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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同时期（759.7—12），虽然不到半年时间， 但却是杜甫人生的一大转捩点，是他的多难之秋，内心的失落、生活的艰难都堪称他一生之最。这一时期的病老之叹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继续忧乱伤世，例如，“临衰厌鼓鞞” “故老思飞将” （《秦州杂诗二十首》十一、十九）；二是产生了因老归隐的想法，例如，“与子（按指赞上人）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寄赞上人》）；三是有许多穷老之叹，例如，“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发秦州》），“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同谷七歌》其七）；四是慨叹友情的隔阂，例如，“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发同谷县》）。这一时期杜甫第一次明白地把疾病、战乱、思家三者联系在了一起：“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赤谷》）。总的来说，秦同时期杜甫情绪比较低落，想法也比较消极。
西川时期（760—765），年龄逐渐增大，生活也较秦同时期稳定，总的来说，想法与心境都渐趋平静；同时，由于身体日衰，离家日远，而战乱未息，忆昔、怀乡的心情反倒空前地稠酽；本时期最可注意的一点是，与青少年之间有着明显的冲突，或许跟“更年期”不无关系。这一时期的杜甫不愿意介入政治，严武几乎是强迫他入幕，他才勉强干了四个多月，他只想做一个幽居乡村的准隐士，入世的想法是隐藏得很深了。他早年的入世精神这时已转为一种虔诚的志愿——“壮心”，“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这个“壮心”从此往后一直伴随着他，直至去世。
东川时期（765—767），由于长途旅行，漂泊感比以前强得多，相应地，怀乡情绪也特别浓郁；年龄增大，疾病缠身，衰老之叹与病中之吟也特别多；大概由于夔州生活比较富足，较少贫穷的哀叹。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即杜甫的迟暮意识格外强烈。本时期的病中吟里，有相当多的对朝廷的思念，这是以前各个时期所少有的现象。
荆湘时期（768—770），杜甫的生活基本上是居无安处、乘船漂泊，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日子。因此，他发出了许多流落的哀叹。《逃难》一诗最值得注意，它以“白头翁——逃世难”“枯骨——奔走”“衰病——涂炭”“乾坤万里——莫见容身”等强烈的悖情现象的对比，写尽了漂泊流落之苦。这一时期杜甫也为离乱而忧愁，为自己老大无成而叹息，为知交凋零而感到孤寂；他也会因为思乡而泪流满面，他也坦然承认晚年心境不佳。但是，杜甫毕竟是杜甫，无论到什么时候，他都丢不开早年立下的窃比稷契的心愿，他的积极入世精神是矢志不渝的。在他漂泊湖北时所作的《江汉》一诗中，就表现了他这种穷老弥坚的精神。其中“落日心犹壮”一句，可以比诸曹操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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