于谋反、不道等重罪。
“以功覆过”，是指犯罪者如果曾对国家有功，审判时可以将功抵过，免于刑事处罚。这一原则主要运用于朝廷大臣犯罪的情况下。其义亦出于《春秋公羊传》。汉宣帝时，大司农田延年因盗取公物，被人告发。御史大夫田广明称“《春秋》之义，以功覆过”，要求大将军霍光考虑田延年在参与拥立宣帝一事上的功劳，给以宽大处理(14)。“以功覆过”使一些官僚士大夫超然于法律之外，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一个具体体现。
汉王朝除了将以上原则运用于定罪、量刑，在确定有关法律的大政方针时，也多以儒家经义为宗镜。如汉成帝感于“律令烦多”，便援引《甫刑》（即《尚书·吕刑》）之语，诏命“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15)。章帝时，陈宠为尚书，称述《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之义，主张“荡涤烦苛之法”，为章帝所接受。后陈宠为廷尉，“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并提议朝廷平定律令，只保留“与礼相应”，“应经合义者，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16)。章帝本人也曾依据《春秋》和《礼记·月令》之义，“咨访儒雅，稽之典籍”，“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17)。安帝时，司徒鲁恭根据《周易·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建议“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安帝同意实施(18)。经学与法制的结缘，还引起了司法队伍结构的变化。专职司法官吏开始留意和重视经学及治经儒者的作用。如汉武帝时廷尉张汤十分器重儒士兒宽，并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参与审理案件。此外还有许多出身狱吏、法律之吏的官员开始亲自研习儒家经典，且用力颇勤，见效极快。如“少学法于父”，“亦为狱吏”的于定国，宣帝时任廷尉，“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19)。又如陈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20)。这就提高了司法队伍的文化素质。与此同时，大批治经儒者直接涌入司法队伍，更使经学迅速渗入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
应该说，儒家经学与法律结缘，《春秋》决狱的出现，使汉朝的封建统治者获得暴力和怀柔这两种统治方法，以充分发挥刽子手和传教士的双重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改变了繁法严诛的局面，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空间，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象兒宽为政，“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得人心”(21)。又如陈宠“为理官，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和）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22)。另外，就法律本身的发展而言，经学介入法律，使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法律的指导思想，并使“引礼入法”开始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法制史上意义重大。然而，儒家经学内容庞杂，派别众多，《春秋》等儒家经典所表达的观念和理论并不象法律条文那样明确，甚至有前后抵牾之处，所在在判案时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解释。再者，《春秋》决狱多是对经学著作断章取义，缺乏固定界说，容易造成同罪不同罚的混乱情况。这些都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妨碍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魏晋以后，随着经学的政治作用日趋减弱和封建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备，经学对法律的影响尽管依然存在，直接以儒家经义定罪、量刑的现象虽然仍有发生，但已远不如两汉时期那样明显和普遍了。
注释：
①《后汉书·应邵传》。
②《盐铁论·刑德》。
③《汉书·薛宣传》。
④《后汉书·霍谞传》。
⑤《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⑥《汉书·王莽传》。
⑦《春秋繁露·精华》。
⑧《汉书·孙宝传》。
⑨《论语·子路》。
⑩《通典》卷六十九。
(11)《汉书·宣帝纪》。
(12)《后汉书·赵熹传》。
(13)《后汉书·刘恺传》。
(14)《汉书·酷吏传》。
(15)《汉书·刑法志》。
(16)(20)(22)《后汉书·陈宠传》。
(17)《后汉书·章帝纪》。
(18)《后汉书·鲁恭传》。
(19)《汉书·于定国传》。
(21)《汉书·兒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