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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了1993年至2002年中国GDP增长率与M2年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有一种规律性现象，当GDP年增长7%，M2年增长率为13%至14%时，如果GDP在7%的基础上每额外增加1个百分点，M2则总是要额外增长3个百分点左右。这样的一个1:3规律现象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为什么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与M2年增长率在一定的基点会产生这样严格的1:3对称关系？也许，在没有对其作出基于宏微观经济运行内在联系的透彻分析之前，我们只能将之称为“中国之谜”。不管这个“中国之谜”的答案为何，我们至少可以用这一统计经验说明，没有3个百分点的M2边际增加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那个大体代表了真金白银的1000亿元左右的社会财富。
“货币政策至关重要”不仅源于对货币在经济成长中重要性的认识，而且，这一结论还可以从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中得到进一步的佐证。
199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在世界性通货紧缩趋势下保持内需旺盛的势头。5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在启用国债手段、通过扩大公共建设支出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有关专家测算，1998年至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对GDP年增长率分别拉动了1.5、2.0、1.7、1.8和2.0个百分点，如果剔除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作用，中国5年来的经济内生或自然增长率则仅为6.3%、5.1%、6.3%、5.5%和6%，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GDP年增长率一旦低于7%，政府收入、居民收入、地方经济发展及社会就业等方方面面的矛盾都会激化。尽管国债手段的运用非常成功，但我们已得到的信息则是积极财政政策已准备逐步淡出。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消退后，需不需要货币政策来填补这一调节空间，答案是肯定的。这说明，货币政策将会更重要。
2002年年初，货币当局预期M2年增长率为13%，年底时这一比率近17%；贷款亦增长了18000亿，比年初计划多增加了6000多亿。我认为，正是这种货币政策的积极或松动才出现了2002年GDP增长8%的优良业绩。2003年年初，货币当局已把今年M2增长率定为16%，这是个比较理想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根据“1:3规律”，2003年的GDP年率肯定也能达到8%左右。
在目前条件下，中央银行在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似乎可以让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更多样化、灵活化，以在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银行的再贴现率可以再降至原来的2.16%，这样，不仅会刺激票据市场和商业银行贴现业务的发展，而且还能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生长点，降低企业间相互资金拖欠的比率，在微观经济基础条件改善方面进一步显现“货币政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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